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经济思想的特点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方法论文,经济论文,陈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云的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也很贴切、得力。认识与理解陈云经济思想的特点，学习并把握陈云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无论对于深入研究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是对于搞好我们的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都是极为重要的。
一
陈云的经济思想较为系统，论述细致、全面，内容涉及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几乎所有方面。他的诸多观点与主张，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毛泽东思想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的联结点，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一切从国情出发是陈云经济思想的基本点
陈云极为注重从客观实际出发，以事实为根据，从中找寻规律性。从陈云的经济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地建设社会主义，是他整个经济思想的基本点。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云就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原则，认真调查研究，密切联系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方针。三十年代在中央苏区，他根据党的中心任务，针对苏区党内和工会内部对工人经济斗争认识上的分歧，指出忽视工人的经济斗争和过分强调工人的经济斗争都是不对的。前者不给群众一定的物质利益，不利于发动群众；后者只看局部的和个人的经济利益，会妨碍苏区经济的发展。二者都没有注重当时苏区的实际情况，忘记了党的中心工作。所以陈云提出了要把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和争取完全胜利的斗争结合起来的正确观点。
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时期，陈云亲自领导与布署的经济领域内的“三大战役”充分体现了他注重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在稳定物价的斗争中，他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正确地找到了物价上涨的原因：一方面是纸币发行过多、物资供应不足，另一方面也与资产阶级乘机捣乱有关。陈云针对当时这种情况，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实行财政经济的统一管理，建立统一的发行库，控制货币的投放。如发行公债以吸收货币，提高利率以吸收游资，停放贷款以抽紧银根，发展生产以增加税收。另一方面集中调运大批粮食进城，组织和加强商业流通以刺激生产和打击投机，集中收购农副产品以增加市场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这些措施可以归纳为，一方面节流，一方面开源，以求实现财政收支的大体平衡。由于注重实际，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以这些措施实施后，效果很好，很快就稳住了物价，从而稳住了市场，稳定了经济。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对国内主要矛盾和工作重心的认识上，陈云由于对实际情况的深刻分析，所以有着清醒而正确的看法。与“左”的思想不同，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生产力水平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工作的重心应是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与提高人民生活，建设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
在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决策上，陈云总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中国的国情。他认为中国是“大国小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而不平衡。一切经济决策都不能离开这个事实，否则就会犯错误。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陈云在所有制结构与经营方式的设计上，一向认为：应在保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多层次的所有制结构与多种多样的经营方式。在国民经济计划体制的设计上，认为应把计划生产和自由生产结合起来，不应忽视计划指导下的自由生产。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上，始终主张从现实的生产能力出发，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在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反对盲目引进，主要根据国内消化能力、基础设施以及配套能力而谨慎进行。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上，多次强调要重视我国人口多、农民比重大、生产力水平低的现状，认为我们是在中国式的特殊的一系列矛盾中搞四化、如果离开这个实际，就可能重犯类似“大跃进”的错误。
回顾我国经济建设所走过的道路，从“大跃进”到三年调整，从一下子企图建设“十来个大庆”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历了由不重视国情到注重国情的曲折，导致了经济上的巨大起伏。今天，我们党再三强调要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和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在多年来经济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来的正确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有陈云的重大贡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把强调国情、吃透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称之为陈云的“国情论”，那么，陈云的“国力论”则是其“国情论”的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在新中国为期不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曾多次出现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负荷水平的“膨胀”。这一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能否正确估计和认识国情的问题，因为以财力和物力为主的国力是最重要的国情，也是制约经济建设规模与速度的最基础的条件。早在五十年代，陈云就从经济工作一定要尊重国情的思想出发，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小冒”高瞻远瞩地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稳定还是不稳定的界限。象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适应，经济就稳定。”〔1〕这里，“国情论”进一步被具体化了， 不再是一般的认识论原则或方法论原则，而是把国情具体化为国力，把“国力论”又与社会再生产理论联结了起来，上升为经济建设的规模与速度的量化原则与判断经济发展是否稳定的界限标准，从而使“国情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极大地强化了，因此也就更具有指导意义了。
