企业的战略类型会影响盈余特征吗?_会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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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hev等就盈余质量的相关问题对企业的CFO进行了调查研究,他们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商业模式是影响企业盈余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它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程度超过了会计准则、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审计师等学术文献中广泛关注的因素。[1]因为商业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运营方式、经营周期等基本信息,因此它对盈余质量会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商业模式是如何具体影响盈余质量的呢?现有文献对此提供的证据很少。①

      基于此,本文选取了反映企业商业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企业战略作为切入点,考察了它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以此来弥补现有文献的缺失。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战略作为企业全局性和长远性的规划是企业一系列决策的起点和基础,这其中当然包括企业的财务决策。[2]因此,企业战略更可能是企业盈余质量影响因素的溯源;另一方面,稳健性的会计原则被认为是可以提升企业盈余质量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重要途径,[1,3,4]②这使得探讨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因素在理论上非常有意义。

      为了实现研究目的,本文借鉴了Miles等的企业战略类型学,按照战略的不同将同一行业内的企业分为三类:探索者(Prospectors)、防御者(Defenders)和分析者(Analyzers)。[5,6]这三类战略组成了一条完整的战略链,其中探索者和防御者位于战略链的两端,分析者则位于战略链的中间。③Miles等认为,探索者是积极创新的公司,他们从未停止过寻找新的产品和市场机会。因此,探索者面临诸多变化和不确定性。防御者则刚好与探索者相反,防御型组织的管理者往往强调组织环境的稳定性,他们会将产品和市场定位在非常有限的领域,所有行动都是为了将变动和不确定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分析者则兼具探索者和防御者特征,也是大部分公司所采取的战略。为了能够比较不同类型的企业战略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将分析型战略作为基准组,主要考察探索者和防御者之间的区别。

      因为探索者和防御者的不同特征,使得他们在会计信息特征方面也会存在显著差异。Bentley等发现,探索者在财务报告方面更激进,从而表现出更高的违规概率,这也导致审计师对其收取的审计费用更高;[7]Higgins等则发现,探索者会更大程度地开展激进的避税活动。[8]本文将现有研究进一步拓展至考察探索者和防御者在会计稳健性特征方面的差异。理论上,不同战略类型的企业对于稳健性会计的需求和供给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分别从三个角度阐述了不同战略类型的企业对于会计稳健性的需求差异:薪酬契约、经营活动、产品与声誉成本,还从企业经营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角度阐述了不同战略类型的企业对于稳健性会计的供给差异。理论分析一致显示,相比防御者,探索者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程度更低。

      实证检验结果与本文的理论预期一致。本文以2007~2013年A股非金融行业的7647个观测值为样本,借鉴Bentley等[7]和Higgins等[8]对Miles等[5,6]企业战略分类的度量,构建了企业战略指数。之后,本文将企业战略指数代入到会计稳健性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当企业的战略类型越有可能是探索者时,其会计稳健性程度越低;当企业的战略类型越有可能是防御者时,其会计稳健性程度越高;分析者的会计稳健性程度则位居其中。在采用多种模型刻画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排除可能的替代性解释以及执行其他的稳健性测试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说明企业战略确实是影响会计稳健性的重要因素。本文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1)已有研究考察了企业战略对薪酬、[9-11]会计控制系统[12]和预算使用情况[13]的影响。新近一些研究则进一步考察了企业战略对会计信息特征的影响。例如,Bentley等[7]研究了企业战略对财务报告违规概率和审计费用的影响,Higgins等[8]研究了企业战略对税收规避的影响,叶康涛等[14]探讨了企业战略偏离行业战略的程度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可以看出,这类跨学科的研究有增长的趋势,但现有证据依然非常有限。我们依然不太了解企业战略在如何影响企业的会计决策以及企业的会计信息特征。本文从会计稳健性视角的研究对已有的文献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和拓展。

