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和士族升降——以淮南三叛中的太原士族群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族论文,淮南论文,分野论文,太原论文,魏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士族作为一个影响中古数百年的重要阶层，地位显赫，世居高官，簪缨相袭，甚至入室操戈，与皇权分庭抗礼。这决定士族成为萦绕中古史研究者心头的重大课题，历久弥新。前贤时彦的研究旨趣主要集中在探讨士族政治存续的时间长短以及剖析士族个案的演变情况，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降，士族个案研究之风弥漫大陆学界。① 实际上，中古士族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波澜壮阔到死水微澜的过程：宏观上，研究士族政治存续长短的学者，比较注意士族作为一个整体阶层对中古政治社会的影响，侧重于士族谱系的连续性，反而忽视士族阶层内部的流动特征；微观上，研究士族个案的学者过于模仿前人研究套路的“形似”，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世系的编排勘定、婚姻情况的罗列整理以及官职升降的归纳分析等趋于僵化的层面研究上，而忽略士族个案研究产生的问题意识以及研究结果的学术指向。如果将士族个案的研究纵深置于士族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和政治环境中考虑，就不难发现士族阶层内部充满巨大的流动性。选取重要区域，对该区域的士族群进行整合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跳出士族个案研究的窠臼，无疑会增强士族研究的整体性和生动性。太原地区是中古政治社会的重要区域，世家大族云集，以太原士族群为中心展开研究，具有典型性。本文试图以魏晋之际太原士族群的政治动向为中心，着力探讨政治冲突背景下的阶层流动，并阐释阶层流动与社会变迁的交互作用。
一、亲曹反马与家族零落：以太原令狐氏为例
魏晋鼎革曾经是学者倾力关注的研究课题，关于魏晋社会推演的宏观研究，学者历来大多着眼于政治史的纵向考察，集中探讨曹马之争的党派归属及阶级特征，研究角度基本上从士族和寒门的阶层对立中寻求魏晋革命的历史谜团。② 但是也有学者试图突破固有思维模式的瓶颈，摆脱阶层对立的惯性思维，从意识形态和执政方针的异同对这段历史进行重新考察。③“高平陵之变”被视为决定曹马命运的的关键性事件。④ 但是政变后十年的政治格局，对于曹马双方来说都是险象环生的十年。士族群体在亡魏成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分野，由此决定家族命运的升降浮沉。中古政治的权力构造和地域集团息息相关，论者指出曹魏政权由汝颖和谯沛两大政治集团支撑，并深入分析其势力消长。⑤ 两大地域集团之外地方势力的变化情况，长期游离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无形之中有意被“边缘化”的地域群体是研究士族阶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家族利益和党派集团的成败紧密相关。家族利益在政治混乱之际的命运更是取决于“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政治敏感。
魏晋时期太原士族圈的整体崛起，离不开曹魏政权的大力支持。一向被忽视的令狐家族在曹马之际的政治浮沉富有戏剧性。令狐家族在东汉末期处于平稳的上升过程。令狐邵的父亲仕于汉末朝廷，与曹操结识，交情甚密。令狐邵在建安年间的袁曹斗争中，倾向家世显赫的袁绍一方。官渡一役，曹操破袁绍军进入邺城，捕捉袁绍党徒令狐邵十余人，依罪当诛。曹操观令狐邵形貌，以为衣冠，问其祖考，果识其父。⑥ 令狐邵随之归附曹氏，数年为弘农郡守，其地遭战争创伤，衰落为文化荒漠，竟无人明经。令狐邵遣人习经于河东乐详，弘农郡学业转兴，其后官至虎贲中郎将（第五品），卒于景初、正始之际。令狐邵的同房侄子令狐愚，常有高志，而邵不以为然。《三国志·仓慈传》裴注云：
众人谓愚必荣令狐氏，而邵独以为“愚性倜傥，不修德而愿大，必灭我宗”。愚闻邵言，其心不平。及邵为虎贲郎将，而愚仕进已多所更历，所在有名称。愚见邵，因从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时闻大人谓愚为不继，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视而不答也。然私谓其妻子曰：“公冶性度犹如故也。以吾观之，终当败灭。但不知我久当坐之不邪？将逮汝曹耳！”邵没之后，十余年间，愚为兖州刺史，果与王淩谋废立，家属诛灭。
