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论中共十五大的理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里程碑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共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同时也是本世纪内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以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载入史册的话，十五大的主要贡献则在于把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一、主旋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中共十五大是在极为特殊的背景下召开的。首先，自80年代末苏联、东欧解体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原有的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局面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中国作为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能否继续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全世界在关注。其次，敬爱的邓小平同志逝世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能否克服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进行下去，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在关心这个重大问题。再次，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能否在日趋激烈的经济与科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曾为世界人类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中华民族能否再创世纪辉煌？在这种情况下，十五大会议主题的确定就显得格外重要，它事关十五大后未来中国的走向。
伟大的事业必须靠科学的理论来指引方向，先进的政党需要鲜明的旗帜来展示自己的形象。“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道出了历史的真谛。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所以能成为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大会，其成功之处即在于高高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全面总结民主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1 〕正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经过近20年的努力探索和奋勇实践，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世人公认的发展成就，如今正处于新旧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在今后的发展中，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对待马克思主义，成为十五大乃至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解答的严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直影响和干扰着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一是消极看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遭受的挫折，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持怀疑甚至全盘否定的态度；一是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词句，以教条式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懂得革命和建设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其中后者即“左”的教条主义倾向对我们事业的危害尤为严重。
针对这种情况，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这三个“着眼于”清楚表明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立场。正是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五大郑重确立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主题，并决定将有关以邓小平理论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内容写入党章。
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作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历史性决策，无疑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作为当代中国最新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指明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给广大积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人们以信心和启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是党中央决心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重要象征，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强、团结、有战斗力的有力证明。只要这面旗帜不倒，十五大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目标一定能实现，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就有切实可靠的思想保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大有希望。同时，举旗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入的过程。道理很简单，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二、重大贡献——充实和完善邓小平理论
同毛泽东思想一样，以邓小平同志名字命名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乃是永远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即邓小平理论。但就全党而言，真正认识这一理论的重要地位，特别是指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并非一蹴而就，其情形颇似当年“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众所周知，延安整风时期，经过对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全面清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于1941年前后虽已提出，但直至1945年党的七大以后，这一理论体系才逐渐为全党所接受，这显然应归功于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含义及其理论内容所作的全面阐述和科学解释。这期间曾经有过许多波折与争论。
同样，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极力倡导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到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特别是经过十三大、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系统归纳，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实际上已经形成，其真理性亦不断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所证实。但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围绕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和主张，分歧与争论从未休止。曾几何时，由于“两个凡是”的思想作崇，坚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倡导用辩证、发展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被视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离经叛道；发展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弃多年来严重脱离中国农村现实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体制，被指责为走回头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私营企业的适度发展，被斥为搞私有化；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有些人看来是搞实用主义；有的则公开否定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甚至把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对立；等等。
以上情况尤其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种种误解和歪曲表明，人们对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内涵、理论贡献、指导意义、历史地位等尚缺乏准确、统一的认识和理解。这显然不利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实施，不利于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如何深化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宣传和阐释，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党的十五大在确立邓小平理论指导思想的地位、提出“邓小平理论”科学概念的同时，对这一理论作了迄今为止最为精确、完整的概括。十五大报告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种概括的最大特点在于紧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贯穿整个近现代中国革命与建设历史的时代主题，既阐明了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属于“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又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贡献，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今中国的最新发展。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内容和体系架构，十五大报告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作面面俱到的解说，而是结合当前实际以及邓小平理论中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加以阐释。报告指出：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和精髓。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中国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离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前提，是无法想象的。第二，社会主义本质论是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基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一直存在模糊认识，“左”的错误一再发生，与此不无关系。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第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 是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运用全新的观点来重新认识世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脉搏，从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第四，经过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充实和完善，邓小平理论已形成为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为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话，邓小平同志则是新社会主义论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这一理论博大精深，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同毛泽东思想一样，邓小平理论既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又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正如党的十五大所指出，尽管邓小平理论体系已经比较完备，但仍是一个“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在今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而十五大有关邓小平理论科学概念及其主要内容的阐述，本身就是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典范。对于加深人们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和了解，推动邓小平理论学习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对于牢固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永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初级阶段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新认识
首先，改革攻坚，开创新局面，需要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急于求成问题可谓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急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早日胜利。此后，无论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还是相继诞生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或人民民主国家，无一例外地犯有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错误。这种“左”倾急躁倾向在中国尤为严重。1956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曾遭受严重挫折，步履艰难，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阶段缺乏正确认识，“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了解中国国情。针对这种情况，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科学论断。以后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以及邓小平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和完善。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长期“左”的思想束缚，迄今仍有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模糊，心存疑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思想准备不足，由此引发的争论干扰了党中央现行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十五大报告重新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指出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时间上“至少需要一百年”。不仅如此，报告还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认识高度，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是当今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的实际”，要求全党对此须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报告告诫人们，在面向21世纪的历史时刻，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保持清醒头脑，克服各种干扰，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这些论断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全面、冷静和客观，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有助于进一步克服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主要思想障碍，肃清“左”的思想影响。
