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说析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安乐论文,学说论文,伦理论文,角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 美国学者安乐哲先生长期致力于中西比较哲学的研究，成果颇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儒家角色伦理”是安乐哲近年来着力阐发的用以解读儒家伦理的新思路。他认为，儒家以家庭观念为起点，逐步提升至具体的人际关系；人依靠关系而存在，角色不是客观的，而是一种相对的关系；“孝”是角色伦理学的基础等等。具体说，“儒家角色伦理”强调了处于不同角色和关系中的个人是相互依赖的，因此具有关系性、开放性和社群主义的特征，从而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其次，儒家角色伦理具有丰富的内涵，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和正义地行事，并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有若合符节之处，即通过特定的角色和关系，个人在社群中能够获得最大的成就。本文通过对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的基本立场、核心观点和理论得失等的分析，以期比较全面地理解和评价这一学说，深化对儒家伦理的根本特征和时代价值等问题的认识。 一、“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主要内容与理论依据 安乐哲关于“儒家角色伦理”的论述集中在Confucian Role Ethics(儒家角色伦理)一书，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哲学体系及其架构：第一，理解儒家的“阐释域境”，与西方的二元论和绝对超越相区别。儒家文献所反映的宇宙观是关联性的，万物互系，并有很大的创生力，以《易经》为代表。第二，个体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成人”的过程，个体的实现离不开他所处的角色和关系，并由家庭关系延伸至社会，具有开放性，不同于个人主义。第三，“儒家角色伦理”集中体现在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有道德的人，它的具体德目包括：“仁”；推己及人之“恕”；竭诚尽心之“忠”；诚实不欺之“信”；至中之“礼”等。第四，儒家以人为中心，有一定的宗教性，这一过程性的宇宙观不同于实体存有论，寓含着丰富的创造性。此外，安乐哲也指出了儒家角色伦理的局限性，即过分夸大人的作用，而具有一种类似于西方“意志主义”的倾向。(cf.Ames，p.263) 首先，“儒家角色伦理”关心的不仅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角色，而且具体到不同角色在不同情境下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其特征是： (1)“角色”是不断完成的，有着动态的生成过程。个体在理解自身角色的基础上，扮演好特定的角色，处理好一定的社会关系，并按照其规范生活。安乐哲指出：“儒家的角色伦理学并非是从分离、辨析和解释某些道德行为中的偶然因素、某些原创性的原理或行动者的能力入手的，相反，儒家角色伦理学是从考虑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始的”。(Ames，p.189)由此角色的复杂性和冲突性就凸显出来了，比如“忠孝两难”、“情理之别”等。在先秦的典籍中，客观情境和历史事件的描写十分普遍，在这些描写中清晰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道德冲突的看法和态度。“亲亲相隐”、“窃父而逃”、“封弟有庳”等情境，反映了道德与法律的冲突、情感和理性的冲突、不同角色之间的冲突等。儒家要求在具体的场合中，应有所权衡变通、因时制宜，达到自我实现和兼顾他人的统一。 (2)“角色伦理”是持续稳定的，有着相对稳定的生活模式。并且，角色伦理有这样一个逻辑，“当一个家庭成员表现得出色时，其他成员也会如此，成为一个好的教师的唯一途径是拥有优秀的学生”。(ibid，p.261)在这些不同的角色之中，“对于儒家，每一种境遇需要必要的、与之相应的换位性道德想象力(恕)，然后，还要求助于最大限度地尽其诚意(忠)，以便实现最佳的适当性(义)”。(安乐哲、罗斯文，2010年，第100页)在一定意义上，角色伦理并非单纯的思想道德意识，同时也是一种在实际的角色和关系中由积累而成的习惯性和适宜性。亚里士多德曾说：“一切德性通过习惯而生成，通过习惯而毁灭，人们通过相应的现实活动，而具有某种品质，品质为现实活动所决定。”(亚里士多德，第25页) (3)“角色伦理”是一种具体理性，而无意于抽象性的原理或规则。“儒家角色伦理当然也为行为提供指南，但是，它倾向于关注具体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中的角色，而非抽象原则。