《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邵陵厉公嘉平三年（251）采用裴注的说法，胡注“此晋人作魏史所书云尔”，言外之意是令狐邵不可能预测到十年之后的灭门家祸，必然是晋人作魏史时根据后事往前追溯而凭空杜撰。胡三省的注释含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将令狐邵的预言置于令狐愚叛乱灭族十年之前的政治环境下考虑的话，就会发现令狐邵的评论并非杞人忧天。十年前恰好是明帝将崩，辅政大臣的权力争夺处于白热化的胶着状态。令狐邵其时的官职是虎贲中郎将，官品虽轻（第五品），执掌却重。由于接近政治权力中枢，对政治空气的微妙变化，必然提前察觉，对于明帝卒后政局的诡谲多变尤有切身体会。同郡孙资为政治漩涡中的关键性人物之一。令狐邵和孙氏的交往史载不明。但是以令狐邵的处事作风，必然是和光同尘，两面骑墙。这样的一种态度或许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无为”官员的倾向。而令狐愚“性倜傥，不修德而愿大”的性格气质及其价值取向让令狐邵对他的政治前途乃至令狐家族的命运感到担忧。众人对当时极为紧张的政治空气警悟不足，盲目地看好令狐愚的政治前途，或许正是看重他拥有家世背景下的政治能力。令狐愚的青云直上也证明了时人的眼光。但恰恰是这样的锐意进取更加让令狐邵感到忧心忡忡。这段关于令狐邵对令狐愚评价的记载闪烁其辞，很难看出“性倜傥，不修德而愿大”何至于严重到惨烈灭门的地步？令狐愚少年得志，恃才傲物，接人待物狂傲而不多积恩德，这样的人，越有才能，得罪的人就越多，终将失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段记载必然是有所删减或是有意掩盖的。空缺的实质性历史内容应当是：令狐邵凭借靠近政权中枢的任官经验，必然敏锐地察觉到司马氏集团对曹氏集团的进攻行动必将在短期内迅速展开，而令狐愚在曹氏的羽翼下迅速成长，怀有较高的政治能力，具有明显的亲曹倾向，必将会遭到实力不断上升的司马氏集团的仇视。至于灭门，依照当时的制度，应当是忤逆叛国才能定的罪刑。令狐邵在公元240年左右的推测应当是令狐愚党于曹氏而可能会遭到司马氏的翦除。
令狐邵的政治预言在令狐愚就任兖州刺史后变成现实。令狐愚之母嫁给太原王允侄王淩。王淩、王晨兄弟在汉末王允的灭门惨祸中侥幸存活。王晨后裔名望不显，王淩经并州刺史梁习推荐，⑦ 被曹操任命为县长，之后官位升迁速度甚快，不足二十年就从地方僚佐飙升至文帝时期的散骑常侍，其后出为兖州刺史，又迁为豫州、扬州刺史。王淩与司马朗、贾逵交好情密。令狐愚任兖州刺史的时间是正始六年（255），⑧ 史载：“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⑨ 兖州、淮南风马牛不相及，王淩、令狐愚影响所致，不独专任淮南之重。而扬州之任，王淩都督扬州诸军事（239－251）、诸葛诞为扬州剌史（243－251）。⑩ 由此看出王淩、诸葛诞有共事九年的经历，同时王淩子王广娶诸葛诞女，(11) 王淩、诸葛诞关系自然非比寻常。
嘉平元年（249）正月，高平陵政变爆发。司马氏在京畿重地冒险反击，取得对曹氏的决定性胜利。然而在边镇重地，曹氏集团的力量基础仍然雄厚。《三国志·王淩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载：“淩、愚谋，以帝幼制于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之，以兴曹氏。”所谓强臣，即指司马懿。《晋书，宣帝纪》明言，嘉平二年（250）“兖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贰于帝，谋立楚王彪”。(12) 王淩、令狐愚积极展开另立王储以对抗司马氏的行动。《三国志·楚王彪传》载楚王彪长而贤，成为王淩的选择对象。《三国志·王淩传》注引鱼豢《魏略》载：
淩闻东平民浩详知星，呼问详。详疑淩有所挟，欲悦其意，不言吴当有死丧，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吴、楚同占，当有王者兴。故淩计遂定。