陈云还多次反复强调，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要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但要重视我国的原有基础以及历史的、文化的、民族的特点与传统，而且要充分把握趋势，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照搬、照抄外国的东西都是不可取的，头脑发热，搞冒进、浮夸的做法应坚决杜绝。同时还要看到，由于各地区、部门、企业的实际也是不同的，改革也不能照搬照套。
（二）稳妥务实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
与一切从国情出发这个特点相联系，陈云经济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脚踏实地、求实务实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特点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
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特别是进行重大经济决策或每当提出战略性建议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即反复强调“稳妥”、“稳扎稳打”。陈云用一句很生动的话概括为：“摸着石头过河”。
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特别是在对农业、手工业、小商小贩进行改造的后期，出现了违背自愿互利原则的盲目合并的“左”的做法。陈云及时指出：“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具体的组织指导工作不容易完全跟上，也产生了一些暂时的、局部的错误。 ”〔2〕他提出应纠正工业、手工业、农副业和商业的片面的盲目集中生产与集中经营的状况，将其很大一部分改为分散生产、分散经营，以适应人民生活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和经常变化的需要。其次，还应纠正商业方面的合并过头现象，也必须适当分散。“小商小贩在合作小组内的各自经营的办法，应该长期保存。”〔3〕总之， 他认为：经济工作与其它工作一样：“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4〕
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大跃进”年代，在全党、全国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支配而头脑发热，出现大跨步地冒进时，陈云却冷静地在当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总的精神是稳住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站稳的目的，是为了前进”。〔5〕为此， 必须“退到可靠的阵地”。〔6〕“只有这样，才能站稳脚跟， 在巩固的阵地上前进”。〔7〕这些老成持重的意见，稳妥的看法， 当时却被当作“右倾”而未被采纳，结果导致了国民经济巨大混乱与损失。陈云怀着对人民、对党的无限赤诚的感情，在1962年的一次会议上再次语重心长的说：“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8〕可以说， 正是在经济建设的步子必须稳妥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经济在“大跃进”与“十年动乱”之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
在建设规模的确定上，陈云一向主张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量力而行，一步一个脚印。象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场失误的基本原因是“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水平不相适应”，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工业也负担不了”。〔9〕他认为，补救的办法是，必须把基建规模砍下来，砍到国力所能负担的水平。只有这样，才比较稳妥。陈云还认为：“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在进行工业建设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生产的各个环节，同时还必须考虑到交通运输、商业设施、城市建设、职工住宅、生活服务等等方面的配合。切不可只顾一个方面，忽视其他方面，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细，对经济建设中的问题都要进行具体分析”。〔10〕这里的核心还是一个“稳妥”，即建设不能不顾及各方面的条件而孤军冒进，必须与其它方面“成龙配套”，协同前进。
在处理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之间的关系上，陈云认为必须“保持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之间的平衡”。〔11〕他认为保持市场稳定，使人民购买力的提高与消费品的供应相适应，是检验经济建设方针是否妥当的基本尺度。他指出：当商品供应紧张，物价有所上升时，“我们要有计划地使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放慢，使它低于消费品增长的速度”。〔12〕这也就是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保持平衡，以保证经济的稳定。
在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安排次序上，陈云主张先生产、后基建。认为只有“满足了当年生产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13〕这里因为基本建设提供现实的物质基础是在现行生产中生产出来的，只有正常的现行生产，才能为基本建设提供现实的物质基础。如果忽视了这一基本关系，片面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了现行生产，这对基本建设来说，无疑等于釜底抽薪，结果是谁也上不去。
