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中期我国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年代论文,模式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年代初期，苏联的建设模式曾对我国发生了重大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时完全是以苏联为师的。从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我国注重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标志着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这种突破，今天看来虽然是初步的，但它却奠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起点。本文试图对我国突破苏联建设模式的历程作一回顾和分析，以总结历史的经验，作为当前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借鉴。
一、从学习苏联模式到突破苏联模式
苏联的建设模式是以高度集权为基本特点的。这种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苏联在实行“一五”和“二五”计划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表现在经济方面，主要是管理体制上的高度集中和经济发展方针上的一重二轻（重视重工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与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相适应，政治上实行的是只有一个共产党的一党制。新中国成立初期，视苏联为自己的良师益友。苏联的建设模式尤其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做法，不可避免地成为仿效的蓝本。
学习苏联模式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缺乏建设经验。经济建设如同毛泽东所说，是我们“不熟习的东西”。苏联不管体制上存在何种问题，毕竟“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①我们向苏联学习，苏联也愿意帮助我们。我国的“一五”计划就是在苏联专家的积极参与下制定和实施的。这也促成了对苏联模式的引进。从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看，学习苏联也是唯一的选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承认新中国，并进行经济封锁。毛泽东在反驳国内某些人所谓“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这种主张时，说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所以，新中国成立之际，不仅政治上要“一边倒”，倒向苏联，经济上也必须“一边倒”，以取得苏联的援助，学习苏联模式也就带有一种必然性。
由于上述因素的作用，我国当时十分重视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以至把这看作是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问题。中共中央在1953年4月发布的关于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中，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联共（布）党史》和斯大林论经济建设的有关著作，以便系统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以及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②这里显然把十月革命开辟的对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革命道路同苏联模式即具体的建设道路视为同一问题，因而走十月革命的路就要照搬苏联模式。这种照搬的结果，使我国在“一五”期间形成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经济调节体系，经济决策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这对当时有效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保证市场稳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曾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苏联建设模式的许多严重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
苏联模式弊端的暴露是从苏联自身开始的。苏联由于长期重视重工业而轻视农业，致使农业长期发展缓慢。苏联“四五”计划期间（1946-1950年）农业生产任务没有完成。“五五”计划（1951-1955年）头几年农业生产也没有达到计划指标。50年代初还出现了农业发展速度下降的趋势。1953年谷物产量（8250万吨）甚至低于1913年沙俄时期的产量（8600万吨）。在管理体制方面，因其过分集中带来了诸如机构庞大、党和国家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等问题。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曾对此作出批评。
然而，苏联模式的主要奠基者斯大林在世时，这些弊端不可能得到认真解决，也不可能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警觉。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内务部长贝利亚的问题被揭露出来，一批重要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经济方面加强了农业，并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在苏共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外交方面对南斯拉夫的敌视态度转变。苏联内政外交方面的这些变化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也促使我国不得不重新思考苏联建设经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正是经过这种观察和思考，毛泽东于1955年首次提出“以苏为鉴”的问题。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以反斯大林个人崇拜为主题的报告。报告带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倾向，但确也揭露出斯大林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许多问题。这使我国有可能进一步了解苏联的内情尤其是存在的问题，“‘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了”③，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建设模式的问题便提上了日程。
使我国必须突破苏联模式的更强烈的动因，则是仿效苏联模式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问题。这集中表现在经济决策权力过于向中央集中而影响到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象“一五”期间预算内基本建设拨款属于中央项目的占79%，属于地方项目的仅占21%。工业企业管理方面，中央直属企业日益增多，由1953年的2800多个增至1957年的9300多个。财政支出方面，“一五”期间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80%，支出占总支出的75%，地方支配的财力只占25%。企业的财权就更小。5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只有开支200至500元的机动权。整个“一五”期间，企业利润留成只相当于同期国家财政企业收入的3.75%。劳动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也由中央集中管理，地方和企业无决定权。这些都影响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妨碍了生产的发展。此外，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把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几乎都纳入计划产品范围。从1953年至1956年，国家计委统一管理并下达的产品品种从110多种增加至300多种，其产品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占60%左右。这就难以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无疑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这些问题说明，苏联建设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包括苏联自己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提出了突破苏联模式的必然的、客观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
二、对苏联模式的主要突破点