《宋书·天文志》的记载与此相似，资料来源大致相同。《晋书·地理志》“扬州·建安郡”下领有东平。中古时代的占卜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意的反映，民意在很多情况下都附着于政治权力的争衡。东平民浩详“欲悦其意”，揣度王淩谋逆之事，冒性命之危进僭越之言，则王淩和令狐愚之谋已广为扬州人所知，当无疑问。司马懿自然不能容忍这样的公然反抗，但是并没有迅速对王淩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是需要时间来消化高平陵政变的成果。时机成熟后，司马懿亲率中军对王淩采取征讨行动。王淩无计可施，旬日之间，势穷被缚，最后饮鸩卒于项城。司马懿对王淩余党包括令狐氏采取铁血手段，皆夷三族，太原令狐氏和祁县王氏主干房支亦从此断绝。这就是令狐邵政治预言的直实内容。
二、政治倾向的动态转变：以太原郭氏为例
魏晋嬗替过程复杂，曹马之争在京畿重地和边陲地区激烈展开，互有胜负，其力量基础盘根错节，身处其中的士族不可能完全预料曹马之争的结局，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但是今人研究曹马之争，经常会从历史的反向思维入手，认为曹马之争阵线分明，立场明确。譬如台湾学者卢建荣曾对高平陵政变前夜曹马对垒双方的政治力量进行统计归纳，简洁明致。(13) 实际上，有些士族家庭在时局动荡之际不见得一定是非此即彼，即一定要站在曹马之争的某一方。如果深究的话，就会发现在曹马之争中持观望态度的士族不在少数，这点似乎为学人所忽视。太原郭氏在中古社会算不上一流大姓，但却是第二流大姓的佼佼者，对郭氏的研究可以洞察中等士族的生存状况，因而郭氏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以往论太原郭淮者，一直都把郭淮视作司马氏党徒，卢建荣亦承此说。事实上，太原郭氏的政治态度有一个由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再到叛曹亲马的动态的转变过程。
阳曲郭氏在汉魏之际迅速上升，其代表人物郭淮在曹马之争中态度暧昧。坚持认为郭淮是司马氏党徒的学者可能认为，郭淮与王淩家族存在的婚姻关系不会影响郭氏的政治态度。其实不然，王淩乱后，郭淮妻依法当诛。《晋书·刑法志》载，“及景帝辅政，是时魏法，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女”。关于犯逆连诛的适用范围，曹魏律令的规定极为残酷，乱世用重典。《晋书·阮籍传》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族灭之事不绝于书。王淩叛乱，按照曹魏法令，其姊亦在连诛之内。但是当御史遵循法令前往拘捕的时候，关中地区发生骚动。《世说新语》“方正”篇记载了这起骚乱的始末：
郭淮作关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屡有战庸。淮妻，太尉王淩之妹，坐淩事，当并诛，使者徵摄甚急。淮使戎装，克日当发。州府文武及百姓劝淮举兵，淮不许。至期遣妻，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行数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还，于是文武奔驰，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与宣帝书曰：“五子哀恋，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则无五子，五子若殒，亦复无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世说新语》认为这起骚乱的主要力量是“州府文武及百姓”。御史强行胁迫郭淮妻上道后在当地造成的结果是，“人人扼腕，欲劫留之”、(14)“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郭淮在“州府文武以及百姓”的支持下迅即派出精骑追还妻子。这些富有煽动色彩的历史记载与法律常理相悖，如此群情激愤的场面显然是有郭淮鼓动的成分在内，但是也足以说明郭淮在关中一带的力量凭藉极为深厚。郭淮的行为显然已经构成对司马氏的公然挑衅，最后居然得到法外开恩、予以宽宥的结果。
太原士族在曹魏时期的活动能量远远突破太原甚至并州之地，与政权的结合日益密切。他们在此时期活动区域的广泛性呈现出家族成员急速官僚化的倾向，与永嘉乱后北方士族垄断地方、呼啸乡里的情况判若云泥。郭淮终生用兵秦雍，王淩惨淡经营淮南。司马懿宽宥的真正原因自然不是出于怜悯，而是震慑于郭淮在秦雍一带积累三十余年的军功，担心过快激化和郭淮的矛盾。但是郭淮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又不能不让司马氏寝食难安。嘉平元年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氏对关中一带的人事安排，是消化京畿政变成果、逐渐蚕食曹氏羽翼的重要部署，司马氏调离关中夏侯玄进入洛阳，以雍州刺史郭淮为征西将军，似乎显示郭淮是司马氏集团可以信赖的人物。