从本质上说，这些角色的言传身教性重于抽象性。对作为兄弟或儿女的角色的洞察直接来自于我们的生活经验。”(Ames，p.161)职分不同，君臣、父子、师生之间的伦理角色定位也就不同：君臣间以义为重，父子间以恩为重，师生间恩、义并存。君臣间处理公共事务，臣的任务就是批评、端正君，故应“犯”，犯颜直谏；然而在家庭伦理中，尤其是子对父，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之过”，应当“隐而不犯”，用“几谏”，但如有“大恶”，则仍应犯颜，做“争子”。这就是儒家伦理的具体性。以上这些伦理的背后，有着统一的天道、天理，而在一定意义上，天理、人情、法律有统一性。基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个体的角色也是时有冲突的，传统的典籍中不乏类似的论述，并不停地寻求解决之道，以通过道德人格理想来防止血亲伦理的滥用，破坏公共事务。在儒家思想的价值体系中，没有纯粹抽象、脱离经验层面的绝对普遍性，儒家伦理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落实在人伦实践中，带有一定的宗教性，且其规范性和具体性是并行不悖的。 关于儒家伦理性质的讨论，过去大多学者主要从德性伦理或道德哲学的角度出发，进而与西方的德性伦理学、规范伦理学作比较。但安乐哲注意到，中国哲学有着与西方传统截然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发展路向，因而简单地以西方伦理学的理论来比附和解读儒家伦理是不足取的。因此他指出：“尽管儒家角色伦理学确实跟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比跟康德或功利主义论理学具有更多相似性，但我们并不认为‘道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适于描述孔夫子及后儒的养成性道德感受观。因为道德伦理学的概念基础乃是个人主义，而且是靠理性发展起来的。”(罗斯文、安乐哲，2010年，第58页)基于此，他提出：“正是这种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关联性生活以提高和改善我们的生活角色与人际关系的持续过程，促使我们把儒家道德描述为一种‘角色伦理’，并主张儒家角色伦理学是一个有别于西方哲学而自成一格的伦理学取向”。(安乐哲、罗斯文，2013年，第50页) 其次，安乐哲等将儒家伦理学界定为“角色伦理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认识： (1)中国的思想中没有明确的二元论思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超越观念。中国哲学并不以普遍的知识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或者说，中国古代的学者并没有关于普遍性知识的自觉意识。而西方文化从形成开始，就寻求超越的存在者和理则，由这种超越性所涵衍的二元论，受到广泛承认。(参见安乐哲，2006年，第471页)在早期柏拉图的作品中，有很多寻求定义或“理念”一类的对话，其对于普遍观念的思考和追寻可谓不遗余力，正印证了“不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句名言。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而上学》一书开头就对知识进行划分，感觉、记忆、经验和技能的知识与智慧所把握的知识是截然不同的。西方伦理学所追寻的普遍性更多地是从绝对普遍这一层面上来讲的，因此在西方世界有二元论(包括物质与现象、主观与客观、现象与本质等)的出现。所谓绝对普遍，是脱离时空、超越经验的，是纯粹概念思辨的产物。此外，主客二分，普遍性被限定在了抽象的逻辑法则所建构起来的体系内，同时也被限定在客观世界之中，纯粹意义上的抽象的先天命令只存在于上帝那里，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类历史是不相一致的。 与之不同的是儒家伦理学，它并不是从绝对普遍出发，而是立基于现实的道德生活。因此，在儒家传统中，对于伦理和道德价值的追寻深入到了人自身的存在过程之中，而不仅仅停留于先天的、抽象的原则。正如安乐哲所指出的：“儒家角色伦理学不搞‘简单位置谬误’，也不采用随意性事例；它不依赖西方那种‘公正原则概想’，或者原教旨性个人主义。古典儒家经典所思考的是直接经验性的情况，所讲述的是人的实际生活经验，是把直接生活经验作为理念抽象的最终源泉。”(安乐哲，2014年，第8页) (2)中国哲学是过程哲学，不是封闭式的预设哲学。与西方超越性思维相区别，中国人的思维是关联性思维，与此相应，中国的语言也是关联性、修辞性、审美性的语言，而“关联性语言就是过程语言”。(参见安乐哲，2009年，第221页)过程哲学无疑突出了开放性和实用性。正因为是过程性的主体，人具有了多种创造性、潜在性和开放性，人能不断地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中国哲学生生不息的主要依据。儒家传统中没有超越的上帝，它强调的是道德生活的现实性、中和性和关联性，普遍的人的德性是与特定角色所具有的德性相统一的。 