我国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是以毛泽东阐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为起点的。毛泽东后来讲到，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他还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④。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则进一步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用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原则。从这时到50年代后期的几年间，是我国突破苏联建设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一个高潮期。就这一时期我国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在工业化道路上，不是以重工业挤轻工业和农业，而是农、轻、重协调发展。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农，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业品和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工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毛泽东批评了苏联的这种错误做法。他从中国是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强调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并把这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⑤1959年，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进一步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规律上阐述了农、轻、重关系问题。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一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⑥。当时我国负责工业的同志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曾想走苏联老路来发展工业。党中央、毛泽东及时纠正了这种片面认识。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再不重视农业、轻工业，我就要把重、轻、农次序倒过来⑦。后来在提法上果然倒了过来。因此，从50年代中期来看，我国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上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上处理得是比较好的。在积累率上，1953年至1957年分别为23.1%、25.5%、22.9%、24.4%、24.9%，5年平均为24.2%。“一五”期间，我国农、轻、重投资在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例分别为7.1%、6.4%、36.1%。这一比例关系是比较协调的。
在管理体制上，避免权力高度集中，给企业和地方一些独立性，并初步提出了改进我国计划体制的问题。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和地方的独立性很少。毛泽东对此是不赞成的，指出不能象苏联那样统得过死。在1955年11月16日召开的各省、自治区和大中城市党委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说：“经济工作要统一，但要分级管理，要在统一计划下各省负责。”⑧1956年初，国务院五办在汇报中讲到国家统收统支对企业卡得过死，厂长只有200到500元的机动权，更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说：“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⑨又说，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⑩。这期间，陈云对我国所有制结构问题、经济运行调节机制问题、市场问题作了探索，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论点。李富春提出了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建议。根据这些思想，党的八大确定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以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划分企业、事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范围。1957年初，中央又进一步研究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并成立了陈云主持的中央经济5人小组。5人小组经半年多调查，提出了《关于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经由同年11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4次会议批准，于1958年开始执行。这三项规定的总的精神，是根据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调整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间的关系，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厂矿企业单位，以进一步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这三项规定的执行是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迈出的第一步。但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权力下放过猛，造成混乱，改革也就因噎废食了。尽管如此，改革的方向还是对头的。
在处理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上，不象苏联那样只重视国家利益，而是强调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集体，主要指工业企业，这已如前所述。个人，主要指农民。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苏联曾实行过两种制度，一是义务交售制，二是余粮征集制，毛泽东认为都不妥。他说，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搞得很苦，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实行余粮征集制，势必对农民翻箱倒柜，这个办法实在不妥。我们有二十二年的根据地的经验，历来实行征收公粮和购买粮食的办法，使我们有可能不走苏联那样的弯路。”(11)毛泽东指出，在同农民的关系上，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这即是说国家在同农民的关系上要实行商品经济法制，而不能剥夺农民。当然，我们党对这一思想的实践有曲折，这就是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无偿平调农民和生产队财产的“左”的倾向，引起了农民的不满。但这种错误倾向很快被党中央、毛泽东制止。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主张废除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的错误观点，强调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废除商业，对农民产品实行调拨，就是剥夺农民。在农民问题上，必须小心谨慎。11月底至12月初，党中央又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重大原则问题，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这样，错误倾向很快被制止，党和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得到缓和。
在政治体制上，不象苏联那样实行一党制，而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同各民主党派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同志式的合作关系。各民主党派也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共与民主党派执政与参政的多党合作关系。这是我们党能够实行有别于苏联的政党体制的历史原因。同时，我们党也注重汲取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毛泽东指出，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我们不能这样做(12)。当时党内有的同志认为，“民主党派是为争取民主而成立的，现在有了民主，其任务已尽”，甚至说什么民主党派不过是“一根头发的功劳，拔不拔去都一样”。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批评了这些错误的认识，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周恩来还反复阐述实行这一方针的历史由来和现实必要性，指出：“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13)。这些思想对于巩固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至关重要的。
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不象苏联那样搞肃反扩大化，而是要少捉少杀，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的道理，认为说阶级斗争越斗越尖锐，“这在一定时间是真理”，“过了这个时间就不是越斗越尖锐”(14)。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特殊性，斯大林恰恰没有看到这种特殊性，而搞了肃反扩大化。应当说，在肃反问题上，我们党一开始就采取了慎重的政策，严禁肃反扩大化，对于“左”的或右的倾向都及时以予纠正，因而既有力地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又保证了社会的稳定。苏联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教训更引起我们党的警惕。后来，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是对苏联教训的汲取。毛泽东还善于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肃反问题，指出反革命是消极因素，但可能促其转化为积极因素。他援引苏联的例子说：“其实，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赶走的，季诺维也夫也是可以不杀的。至少可以让他们当个政协委员吧！”(15)他认为，在我国条件下，反革命“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16)。这种转化的观点正确地指导了我国肃反工作，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以上五个方面集中体现了50年代中期我国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苏联为鉴”，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的探索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探索和突破，我国才能在50、60年代建立起一个具有独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奠定了今天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三、我国为什么能够突破苏联建设模式