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司马氏同时任命陈泰为雍州刺史，并加奋威将军。陈泰与司马师兄弟过从甚密，是司马氏党徒。陈泰的任命在与蜀汉的战役中迅速体现出价值。《三国志·陈泰传》载郭淮、陈泰和姜维交战时云：“（泰）敕诸军各坚垒勿与战，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东，使淮趣牛头，截其还路，可并取维，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进率诸军军洮水。”陈泰被司马氏派往关中的具体任务虽然囿于史料的缺乏很难明确考察，但是陈泰取代郭淮担任雍州刺史进而操理民政，军事上与郭淮共同筹划，则郭淮的权力明显受到掣肘和削弱，已经不能与往昔独揽民政大权比类齐观，则是不争的事实。紧接着嘉平二年（250）司马氏以征西将军郭淮为车骑将军，明升暗降。《三国志·陈泰传》载，“淮薨，泰代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诸军事”。(15) 笔者对陈泰任官时间的记载深表怀疑。郭淮卒于正元二年（255）正月，征西将军一职早已空缺。魏蜀交争，征西将军的职位人选不应该出现空缺的离奇情况。
陈泰入关中削弱郭淮权力的作用逐年累月体现出来，这就是司马氏当初派陈泰进入关中的真正背景和动机。郭淮虽然在营救其妻的行动中取得暂时胜利，但是由此引起司马氏更深的猜忌。司马氏虽然没有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之后的五年郭淮已经没有可以称道的军事表现。《晋书·景帝纪》载，“嘉平四年春正月，诸葛诞、
丘俭、王昶、陈泰、胡遵都督四方”。陈泰所都督的范围和职能显然是都督雍、凉诸军事，万斯同《魏方镇年表》失载此事。(16) 陈泰在雍凉一带借助司马氏的支持，至此已经完全力压郭淮而掌控关中之权。郭淮和王淩谋立楚王彪之间固然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联系，但是观察郭淮营救其妻即王淩姊过程中的表现，不惜鱼死网破与司马氏决裂而采取军事行动。下得不让人怀疑王淩在谋乱前是否确实如有限的史籍资料所显示的那样没有联合关中的姻亲郭淮。
如果说郭淮和王淩叛乱间的关系是若隐若现，而郭淮和文钦、丘俭之间的关系则是斑斑可考。一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文钦、丘俭据王淩叛乱之扬州再次发动对抗司马氏的起事，时间距离王淩叛乱被平息将近四年。所相同者都是司马氏兵到叛平，丘俭被杀，文钦南奔投吴。文钦、丘俭兴起之盛，平息之速，主要原因是：其一，叛乱是被迫进行的草率对抗。正元元年（254）司马氏在京师发动一系列翦除曹氏党羽的行动，夏侯玄、李丰等人被杀，随即废齐王曹芳立高贵乡公。十月，遣侍中持节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冤枉失职者。(17) 动荡时期侍中巡省四方自然不是简单的观察风俗，慰劳士民，关键是“察冤枉失职者”。(18) 明言之，察冤枉，即是提拔被政敌所压抑的己方力量；黜去职，即是罢免对己方不利的敌方羽翼。据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正元元年（254）的侍中分别是：郑小同、荀顗、赵酆、华表。四侍中的政治态度，或明或暗均系司马氏党羽。侍中持节巡省四方之事，正是在司马氏集团的掌控下进行的。丘俭、文钦正是难以忍受这种来自中央司马氏集团的政治高压，被迫提前反抗。
其二，郭淮没有及时响应（或言郭淮已经无能无力）。郭淮本传的记载风平浪静，嘉平元年以后五六年间的事情其实惊心动魄，事关郭淮家族的性命安危，也间接影响到淮南三叛的结局。据郭淮本传推测，郭淮卒年当为七十岁左右，上下浮动应当不会超过五年。对征战边疆的武将来说，尚可有为。郭淮卒年前后的活动，史传几乎没有记载，嘉平二年（250）的封赏之后再无功业可考，其后六年无所事事，固然与年事已高有关，但如果结合之前嘉平三年（251）王淩之变，之后正元二年（255）丘俭、文钦叛乱，可以觉察到郭淮在这个敏感阶段却黯然退居幕后。幸赖《三国志》裴注中保留着这方面信息的吉光片羽。《三国志·丘俭传》裴注文钦《降吴表》云：
司马师滔天作逆，废害二主，辛、癸、高、莽，恶不足喻。钦累世受魏恩，乌鸟之情，窃怀愤踊，在三之义，期于弊仆。前与丘俭、郭淮等俱举义兵，当共讨师，扫除凶孽，诚臣
愚管所执。