      (2)本文的结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会计稳健性影响因素的认识。Watts阐述了影响会计稳健性的四大主要因素:契约、管制、税收和诉讼风险。[3]Watts认为,契约不仅包括薪酬契约、债务契约、公司治理在内的正式契约,还包括管理会计、控制系统等组织安排。[3]然而,现有的文献主要考察了薪酬契约、债务契约、公司治理等正式契约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15-17]却较少有研究从组织安排的契约视角展开分析。本文发现企业战略作为企业组织安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显著影响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因此,这一结论加深了我们对契约与会计稳健性关系的认识。

      (3)本文的结论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投资者在推断企业的会计信息特征抑或企业风险时,可以将企业的战略信息考虑在内。本文借鉴Bentley等的方法,根据企业的财务信息构建了企业战略的衡量指标。[7]因为Bentley等构建的指标体系可以较为便利的复制,因此这一建议对于投资者具有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其次,本文的结论对于准则制定部门也有一定的启示。因为企业战略是影响会计信息的重要因素,因此准则制定部门可以考虑鼓励上市公司披露更全面的战略信息,从而帮助投资者更好地理解企业的财务报表、更有效地对企业估值。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1.企业战略类型学的相关文献

      Chandler首次将企业战略定义为“确定企业基本的长期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路线和资源分配方式”。[2]除此之外,Chandler的一个更重要观点是“战略决定结构”,也就是说,企业的组织结构要与企业战略相对应。[2]Chandler的这一结论演绎出了美国现代公司管理框架产生和发展的普遍现象,构成了战略管理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在Chandler的基础上,后续学者进一步发展了战略管理理论。他们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为企业多样化战略的分类设计一个更精确的系统,从而更好地描述企业现实。Rumelt基于产品市场的相似性,创造了我们今天经常沿用的企业战略范围:单一业务公司、重点垂直、关联集约、关联扩散和非关联。[18]之后,Miles等提出可以将企业战略分为探索者、防御者和分析者三类;[5,6]Porter则提出了“一般性竞争战略”观点,将企业战略分为成本领先和差异化两类;[19]进一步,Treacy等提出了三种战略类型:卓越的执行体制、产品领导地位和顾客亲密度。[20]这些战略分类都试图构建各自的战略链条,从而较好地将现实中不同的企业归类。

      在这些战略类型中,Miles等的分类较为典型并被广为引用。这源于一方面它可以将其他学者对于企业战略的分类包容进来。例如,Miles等的探索者与Porter的差异化战略和Treacy等的产品领导地位相似;Miles等的防御者与Porter的成本领先战略和Treacy等的卓越的执行体制相似。另一方面,后续的学者们找到了有力的经验证据证明该分类法在现实中是有效的。[21,22]而且,诸多实证研究采用这一分类方法,研究了企业战略对薪酬契约、会计控制系统以及会计信息特征的影响。这使得本文的研究可以有效借鉴前人对企业战略的度量方法。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选取了Miles等对于企业战略的分类法,以此考察企业战略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企业战略会影响会计稳健性,源于不同战略类型下企业对于会计稳健性的需求和供给存在显著差异。首先,不同战略类型的企业对于会计稳健性的需求差异可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薪酬契约

      探索者和防御者企业对于管理者薪酬激励契约的设计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Rajagopalan发现,因为探索者企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探索者企业更有可能通过薪酬契约来鼓励管理者的风险承担行为,从而探索者企业管理者的薪酬更有可能基于股票期权,而非固定薪酬。[9]Singh等的研究表明,相比防御者,探索者企业的固定薪酬更少,激励薪酬更多。[10]Simons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则发现,相比探索者,防御者企业管理者的薪酬在更大程度上由预定的预算目标决定。此外,探索者企业管理者的奖金可以占到总薪酬的50%,而防御者企业管理者的奖金只占到总薪酬的25%或更少。[12]综合来看,相比防御者,探索者更有可能对管理者实行股票期权等激励形式。这一薪酬契约的设计使得探索者对于会计稳健性有着更低需求。

