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需要适度颠覆技术规范_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论文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需要适度颠覆技术规范_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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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1-0187-04

规范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学术发展。但学术规范与学术发展之间有时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有关学术规范正当性的预设,其本身并不具有绝对的正当性。叶继元认为目前的技术规范,“没有考虑到文科论文引用文献类型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且某些规定又过繁过细,没有以学术研究为本”①;余三定认为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应该“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根据客观需要灵活执行规范,绝不削足适履”②。显见,技术规范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局限与不足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然而,“在当前的‘学术规范化’的讨论中,似乎还仅仅停留在‘技术’或‘道德’的层面上,而没有深入到对‘学问’本身的规范上”③。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定性出发,根据文科研究的自身特点,重点分析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适度颠覆技术规范的必要性。

一、技术规范重视实证弱化思辨

技术规范要求学术研究必须超越猜测与臆想,通过一定的论证程序,把观点变为学术,将知识提升为学问,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随着这种规范越来越走向极端,难免限制学术风格和学术内容的突破与变革,希望通过外在形式上的程式和规定实现学术创新,其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首先,技术规范过分重视“实证”,而实证原则却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

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主客二分的现代科学,以探讨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为核心旨趣,时刻提防主观对客观的“玷污”。由此,在绝对的知性追求中,构建了“技治中心”(tech-oriented)的学术标准,丰富的经验与思想最终被抽取为一些所谓的规律。而规范化的技术参数,不动声色地构建出貌似客观、公允的研究框架,正是从外部形式上维护了实证精神视为生命的客观原则。但是,科学证伪主义理论和反预设主义理论都认为以定义、本质和规律为前提的实证研究并不是绝对可靠的。现象学主张还原研究,解构主义宣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也都否认任何实证本质的存在。事实上,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也确实大量存在着无法实证或未经证实的理论而又为人们所信奉;相反,一些经过实证的结论却可能很快被抛弃。

其次,技术规范过分强调证据,往往将文献材料异化为学术观点。

技术规范强调证据。于是,参考文献便成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审读学位论文,总是先看其参考文献和引文注释,大凡下过工夫的论文总以丰富的文献为基础”④。而当技术规范被强调到一个不确当的高度时,便直接导致了下述三大弊端:一是滋生了“伪注与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而伪注又可分为“错注、转引而不明示、杜撰、滥注”⑤,这使得以“证据”存现的参考文献和引文注释,其本身缺乏可靠性。二是讲究对文献材料的搜集、排列与数理统计,从而限制甚至取代了对材料真伪的鉴定与考辨。材料是一切论证得以展开的前提,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复杂程度要远远大于自然科学,既包括文献真伪(“底本之是非”)和内容真伪(“立说之是非”)的鉴别,也包括在不同的“真”材料之间的合理选择,从而在真实性之外,还关乎效用性。可以肯定,对材料的这种真伪考订以及多元化的合理选择与效用分析,只能基于深入细致的文献阅读与材料爬梳,它不是技术能够解决的。三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在对大量材料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获得文本感受、审美经验与深入思考,而技术规范恰恰压缩甚至省缺了手工查阅原文时与之俱来的对原文的猜摩和思辨。

综上,旨在迎合现代科学实证精神的外在技术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以心灵思辨为主要特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相冲突的。

二、技术规范鼓励模式化抑制个性化

技术规范从题名、作者、摘要到参考文献都有模式化的规范要求,仿佛学术论文只能有一种写法和一种面貌。而千文一面,直接导致千刊一面。诚如夏锦乾指出:“从总体上说,中国学术期刊的现状还不如人意,它给人们的印象是:创新之作少而平庸之作、克隆之作多;千篇一律,缺乏个性。”⑥

首先,技术规范抑制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个性。

在目前的自然、社会、人文学科三分体系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分别固守客观性和价值性的两端,社会科学以客观性与价值性的双重关联而处在二者之间。17世纪以来,西方自然科学以其实证操作而使自己更像“科学”,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效法的对象,后者的人文内涵得到了“纠正”。然而,当时的自然科学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建立在传统物理学基础上的因果律原则和机械决定论思想。而20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却颠覆了当初的科学观。今天,“因果律原则和机械决定论思想”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日益难以为继,已是不争的事实。学者们相信,“学术规范化的目的是学术化,而学术化的基本形式是学术本身的多样化”,例如,“哲学的突出特征是以个体性的风格求索人类性的问题”⑦,这无疑需要学术规范的相应性的多样化。例如,作为“全文的高度浓缩”、“包含着几乎与论文同等量的主要信息”(GB7713-87)的摘要,显然对自然科学类的论著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而“以个体性的风格求索人类性的问题”的哲学,“既是哲学家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故事,又是哲学家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个人的体悟和思辨与人类的存在和文明是熔铸在一起的”⑧。这样,中国古人发明的提要(亦称叙录、解题)也许比摘要更有价值。众所周知,提要强调知人论世、介绍作者生平与学术思想,可以凸现研究者的个性特征。