文钦此表已明显透露出郭淮具有和丘俭、文钦共同举兵的意图，这个计划胎死腹中的要因即在于荀顗策划的“侍中巡省四方”之一连串的弹压行动。文钦此表当然可以理解为故意反间郭淮和司马氏的关系。但是据文钦降吴后的举动，明显看出文钦的确和郭淮曾经有过相当程度的交往。其时在孙吴边镇，诸葛诞亦为曹氏党徒，且和王淩为婚姻之家。文钦舍近求远联合郭淮，必然是有以往联系密切的渊源。同传载文钦《与郭淮书》言及，“是以不顾妻孥之痛”，当然是提醒郭淮营救其妻王淩姊事变的政治后遗症，意即势必引起司马氏的仇视。又言，“恐秦川之卒不可孤举”，皆指郭淮对司马氏深怀敌意。文钦给郭淮的建议是，让他效仿自己和夏侯霸，降汉以东西并举，共伐中原。郭淮最终没有响应，内中详情已不可知。但是比较可能的推测是，郭淮在嘉平四年（252）陈泰都督雍、凉诸军事后，空留车骑将军的虚衔，军政大权处处被陈泰所牵制。
太原郭氏在曹马之争的开始阶段存在亲曹反马的政治倾向，至少在曹马之间犹豫徘徊。郭淮弟郭亮的七世孙郭祚和北魏孝文帝谈到郭淮的时候说：“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19) 这说明郭淮的后人认为郭淮的政治态度是亲魏的。引人注意的是，郭淮卒后两年，在诸葛诞起兵前夕，郭淮弟郭配把二十一岁的女儿郭槐嫁给时年四十的贾充。(20) 郭配此举显然是要极力扭转兄长郭淮在政见上的摇摆态度可能对家族造成的消极影响，通过联姻贾充以表明对司马氏的忠心。
淮南三叛诸人中最让人捉摸不定的是诸葛诞。关于诸葛诞和丘俭、文钦起事的关系，陈寿如此记载：“后丘俭、文钦反，遣使诣诞，招呼豫州士民。诞斩其使，露布天下。令知俭、钦凶逆。”(21) 姜宸英居然相信了这样的记载，卢弼对其进行猛烈批评。(22) 卢氏以“勤王”冠以淮南三叛，较为符合历史真相。卢氏认为淮南三叛是有预谋的行为，实已道破玄机，可惜没有展开论述。由高平陵政变后的一系列事变看，卢建荣认为是司马氏逐渐翦除曹氏党羽的主动行为。反过来考虑，正元元年（254）司马氏进行一系列的清洗京师重地亲曹力量的紧迫行动，派侍中巡省四方观天下方镇之志的行为，自然会让我们联想到曹氏集团一方自然不会坐以待毙，或亦有中央、地方联合以图全力一击的深谋远虑。郭淮资料的隐晦记载集中体现了这点认识。卢氏把“勤王”的失败归罪于文钦父子系粗猛武夫，反复无常。更深一层的理解应当是文钦父子打乱了曹氏集团的行动节奏，因而被迫各自为战。
通过以上的简单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太原令狐愚、太原王淩、太原郭淮、琅琊诸葛诞之间存在着婚姻关系，太原王淩是中心人物，其他几人均与太原王淩有婚姻关系。而丘俭、王淩和诸葛诞又有多年同地任官的经历，并且平生事功的地域多是亲曹反马的扬、豫诸州。他们与中央夏侯玄等人极有可能在高平陵政变后蓄谋发动对司马氏的全力一击。但是随着正元元年京师之谋被司马氏识破而遭血洗，甚至连齐王芳也被废黜。其后地方实力派连续被动起兵，已经无助于事态的发展，亡魏成晋的大势已经形成。在此激烈的角逐过程中，部分世家大族的政治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夹在其中摇摆观望，甚至是同一家族的不同成员也出现政治分歧，太原郭淮亲曹反马、其弟郭配通过婚姻手段向司马氏效忠，集中体现了在曹马集团之间徘徊观望的家族情况。
三、叛曹亲马与士族上升：以太原孙氏和王氏为例
政权更迭之际，家族政见不同，导致家族命运的升降浮沉。前文分别以被史学界广泛忽视的太原令狐氏和郭氏为中心，对魏晋鼎革之际的两种家族形态进行分类剖析，发现令狐氏家族代表曹党家族的命运，感念曹党集团的眷顾和利益亲曹反马。而郭淮家族更能代表政权嬗替之际的家族形态，在曹马之间来回摇摆，从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所谓的骑墙观望，就是对曹马之间的力量对比进行重新选择的过程，最后倒向司马氏一边。
唐长孺先生指出，士族的升降和当世冠冕息息相关，(23) 士族家庭在形成、壮大阶段，家族利益的维系与当政者的重用与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魏晋政治格局朝着对司马氏集团有利的方向进行，之前出仕曹魏朝廷的家族在朝代更替之际迅速转变政治立场，无疑会维护家族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太原士族也不例外，家族成员在政治道德和家族利益扞格时的取舍将决定家族命运。
太原孙资得王允之赏鉴，名著乡邑。乡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艳妒其盛名。杨丰党附田、梁以构陷孙资，仇怨甚重。孙资不以为意，田豫等人弥久乃服，请求结为婚姻之家。孙资为长子宏娶田豫女。(24) 孙资在文帝、明帝朝尤见宠任。孙资最为后世所诟病的事件即是：明帝临崩时安排辅政大臣的人选受刘放、孙资所左右。在刘、孙两人的作用下，辅政大臣的人选完全改观，由清一色的曹氏集团人物改为曹爽、司马懿共同辅政的局面。何焯、王懋竑、王鸣盛、赵翼对刘放、孙资党于司马氏而“援纳簒贼”、“弄权败国”之行为痛切斥责。(25) 孙资蒙受曹氏厚恩，而叛曹亲马，足见其时士大夫恋家忘国之丑态。(26)