值得注意的是，安乐哲关于“儒家角色伦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早期儒家，且认为角色伦理与美学、宗教哲学是相贯通的。儒家对于家庭角色和关系的重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教育和修养等人格成长过程，并通过社会管理和道德约束来引导人们的言行和性情，从而使内心获得安定和平静。在儒家传统里，对父母的孝，对兄长的悌，并进而由家庭中的感受扩展至社群、国家乃至宇宙，它来源于现实中的生活经验，而没有依赖“形而上的假设或者超自然的思辨”，超越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因此，不仅个人与家庭、与社会、与国家是相关联的，孝、忠、友、信等也是“持续关联性”的，这是儒家思想的特征之一，也是儒家学说得以传承不已的原因所在。 二、“儒家角色伦理”学的理论特色 1.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 人类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政治、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安乐哲称之为“全面风暴”(perfect storm)，必须引起全世界人们的关注。这一危机四伏局面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并反过来影响了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在安乐哲看来，要从价值观、目的论乃至生活实践等方面寻求对治全球性问题的良方。具体说来，西方“这种自治的个人主义的概念是构成现代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基础，它至少在这两个方面造成了负面影响：第一，它使得自由的资本主义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快速发展，为一种不受约束的个人自由提供证明，将这种道德诉求作为政治正义的根本和终极来源，随后反对正义的任何定义，视阻碍这种自由的观念为根本的不道德。第二，其普遍性已在西方知识分子思想中牢固确立，使得知识分子，除了在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一种差不多的没有面孔的集体主义之外，几乎不可能去看到替换这种已然确立的个人主义的其他选择”。(安乐哲，2013年，第7页)事实上，在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的比较中，我们看到，儒家的个人观念不仅是关系中的个人，也具有相对独立的个体人格(如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为己之学”等)，而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西方德性伦理，也并没有忽视个体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和角色。 基于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的反思，安乐哲指出，儒家角色伦理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是西方自由传统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在进行中西哲学比较建构时，他一贯坚持实用主义与儒家哲学的一致性和契合性，他说：“这两种哲学都源于一种关系性的和动名词性的独特的人的观念，这种观念全然不同于一种基础的个人主义的观念。这两种哲学坚持认为，要对任何的人类经验进行理论化，必须以经验为依据，并且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它的最终保证。这两种哲学在这个层面上达到了顶峰。”(同上，第9页)个体是关系性的存在，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行为过程，正是社会关系和角色扮演，塑造了个体的独特身份和地位，因此人应该回到自己的社会关系之中。在这一意义上，“儒家角色伦理”突出了个人的社会性和关系性。他指出：“儒家角色伦理学是一种尝试。它尝试表达一种道德哲学(sui generis moral philosophy)，让这种传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整体论的哲学是建基于关系的首要性之上，而且挑战一种基础性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将人定位为不相关联的、自治的、理性的、自由的，时时自利的个体。儒家角色伦理学从人的概念的关系构成开始，将家庭角色和关系作为发展完善道德的进入点，援引道德想象和在关系中的成长，作为人类道德的本质，其中包含以人为中心的宗教感，这与亚伯拉罕宗教截然不同。”(同上，第13页) 安乐哲还指出，立身于生活经验之上的“儒家角色伦理”侧重于关系中的生成，意义也是不断生成变化的。“人的本质自性，与其说是现成的，不如说是在家庭与群体关系中不断形成的。