在西方,“英语学术界论著体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多元化,各主要学科或学科集群基本上都建立了适合本领域特点的文体规范”⑨。同样,如何根据人文社会学科领域本身的特点制订相对自由和独立的规范,应成为我国学术界的追求目标。

其次,技术规范抑制了具体研究内容的个性。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丰富和多元,是自然科学所无法比拟的。考据性文章应以材料的厚重与扎实见长;鉴赏性文章必须生动活泼、晓白流畅;思辨性的论文以逻辑清晰、推理严密为要务;评论性的论文必须平实而不失尖锐;概述性的论文要求点面结合,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有所选择和精进。再以哲学为例,“以理论的方式面向现实而推进‘理论创新’,以批判的维度反思思想而实现‘思想创意’,以生命的体悟感受生活而阐发‘人生境界’,可以说是哲学这‘游戏’的多种‘玩法’”。我们应该“自觉地保护每种游戏的‘多种玩法’,不要让技术层面的‘规范化’消解掉学术层面的‘多样化’”⑩。不可想象,用理论创新型文章的模式来克隆思想创意性文章;或者用思想创意性论文的陈规来拷贝人生境界类的论文。而过于技术化的规范,往往重视模式克隆与陈规拷贝,从而丢失了不同内容和类型论文的个性化与生动性,最终导致学术研究中最可宝贵的创造性的失落。

再次,技术规范抑制了研究者的个性。

与自然科学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主客二分不同,文科研究是个体性极强的活动,是研究者心性自由的显现,其研究成果是在研究个体独特的人文关怀、道德操守、人生境界、生活情趣、审美体验等主体心灵的积极参与下完成的。主体心灵是无法客观化、技术化与规范化的,而技术化的规范恰恰磨平了研究主体的个性,从而导致与学术研究中的创新原则相抵牾。本质上,每位研究者都是独一无二的主体。古往今来的一些学术大师们除了拥有个性化的学术优势之外,一般都具有十分鲜明的人格个性。如孔子行健、老子无为,分别造就了两者的坚毅执著与自由精神,并构成了《论语》和《道德经》无可替代的人格底蕴。而技术规范模铸了一副副冰冷的学术面孔,从而淡化了研究者,流失了最可宝贵的学术个性与创造精神。

总之,技术规范对模式化的过度追求,导致在人文社会科学这个需要个性化的研究领域里,恰恰放逐了个性。

三、技术规范培养匠人扼杀学者

随着技术规范正面价值的过分夸大,技术规范得以与学术创新相比臂。规范与创新共同构成了科学研究中缺一不可的两个要素,也是现代学术研究的两个基本标志。相应的,对相关技术的掌握成为一种从业者必须熟谙的基本职业训练,由此把学术研究者培养成了职业匠人。

首先,将学术异化为谋生的手段。

技术规范乃是“自觉适应了文献信息传播现代化的需要”(11),目的在于“便利信息系统的收集、存贮、处理、加工、检索、利用、交流、传播”(GB7713-87)。而文献信息传播现代化的社会背景是学术的市场化。学者们“著书只为稻粱谋”,往往只关心学术活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与地位效应,其热情与焦虑集中体现在成果能否发表以及发表后的成果是否符合学术量化的标准之上。学术成果的所谓意义与价值,不再取决于学术成果本身,而往往是研究者基于个人周遭“语境”人为“建构”上去的。例如,在技术规范视阈下,既然论文的学术反响可以被抽取为一定的技术统计与分析,那么,我就可以通过非学术方式努力使我的论著“被引”、“被转载”、“被复印”;我也可以强添“关键词”以增加被检频度;或者让我的研究生写些歌功颂德的书评和文评,等等——当然,我的所有“技术处理”,必须经过投入与产出的严格经济学分析。固然,凡事没有绝对,学,术与功利也并不是绝对排斥的东西。但若把功利视为学术的主要甚至唯一目标,那么,学术也就必然失去根本的价值和意义了。

