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扶贫工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工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市场经济为扶贫工程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来了一些困难。 贯彻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遵循扶贫工程运转的规律性，可以将我国的 扶贫工程推上一个新台阶。
关键词 市场经济 扶贫工程 贫困地区 脱贫
比较传统体制下的扶贫工程，市场经济条件下扶贫工程的运行条件 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对扶贫工程的运行产生的巨大影响，既有积 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及时调整扶贫观念、思 路和操作方式，以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
一、市场经济为扶贫工程注入新的活力
1.扶贫观念上的深刻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段时期内一部分地 区、一部分人的贫困或者说相对贫困是必然的。原因是市场经济作为资 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竞争机制的作用必然导致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 。如何看待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如何看待城乡人均收入差异悬殊 ？依据帕累托定律，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生活境况好起来，并没有使另一 部分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这个社会就算进步了。因此，地区间经济 发展水平差距的拉大，并不意味着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下降； 城乡人均收入水平悬殊，也不意味着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这 种“差距”是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差距。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正 视这种现实，更重要的是要想办法减轻由此引发的社会阵痛。当市场机 制不能有效地解决收入分配环节的问题时，政府或社会就要采取非经济 手段予以解决。因此，就市场经济与扶贫工程的关系而言，扶贫工程的 运转必须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前者应成为后者的一个子系统，一 个安全系统。我们不能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放弃市场经济 的效率原则，也不能消极地适应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放弃社会的扶贫 努力，任凭贫困问题恶化直至酿成社会动荡。正确的观点是，坚定不移 地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纳入市场经济轨道。贫困地区的经济唯有依靠 市场经济的动力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社会扶贫努力应侧重为贫困地区 创造进入市场的各种条件与机会。
2.扶贫行为社会化。传统体制下的扶贫是一种政府行为，各级政府 每年要向贫困地区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庞大的财政支出使得政府不堪 负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扶贫已从单纯的政府行为转 变为广泛的社会行为。非政府组织在扶贫活动中有着自身的优势：一是 其主动性，强烈的社会义务感使得各种社会组织自发地行动起来，将扶 贫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在扶贫工作中表现出的巨大热情，使扶贫 工程获得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二是其效率性，各种非政府组织通过 各种渠道与贫困地区直接联系，由于减少了中间环节，提出的扶贫方案 和措施比较接近实际，成本也比较低。
3.扶贫方式多样化。传统的扶贫方式由于忽略了贫困地区的造血机 能，形成了对贫困地区久扶而不能脱贫的局面。在总结以往扶贫工作经 验教训的基础上，各种扶贫主体都在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扶贫方式，帮 助贫困地区培育造血机能，以求治本兼治标。国家仍侧重于贫困地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救济手段帮助最贫困的人口渡过生存难关。国家还 改变了过去只注重投入而忽视效率的做法，追求扶贫资金使用的质量； 改变了过去扶贫救济款的无偿下放，用以工代赈的形式将扶贫和发展有 机地结合起来。企业则侧重于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运用商业形式将自 身的利益与贫困地区的利益结合在一起。闻名全国的江苏万向集团最近 提出了向中国西部挺进的“西进计划”，采取企业行为将东部的技术、 资金、经营管理经验以及新的观念同西部的资源、劳动力有机结合，开 辟西部广阔的市场，在企业获取利润的同时，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由 此看来，扶贫机制中的商业性一方面为贫困地区增加了许多发展契机，另一方面，对于打破贫困地区人民落后保守的传统观念，增强他们的竞 争意识和风险意识是大有裨益的。扶贫重在扶人，在这方面，科技扶贫 、教育扶贫就更显得意义深远。通过科技的推广和教育的普及，将从根 本上改变贫困地区人员素质普遍不高的状况。