在儒家的关系模式里，我们并非‘群体中的个体’，而是由于与群体的有效相连，我们才变成了关系中的个人。我们能够有效地与他人说话，因此变得有思想并逐渐扩大为家庭和群体。”(Ames，p.76)“角色伦理”常常与关系的、功能性的、他律的、特殊性的等形容词联系在一起，它突出了人的社会性和外在性，而忽视了作为主体的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儒家角色伦理学，则是基于将人视为处于互系的观念，将人家庭角色及关系作为修养道德能力的起步；这样，它在精神上呼唤道德想象，并能激励通过人的相系而生成的道德力”(安乐哲，2014年，第7页)，所以安乐哲认为儒家的关系性伦理中的个体主义观念是极为淡薄的，以此区别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独立的个体。 在郭店楚简中，作为人的六种关系的“六位”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人首先是处于一定角色和关系中的，如此又各有其职，各有其德，需要按照既定的品质规范而行。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儒家角色伦理”的有力佐证。关于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问题，楚简《六德》篇指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夫、妇、父、子、君、臣为“六位”；与之相应，此六位各有其职，分别对应于率人者、从人者、教人者、学者、使人者和事人者，称为“六职”；此六职又各有相应之德，分别对应于圣、智、仁、义、忠、信，称为“六德”。第二，“六位”之间有内外之别，父、子、夫为内；君、臣、妇为外。第三，“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义”，“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极为重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六德》篇中，“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反映了早期儒家学说中最本质、最基础的伦理内容。(参见徐少华，第381页)从一定意义上说，“六位”、“六德”又不等同于“角色伦理”，因它并没有把“亲亲”的原则绝对化。此外，相对而言，“忠”和“信”的普遍性意味更为强烈，并较少地关联到伦理关系中的特定角色。儒家认为，对于父母兄长的孝悌和仁爱是发自于本心，内在于人性之中的，是人最自然本真的真情实感。但是，安乐哲“角色伦理”学说对于关系和角色的强调，容易让人将儒家伦理与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等画上等号，近年来对儒家血亲伦理的批判即与此有关。 2.开放性和关联性特征 安乐哲的比较哲学研究强调中西之异，拒绝用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和超越性的上帝观念来解读儒家伦理，以期让西方学者了解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角色伦理，进而提供一种全新的对治全球危机的办法。他指出，儒家伦理本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注重变化和过程，立足于关联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渗透到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并处于周而复始的变化发展过程之中。“儒家角色伦理学需要的则不是某种客观理性，而是深厚涵融的智慧。它是全息性的，其中手段与目的合而为一。”(罗斯文、安乐哲，2010年，第56页)具体来说，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仁”、“义”、“礼”、“和”等概念最具代表性。 “儒家角色伦理”的开放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其一，儒家首先关注的是原初的生活，不离日用常行，落实在行住坐卧的具体世界，不探求绝对超越的实体存在，从而由具体的规范和礼仪抽象化为普遍遵守的原则。此外，这一普遍性是主客不分、形上形下合二为一的，不离主观世界的非本质主义，这也是儒家道德和伦理的基础。人自身的存在和生活经验，是考察普遍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向度。其二，儒家思想注重教养和人格成长的过程，因此在建构社会性关系的同时，也极为重视个体的心性修养和独立人格，包含着丰富的实践理性智慧。在处理理想和现实、理性和实践之间的张力问题上，儒家伦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儒学思考人的问题，注重的是人的整体性和社会性，因此，了解我们自己，需要根据我们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这就与西方伦理截然不同。