      Watts认为,会计稳健性可以有效降低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因此,当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越严重时,企业对于会计稳健性的需求越高。[3]如前所述,探索者企业在管理层薪酬契约的制定过程中,会更多地对管理层予以股票期权等激励形式。Jensen等以及Demsetz都认为,基于股权的激励会使得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更加一致,从而降低了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23,24]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薪酬契约会使得探索者企业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降低。

      Ball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25]他认为,会计稳健性通过及时确认坏消息的方式,可以增加管理者投资净现值(NPV)为负的项目的成本,从而降低管理者通过投资NPV为负的项目所获取的私有收益。当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一致性越低时,管理者从投资于NPV为负的项目中获取的私有收益,越有可能超过企业价值下降所造成的管理者的损失。因此,当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一致性越低时,企业对于会计稳健性的需求越高。[25]因为探索者企业的薪酬契约设计使得该类企业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一致性越高,从而其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越低。

      事实上,LaFond等的研究就发现,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26]因此,从薪酬契约的视角出发,相比防御者,探索者企业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更低。

      (2)经营活动

      探索者企业经营活动的主要任务在于发现并开拓新产品和新的市场机遇,从而探索者企业尤其鼓励创新。[5,6]然而,会计稳健性对坏消息的及时确认和对好消息的延迟确认,会更容易使管理层无法达到业绩指标,从而管理层会通过削减研发和创新支出等短视行为来达到业绩要求。Chang等的实证研究就发现,会计稳健性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27]因此,从经营活动的视角出发,为了不阻碍企业创新,相比防御者,探索者企业对于会计稳健性的需求更低。

      (3)产品与声誉成本

      相比探索者企业,防御者因为极少改变其产品类型并进入新的市场,所以防御者企业的产品类型单一,往往有更多的替代品。这一特征虽然使得防御者的产品和市场地位很难被竞争对手替代,但是一旦发生重大的市场变动,防御者的生存将受到威胁。因此,为了维持其在“夹缝”市场中的地位,相比探索者,防御者会尤其注意保护自己的声誉,避免组织的生存受到威胁。[5,6]

      Watts认为,诉讼风险是影响企业对会计稳健性需求的重要因素。这源于当企业的资产或盈余被高估时,企业更容易遭遇诉讼,且在诉讼失败时面临的处罚成本更高。[3]与之类似,会计稳健性也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声誉损失风险。因为会计稳健性通过及时对坏消息予以确认,可以避免企业给市场制造意外的坏消息,从而降低企业声誉受损的风险。而且,一旦声誉受损,会计稳健性也可以进一步降低企业由声誉受损所带来的损失。例如,Kim等发现,会计稳健性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说明会计稳健性确实可以将企业的坏消息提前“消化”掉。[28]因此,从企业的产品与声誉成本视角出发,相比探索者,防御者对会计稳健性有着更高的需求。

      其次,不同战略类型的企业对于会计稳健性的供给也存在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企业的经营风险与不确定性上。具体而言,相比防御者,探索者企业追求不断创新和开拓新的市场,会使这类企业的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经营风险较大。[5,6]表现在会计信息上,则体现为这类企业所供给的会计信息使得企业对于未来的盈利或损失状况难以预测,从而企业对于“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可确认程度较低。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可确认程度是稳健性会计的重要特征。稳健的会计意味着企业对于“好消息”可确认程度的要求较高,但是对于“坏消息”可确认程度的要求较低。[3]

      从这一角度出发,因为探索者企业对于“好消息”的可确认程度降低,所以会导致会计稳健性降低。但与此同时,探索者企业对于“坏消息”的可确认程度也同时在降低,这使得会计稳健性并不必然会降低。然而,已有研究发现,探索者企业存在更高概率的会计舞弊,[7]说明在面临“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可确认程度同时降低的情况下,探索者企业在主观上会偏向于延迟确认“坏消息”,并尽早确认“好消息”。因此,从企业经营风险和盈利的不确定性角度来看,相比防御者企业,探索者企业具有更低的会计稳健性。

      综合来看,相比防御者,探索者企业对会计稳健性有着更低的需求,对稳健的会计也有着更低的供给。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当企业越有可能采取探索型战略时,其会计稳健性程度越低;反之,当企业越有可能采取防御型战略时,其会计稳健性程度越高。