在制定各种经济计划指标时，陈云主张：争取快，准备慢。计划指标要留有余地。他说：“我们工作的基本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凡是有利于争取农业增产的，我们都要尽力去做。但是，也要考虑到工作都做了，还可能不够快，所以要做慢的准备”。〔14〕这就是说，要有两手准备，才能在经济工作中指挥若定，稳稳当当地解决问题。为了使计划指标订得更加切实可靠，保证国民经济在稳固的阵地上前进，陈云认为：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15〕这也是指导国民经济稳步前进，避免经济上的折腾、反复、大起大落的一条重要措施。
多年来，陈云一如既往地坚持稳妥这个核心思想，一再重申：“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16〕“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17〕198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强调：“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各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
总之，陈云一贯提倡“摸着石头过河”，“要走一步看一步，随时总结经验”，强调稳扎稳打，注重稳中求实、稳中求快、稳中求效益、稳中求前进。
还应该看到，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它是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重大调整，势必影响到各个方面的经济利益。改革难免会引起经济的某些波动，况且这是一项崭新的工作，缺乏经验，因而就更要求我们必须坚定地采取稳中求改的做法，防止发生大的问题。这无论对宏观方面如计划体制、价格体制、流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还是对于微观方面如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与自主权等方面的改革，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越是在改革顺利进行的时候，我们越是应该冷静地思考，不能忽视在某些部门、地区、企业仍有可能出现新形势下的过头、冒进和浮夸。“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18〕特别是关于农业和粮食问题。
（三）为人民谋福利是陈云经济思想的主线
任何经济思想，由于其所研究的问题的特殊性与连续性，都有自己的主线。而这一主线，在阶级社会里，必定要体现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与要求。就陈云的经济思想来看，它是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因而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在陈云的经济论著里，无论何时何地、何事何处、总是把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为人民谋福利当作出发点，也是归宿点。也就是说，他在分析和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问题时，总是把改善和安排好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人民谋福利放在首位，作为考虑其它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同时，最终在考察或检验其结果时，也主要是看人民是否得到了实惠，群众生活是否真正改善或提高了。
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担负起解救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但要坚持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并取得胜利，没有亿万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参加是不可能的。所以，陈云认为，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他指出：“使各方面的工作都能进步，都能发展，都能健全，基本的环子就是开展群众工作”。〔19〕群众工作千头万绪，从何做起？首先“从维护群众自己的利益出发，从群众内部去发动群众斗争”。〔20〕因为只有“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21〕我们党如果不去关心群众的生活，不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置群众的痛痒于不顾，而要开展群众工作是不可能的。“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22〕这种时时事事把为群众谋福利作为搞好一切工作的宗旨的思想，陈云是一直坚持着的。
1956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经济建设已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但是，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位置应如何摆，是先生活、后建设，还是先建设、后生活，这的确是一个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陈云认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23〕经济建设要坚定不移地搞，因为不搞建设就不能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在一定的经济条件和国力水平之下，建设终究不能搞得太多，摊子不能铺得太大，只能量力而。进行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影响到人民现有的生活水平。他批评一些同志只想多盖工厂，干起来往往把人民生活放在一边，不大注意以至根本不注意人民生活问题的为建设而建设的错误作法，指出：“只注意建厂，不管职工吃的，那怎么行？……我看，蔬菜和其它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决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24〕实践证明，陈云一贯坚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正确主张。
当我国的国民经济由于盲目冒进而遭到严重挫折之后，陈云一边总结以往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一边想方设法帮助群众渡过困难时期。他一方面认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握一个根本方向，即“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25〕另一方面，他总是从别人看来是“小事”的事做起，特别重视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提出在困难时期给城市居民“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每人每天供应一两豆子”，“可以不可以增加半斤肉”，〔26〕以便增加人们身体所必需的蛋白质和热量的供给，并认为，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是政治问题。