4.脱贫途径多元化。扶贫工程的有效运转不仅取决于扶贫主体的积 极性，更重要的还取决于扶贫客体的能动性。市场经济给贫困地区带来 的不仅仅是机遇，而且是巨大的压力。这股压力迫使贫困地区千方百计 地寻找各自脱贫的突破口。有的贫困地区充分利用地下资源，以矿产资 源开发作为经济发展的龙头；有的贫困地区则抓住地表资源，利用荒山 荒坡种植经济作物，发展畜牧业，形成了种养业经济；有的贫困地区大 力开发旅游资源，以原始的充满魅力的自然景观和古老的文化遗产吸引 着八方来客；有的贫困地区则采取“嫁接”的方式，借助异地的经济优 势消化吸收本地的经济资源。四川省的劳务输出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范 例。四川省是我国人口比例失衡、劳动力过剩最严重的地区，仅靠本省 的力量，根本无法缓解巨大的人口压力，面对这个不利条件，贫困地区 的群众给自己找到一条脱贫致富的途径，就是“川军”出省、出国。劳 务输出不仅使输出者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掌握了 致富技术，积累了商品经济经验。1993年，全省劳务输出突破1000万人 次，其中跨省输出约占500万人次，出国劳务11000多人，全年劳务输出 收入超过100亿元。 劳务输出已经成为四川省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经济 收入的重要来源。许多地方实现了“输出一人，脱贫一户，输出百人，脱贫一村”。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扶贫工程运转的难点
市场经济运行的目的以及评价的标准在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它视 竞争条件下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为合理现象，自然也不可能给我们一 个解决两极分化的圆满答案。扶贫工程运行的目的在于解决市场经济所 造成而其自身又无法解决的两极分化问题，解决问题的绝大部分办法也 并非市场原则所能接受。由于市场机制与扶贫机制在运转目的、运转动 力、运转方式、运转的评价标准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二者在运行 过程中自然会产生摩擦，从而加大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扶贫工程的难度。
1.贫困地区稀缺的资金与资源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大量流向东部 沿海发达地区。开放的市场经济，大大加快了社会资源在各地区间的流 动，价格机制的作用，总是使各种生产要素从效益差的地区流向效益高 的地区。绝大部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起点低，基础差，因此各种生 产要素的配置效益比远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加之近些年东部发达地区 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这样，西部贫困地区原来就很稀缺的资源在市场 机制的作用下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发达地区。仅就人力资源而言，1983 ～1992年，宁夏通过正常手续调出的各类技术人才达5000多人。1990～1992年间，新疆调往各省区的管理和技术人才6638人，其中56.4%调 往沿海开放城市。1990～1992年，青海省共调出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 职称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746名，其中副高级职称以上的专业技术人 员802人；另一方面， 近年来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到青海省的人数却呈递 减趋势，三年共减少1155人，占应分配数的18.2%。
2.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扩大。西方近现代工业发展史表明，一定时 期内，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进步存在着明显的错位。一个国家要想实现 工业化，仅凭工业自身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高积累，通过农 业利益的转移，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过程。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工业发展势头强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牺牲农业利益为代价的 。农业利益向工业的转移是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实现的。据测算，改 革开放以来，一度缩小了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又重新拉大，如果以 1978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相对值为100，则1985年扩大了6.6%，19 89年扩大了10.7%。1989年全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绝对值达到1019 .86亿元。由于剪刀差的扩大，199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比1988年 增长0.2 %。但是，1986～1990年，农民负担却年均增长22.2%。我国 的贫困地区大多数属农业经济，这种宏观上的价格扭曲进一步恶化了它 们发展的基础。
3.扶贫职能部门的工作质量在下降。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 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各省、地、县也先后成立了开发领导小组，组建 了开发办公室。各级政府在推动扶贫工程运转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一方面，党和政府的扶贫计划、扶贫政策和扶贫措施要通过 这些职能机构的努力转变为现实；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实际状况与要求 也要通过它们反映给中央。然而，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扶贫职能机 构运转的质量在下降。首先，政策性业务与部分职能转变不相适应，经 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专业银行、物资、供销等部门恢复了其作为企业的 本来面目，而这些部门却承担着政府赋予它们的一些扶贫开发的政策性 业务。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混合体制，使这些部门处于工作难以 两全的境地。例如，按照传统的金融信条，“银行不应该和穷人打交道”，而按照扶贫政策的要求，银行应对缺乏还贷能力和信用保证的特困 户给予优先照顾，而当商业原则取得了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后，扶贫自 然成了这些部门可有可无的工作。其次，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不高，责任 心不强，素质普遍下降。扶贫工作体现着党的关怀和社会的温暖，它绝 对排斥功利主义，因此，即使工作人员干得十分出色，其回报也只能是 精神性的而非物质性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作人员人心思动，纷纷 跳槽，留在单位里大都是老弱病妇。最后，各级政府对扶贫职能机构不 够重视。现在，许多贫困地区都将扶贫纳入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忽 视了扶贫职能机构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动辄挪用、占用专项扶贫贷款和 物资，强行取消或合并扶贫职能机构。