晋阳王氏的起家，在于汉魏之际。王柔、王泽兄弟得郭泰的品评，热衷仕宦，精通经术。王泽支脉精通经术的优势在后世逐渐显现出来。其子王昶在年轻时与王淩齐名，而兄事之。王昶在曹魏政权的官僚机构中，官位上升速度甚快，至明帝时已经加扬烈将军，封关内侯。王昶撰《家诫》一书，(27) 重孝敬仁义，轻浮华朋党，并称“为人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又称家风唯“仁义为名，守慎为称，孝悌于闺门，务学于师友。”一言以蔽之，即孝于父母敬于宗党，守默谦让于国家政务。这种“守慎”家风的由来当是乃祖王泽根据党锢之祸的现实教训而制定。曹爽在正始年间培植势力，王昶子王浑、王机子王沈俱应曹爽征召而为掾吏，说明正始年间晋阳王氏还是曹氏集团的党羽。王昶本人在正始年间的事迹史籍缺载，当和郭淮的情形一样，是一种有意的删减，势必抹去了王昶和曹爽之间的一些关系。高平陵政变后，王浑、王沈俱因曹爽故吏免官。王昶在正始年间的活动仅可从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中得鸿爪蚯迹，即王昶在正始年间相继任兖州、徐州、荆州刺史，未有间断。司马氏诛曹爽后，对晋阳王氏采取怀柔政策，浑、沈相继复出。王淩之乱中看不出晋阳王氏成员的政治倾向。(28) 而在丘俭、诸葛诞叛乱中，王昶本传均言其平叛有功。由此可见，王氏家族成员无所谓政治道德，见风使舵固为后人所不耻，但亡国有罪之余兴家有道。王昶在晚年发动对孙吴进攻而兵败一事尚须申论。嘉平四年（252）王昶、胡遵、丘俭征吴而大败。司马师引咎自责，唯降司马昭官爵，余则不问。习凿齿对之赞誉有加，(29) 笔者以为是皮相之论。其时王淩叛乱初平，人心思乱。兼以司马师执政不久，众心游离，如对征南诸将采取强硬措施，势必对己不利。因而司马师的引咎自责，固然有统治术的成分在内，更应该考虑其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实压力。
魏晋士族并非全然相同，有代际传承，也有流动嬗变。士族阶层的升降方式在和平年代与动荡时期路径不同，其升降动力来自不同因素：学术权力的归属、仕途命运的际遇、婚姻之家的贵贱、政治空气的变幻等等，其中由政局变动带来的士族分野，无疑扮演了动荡时期阶层流动的关键性角色。魏晋嬗替过程中士族的政治动向乃至家族内部不同成员的政治意见，决定该家族在中古时期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政权鼎革并非如后世见到的那样一帆风顺，政权嬗变之际的大族形态复杂多变。以魏晋之际的士族格局来说，太原令狐氏枯守曹党集团，最后随着司马氏的强大，令狐家族走向覆亡；郭氏在曹党和马党之间进行艰难选择，角色多变，最后由曹党倒戈进入司马氏阵营；王氏家族见风使舵，叛曹亲马，虽然政治道德沦丧，恋家忘国，但由此使家族走向日益繁荣的道路。中古区域社会的研究方兴未艾，中古士族的突破之路，必须选取集中数十家显赫家族的典型性区域为研究单元展开讨论，从家族地位升降浮沉的细微处入手，无疑可以将区域士族群的研究引向纵深，这样可以从中古士族的一个空间切面，更深层地了解士族阶层的内部流动。通过对区域士族群的研究，我们可以跳出士族个案“跑马圈式”研究的窠臼，立足个案研究的充分积累，整合士族群体的变动情况，无疑会增强士族研究的整体性和生动性。中古社会转型是细雨润物的渐进过程，影响深远，选取区域士族群进行整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会克服士族个案研究的僵化模式，在比较高的层面上审查士族社会阶层的升降浮沉，并深刻理解这种阶层流动与政局变迁的交互作用。
［收稿日期］2008－03－11
注释：
① 周一良对欧美学者伊佩霞著作的介绍，引领士族个案研究的新风气，参见周一良：《〈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大陆学界关于士族个案的研究，参见容建新：《80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
② 参阅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2000年，第13—22页；基于陈说继续讨论者，参见万绳楠：《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徐高阮：《山涛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1分；唐长孺：《清谈与清议》、《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收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汤用彤、任继愈合著：《魏晋玄学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收于《魏晋玄学中的政治思想略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