      二、研究设计

      1.企业战略的度量

      借鉴前人对企业不同战略之间差异的比较,[5,6,12,22]Bentley等[7]和Higgins等[8]构建了企业战略的实证度量方法。与他们的研究一致,本文采用了如下几个指标来构建企业战略指数:(1)企业过去五年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的均值(RD5);④(2)企业过去五年员工人数与营业收入之比的均值(EMPS5);(3)企业过去五年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均值(REV5);(4)企业过去五年销售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的均值(SEXP5);(5)企业过去五年员工人数的标准差除以平均员工人数(σEMP5);(6)企业过去五年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的均值(PPE5)。

      选取这六个指标的原因在于:(1)以无形资产比重近似替代的企业研发投入状况RD5反映了企业开发新产品的倾向。防御者和探索者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探索者企业会更倾向于开发新的产品,进入新的市场,而防御者则较少进行研发,而是专注于强化已有的产品和服务;(2)员工人数与营业收入之比EMPS5则反映了企业有效生产和分配其产品与服务的能力。这一比重越高,代表企业的这一能力越低。因为探索者更加注重企业的发展和对新市场的开拓,因此探索者的组织效率较低。防御者为了保住现有的市场,则非常注重提升员工的效率,从而防御者企业EMPS5的值会较低;(3)REV5反映了企业的历史增长状况。探索者企业的不断进取使得它的成长速度更快,而防御者在发展过程中则更加保守,且防御者企业生产能力的扩充更多地依赖于企业内部的积累,因此其增长相对缓慢;(4)SEXP5代表企业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这一比值越大,说明企业在市场营销方面有着更大的支出。Miles等认为,在探索者企业中,市场营销人员是主导联盟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之一。[5,6]为了不断开拓新产品和新的市场机遇,企业需要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在与顾客的沟通交流、市场营销人员的培训、市场的开发等。因此,探索者企业的销售费用会较高。反观防御者,这类企业中财会人员和生产技术人员是主导联盟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技术效率是组织业绩的关键,因此防御者会尽量节省成本。此外,因为防御者在其“夹缝”市场中往往有比较稳固的地位,竞争对手很难取代其地位,且防御者企业的产品很少改变,因此这类企业的营销动机较小,从而销售费用会较低;(5)σEMP5反映了企业员工的波动程度。Miles等认为,在探索者企业中,为了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主导联盟的任期一般不长,关键管理人员可以从外部聘请,也可以从内部晋升。此外,业务和产品市场的不断改变,也使得员工需要不断更新。因此,探索者企业会经常面临老项目的淘汰而带来员工的大量出走或因为新项目的开发而带来新员工的大量进入,从而探索者企业员工的波动性会很大。防御者企业则刚好相反,这类企业主导联盟的任期很长,且一般从组织内部晋升。此外,防御者企业的业务活动很少变化,员工只需要将现有的知识不断强化即可。因此,防御者企业员工的波动性会较小;[5,6](6)最后,PPE5反映了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PPE5越大,代表企业采用机器设备而非人工的程度越高。为了将变动和不确定性降低到最低程度,防御者企业会尽量固化所有过程,从而会尽量由机器来取代人的工作。因此,防御者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会较高。探索者企业则更加强化人的作用,为了提高组织的灵活性,他们会尽量降低标准化程度,从而这类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较低。

      Miles等认为,战略的不同并不是因为企业所处行业的不同。相反,在任何行业都会存在采用不同战略的企业,这才是一个均衡的市场状况。[5,6]因此,Miles等对于企业战略的分类是基于行业内部企业的一种分类,而非对行业的分类。基于此,在确定好上述六个指标之后,本文按照年度和行业的不同将企业分成五等,并按照数值的大小对每个企业的相应指标分别赋值为1、2、3、4、5(PPE5是一个例外,它属于反向指标)。⑤⑥然后,将所有企业这六个指标的相应赋值进行加总,则得到本文的企业战略指数即STRATEGY。因此,STRATEGY是一个位于[6]闭区间的变量。STRATEGY越大,代表企业越有可能是探索者,STRATEGY越小,企业越有可能是防御者。