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九大基本特征的概括，体现了党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最新认识，为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毛泽东曾经讲过，“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出发，正确认识和把握了诸如中国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革命性质与道路等基本问题，成功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从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相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较长时间里，由于对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缺少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不懂得结合中国实际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制定的方针政策、提出的主要任务严重超越现实需要，结果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很大一段弯路，未能取得本应取得的更大发展，甚至出现“以阶级斗争为纲”之类的错误做法。
从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十四大，经过不断探索和努力尝试，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认清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最大的实际”，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绘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蓝图的基本依据，这已成为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但是，我们所面临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同经典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高级形态有什么不同，其基本特征有哪些，这些问题以往虽曾不同程度有所涉及，但尚未充分展开。
鉴于上述情况，这次党的十五大结合中国国情详尽、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基本特征。这个论述是建立在对现阶段中国国情深刻了解基础之上的。这样的表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这些特征决定了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认真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处于这样的历史阶段，要求我们必须长期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一切工作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以十五大有关初级阶段基本特征的科学分析为指针，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
再次，十五大有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提出，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具体化，进一步明确了我们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工作目标思路。众所周知，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纲领，不仅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和对未来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美好憧憬，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民主改革和建设事业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与政策依据。建国头7年各项工作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就，社会主义改造进展顺利， 原因之一就是发展目标定位明确。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如何结合中国实际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怎样正确处理这三者之间辩证关系的问题，对于未来中国发展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应如何确定等问题，我们当时在思想上准备不够，理论上缺乏周密思考，实践上处理失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及全党对社会主义总体认识水平的逐渐提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相继提出，这无疑是重大进步。但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政治、文化如何全面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怎样紧密配合等问题，始终未能有效解决，以致基本路线的贯彻实施不时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
这次党的十五在大理论上的一个突破性进展，就是在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尤其是改革开放近20年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目标内涵。正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围绕这些目标，十五大报告还全面阐发了今后相当长时期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所须遵循的基本政策，从而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纲领，即报告所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三大基本纲领的提出和实施，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全面，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理论上的重要建树。它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落到实处，必将对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堪称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纲领的姊妹篇。
四、国企改革论——公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踏上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进程，并于1956年顺利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正式确立。但对一个刚刚从领导革命战争走向和平建设的年轻的执政党来讲，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传统、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无疑是非常棘手的问题。由于对迅速到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准备不够，先行一步的“苏联模式”竟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选择，甚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未来社会的某些预测，也被奉为近期即可实现的目标。其结果，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脱节，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现实同超现实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生严重冲突，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和活力被窒息，经济与社会发展步履艰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结合日趋紧密，以往许多模糊或错误的认识开始得到澄清，不少理论禁区被冲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路逐渐明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成果显著。但由于“左”的思潮的长期泛滥，体制改革一触及所有制领域，人们总是难以摆脱姓“资”姓“社”争论的困扰，这才引出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南方谈话”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光辉典范，它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 〕的论断，进一步启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真思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结合近几年改革开放的最新经验，党的十五大在发展公有制经济方面，对邓小平理论又作了新的补充和发展，主要包括：
第一，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按照这一提法，作为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之一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被列入基本经济制度的范围，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与此相应，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在十五大报告中也得到更加明确的肯定，即由过去笼统意义上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五大作出上述论断，是鉴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日渐凸显的现实。据有关统计，到1997年6月底， 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达24%。其中全国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达4924.87万人， 注册资金和总产值分别达2214.81亿元和6863.94亿元；私营企业84.88万户， 注册资本4821.54亿元；“三资”企业约12万户，签约资本共4000 亿元，实际投入2044亿元。显而易见，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通过党的十五大，非公有制经济实现了由制度外到制度内的历史性转化，其意义不仅在于非公有制经济本身地位的质的提高，而且客观上也扩充和拓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对于今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重要启迪作用。总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都应得到相应发展，“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二，十五大报告对公有制经济的含义重新加以界定，深化了我国理论界对公有制经济内涵的认识。从50年代开始，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一直存在某些片面性和理论误区。较为典型的观点之一就是把所谓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即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视为公有制的唯一表现形式，并认定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经济的高级形态，集体所有制必然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大跃进”时期的“一大二公”模式和“穷过渡”偏差的出现，都与这种认识误区不无关系。然而在现实当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上，无论中国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除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形式存在外，往往同其他经济成分相结合，以混合经济形式共同发展。根据这种经济发展新格局，十五大提出了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含义的新课题，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一结论的得出，完全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的。
与此相应， 对于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一社会主义经济学的ABC，十五大也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诠释。其核心有三：其一，公有制为主体，首先是指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里的所谓优势，不仅仅是一个量的概念，而是量和质的统一，即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是以单纯的量的比重来衡量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其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应体现在“控制力”上。也就是说，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起主导和支配作用。这既是保证国家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因为事关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方向。这就要求从战略上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至于其他领域，则可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其三，对于公有资产的优势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不应作形而上学的理解。就中国当前的现实而言，“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公有制为主体，是就全国及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讲，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即不一定为主体；在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主体程度也可以有所差别。
第三，十五大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科学论断，更加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下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打开了思路，指明了方向。在生产关系中，所有制实现形式属于微观层次的问题，不同于所有制本身。一般说来，同一所有制性质可以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如承包、租赁、托管、兼并、股份制等；而不同的所有制性质也可采用同一种实现形式，如股份制，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所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当中，我们完全不必拘泥于“公有”、“私有”和姓“社”、姓“资”的界限，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前提下，“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依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就拿国有企业来讲，在这些年的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之所以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进展缓慢，成效不大，主要原因即在于其所有制形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迄今为止，仍有许多企业不同程度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政企之间藕断丝连，严重制约和阻碍了国有经济市场化的历史进程。这从反面印证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就是寻找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过程。
十五大报告还首次给近些年倍遭非议的股份制定性，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股份制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合理性作出了明确判断。针对社会上把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说成是“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等奇谈怪论，报告指出股份制就其本质来讲，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因此，“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根据十五大报告及这些年的实践摸索，股份制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问题，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并将有力地推动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所以，对于目前正处在尝试中的各种股份制，必须作为改革的新事物给予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
此外，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党的十五大也提出了许多重要主张，如以所有制结构调整及实现形式多样化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抓大放小”等，限于篇幅，不予论述。
总而言之，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这次大会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指引下，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大会有关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建树，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本文于1997年11月收到。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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