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当前社会发展研究的关系——兼谈当前社会发展研究的方法论视角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方法论论文,马克思论文,视角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理论界对中国各种社会发展的问题的探讨异常活跃。那么，在对当前中国的“后发式”发展的探讨过程中，应当如何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当前各种社会发展研究的关系？这是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研究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又涉及到一些较为具体的方面。对于这些相关的问题的不同理解，可以折射出人们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的不同方法论视角。进一步深入探讨这类问题，对于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会议精神，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当代社会发展现实的关系
对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我国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曾得出一些不同的定义和理解。但从总体上看，人们一般都把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初，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提出的关于“世界历史”形成、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提出的关于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关于现实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状况的分析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以及马克思晚年所致力研究的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其中主要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探讨，以及关于经济落后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等理论，看作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和最基本的“研究域”。这些理论学说不仅是马克思本人社会发展观的典型体现，而且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理论源头和经典体现。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当代社会发展现实的关系？学术界有人表露过两种相反的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时代的历史特点完全不同于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似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当代已经落伍了、过时了。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地方所出现的重大问题（例如拜金主义、单纯经济观点等），其实早在马克思时代就已经出现过，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早有所论及，根本不是什么新的问题，而要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发展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返回书斋，重读马克思”。——对于这两种看法，笔者都不能苟同。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所使用的独特方法，决定了这种社会发展理论在今天仍然是我们这一时代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伟大理论旗帜，在当前仍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指导意义。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创立时期直至晚年著作、书信中所表达的，对于社会发展问题的博大精深的深刻见解，不仅包括了对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道路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动力、以及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理论，而且也包括了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具体社会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如对英国、德国、法国、亚细亚生产方式、俄国、中国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特点是侧重从社会哲学的高度，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机制、类型和道路问题，研究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探讨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并特别注重在科学社会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之上，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深刻社会矛盾，进一步揭示其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开辟了一条认识道路、开创了一种研究方法：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结合起来，在逻辑与历史、主体与客体、人文理性与科学理论性相统一的基础上，深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进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在今天没有落伍，也不可能过时，仍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它的这种历史地位是无可取代的。也正因为如此，即使是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报有诸多曲解的西方学说，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同孔德、迪尔凯姆、韦伯等人的社会历史学说一样，是不可“超越”的。
其次，又必须指出，我们强调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不可取代性和指导性地位，并非是认为实现社会的一切发展进程均可以在马克思的理论原著中找到现成的答案，更不是认为可以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当做包治当前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加以教条主义地理解和运用。历史的发展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历史决不可能重演。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现时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辩证过程和基本规律不可能改变，但是社会发展的具体条件至少在下述三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第一，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发展极不平衡，首先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而已经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的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一系列改革发展的新课题。第二，战后，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当代世界发展的两大主题，特别是冷战结束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崛起，使世界各种政治力量不断较量、分化、组合、协调，逐渐打破两极格局朝多元化发展。第三，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革命浪潮迅猛发展，导致原有的阶级关系、经济结构、管理方法、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都发生了极大改变，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全球性的发展问题和发展危机。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时代所没有遇到也不可能遇到的问题。“世异而事异，事异则备变”（《商君书·开塞》）。面对社会现实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科学方法的指导下，在社会实践的大课堂中审慎学习，积极探索，及时研究新的社会发展问题，提出新的社会发展理论，密切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换言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涵盖当今世界的一些重大发展问题，因而迫切需要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得到补充、丰富和发展。而要作到这一点，人们必须在思想上首先打破“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议书·董仲舒传》）的思维范式，在“返回书斋，重读马克思”的同时，又能清醒地意识到其实惟有“走出书斋，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今时代赋予理论开拓者们的最终历史使命。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战略学、发展哲学等纷纷涌现，出现了各种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这些新发展理论最初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获得了民族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尽快实现经济发展，由传统落后的农业化社会向先进社会发展的问题。继而则转化为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工业化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关系状况的探讨。再后来则进一步扩展为对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进步、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生存环境的相互制约的关系、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短期效益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几十年来，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领域和研究主体不断扩展。事实上，传统意义上、纯而又纯的所谓“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早已演化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它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之间具有较为复杂的联系。