苏联建设模式在50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一个具有普遍影响的模式。为什么中国能够突破这种模式，而有些国家却难以摆脱其窠臼呢？除了某些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客观因素外，从主观条件来说，就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党。这表现在她勇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能独立自主地去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表现在她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搞好调查研究，认真解决中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表现在她善于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创造，用于指导中国建设道路的实践。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我国能够突破苏联模式的首要条件。当时党内有些同志由于感到自己缺乏建设经验，同时也因受苏联模式影响较深，对另辟蹊径缺乏自信心。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及时进行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工作。他说，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学习苏联也得具体分析，我们搞土地改革和工商业改造就不学苏联那一套。总之，他认为“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17)。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奠定了我们突破苏联模式，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的思想基础。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说到底，就是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神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我党历史上曾出现过王明教条主义错误，对苏联经验不加分析，不考虑中国实际，一概照抄照搬，结果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鉴于历史的教训，毛泽东强调，对于外国经验必须有分析有批评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说：“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18)这种如何对待外国经验的问题，实质上是坚持教条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在30年代就阐述了一条很重要的思想原则：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50年代初，我国正处在向苏联学习的高潮，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这条原则。1952年10月，刘少奇率团赴苏祝贺苏共十九大召开。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贺词中写道：“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三年来的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就证明了：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正确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正确地运用苏联共产党关于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是无往而不胜的。”(19)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观点和原则体现了我党的基本思想路线，对以后我国突破苏联模式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映到立国精神上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应当看到，突破苏联模式不仅需要思想上的解放，还需要有政治上的勇气。苏联长期以来由于受斯大林对外政策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错误影响，在对华关系上缺乏一种平等精神，往往以“老子党”自居，一方面援助新中国建设，另一方面又想通过这种援助来控制中国。50年代中后期，苏联要在中国建立长波雷达观察站，组建所谓海军“合作社”，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党当即拒绝了苏联损害中国主权的这些无理要求。毛泽东告诉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毛泽东还斩钉截铁地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20)正是有了这种巨大的政治勇气，坚定的独立自主原则，我国才能摆脱苏联指挥棒的调动，不至于象某些国家依赖苏援而成为它的卫星国，也才有可能突破苏联模式，走出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
我国能够突破苏联模式，还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搞好调查研究，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突破苏联模式，固然首先要破，但破了旧模式不等于就立起自己的新模式，这里有一个如何从本国实际出发，搞好调查研究的问题。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从1955年底开始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先是刘少奇听取各部委的汇报。从12月7日起到1956年3月8日告一段落，刘少奇共约了32个部委向其汇报工作。再是毛泽东外出调查。从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乘火车由京汉、粤汉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一路上找沿途地方干部谈话，进行调查研究。回京后，毛泽东又用两个多月时间先后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这项工作开始不久，李富春同志向毛泽东建议，通知工交部门约200到300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向党中央、毛泽东写出一书面汇报。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不久，几百个工厂和工地的书面汇报纷纷汇集到中南海。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十分疲劳。通过听取汇报，调查研究，毛泽东和党中央了解和掌握了大量的实际情况，为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实践基础。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能够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成为突破苏联模式、指引中国建设道路的纲领性文献，正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而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练就了善于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突破苏联模式，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的创造性实践，其成功无疑是用创造性理论作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就在于她能够及时总结自己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提出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科学理论。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50年代后期阐述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和两类矛盾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毛泽东指出，它仍旧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种基本矛盾表现在我们国家，就是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这一论断不仅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而且也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普遍规律，又是对斯大林基本矛盾观点的突破。斯大林在30年代曾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晚年虽然修改了这一观点，但并未对基本矛盾给予充分而深刻的揭示，没有看到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看到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也是基本矛盾的一个侧面。毛泽东对斯大林基本矛盾理论观点的突破，使我国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为正是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基本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才有可能认识到社会主义不会停留在一种模式上，静止在一种水平上，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按照具体情况，解决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21)突破苏联模式，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就是不断发现和解决新的矛盾的过程。