“儒家角色伦理”极为重视中华文化的“阐释域境(contextualization)”，力图避免把儒家伦理强塞进西方的概念和话语体系中。此外，安乐哲阐释了儒家角色伦理的关联性特征，儒家主张关系性的自我(relational self)，而非原子式的自我(atomic self)，个体在家庭、社群、国家等构成的角色与关系中实现自身。这种主体观念表现在政治理论上即社群主义，提升个体的责任感，从而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相抗衡，进而有助于当代社会的政治建构和民主社会发展。 如“仁”是多层次、多维度的规则，体现了儒家伦理的具体的普遍性。从社会关系和角色伦理的角度来看，“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主体的行为规范要符合“礼”的要求，个人的角色与其在所属的社会团体中担负的责任密切相关。从家庭关系上来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践行仁德需从孝悌着眼，突出了家庭伦理的重要性。从社会交往上来看，仁人要具有五种品德：恭、宽、信、敏、惠。从道德主体的角度来看，“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此外，“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仁德须臾不可离，具有广泛的约束性。“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仁”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和伟大的力量，言出必行，但又不鲁莽、暴躁。“仁”同样是“儒家角色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安乐哲指出：“当仁在更为抽象的意义上被提及时，它具有开放性的一般化的意义，脱离了特定的历史语境，而非提及固有的必须的元素，这才是作为人类整体的称之为人之‘存在’的特有本质。‘仁’是在与周围人的互动中由于不断的教化和熏染而形成的一套个人行为，而不是按照抽象的道德原则而行。”(Ames，p.180) 此外，“儒家角色伦理”的开放性和丰富性不仅体现在具体的道德德目上，也体现在普遍的道德原则上。在儒家伦理中，普遍的道德原则与人的特殊存在境遇的统一是常见主题。在“礼义”、“忠恕”等道德观念以外，儒家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则是经权相济、经主权从。具体来说，“经”是指事物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方面；“权”是其特殊性和相对性方面，对具体的情境作具体的分析。另一方面，“经”本身又是主客合一的，既有原则性，又有与具体情境相权衡的实质性的一面。经权关系中，“经”始终是第一位的，不能违背的，这也体现了其原则性和规范性。 三、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说的局限性 从上可知，安乐哲关于“儒家角色伦理”的思考对于探讨儒家伦理的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局限性，这样才能对其作出更加客观全面的评价。 第一，简单用“角色伦理”视角考察和评价儒家伦理，容易否定个体人格的塑造，忽视超越于角色之外的内圣外王之“道”，从而消解儒家伦理对超越性的追求。事实上，儒家伦理中的道德心性和良知良能，贯穿于个体的成长过程，有了它，个体处于任何角色关系之中都能承担责任和义务，并能解决好角色冲突。“见父自然知孝”、“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传习录》)，这种自然而然、不假安排的行为选择有着天命心性的根据，而不在于具体角色的规定。在这一点上，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因带有强烈的社会性、群体性观照色彩，显示出一种相对主义的、差异化的文化诉求，因而不免存在局限。对此，我们强调儒家是肯定个体性的，个人的意志、德性至关重要，如“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等等。儒家所强调的“为己之学”，也不是为了家庭、社会等简单的社会要求，而是为了个体人格的培养。虽然这里的“己”不是独立的、与社会绝缘的个体，但在社会性的关系网络中，人的尊严是极为重要的。“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进而“为仁由己”，正是就做人、为人之自我选择而言的，既包含着个体自我抉择的自由意识，又不仅仅是一个“纯粹意识”的问题，而是当下抉择、当下承当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家的自我意识和自律哲学有与康德伦理学相通的地方。由此可知，儒家角色伦理是动态的，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强调了主体的能动性、过程性和创造性，人可以充分发挥各种可能性，在个人的发展中有着广阔的成长空间。 