其次,造成研究主体人文精神的缺失。

马克思认为,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四种基本方式。宗教之虔诚、艺术之感知、哲学之沉思,与科学之实证迥然而别。简言之,前三者洋溢着生命的追问、盎然的诗性和静谧的沉思,这其中所维系的人文精神不是科学实证所能解决的。相应的,技术规范也不能框定其意义内涵。古语云:“循规矩而守规矩,脱规矩而合规矩。”一个谨守本门技艺规矩的人,只是一个只达到“术”的境界的循规蹈矩的匠人;只有“所好者道也,进乎技也”(《庄子·养生主》),才能达到随心所欲地发挥技艺而又在更高层次上合乎规矩之“道”。而在目前的学术规范操纵下,研究者不再在学术原典上做过多的停留与品味,诗性思维与心灵参与被复制、粘贴和插入超级链接等现代技术所取代,由此冲淡乃至舍弃了人文信念,文科研究成果成为板滞而不可信的东西。例如,中国古典诗词用语精练、意象丰润、自由联想跳跃性大,对它的研究需要动用到主体人的心灵思辨、极具个性的生命体验、无拘无束的独立感悟和精微透彻的哲思玄想。很难想象,以符合“技术参数”为基本取向的研究成果会有多大的学术价值。

再次,导致研究者放弃社会职责的天然使命。

文科研究的最高旨趣是追逐人文精神的真谛和秘密,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相应的,研究者必须以典雅高贵的品格,反复涵泳于文本的阅读,悉心体会并深度揭示文本思想内涵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与人伦价值。然而,技术规范努力构建四平八稳的框架模型,追求外在形式的普遍化,从而改变了学术研究的生产方式。既然对文本字里行间的用心爬梳和入微体贴可以被形式化的工整性和模式化的生产所取代,学术研究的神圣性也就不复存在。研究者往往成了“玩学术”的手艺人,把学术视为某种“工种”或“行当”,对学术缺乏最起码的真诚与尊重。因而,无需“立身”于学术而只求“栖身”于学术。与此相鼓桴,学术精神既然能够为技术所规范,精神本身就显得苍白无力。什么陶冶情操、洗涤精神,什么直面现实、追问历史,什么关心民族命运与人类进步等等,这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天然职责也被“规范”所消解掉了、“技术”化掉了。它造就了基础扎实的工匠式的“活的百科全书”,但却是一个“死的思想者”。

显见,技术规范伙同学术的市场化动作,正在培养一批批掌握新式学术生产方式和程序、以个人利益得失为核心内容的“独善其身”的匠人;而扼杀了基于传统学术生产方式和程序、以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主要旨趣的“兼济天下”的学者。

四、结语

现代学术规范包括技术与道德两个层面的内容。尽管,学术规范在我国往往被视为疗救浮躁学风和学术腐败的处方,长期为正直的学者们所吁求和践行,并以官方规定和国家标准的形式,上升为一种制度设计。相应的,学术期刊也致力于“约束剽窃、抄袭、造假和拼凑数据等道德性失范行为”和“控制引文与注释不规范、摘要与主题词缺失等技术性失范行为”(12)。然而,学术规范的正当性并非毋庸置疑。何中华指出:“知识论规训对哲学内在精神的束缚和阉割日益严重。形式主义的‘新八股’,假学术规范之名堂而皇之地盛行。责其实,不过是些花拳绣腿而已。历史上真正的思想大都不曾是外在规范塑造出来的。在经典作品中,既有几乎不引任何一位前人论述的文本,像布伯的《我与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也有附注篇幅大于正文的文本,像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无论是否援引,皆应出于著作本身的需要,不应为了迎合某种外在的规范。”(13),

综上,我们相信,至少对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而言,是时候需要适度颠覆目前流行的一些技术规范的局限了。诚然,反思不仅意味着批判,还意味着积极的建构。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应该如何”以学术创新为导向,基于学科特点,积极寻求对现有学术规范的突破,将会是笔者另一篇论文的主题。

注释:

①叶继元:《遵循学术规范是学术期刊的重要使命——“中文社会科学期刊学术规范研讨”综述》,《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185-187页。

②余三定:《从学术规范看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的发展道路》,《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69-71页。

③孙正聿:《学术规范与学术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7-9页。

④赵宪章:《学术规范、实证精神与数字时代》,《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5期,第12-15页。

⑤苏雪梅:《试论学术失范与编辑的学术职责》,《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118-122页。

⑥夏锦乾:《探索中国学术期刊的当代理念》,《文汇报》,2004年12月12日。

⑦⑧孙正聿:《学术规范与学术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7-9页。

⑨何朝晖:《英语学术界的若干论著体例及其启示——对建立中文学术规范体系的思考》,《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年第4期,第83-88页。

⑩孙正聿:《学术规范与学术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7-9页。

(11)余三定:《从学术规范看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的发展道路》,《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69-71页。

(12)蒋冠:《把好期刊关口规范学术研究——谈谈档案期刊与档案学学术规范建设》,《档案学通讯》2007年第3期,第7-10页。

(13)何中华:《近年来国内哲学研究状况检讨:一个有限的观察和评论》,《文史哲》2007年第3期,第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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