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越先生与魏晋封建理论:纪念商越诞辰100周年_陶希圣论文

商越先生与魏晋封建理论:纪念商越诞辰100周年_陶希圣论文

尚钺先生与“魏晋封建说”——为纪念尚钺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诞辰论文,封建论文,而作论文,生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34(2003)01-0001-07

一、中国古史分期的争论与八种“封建说”

1919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由此构筑了中国古史 分期论辩的基础与前提。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古史分期的论辩大体经历了三 个时期:即30年代、50年代至60年代初、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由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引发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 战。论战大体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 质等三大主要论题展开,参加论战的代表人物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等, 有新生派陶希圣、梅思平等,还有托派李季、陈邦国、胡秋原、王宜昌、杜畏之等。吕 振羽、郭沫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论证了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分别肯定 殷商、西周为奴隶制社会,西周、战国以后为封建社会,而托派人物则否认中国社会历 史曾经过奴隶制阶段,认为“没有划然的奴隶社会一阶段”,“在氏族的丘墟上产生了 封建社会”[1]。对于秦汉以后的社会性质,或曰“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2],或 曰“商业资本主义社会”[3],或曰“前资本主义时期”[4]。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 史论战,揭开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大论辩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古史分期的论辩,烽烟再起,导火索为郭宝钧于1950年3月19日在 《光明日报》发表的《记殷周殉人之史实》。此文结合安阳殷墟墓葬发掘,揭示了殷代 集体殉葬之史实,并对殉人的身份,作了不确定的推测,曰:“所殉之人,是否皆奴隶 ,是否皆从事生产之奴隶,作者未敢进一步推断。”郭沫若看到这篇文章后,撰写《读 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刊于《光明日报》1950年3月21日)一文,指出:“这些人毫 无人身自由,甚至连保全首领的自由都没有的殉葬者,除掉可能少数近亲者之外,必然 是一大群奴隶”,“因此,这一段史实,正说明殷代是奴隶社会。”此说既出,引来众 说纷坛,由殉人身份的论断,掀起了新一轮的古史分期论辨。这场论辨一直持续到20世 纪60年代初,大体形成了三个回合:1950年至1953年为第一个回合,两军对垒主要是“ 西周封建论”和“战国封建论”。第二个回合时在1954年至1956年,由两军对垒演变成 多方对阵,“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秦汉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相互 角力,特别后两者,形成辨坛劲旅。至此,古史分期的论辨已达到高峰。《历史研究》 编辑部从数以百计的论辨文章中,选出42篇代表作,编成《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 问题论文选集》和《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二书,由三联书店(1956、1957年)出 版,算是对前两个回合作了一个小结。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形成第三个回合,这一回 合较之前两者,激烈程度渐趋缓和,并呈现出二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论辨更加理性化, 尽量从问题的全面和思想深层去考虑自己的学术观点,如郭沫若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研 究中的两个问题》(刊于《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围绕“中国奴隶社会的基本特征 ”和“中国古代史分期的标准”两个问题,概括了50年代分期争论的内容,虽仍申明坚 持“战国封建论”,但对其它学说也显示了宽容;二是结合中国通史的撰著,各派均从 理论阐述到史料解释,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充实和完善。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学术界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1978年10 月,《历史研究》杂志社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在吉林省长春市联合召开中国古代 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会开得很热闹,知识分子沉寂了多年,开始又能畅所欲言。 而且这是一个热门话题,无不踊跃发言,各抒己见……‘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古代史 分期已定下用郭老(沫若)的说法,中国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际。长 春会上又把这个问题翻出来,西周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重有人提。会下就有一位与会的 教授说:‘现在是西周封建说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5]1979年后,全 国各大报刊陆续发表了许多关于古史分期的学术论文,出现了“春秋封建说”、“秦统 一封建说”、“东汉封建说”和“东晋封建说”等,论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直到 80年代中期,论争的热度才逐渐冷却下来。

中国古史分期论辨最为纷扰的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断限,各派虽均以马克思主义 社会形态理论为依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准则,但由于使用的尺度不一 ,或以生产工具为矩,或以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规,因此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先后出现八种“封建说”,争奇斗艳,让人眼花缭乱,学术魅力也引人入胜:

1.西周封建说

首倡此说者为吕振羽(注:见吕振羽:《西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刊于《中山文化教育 馆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吕氏又著:《论西周社会形势发展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 ——关于中国社会完成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问题的探讨》,刊于《新建设》1959年 第9期,对“西周封建说”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赞同并主张此说者有吴玉章、翦伯赞 、范文澜、杨向奎、徐仲舒、王玉哲、王亚南、杨翼骧、束世澂、李埏等。代表作为 :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42 年延安出版)和《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 1954年第1集)、杨向奎《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文史哲》1952年第5期)、王玉 哲《有关西周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王亚南《西周领主 经济封建社会的形成及“亚细亚生产方式”诸特点在地主经济封建社会的残留》(载于 《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束世澂《关于西周封建 制形成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李埏《试论殷商奴隶制向 西周封建制的过渡问题》(《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杨翼骧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为博 士生授课,一再申明“西周封建说”。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学家吴玉章在一些讲话中 ,也表示主张此说。

2.春秋封建说

此说由李亚农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曰:“周宣王以后,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 页,走进了典型的封建制社会。”[6]主张此说者有唐兰、祝瑞开、吴慧等。代表作有 :唐兰《春秋战国是封建割据时代》(《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1963年。《光明日报》 1962年5月10日刊逯立达《唐兰论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对其“春秋封建说”作了 较为详细的介绍)、祝瑞开《春秋初中期齐晋楚的封建主革命》(《西北大学学报》1979 年第1期)、吴慧《西周的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

3.战国封建说

倡导此说的主要代表人的是郭沫若,主张此说者有杨宽、吴大琨、田昌五等。代表作 有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杨宽《战国时代社会性质的讨论》 (《文史哲》1952年第5期)、吴大琨《论地租与中国历史分期及封建社会的长期阻滞性 问题》(《文史哲》1953年第2期)、田昌五《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问题》(《社会 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4.秦统一封建说

主张此说者有黄子通、夏甄陶、白寿彝、金景芳等。代表作有黄子通、夏甄陶《春秋 战国时代的奴隶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白寿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 问题》(1977年讲话,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 中国历史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 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历史研究》1979年第2、3期)。白寿彝认为春秋战国 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秦统一,标志着封建社会确立。这一看法,在很大程 度上沿承了他的导师黄子通的学术观点。田居俭《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讨论三 十年》(载于《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版),将白寿彝列入 “战国封建论”者,并不确切,应为“秦统一封建论”者。

5.西汉封建说

侯外庐首先提出此说,赵锡元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代表作为侯外庐的《论 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赵锡元《试论中国奴隶 制形成和消亡的具体途径》(《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

6.东汉封建说

20世纪50年代,周谷城提出此说,70年代末,郑昌淦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代表作是 周谷城的《中国奴隶社会论》(《文汇报》1950年7月27日)、郑昌淦《井田制的破坏和 农民的分化》(《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7.魏晋封建说

主张此说者有陶希圣、尚钺、王仲荦、何兹全、唐长孺、王思治、日知、赵俪生等。 代表作有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论战》第2辑)、 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 (《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和《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王思治《三论汉代是奴隶社会》 和《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它》(三联书店1980年版)、日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 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赵俪生《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角度来看我国 古史的分期》(《兰州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唐长孺晚年也主张“魏晋封建说”, 其关于古史分期的学术观点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已 有详细论述。

8.东晋封建说

此说由梁作干提出,代表作为梁作干的《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 帝国的灭亡》(《暨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二、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说”

在八种“封建说”,西周、战国、魏晋等三说为最强,“三强”之中,以“魏晋说” 最为丰富、系统,不仅成果多,队伍壮,而且还架构起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显示出强 劲的发展势头。“魏晋说”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局面,这自然与尚钺先生的研究和倡导是 分不开的。

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说”是由他的古史分期讨论而建立起来的。它曾将其古史分期 理论归纳为七点:第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即“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和一 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才能引起新的生产关系的发生 和发展;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反过来,生产关系 也会对生产力发生作用和影响。”[7](P354)第二,人类社会五种形态所经历的时间“ 越古越长”[7](P355)。第三,除社会主义外,新的生产关系总是在旧社会内部开始产 生的。“在古代阶级社会中,不会存在着某种单纯的生产关系,而且相反,经常是许多 不同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前行生产关系的残留和后起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与现实的主 导的生产关系,经常交织在一起。”[7](P295)第四,相似的历史现象因社会发展阶段 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会产生本质完全不同的结果,家庭公社、农村公社与农奴制大 庄园解体,均出现大量自耕小农,小农分化、破产,“前者为奴隶制提供大量的奴隶新 来源;后者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输送了广大的产业后备军。”[7](P355-356)第五,古 代商品生产发展,商人、高利贷者日益活跃,他们一方面兼并小农,占有大量奴隶;一 方面腐蚀贵族奴隶主,与诸侯王“分庭抗礼”,这是奴隶制经济发展所出现的矛盾;第 六,奴隶制社会的矛盾,除奴隶与奴隶主、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外还有新兴奴隶主与氏族 贵族奴隶主的矛盾,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吴起改革、商鞅变法等,即属于这类矛盾, “其间并没有什么进行封建改革的意义。”[7](P356)汉武帝“算缗钱”是贵族奴隶主 与商人奴隶主争夺财富的矛盾爆发。第七,关于法律,周文王“有亡荒阅”的规定、晋 铸刑鼎、子产作刑书,“既是针对奴隶的,同时也是保证新兴的富有奴隶主的利益。” [7](P356)