      2.实证模型

      为了考察企业战略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衡量企业会计稳健性的模型。在现有的实证文献中,Basu的盈余—股票报酬模型使用频率是最高的。[29]基于此,本文采用Basu的模型作为基础,构建了如下用于检验本文研究假说的实证模型:

      

      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

等于企业每股净利润除以期初股票价格,其中,净利润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借鉴祝继高的研究,[30]R表示公司当年经市场收益率调整之后的股票收益率;⑦DR为公司股票收益率的虚拟变量。具体而言,当R小于0时,DR取1;否则为0。

反映了在“好消息”的情况下,会计盈余的反映系数,而

则反映了相比“好消息”反映到会计盈余中的速度,“坏消息”反映到会计盈余中速度的增量。因为会计稳健性意味着相比“好消息”,“坏消息”将更加及时地被确认在会计盈余中。因此,一般而言,

越大,会计稳健性程度越高。

      本文试图探讨企业战略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主要通过

来反映。因为本文的研究假说认为,相比防御者,探索者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程度更低。因此,预期

显著为负。

      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因素,借鉴以往研究,分别控制了企业的市账比(MB)、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以及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其中,MB等于企业的股票市值除以所有者权益;SIZE等于企业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EV等于企业期末总负债除以期末总资产。按照证监会的行业分类,将企业分为21种不同的行业,并据此设置了20个行业虚拟变量。行业虚拟变量一方面可以控制会计稳健性的行业效应,另一方面也可以控制诉讼风险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因为已有研究主要通过区分不同行业的诉讼风险大小来控制诉讼风险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31,32]年度虚拟变量则用于控制会计稳健性的年度效应。

      3.样本选择

      为了实现研究目的,本文选择了2007~2013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共15091个公司/年观测值作为初始研究样本。样本区间之所以从2007年开始,主要是为了防止会计准则变迁对结论的影响。在这一初始样本的基础上,本文执行了如下筛选程序:(1)剔除了属于金融行业的共244个观测值;(2)在计算企业战略指数的过程中,需要用到企业过去五年的财务数据,且过去五年的财务数据不能有缺失,这使得本文损失了共6963个观测值;(3)进一步剔除了其他变量缺失的共237个观测值。最终,共得到涉及1476家公司的7647个公司/年观测值。本文所使用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三、实证检验

      1.描述性统计

      表1的Panel A列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为了防止异常值对结论的影响,本文对除DR和STRATEGY之外的变量进行了上下1%缩尾处理。结果显示,

的平均值为0.014,小于中位数0.016,说明样本企业的会计利润是左偏的。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会计稳健性原则的运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企业向下的盈余管理造成的,即“洗大澡”行为;[33]R的平均值为-0.040,大于中位数-0.097,说明样本企业的股票回报是右偏的。

      表1的Panel B列示了变量的相关系数情况。结果显示,除R和DR的相关系数之外,其他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在0.5以下,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2.多元回归结果

      为了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说,在表2列示了模型(1)的实证检验结果。表2的第(1)栏是Basu盈余—股票报酬模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R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显著为正。更重要的是,本文发现DR×R的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显著为正。这说明相比“好消息”,“坏消息”会更快地反映到会计盈余中,符合会计稳健性的特征。在经济意义上,“坏消息”反映到会计盈余中的速度是“好消息”反映到会计盈余中的速度的2.33倍(1+0.016/0.012)。表2第(1)栏的回归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Basu的盈余—股票报酬模型在中国是适用的。