首先，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之间具有某种共通的关系。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发源域”，是非西方国家的“后发式”发展，即由传统不发达状态尽快进入现代化社会的问题。对于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马克思不可能有所涉及。但马克思毕其大半生心血所创立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恰恰是作为“现代社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传统社会的超越和转化问题，以及这种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发展道路问题。马克思最早揭示了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的特征及关系，揭示了现代工业文明取代传统文明的过程，探讨了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的异化问题。他虽然没有对“后发式”发展问题做出直接探讨，但他对于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世界市场中的不平等交换以及现代工业社会负面效应的论述，却给予后人以极大的启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许多重要见解，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无疑有可借鉴之处，而且这些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之间“的确有某种共通之处”。“不管‘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是否意识到或承认，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对许多重大问题的探讨都是在沿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指向展开的。”（注：吴兆雪、杨耕：《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其次，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在一些方面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所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研究内容方面，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提出的一些具体学说和概念，有效地丰富、扩展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视野。比如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中的“现代化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的理论；“世界体系”论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后发式”发展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及东方社会特征和发展的道路理论；“变通发展战略”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理论，等等。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方面，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侧重从运行层次和预测层面，研究社会发展的功能、前提、结构、条件、方法、途径、前景、限度、模型、趋势等问题，也有效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
最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也确有一些有所背离、有所抵触的方面。尤其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创建初期，表现出较明显的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社会的早期发展模式为样本，规划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以及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的片面化倾向，有的学者甚至在这一时期表现出较明显的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敌视态度（如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一书所使用的副标题就是“非共产党宣言”）。此外，70—80年代以来，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又表现出过高估计科学技术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在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方面过于强调数学化、实证化、模型化、现象化的片面化倾向。
总之，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之间具有一种较为复杂的联系，两者在互补之中有所对立，在相异之中有所统一。这种复杂联系决定了对于二者的研究在当前都是极为重要、不可偏废的。只有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才能对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各种具体理论具体学说作出恰当的、合乎实际的分析；反之，只有对各种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才能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才能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当前的社会发展研究中，无论是简单化地把战后出现的各种社会发展理论一概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予以排斥的做法；还是武断地认为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一回事，二者之间没有原则区别的想法；或者是认为只要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就够了，因而对于当代西方乃至于整个世界在发展观方面的最新思想成果采取回避缄默、不闻不问的态度的做法，都是错误的、片面的和必须予以纠正的。
三、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关系
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关系，也是当前社会发展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不仅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实践。在这个问题上，应注意防止出现两种片面化的认识倾向。其一，是在主张认真探讨马克思著作、思想的同时，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重要地位和理论特点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研究不力。其二，则是借口时代已经发展变化，在强调邓小平理论的现实意义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发展观缺乏深刻的学习和研究。
事实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理论之间的关系，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源与流之间的关系。二者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所使用的根本方法和所贯穿的基本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即坚持以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观察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透过社会发展的具体现象，寻找社会发展的本质，把满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要求，看作是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和评价标准。但是，由于所处的具体历史时代不同，二者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所使用的一些具体方法又是有所区别的。这主要表现在：（1 ）从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着眼点来看，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是从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入手，进而推广到对特殊认识对象——西方社会及东方社会不同发展状况、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而邓小平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则主要是依据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处的时代特征以及国际环境，特别是依据本国国情来认识加速本国社会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制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2 ）从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层次来看，马克思主要是从阐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本质的角度上，来阐述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规律的，而邓小平则更加侧重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与运行方式相结合的角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运行方式的角度，来阐述社会发展问题，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而且更加具体地提出了加快社会发展运行的战略、方法、途径和措施，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更加具体化、更具有可操作性。（3 ）从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归宿点来看，马克思历来极为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主张将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一个内在统一的过程，他在阐述整个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及整个人类的价值、命运、自由、全面发展等问题。而邓小平则注重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的切身利益得失的角度阐述人的权利、人的发展问题，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同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善社会主义体制，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自主性紧密结合起来，使得人的全面发展有了更加具体的时空背景和更加现实的物质基础。
那么，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在具体内容方面是否有自己的独特体系，它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理论界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认识。有一种意见认为，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他的发展理论，二者在思想体系方面完全是一回事，因为特色理论本身所谈及的就是社会发展问题。因此，不存在邓小平发展理论的独特体系。另一种与之不同的观点认为，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深入阐述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各种社会发展问题，是邓小平特色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点。“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论相比，邓小平的发展论不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有新的突破，而且在具体内容上也有着新的丰富的内涵，形成了一种比较系统的且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发展论。”（注：丰子义：《发展理论的新创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有学者根据邓小平思想理论的形成过程， 将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理论体系具体定义为十个方面：经济发展政治论、发展主题论、发展道路论、发展战略论、发展动力论、发展机遇论、发展速度论、发展阶段论、发展协调论、发展环境论，并指出思想的求实性、内容的创新性、体系的完整性是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特点。（注：参见杨明选《邓小平的发展论》，《毛泽东思想论坛》，1994年第3期， 以及王元俊、吴诚毅： 《论邓小平的发展思想》， 《社会主义研究 》，1994年第5期。）还有学者根据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辩证特点，将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体系定义为：发展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发展是阶段性的持续推进、发展是以共性为前提的个性推进、发展是以整体为目标的重点推进、发展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波浪式推进、发展是以稳定为前提的跳跃式推进、发展是社会开放中的自我推进等七个不同的方面。（注：何海涛：《论邓小平的辩证发展观》，《光明日报》1997年3月1日。）学术界的这些不同的认识和见解，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学说体系是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它集东西思想文化成果为一体，体现了历史与时代的碰撞与交融，既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可以自成学说的独立体系，不仅在整体上坚持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而且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许多具体视角和方法方面，结合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作出了许多新的发展和创新，大大丰富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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