③ 刘显叔：《论魏末政治中的党派分野》，《史学汇刊》第9期；卢建荣：《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食货月刊》第10卷第7期，1980年。
④ 参阅卢建荣：《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食货月刊》第10卷第7期；王晓毅：《正始改制与高平陵政变》，《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方诗铭：《何晏在曹魏高平陵政变前后》，《史林》1998年第3期。
⑤ 万绳楠：《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升降》，《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78—92页。
⑥ 《三国志》卷十六《仓慈传》。
⑦ 《三国志》卷二三《常林传》。
⑧ 万斯同：《魏方镇年表》，收于《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620页。
⑨ 《三国志》卷二八《王淩传》。
⑩ 任命时间根据《三国志》相关传记及万斯同《魏方镇年表》推定。
(11) 《世说新语》“贤媛”篇。
(12) 王淩对邵陵厉公曹芳继嗣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见于吴土鉴：《晋书斠注》卷一《宣帝纪》所引《文选》晋纪总论、干宝《晋纪》，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1928年。
(13) 卢建荣：《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食货月刊》第10卷第7期，第276—279页。
(14) 《三国志》卷二六《郭淮传》注引《世语》。
(15) 万斯同不经细查，径采此说，恐讹，参见《魏方镇年表》，收于《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621页。
(16) 万斯同：《魏方镇年表》，收于《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621页。
(17) 《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
(18) 《晋书》卷三九《荀顗传》称荀顗进言，“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所谓“外志”，即指方镇的政治态度。
(19) 《魏书》卷六四《郭祚传》、《北史》卷四三《郭祚传》，据《北史》及文义定“魏文”后为句号。
(20) 具体时间考订的依据，参见《夫人宜成宣君郭（槐）氏之柩》，辑于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21) 《三国志》卷二八《诸葛诞传》。
(22) 卢弼：《三国志集解·诸葛诞传》，北京：古籍出版社铅印本，1957年。
(23) 参见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4) 《三国志》卷十四《刘放传》注引《资别传》。
(25) 诸人之言论，参见卢弼《三国志集解·刘放传》征引内容。
(26) 余嘉锡谓其时士风凋零，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德行”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6页。
(27) 家诫即诫子侄书，见于《三国志》卷二七《王昶传》。《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裴注及《太平御览》卷六百几十四均引作《王昶家诫》。
(28) 魏晋时期晋阳王氏的骨干人物王昶、王浑、王沈，在这个时期的资料记载都是隐晦不明，参见《三国志》卷二七《王昶传》、《晋书》卷三九《王沈传》、《晋书》卷四二《王浑传》。
(29) 《三国志》卷四《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