      本文进一步在表2的第(2)栏列示了加入企业战略及其他控制变量之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与预期一致,DR×R×STRATEGY的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回归系数=-0.004,t=-2.18)。这说明当企业执行的战略越有可能是探索者战略时,其会计稳健性程度越低。当企业执行的战略越有可能是防御者战略时,其会计稳健性程度越高。这一结果印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与预期一致,DR×R×MB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市账比越高的企业,会计的稳健性程度越高;DR×R×SIZE的回归系数虽然为负,与预期一致,但是并不显著。这或许因为会计稳健性模型经常需要三个变量交乘,这可能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而使得我们难以观察到显著的结论;DR×D×LEV的回归系数为正,这说明企业的债务水平会提高会计稳健性,与Watts的理论分析一致。这源于企业的负债越多,债权人为了防止企业激进的财务行为造成的可能损失,会要求企业采用较为稳健的会计政策。[3]此外,本文发现,模型调整的R[2]达到了约30%,这说明本文的实证模型有较好的解释力。

      3.稳健性测试

      (1)改变会计稳健性的度量方法

      会计稳健性的度量模型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本文的结论是否可靠。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会计稳健性度量方法所带来的偏差,本文还使用了其他两种用得较为广泛的度量会计稳健性的模型,分别是Basu的盈余持续性模型与Ball等的应计—现金流关系模型。[29,34]在这两个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设置了如下两个实证模型:

      

      

      模型(2)中,

表示企业从t-1年至t年总资产净利润率的变化值;

表示企业从t-2年至t-1年总资产净利润率的变化值;

是一个虚拟变量,当

小于0时取1,否则为0。对于模型(2),当

显著为负时,意味着会计的稳健性特征是存在的。因为本文预期探索者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程度较低,因此预测

的回归系数会显著为正。

      模型(3)中,ACCRUAL等于企业当期的应计利润总额除以期初总资产。其中,应计利润总额等于净利润减经营活动净现金流;CFO等于企业当期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除以期初总资产;DCFO是一个虚拟变量,当CFO小于0时取1,否则为0。对于模型(3),当

显著为正时,意味着会计的稳健性特征存在。因此,预测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列示在表3。表3的左半部分列示了Basu的盈余持续性模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因此Basu的盈余持续性模型也说明会计稳健性在样本中是存在的。进一步,

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显著为正(回归系数=0.043,t=3.76),说明探索者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程度要显著低于其他战略类型的企业,盈余持续性模型的结果再一次印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表3的右半部分列示了Ball和Shivakumar的应计—现金流关系模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DCFO×CFO×STRATEGY的回归系数与预期一致,在10%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回归系数=-0.008,t=-1.76)。因此,应计—现金流关系模型也印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2)调整企业战略的度量方法

      首先,将衡量企业战略的第一个指标——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予以剔除,重新计算了企业战略指数。未报告的结果显示,本文关键指标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回归系数=-0.003,t=-1.80)。

      其次,定义了两个虚拟变量,分别为PRO和DEF。具体而言,当企业的战略指数大于22时,PRO赋值为1,否则为0;当企业的战略指数小于14时,DEF赋值为1,否则为0。⑧因此,PRO代表实行探索者战略的企业,而DEF代表实行防御者战略的企业。将这两个虚拟变量放入模型(1)替代企业战略指数之后,对模型(1)重新进行了回归。未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DR×R×PRO的回归系数在10%的置信水平边际显著为负(回归系数=-0.023,t=-1.60),DR×R×DEF的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显著为正(回归系数=0.038,t=-2.09)。这说明相比分析者企业,探索者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程度更低,而防御者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程度更高。此外,本文还将分析者企业从样本中予以删除,而仅仅比较探索者企业和防御者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程度。未报告的结果显示,DR×R×PRO的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回归系数=-0.054,t=-2.14),再一次印证了上述结论。

      最后,本文还采用了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构建企业的战略指数。具体而言,对企业战略组成的六个指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并选择第一主成分作为新的战略指数。在第一主成分中,六个变量(RD5、EMPS5、REV5、SEXP5、σEMP5和PPE5)的载荷系数分别是0.311、0.524、0.502、0.450、0.364和-0.205。可以发现这六个变量的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测完全一致,证明战略指数构成变量的选取是比较合理的。将第一主成分作为新的战略指数,重新对模型(1)进行了回归。未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本文关键指标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回归系数=-0.009,t=-1.82)。