按照这样的理论和标准,尚钺先生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划分,确定在汉魏之际。为了 支持他的“魏晋封建说”,他对“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两汉封建说”进 行了辩驳。认为“西周主要的农具基本上仍然是使用木器、石器和蚌器……由于没有铁 器,农业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如牛耕、深耕细作等在西周时代也不存在。”[7](P340)再 就土地所有制形态来看,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王有”,土地私有权没有 完全或最后形成,农业生产由农村公社和家庭公社组织进行,公社内的“私田”仅归私 人使用,但不可以自由买卖;再次,世袭贵族通过“授民授疆土”,占有大量土地和劳 动者。基于这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无法构成封建的剥削性质的。关于“战国封建 说”,他指出:“不论是资料或理论上,都不能使人构成一个象社会历史巨大变革的印 象……头脑中连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系统也未能建立起来,相反地,从整个历史发展线 索来看,从商周到春秋战国,不仅看不见如奴隶制经济形态的解体现象,反而构成了一 种生产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合理线索。”[7](P340)“两汉封建说”者的主要依据 是汉代已有租佃关系和小农经济的存在。尚钺先生说:“小农经济和租佃关系发生的时 代,是在原始公社解体时期。因此,仅凭这些现象是不能作为论证封建社会存在的决定 性证据的,因为这些小农和租佃关系是封建社会的或是奴隶社会的,还必须深入研究当 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特别是当时整个经济基础,才能比较明确的认识到这种小农和 租佃关系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7](P342)汉代生产工具落后,技术原始,生产率低 下,而贵族生活又“是那样的奢侈,兼并土地和掠夺奴隶是那样的厉害”,小农无法维 持再生产,不得不“把土地交给豪民而为他耕作”,通过“见税什五”苛刻的租佃关系 “寻得一种保护”,这“正是奴隶制度下的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向奴隶命运沉沦变化的步 骤。”因此,“说汉代是封建社会,实在难以另人信服。”[7](P343)

对于古史分期讨论,尚钺先生指出:“不仅要从横的方面,即生产力、生产关系、阶 级斗争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研究;还要从纵的方面联系起来考察 ,即要上溯夏商,下及两晋南北朝。”[7](P346)自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他列举了 四方面的变化:第一,由商品经济到自然经济的变化。他说:“从战国到汉代,虽然基 本上仍是自然经济的社会,但在其中,商品生产和流通却不断发展,且呈现某种程度的 活跃,甚至连贵金属也成为贷币;而到了两晋南北朝朝代,自然经济却占了绝对的统治 地位,前一阶段颇为活跃的商品货币关系却长时期地(不是短暂地)极度衰落了,物物交 换成为主要形态。”[7](P346)第二,农奴制劳役制的变化。曰:“主张西周是封建社 会的同志认为,西周时,农奴制和劳役经济占主要地位……而主张战国秦汉是初期封建 社会的同志们,往往把‘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解释为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租佃关 系,对于两晋南北朝大量存在的‘免奴为客’的现象,也将作如何解释呢?”[7](P346- 347)对于这一变化,何兹全先生归纳为“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5]。第三,官 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的变化。曰:“从战国到两汉,在官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都 不断发展,直到两晋以后,才没落下去。把不断发展的奴隶制手工业,解释为封建社会 中的奴隶制残余,也很难另人信服。”[7](P341)第四,学术思想的变化。曰:“战国 时代学术思想中产生了‘百家争鸣’,汉武帝时虽‘独崇儒术,罢黜百家’,但在西汉 后期至东汉,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天人感应’到阴阳五行的谶纬的宗教思想。佛教 也在这时起传入。东汉末作为宗教的道教又形成为一种社会势力;另方面,东汉初又产 生了以王充为代表反对迷信和谶纬说的朴素唯物论思想。此外,文艺、科学都有进一步 的高涨。对于这些现象又将怎样解释呢?适应什么社会要求产生这些上层建筑呢?这些上 层建筑的基础又是什么呢?”[7](P347)他所总结的这些历史变化与问题,均是其“魏晋 封建说”的重要论据。