在社会主义基本建设过程中，几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投资饥饿症”时，在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的作法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时代，陈云反复指出：在增加基本建设投资时，除了生产资料方面的投资外，还必须相应地增加生产粮食及其它各种生活消费品方面的投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生产与生活并行增长，否则，人民生活改善或提高不了，建设也会被拖住。不能为生产而生产，应该是为提高生活而生产。生产与基建如果离开为人民谋福利这一基本点，是不可取的。基本建设规模如果冒了，就会造成经济不稳定。这里，他把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提高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高度去认识，并把经济建设的规模与国力是否相适应看作是经济发展稳定还是不稳定的界限，从而得出了已被历史事实所证实了是正确的看法。
市场问题，价格问题，商业工作，是陈云一贯高度重视的。这是因为在一个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系统中，这些方面与问题直接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是否正常，人民生活能否稳定地得到改善与提高，是联系千家万户的大事。所以，陈云在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各个时期，总是设法采取一切适当的经济的或行政的手段来稳定市场，稳定价格，保证生活消费品的供应，尽量不使人民生活发生大的波动。他因此而非常重视商业工作，这是因为商业工作天天与人民打交道，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从商业的管理体制，到商业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他都极度重视，格外关心，指出：“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商业关乎六万万人的日常生活，不能说是小事情，不重要”。“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27〕“做商业工作的同志不能单纯注意物价、利润等商业本身的问题，还要注意国家建设规模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平衡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出了毛病，关系就大了”。〔28〕
民以食为天。陈云在《重视粮食工作》一文中说：“粮食工作是一项关系到全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的工作”〔29〕因为国家不仅要向几亿农民征购粮食，而且要向上亿的城市居民和缺粮农民供应粮食。所以，这项工作同全国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利益关系。如果我们的粮食工作做得不过细，要么会影响农民的生活，影响几亿农民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农业；要么会影响粮食的供应，影响到粮食市场以及职工和城镇居民的积极性，阻碍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可见，搞好粮食工作，不仅有利于人民的生活，而且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项工作“决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工作， 而且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 〔30〕
总的来看，陈云整个经济思想的主线，就是按照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注意提高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人民谋福利的宗旨，去认识与解决经济问题，组织和领导经济工作。他时时把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看成是一项重要的国策；处处从提高与改善人民的生活出发考虑与解决问题；事事以是否能为人民谋得福利为转移。这一主线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而且确实已被新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建设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所证明是正确的。
陈云经济思想的这一主线对现实经济工作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和贯彻陈云经济思想的主线，即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如陈云1985年时所说：“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31〕在改革中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的企业，只有坚持这一点，才能使微观的经济运行与宏观的控制目标一致起来，才能真正做到宏观不乱、微观不死，才能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此外，坚持理论的一贯性是陈云经济思想的风格。陈云经济思想中的重要观点，自始至终坚持首尾一贯，既不随“风”摇摆、飘忽不定，也不今这明那，前东后西。如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的阐述，关于要特别重视农业及粮食问题的说明，关于国家财政安排的思路等，除认识越来越深刻，表达越来越简洁外，本质内容并无多大的差别。无疑，经济思想应随着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有所充实、有所修正、有所完善，但是那种人云亦云、忽左忽右、自相矛盾、总是有“理”的“学风”实不足取”。
二
陈云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他研究方法的核心。
（一）“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32〕
实事求是，坚持唯物主义立场，是陈云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思想方法，“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则是这一基本思想方法的具体化”。“不唯书”，并不是主张不读书，而是提倡读书时要认真领会精神实质，要理论联系实际，不搞教条主义。“不唯上”是指贯彻和落实上级文件或指示时，应该考虑如何将上级文件或指示的原则和方针与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具有灵活性和创造性。“要唯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这九个字的核心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33〕所以，只要作到了实事求是，就等于实现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