4.开发与脱贫并非总呈良性循环。现在社会上甚至学术界普遍流行 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贫困地区要想真正改变面貌，就必须下大力气开发 当地的经济资源，简单说就是要走工业化的道路。然而，如何开发？眼 前大规模的开发是否有利于贫困地区的长远发展？答案并不简单。陕北 榆林地区经济开发所遇到的问题发人深思。建国40多年来，榆林地区在 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沙区植 被覆盖率由建国初的4%提高到目前的9%，总计1.91万平方公里的沙区 内，风速减缓，大半流沙被固，水土流失已初步得到控制，当地群众的 生存条件得到明显的改善。但自从国家80年代将其列为能源开发区后， 因急功近利、管理不善、乱采滥挖，造成了资源浪费、植被破坏、土地 沙化和环境污染，榆林人民苦心经营数十年，关系子孙后代的生态工程 正在经受着无情的浩劫。据统计，神木县每年仅矿区排渣量就达6856万 余吨，其中60%倾入河道，每年向黄河输入沙量增加1593万吨。1992年 汛期，这里的河水含沙量已接近泥石流，这种情况不仅威胁榆林地区， 而且恶化了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因此，在对待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急功近利，不能重蹈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 “有增长、无发展”的历史悲剧。
三、发挥有利因素，推进扶贫工程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扶贫工程，机遇与挑战并 存。我们在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有利因素，同时尽可能减少市 场经济对扶贫工程的不利影响。
1.强化政府的扶贫职能。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不能解决它自身所带 来的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社会经 济问题要靠政府行为加以疏导和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愈发展，政府 扶贫的责任也愈重大。由于扶贫体制正经历重大的变革，政府的扶贫职 能应侧重于统筹规划和领导，协调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1 ）协调好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与区域经济发展计划、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 。国家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应充分考虑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2 ）协 调好国务院扶贫领导机构与政府各部委定点扶贫单位的关系，改变目前 的“政出多门，财出多门”的状况，提高扶贫工程的运转质量。（3 ） 协调好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的关系。政府应加强统一领导，使各方面的 扶贫努力形成一种合力。（4）协调好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关系。 政 府应大力推广某些发达省份与贫困地区“结对”发展的成功经验，鼓励 发达地区以各种形式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5）协调好金融部门、物资部门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关系。要把政策性信贷业务从商 业性信贷业务中分离出来，成立以扶贫开发为目标的政策性银行和金融系统。
2.弘扬无私奉献精神，防止扶贫工作中的极端功利主义倾向。政府 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应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因为任何 腐败行为都会极大地挫伤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积极性。要选拔一批 德才兼备的干部到贫困地区去，对于那些放弃优越生活工作条件而到贫 困地区从事实际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的干部，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工 作待遇等方面予以优惠。需要阐明的是，提高扶贫工作质量的措施不应 成为扶贫主体变相谋求自身利益的手段。今后，无论是政府、社会团体 还是企业，在扶贫工作中都不能追求绝对的商业对等原则，也不应以商 业标准作为衡量扶贫工作质量的尺度，更不允许借扶贫名义侵害贫困地 区的利益。
3.增强贫困地区群众的参与意识。国内外实践经验表明，最有效的 缓解贫困的方法是使人民完全参与整个扶贫过程。为此，要特别重视贫 困地区“软”环境的营造。应加强文化扶贫、科技扶贫，大力发展扫盲 运动和实施希望工程，努力提高当地群众的整体素质。积极发展邮电通 讯事业，加强贫困地区与外界的相互联系。
4.努力使扶贫工作法律化、制度化。鉴于扶贫工作的长期性、艰巨 性和复杂性，有必要以法律法规形式规范政府和各种社会单位的扶贫行 为。从长远的观点看，只有使道德约束力与法制约束力相结合，才能减 少工作中的随意性，确保国家扶贫计划和扶贫政策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反贫 困过程中形成的法规制度。
收稿日期：1995-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