      (3)内生性问题

      ①虽然本文发现企业战略会影响会计稳健性,但是这一结论很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具体到本文,一个可能的机制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风险偏好者,一方面会影响企业战略,使得企业更有可能选择探索者战略,另一方面也会选择较激进的会计政策。此时,企业战略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则是由遗漏变量造成的。虽然在理论上我们认为这一影响机制的可能性较小,因为企业的战略是相对稳定的,并不会随着管理层的变更而发生很大的变化。正如Chandler所阐述的“战略决定结构”。也就是说,企业战略作为企业全局性和长远性的规划,它是企业一系列决策的起点和基础,从而它更有可能是影响企业行为的基础性的先决条件,而非企业行为的副产品。[2]不过,为排除这一替代性解释,本文仍然尝试着进行了如下测试:首先,本文发现,企业当年的STRATEGY和上一年STRATEGY的相关系数为0.87,说明企业的战略类型是相对稳定的,从而说明管理者的更替对企业战略的影响有限。其次,在模型中控制了管理层的风险偏好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具体而言,分别将高管中男性的比例、高管成员的平均年龄、董事会中男性的比例、董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这四个变量及其与会计稳健性模型各变量的交互项加入到实证模型中。近年来兴起的从管理层特征视角出发研究企业行为的文献发现,因为男性更有可能是风险偏好者,因此男性高管/董事比例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从事风险较高的行为。[35,36]此外,管理层的年龄也可以反映其风险偏好水平,年龄越小越会倾向于进行风险型投资。[37]因此,上述变量可以较好地控制风险偏好这一可能的遗漏变量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未报告的结果显示,在加入上述变量之后,本文关键指标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回归系数=-0.004,t=-2.30);此外,本文还单独考虑了CEO和CFO的性别与年龄对结论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CEO和CFO是影响企业战略与企业财务行为的最重要的两类主体。具体而言,本文将CEO性别、CEO年龄、CFO性别和CFO年龄这四个变量及其与会计稳健性模型各变量的交互项加入到实证模型中。未报告的结果显示,在加入上述变量之后,本文关键指标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回归系数—0.004,t=-1.74)。

      ②为了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对结论的影响,本文还执行了Heckman两阶段回归。这一方法主要用来解决企业战略的自选择问题。例如,当某一因素会使企业更有可能选择探索型战略,且这一因素又影响了企业的会计稳健性,那么我们的结论就存在自选择偏差问题。为此,采用了Heckman两阶段回归的方法对自选择偏差问题进行处理。具体而言,首先建立了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的模型:

      

      模型(4)中,PRO和DEF均为虚拟变量,当企业执行的战略为探索型时,PRO取1,否则为0;当企业执行的战略为防御型时,DEF取1,否则为0。SIZE、MB和LEV在前文已有定义;ROA表示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STDROA表示企业过去五年ROA的标准差;SOE表示企业的产权性质,当企业的最终控制人为国有时,SOE取1,否则为0;TOP1表示企业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此外,考虑到企业所在的地区也有可能影响到企业战略的选择,还加入了一组企业所在省份的虚拟变量REGION。

      之后,分别对因变量为PRO和DEF的模型(4)进行了Probit回归,并计算出了两个IMR(Inverse Mills Ratio),分别命名为LAMBDA1和LAMBDA2。最后,将LAMBDA1和LAMBDA2加入到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即为控制了自选择偏差之后的结果。上述回归结果列示在表4。Heckman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高成长性、高业绩、高业绩波动以及民营性质的企业更有可能采取探索型战略,但更不可能采用防御型战略。此外,小规模的企业更有可能采取探索型战略,低负债的企业更有可能采取防御型战略,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采取防御型战略。这些结论与经验基本相符。

      Heckman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控制自选择偏差的LAMBDA1和LAMBDA2这两个变量之后,DR×R×STRATEGY的回归系数仍然在5%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说明本文结论并没有受到自选择偏差的影响。