应该说，“要唯实”是经济工作根本性的方法论原则。陈云历来对于经济工作中的不唯实深恶痛绝。他多次批评经济工作中的“冒”与“左”。198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严肃指出：农民中从事农副业致富的，有“万元户”，但只是极少数。前一时期，报纸上宣传“万元户”，说的太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宣传脱离了实际。现在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判断经济形势，一要求实，二要冷静，三要稳妥，应该从经济现象的微小变动中善于发现深层次的问题，科学地揭示各种经济现象与经济过程背后所隐含的必然性。在这方面，陈云身体力行，堪为典范。
坚持实事求是，并不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陈云特别反对把人看作是客观的奴隶，只能消极地适应客观实际。他极为提倡劳动者的创造精神，指出：“墨守陈规的人，思想和行动常常落后于客观实际，不能够随着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向前进步。乱撞乱碰的人，往往不顾客观条件，违反客观规律，把幻想当作真理，凭主观意志办事，或者把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事情，勉强地放到现时来做。这两种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因此，我们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精神。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人们越是能够实事求是，思想和行动越是合乎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他们也就越能够发挥创造精神”。〔34〕纵观陈云经济思想，切实体现了“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的方法。
（二）“全面、比较、反复”〔35〕
陈云始终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并具体归结为“全面、比较、反复”六个字。关于“全面”，他说：“人们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如果两人把各人看到的一面‘交换’一下，那就全面了”〔36〕为了使认识全面，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关于“比较”，他认为：“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37〕要在全面的基础上，通过和现行的、过去的、国外的比较，就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更准确。因此，“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38〕关于“反复”，陈云认为，决定问题时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研究考虑的时间。通过反复研究，目的在于弄清情况，使认识更全面，决策更切实际，以求行之有效。
基于这一方法，陈云强调经济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政策，都要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得出，只有弄清了实事，才有可能求是。这一方法贯穿于陈云经济思想的全部内容之中。
陈云认为，“全面、反复、比较”的客观基础与具体措施是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做到胸中有数，才会对事物产生比较全面的认识，从而避免片面性。“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39〕他在调查研究中，坚持了解情况要深入、具体、细致，掌握一切应有的详细资料，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情节。在此基础上采用全面分析、反复比较的方法，斟酌各方面意见，求得科学结论，进而作出正确的决策。陈云1961年深入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农村调查时所写的三个调查报告充分体现了“全面、反复、比较”的方法。
（三）搞经济要有战略眼光
陈云是长期参与我国宏观经济决策的战略家。在他的经济研究中还贯彻着一个基本方法，即搞经济工作要把握战略重点与方向。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他就提出了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的思想。 1956年又说：“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载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比如什么货缺，应该什么时候进什么货。我们县商店的经理一天忙的要死，晚上还要算帐到十二点，要货时，再开夜车临时凑。看来，我们的县商店，也应该有踱方步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人’”。〔40〕后来，他又多次强调这一方法。在陈云看来，解决战略性问题，首先要抓中心环节，把握重点。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之所以是重点，就是因为它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在中国，抓农业、抓能源、抓交通，就是抓住了战略问题，因为这些经济部门既薄弱，又关键，因而对经济发展全局具有战略意义。1982年，陈云曾批评说：“我们现在的经济机关，不大考虑这方面的问题”〔41〕这是必须引起注意的。我们必须注重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要有自己的战略家。由此可见，陈云一贯强调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并把它当作进行经济分析和决策的一个基本方法与原则。
注释：
〔1〕〔18〕〔31〕〔33〕〔35〕〔37〕〔38 〕〔39 〕〔41 〕《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04、304、179、179～180、179、279页。
〔2〕〔3〕〔5〕〔6〕〔7〕〔8〕〔9〕〔10〕〔12〕〔13 〕〔14〕〔15〕〔23〕〔24〕〔25〕〔26〕〔27 〕〔28 〕〔29 〕〔30 〕〔34〕《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97～103、104、112、171、160、79～80、36、176、159、178、21、49、176、175、26、29、55、56、84页。
〔4〕〔11〕《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3、2、30页。
〔16〕〔17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164页。
〔19〕〔20〕〔21〕〔22〕《陈云文选》（1926～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8、98、100、107页。
〔32〕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
〔40〕《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第302～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