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教育：质量高下任评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下任论文,成人教育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质量问题，始终是困扰我国成人教育的要害问题。一说起成人教育的质量，教育界不少人特别是一些专家、权威便摇头叹息，社会上也普遍存在着对成教质量的轻视、否定，就连相当部分成教工作者说起成教质量也是腰杆不硬、底气不足。
不过，若要追问下去：说成人教育“质量不高”甚至“质量低下”者，是以什么作参照对象？以什么为评价标准？用什么方法进行评价？评价要达到什么目的？恐怕多数人会哑然禁口、无言以对。因为在中国，言之者浑浑，闻之者噩噩，然后以讹传讹、三人成虎的情况绝不少见！
然而，有些专家、权威是会言之凿凿、有理有据地证明“成人教育质量不高”的：
评价成人教育质量的参照对象，当然是全日制普通教育了。——论家们会搬出国内、国际许多必要的例证；
评论成教质量的标准，当然是普教标准了。——论家们会以国家文件为依据：1980年8月，《教育部关于大力发展高等学校函授教育和夜大学的意见》首先提出：“高等学校举办的函授教育和夜大学，要参照全日制高等学校相关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要建立严格的考试制度，保证毕业生达到相当于全日制高等学校同类专业水平。”此后，国家一系列文件用几乎相同的语言反复强调这个质量要求并把它推广到各层次、各类型成人学历教育中，逐渐形成了我国成人教育的质量评价标准：成人教育毕业生“必须达到”全日制普通学校“同层次、同类型毕业生的相应水平”[1]；
评价成教质量的方法，自然也就是评价普教质量的方法了——从入学资格审查，到教学大纲制定、计划安排、教材编用、教学组织、考核评分、验印发证等各个环节全面向其参照系——全日制普教看齐，逐项与“同层次、同类专业”普教比较，用普教评价尺度来衡量成人教育；
这样评价成教质量意欲何为？是规范成教办学行为、保证成教办学质量？是淡化成教、普教界限，增进成教、普教“融通”？是忽视抹煞成教个性，给成教发展设置障碍？还是通过这种评价限制甚至封杀成人教育？这，只能由评价者自己及评价的客观效果来回答了。
笔者认为，迄今为止，我国从总体上对成人教育质量评价的参照对象、评价标准、评价方法是不科学的（尽管这种评价在规范成人教育办学行为、整顿成人教育办学秩序、维护成人教育社会声誉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当然，评价结果也欠公正！
这是因为：成人教育是“按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有目的、有组织为所属社会承认的成人一生任何阶段所提供的非传统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教育活动。它是终身教育中成人阶段一切教育的总和（综合体），是与未成年人全日制学校教育相对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体系。”[2]
就是说，成人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基本性质显著不同的独立教育体系，那么，用普教质量评价标准、方法来评价成教质量，当然很不适宜。
首先，这种质量评价忽视了成人教育的独特性质，成为导致成人教育“普教化”的要因。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接受对象不同，培养目标不同，基本性质不同（成教强调智能更新、素质提高而传统普教强调知识传递、文化继承），这就要求教学内容、教学过程、质量标准与普教不同。忽视这些特性，采用普教模式招生办学、施教育人，便从根本上妨碍了成人教育按照自身规律的健康发展；
其次，这种质量评价漠视成教对象的基本特点，不利于成教学员的素质提高。成人教育学员有“年龄偏大、拖累较多，实践经验丰富、理论基础薄弱，理解能力较强、记快能力较差”等特点，而“普教化”的质量评价却“重理论、轻实践，重吸纳、轻创新，重学分、轻水平”，逼着成教学员抑长用短，“抄条条，背条条，答条条”，枉耗时间、精力，却不能使必需素质得到有效提高；
其三，这种质量评价隔断了成人教育与社会的联系，限制了成教科技、经济功能的充分发挥。“普教化”的质量评价强调学科、专业知识传递的科学性、系统性、基础性，同时也附带出教学内容的超稳定性、相对于时代发展的滞后性，造成学用脱节，使成人教育原本应该具有的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直接”、“有效”服务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再者，这种质量评价标准、方法本来就是根据普教特点设计的，用它来评价成人教育，显然是以普教之长对成教之短，这便绝不公平。譬如，在基础知识、抄记背答等知能功底方面，成教学员怎能比得上普教青春学子？倘若换一种标准，以工作实践经验，理解创新能力，智能向生产力转化的效率、实绩等来考核比较，普教学生能与成教学员相比？
其实，我国成人教育的实践也反复证明这种质量评价的偏颇。
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是早期的黄埔军校，还是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抗大、延大、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以及数之不清的学习、培训，都举办着地地道道的成人教育。许多粗有文化甚至目不识丁的“学员”接受了教育后，成长为杰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才，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卓著功勋。
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大学等一大批高等、中等、初等学校，开展干部教育、工农教育，培养了大批干部、各种专才和千千万万社会主义劳动者，夯实了新中国的根基。
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成人教育顺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要求，培训从业人员10多亿人次，对近4000万劳动者实施了高层次岗位培训与继续教育，培养大中专毕业生2000多万人，其中本专科人才逾1000万，有力地支持并促进了我国现代化进程。
如果要用前述“普教化”质量评价标准、办法来衡量，恐怕我国成人教育培养的人才绝大多数难以“合格”。这些“质量不高”甚至“质量低下”的人才，却创造出了世所公认的业绩，岂不令人难以理解？
所以，笔者早在1987年就指出，用“普教化”标准来评价成人教育质量会妨碍我国成人教育的健康发展；[3]1998年又提出，应尽快实现成人教育质量观的根本转变——面向知识经济新时代，成人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应以“提高三率”为中心（即努力提高科学技术创新率、切实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扎实提高人才培养成功率），通过理论考试、实践考核相结合的评价办法，将“质量观”、“人才观”、“效益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客观公正地评价成人教育的质量。[4]同期，上海叶忠海、周嘉方等同志提出成人教育内适性、个适性、外适性质量整合统一的质量观。[5]这些论述，着意点都在终止用“普教化”标准评价成教质量给成人教育带来的误导。
无论怎么说，进入新世纪的成人教育，再以“普教化”标准、方法来作质量评价，并听任这种评价来左右成人教育的发展方向，是极其荒谬的。
江泽民同志指出：“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这是二十一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6]
成人教育在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支持、贡献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与特长，成人教育工作者应该用充分的自信使我国成人教育扬长避短、锐意拓进、办出特色、多做贡献，而根本不必在意传统教育观念的“质量评价”，不必在意思想僵化者的歧视、指责。
21世纪，成人教育的路，要靠自己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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