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另一突破是关于两类矛盾理论观点的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是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得出的科学结论。两类矛盾学说的核心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矛盾是经常的，大量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有过严重的失误。他提出过“内部矛盾”的概念，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不同于敌我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究竟处于何种地位，究竟应如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斯大林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解决好，因此，苏联出现过肃反扩大化问题，政府同农民的关系也很紧张。波兰、匈牙利由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还发生过内乱鉴于苏联、东欧的教训，毛泽东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摆到突出的位置上，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加以研究，系统阐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这一学说的创立，使我国对突破苏联模式、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指导思想更加科学化。这就是要协调好人民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总之，我国能够突破苏联模式，就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非凡的求实精神、探索精神和创造精神。这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锤炼的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是党能够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
四、突破苏联模式的意义和局限
我国50年代对苏联模式突破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首先应看到，突破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解放，就是对苏联不迷信，不盲从。这在当时苏联威望极高，苏联模式影响极深、极广的年代，是更具有特殊意义的。这种思想解放不仅表现在对苏联的学习要有分析上，还在于不只是学习苏联好的经验，而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法。这种思想解放，可以说发出了我们今天对外开放政策的先声。
其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突破苏联建设模式中所阐述的基本理论观点对今天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进行改革，其理论依据从根本上说，就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因为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还存在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才提出改革的必要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22)。在今天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要把它处理好，必须坚持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方法。它们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我们必须遵循。
再次，我国50年代对苏联模式突破所取得的经验，为我们今天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这些经验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象保持农、轻、重比例协调，正确处理不同利益主体关系，改革过于集中的管理体制等等，都具有重要的经验借鉴价值以至原则性指导意义。所以，邓小平后来谈到这篇讲话时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23)就这一点而言，可以把这篇讲话看作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代表作。
我国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是在50年代中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这就使这种突破带有很大局限性。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观点不够彻底。邓小平谈到这一点时说：“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24)这就需要把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统一起来，从理论上阐明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当时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后来在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失误。另外，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如毛泽东所说，还主要限于方法有所不同，原则和苏联还是相同的(25)。象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不能动摇。这就使改革管理体制不可能彻底，使突破苏联模式的力度和广度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由于复杂的原因后来背离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突破的良好开端未能继续下去，以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出现严重曲折，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新步入正轨。
无论如何，50年代中期我国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是具有历史性伟大贡献的。如果说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场新的革命，那么正如十四大报告所指出的：“这场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从改革的意义上审视50年代的突破和探索，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已拉开了今天这场伟大革命的序幕。
注释：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页。
②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页。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1页。
⑤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0页。
⑥《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四），《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⑦参见薄一波：《毛泽东是真理的坚定探索者》，《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7日。
⑧⑩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82-783页；上卷，第488页。
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3页。
(11)《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四），《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12)周恩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页。
(13)周恩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页。
(14)(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9页。
(16)《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0页。
(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4页。
(18)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19)《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1日。
(20)《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21)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375页。
(22)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
(23)(2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91页、第471页。
(24)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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