      

      (4)其他稳健性测试

      ①在构建企业战略指数时,其中一个指标是营业收入的增长率。然而,模型的控制变量市账比(MB)也经常被作为企业成长性的替代变量。为了防止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将MB及其相关的交互变量从模型中予以剔除。未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本文关键指标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回归系数=-0.003,t=-1.98);

      ②为了防止企业的“洗大澡”行为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剔除了净利润为负的样本。未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本文关键指标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回归系数=-0.002,t=-2.18);

      ③盈余管理可以解释本文的结论吗?Bentley等[7]发现,探索者企业更有可能向上操纵企业的盈余,从而会计舞弊的概率更高。因为会计稳健性与企业的盈余质量显著相关,[38]那么本文的结论是否是因为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造成的呢?为了排除这一替代性解释,采用调整的Jones模型[39]计算了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DA,并将其放入模型(1)。未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DR×R×DA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回归系数=-0.278,t=-3.64),说明盈余管理确实降低了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但是,本文的关键指标DR×R×STRATEGY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回归系数=-0.004,t=-2.33),说明盈余管理并不能解释企业战略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四、研究结论

      与以往的文献不同,本文借鉴战略管理学的研究成果,从企业战略的视角探讨了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因素。将企业战略指数引入会计稳健性模型之后,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当企业的战略类型越有可能是探索者时,其会计稳健性程度越低;当企业的战略类型越有可能是防御者时,其会计稳健性程度越高;分析者的会计稳健性程度则位居其中。在经过变更度量会计稳健性的模型、排除可能的替代性解释以及执行其他稳健性测试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本文的结论表明,战略是影响企业会计信息特征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印证了Dichev等人调查研究的结论:商业模式是影响企业盈余质量的首要因素。[1]此外,这一结论也加深了我们对企业稳健性会计政策形成原因的理解。

      ①Dechow等研究了公司的哪些基本特征会影响盈余质量。他们发现,公司规模、业绩、成长性、投资等显著影响了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从而影响了盈余质量。这些公司的基本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会反映企业的商业模式,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商业模式的结果,而非商业模式本身。

      ②Dichev等询问企业的CFO:“哪些会计政策有可能提升企业的盈余质量?”结果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收入与费用的匹配”,排在第二位的则是“稳健性会计原则的采用”。

      ③在Miles等的原始分类中,他们将企业战略分为四类:探索者、防御者、分析者和反应者(Reactors)。但他们认为,反应者战略在长期来看是不可行的,而且往往难以辨认。因此,本文主要关注另外三种可行与可辨认的战略类型。

      ④在Bentley等和Higgins等的文章中,他们采用的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的比重。但是,中国现行的财务报告制度并不强制上市公司披露研发投入信息,因此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这一信息都是缺失的。基于此,借鉴叶康涛等人的研究,采用无形资产的比重来近似替代企业的研发投入状况。因为企业研发投入的一个客观经济后果之一便是形成无形资产。为了防止这一替代对本文结论的影响,将这一指标删除之后重新计算了企业的战略指数,结果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

      ⑤按照证监会的行业分类,将除金融行业以外的所有行业分为21类,其中制造业按照二级代码分类,其他行业则按照一级代码分类。

      ⑥这其中有一个特例——PPE5,它的赋值会与其他变量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当企业的PPE5位于当年度/行业最高的20%时,企业被赋值为1,这是因为本文预期探索者企业的PPE5会较低。对于其他指标,本文则预期探索者企业相应指标的数值会较高。

      ⑦企业第t年的个股收益率为t年5月至t+1年4月的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个股回报率,第t年的市场收益率为t年5月至t+1年4月的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市场回报率(等权平均法)。通过市场收益率的调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这对于同涨同跌现象严重的中国股市尤其重要。

      ⑧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是随意选择了两个临界点来划分企业是否属于探索者和防御者。之所以选择22和14,是因为这可以刚好使得在我们的样本中,探索者和防御者的占比差不多,分别为17%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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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战略类型会影响盈余特征吗?_会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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