第二，在用“角色伦理学”来解读中国传统哲学时，应突出儒家伦理的终极性、普遍性的一面，而不应陷入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一维。安乐哲在承认“儒家角色伦理”自身所具有的调适性的同时，倾向于认为儒家伦理是相对性的、特殊性的。他说：“儒家不寻求普遍，而是集中关注特殊性；他们没有看到抽象的自律个体，而是看中了处在多重互动关系中的具体的人……根据儒家的感受，有吸引力的是于这个特殊家族中、由这些具体关系规定的、特别的人。”(安乐哲、罗斯文，2010年，第100页)我们承认儒家伦理具有特殊性的一面，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两个层面：一、在古代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儒家伦理都有区别于其他阶段的特殊本质，这是儒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二、儒家伦理具有区别于西方伦理的特殊本质，此方面的不同显得尤为突出，这是儒学自身与他者比较中的特殊性。但也要看到，儒家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生活和特定的场景，对于普遍性和自律个体的探索同样是儒家孜孜以求的目标。 从儒家伦理本身来看，无疑包含着普遍主义的情怀，很多学者如冯友兰、唐君毅、张岱年等都曾指出，儒家建构社会性时有具体的一面，也有普遍性和终极性的追寻。(可参见三位《新理学》、《人生之体验》、《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等著作)儒家伦理本身是多面向的，它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应运而生，既有终极性的追寻和普遍性的导向，又有对于特定情境的适应性和伦理性的指引，包含着丰富的实践理性智慧。在儒家的思想观念里，“天”作为超越的存在与人之间的关联一直存在，敬天祭祖、人法天等说明古人认为超越性的“天”是可以下贯于人的，“上达天德”与“天道下贯”保障了天人之间的沟通，在此意义上儒家被视为道德的宗教。儒家伦理的背后有“天”、“天命”、“天道”的支撑，具有超越性、终极性的一面(参见郭齐勇，第248页)，当代新儒家关于儒家“内在超越性”的讨论也是具有说服力的，这是“角色伦理学”或“关系伦理学”所忽视的。 第三，与将儒家伦理解读为德性伦理的进路不同，“儒家角色伦理”学说采取了差异性比较的方式，主张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来理解儒家伦理，目的是为了让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哲学，故其言说对象是有志于中国文化研究的西方学者。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家角色伦理”学说对家庭关系和社会角色等方面的突出强调是有益的尝试。但需要指出的是，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过分夸大了中西伦理思想的差异，违背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伦理原则，并认为儒家由于重视社会性和个体的教养过程，而没有从实质性和本质性方面进行理论建构。因此，作为一种伦理学说(在安乐哲看来，儒家角色伦理学是作为义务论伦理学、功利主义伦理学和德性伦理学的替代)，“儒家角色伦理”的主张者并不能很好地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挑战。 总之，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说在很多方面都是具有创见性的，它突出了儒学思想中所具有的实质性、关系性的一面，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传统视角。本文肯定这一探索的理论贡献，并认为，在进行理论建构的时候，既要发掘儒家伦理自身的思想资源，考察儒家传统中所内涵的“仁义”原则和实践理性品格，又要与西方的元伦理学、德性伦理学对话，考察其所具有的人类共同性的价值观念。此外，在解读儒家伦理学时，还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血缘亲情、家庭道德在儒家伦理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同时儒家也非常重视个体性人格的培养和塑造，这体现在“为己之学”、“慎独”、“修身”等方面。人有与生俱来的内在独立的“心”与“性”，而不仅仅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和角色之中。第二，儒家伦理学不是从功能性的关系角度来建构伦理学基本规范的，而是植根于人性之中，并有超越的天道根据。儒家重视孝道伦理、仁民爱物，也具有本相意蕴和规则伦理。无论是儒家伦理的当代转化，还是对其现代价值的探索，都需要超越西方的抽象普遍原则，对儒家伦理超越性和终极性的层面加以认识。以西方德性伦理(美德伦理)或角色(关系)伦理解释儒学，虽有部分可比性，但都容易产生一定的偏颇和歧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