此外,尚钺先生还提出通过经济现象揭示阶级对立关系;从人身隶属关系和剥削方式 的变化,观察封建社会产生、发展、停滞、倒退的线索,再由这个线索追寻社会发展的 规律性;土地制度的变化、商品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官营手工业 的变化对封建社会发展影响等方面,考察中国封建经济关系。(注:见尚钺:《<中国封 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序言》,载于《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这些也是其“魏晋封建说”的内容。

三、“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尚钺先生的学术贡献

“魏晋封建说”的首倡者应该说是陶希圣。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陶希圣在经过 一段摇摆不定之后,终于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断在魏晋,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影响了何 兹全先生。何先生曾回忆他于1932年至1936年在北大读书时,说:“北大四年,予我影 响最大之人莫过于陶希圣,他开的两门课: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修过 ;我治中国经济史,主要受他的影响。”[5](P14-15)何先生的“汉魏之际封建说”“ 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中已见端倪。”[8]而此文 的撰写又是受了陶希圣的“启发”。对于陶希圣的学术思想,何先生也有比较公允的评 价。他说:“当时北大史学系的教授依学术思想渊源,大体可分为三个流派:一个是可 由钱穆教授代表的,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孟森教授、蒙文通教授可划在这一派里;一 个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学的学派,以胡适、傅斯年教授为代表;一个是乾嘉加点辨证唯物 论,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陶希圣。要说明的是,我是从学术观点的角度说陶希圣有 点辨证唯物论,在政治组织上他是国民党的改组派。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 人的著作,受他们的影响而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这使他成名,在学术上有高人之处 。陶希圣的史观是不纯的,他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5]

正因为陶希圣等人的史观不纯,所以有学者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所涉 及的古史分期讨论,排除在学术之外。田居俭说:“当年那场讨论,严格地说,还算不 上真正的学术讨论,因为它是和关系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的政治论战紧密 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御用文人和各种伪马克思派的掣肘,使得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批驳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舆论上,因而不能全力以赴 从学术上进行科学的研讨。所以说,对这个问题真正从学术角度开展广泛的讨论,还是 全国解放以后三十多年的事情。”[9]按照这样的看法,陶希圣对于“魏晋封建论”仅 仅是提出而已,而对此说予以正确论证,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向 学术界表明了其“魏晋封建说”。《中国历史纲要》的撰著始于1951年,这说明起码在 此时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已有了成熟的考虑。而且本书在出版前,还征求了尹达、侯 外庐、张政烺、唐长孺等先生的意见,张政烺先生亲为本书选择插 图,这都表明了本书的学术地位。

尚钺先生的“封建说”是以他的古史分期理论为基础的,而其古史分期理论又是建立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基础上的。他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分析中国古 代社会的变革,起码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相当成熟了。1944年,他在《中山文化季刊 》(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释臿——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认为社会制 度的演变,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工具,社会关系则是第二等的因素。“主要的变革,还 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决定的,同时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才 能找到正确的线索和说明。”[7](P294)这可以说是其“封建说”的端倪。至50年代初 ,其“封建说”形成。

1955年以后,是尚钺先生“封建说”的发展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先秦生产形态之探 讨》、《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序言》、《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 序言》、《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等论文,对其“封建说”作了系统的论证。他的 论证基本上是循着“奴隶社会怎样崩溃,封建社会又是如何产生”这样一个思路进行的 。因此,他先从先秦生产形态着手,探讨早期奴隶制下氏族公社与农村公社的变化。他 将奴隶社会分为两个时期:“大约在舜、禹之时,古代社会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 ,在父系氏族时期奴隶制已经产生,到殷商形成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从西周到春秋 ,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的基本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 基本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从战国到西汉,是中国奴隶制从发展到没落的阶级。”[1 0]封建的生产关系孕育于奴隶制的发展与没落阶段。“西汉初期就已产生了封建关系的 萌芽,直到魏晋,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10]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代,乃至说是中 国封建社会的分水岭。”[7](P352)宋、元是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明至鸦片战 争为封建社会末期。20世纪50年代,尚钺撰著《中国通史讲义》(即《尚氏中国古代通 史》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将奴隶制、封建制的发展演变过程具体划 分为四个阶段:早期奴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西周到春秋战国,中国奴隶制的崩解与 封建制度的形成——秦两汉到南北朝,封建制度的发展——隋唐五代,封建主义最高阶 段与资本主义的萌芽——宋、元、明、清。按照“魏晋封建说”,构建了他的古史系统 。从尚钺先生关于古史分期研究的总体情况看,他对奴隶制的兴衰,研究得较为充分, 而对封建制度形成的探讨,略显薄弱。

奴隶制如何瓦解?封建关系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问题给予较为充分说明的是王仲荦 先生。他于1956年在《文史哲》(第3、4、5期)发表名篇《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 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以生产关系的变化为线索,以依附民(即农奴)阶层的形成为标 志,描述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衰与兴的过程。认为夏至战国为原始奴隶制;战国初至东 汉,较发展的奴隶制占统治地位;自汉武帝时,大量“流民”出现,至东汉末,黄巾起 义,埋葬了奴隶制,引起了封建关系的急剧发展,旧的奴隶与奴隶主的生产关系,不得 不让位于新的依附民与封建主的生产关系,至魏晋,形成了封建制;封建土地所有者与 依附民“部曲”、“佃客”构成了封建社会初期的基本阶级;魏晋时,封建制的优越性 并未立即显露出来,到了南北朝,封建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为唐 代的昌盛作了准备。王仲荦先生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尚钺先生有关研究的薄弱之处,而且 沿着尚先生的学术思路,将“魏晋封建说”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稍后,何兹全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 ,1979年何先生又发表了《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具体阐述了 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社会变化的四个方面:即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由自 由民、奴隶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由民流到地著。十分清晰地描绘了中 国历史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发展线索。1991年何先生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不仅构建了“魏晋封建说”的理论体系,还将“魏晋封建说”的 研究作了一系统的总结。

这样,在“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即尚钺 、王仲荦、何兹全。尚钺对“魏晋封建说”具有开创之功,王仲荦则有开拓之力,何兹 全有集大成之劳。对于尚钺的开创之功,王仲荦在尚先生逝世之后,曾赋《挽尚钺同志 》诗,概括了尚先生的学术贡献,曰:

三千桃李列门墙,老树婆娑扑鼻香。

若问门人谁最健,中国粲粲扶余王。

古史自今开草昧,萌芽何必讳清初。

从来学术难定论,且继前贤要著书。

“古史自今开草昧”注曰:“尚钺同志主张魏晋封建论。”[11]充分肯定了尚先生在 古史分期方面的学术贡献和地位。

1959年,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受到批判,翦伯赞先生将尚钺的学术观点与“食货派 ”联系起来。何兹全先生说:“史学界开始批判尚钺教授和他的魏晋封建说,而我也执 这一说,认为汉魏之际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我俩虽无深交,但学术思想是有共鸣的。 翦伯赞教授曾著文说:尚钺同志是共产党员,但和共产党的同志走得不近,而和《食货 》余孽倒似一伙。”[5](P90)从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没有迹象表明尚钺先生与陶希圣在 学术上有任何渊源关系。虽然何兹全先生早年曾受陶希圣的影响,但其以后的学术思想 与陶氏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与尚钺先生较为接近,同属马克思主义史学。因此,翦伯赞 先生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

对于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及由此所遭受的磨难,戴逸先生曾作了这样的评价,曰:

他具有许多哲人常常具有的那种创造精神和执着性格。他提出了魏晋封建论和资本主 义萌芽说,体系最完备,论述最详尽,旗帜最鲜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范文 澜的西周封建论、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并称为古代史分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他对自 己的学术主张,极为坚持,虽然碰到万钧压力而毫不动摇。回想那时,学术研究的环境 太严酷了,有的情况简直到了可悲又可笑的地步。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 中提到过一句: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因此持魏晋封 建论的同志碰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开始尚是一般的诘辩非难,逐渐地上纲上线,成了 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异端邪说,甚至扣上托派的帽子。领导命令不准在课堂上讲授魏晋 封建论,其帽子之大,压力之重,令人惶惶然……从50年代中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长长的二十多年内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首当其冲,无数篇的批判文章,排山倒海, 汹涌而来。服劳役、蹲牛棚,直到家破人亡。尚钺同志遭受的坎坷经历,一言难尽,非 一般人所能承受。但他一直镇静自若,处之泰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争取保留自由 研究的权利。他对自己认定的真理,执着追求,表现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无 畏气慨。阅读他的遗著,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可以挑拣他在论证和运用史料中的疏 失,但你不能不佩服他那种在逆境中坚持真理的勇气,那种“威武不能移”的铮铮铁骨 ,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不渝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12]

每读尚钺先生的书及戴逸先生的评论,不禁对尚钺先生的学术精神肃然起敬。

收稿日期:2002-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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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越先生与魏晋封建理论:纪念商越诞辰100周年_陶希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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