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抗体研究——以故宫星巴克咖啡传媒事件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故宫论文,抗体论文,个案论文,星巴克论文,跨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化抗体：文化自觉的内源表达
所谓现代性，是指近几个世纪在西方形成的以一整套价值理念为基础的一种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欧洲中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三大运动是现代性理念的最重要来源。经过这几场历史运动，西方社会制度、科学技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主要领域均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在许多关键方面，现代制度与前现代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所有方面都是不连续的……现代世界是一个‘快速飞逝的’世界：不仅其社会变迁的步伐比以前的所有体系都更快，而且其范围和深刻性也与以前迥然有别。借助这些，现代性影响着预先存在的社会实践和行为模式。”① 因此吉登斯说“现代性是一种冒险文化。”而“受过教育而有辨别能力的公众是必需的。”②
现代性显然包括了整个社会文化良好的内在整合性、匹配合理性、结构稳定性，外来文化难以对其构成为侵蚀性的因素，而只能成为刺激和丰富文化之客观因素。
现代性向非西方社会展示的力量，通过近代以来西方的对外冲击，形成强烈的典范作用。非西方国家纷纷梦想进入这种境界。在东方，日本是欧美以外唯一获得了现代性的国家，虽然迟于欧美百年。近代日本在受到美国的侵略威胁后，实施了1885年福泽谕吉（1835－1901）在《脱亚论》中提出的“脱亚入欧”文化战略。而福泽谕吉在表达其思想的时候，便将西方文化的传播，比作“像麻疹的流行”，其实是一种符合文化生物学的观察和思维方法。福泽谕吉说：
对于东方国家的当务之急来说，此文明的东渐之势十分强劲，如果下定决心来阻止它的话，这样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观察当今世界的现状，就会发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与时俱进，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尝文明的苦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样……当前不但不应阻止文明，反而应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这才是智者之所为。③
于是日本迅速进入接纳西方文化、帮助西方文化蔓延的全盘西化轨道，使国家实力迅速提高。尽管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坚持“脱亚入欧”和“洋学和魂”并举，但还是出现了民族文化流失及冲击亚洲文化生态等问题，④ 成为现代日本思想界提出反省的一个重要课题。
伴随这些反思的，是当现代化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一种令西方始料未及的现象也在东方出现：“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利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它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现在，令西方人感到刺激的是：“东亚没有将其经济的迅速发展归因于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而是归因于对自身文化的伸张。他们论证说，他们之所以正在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与西方不同。”⑤ 前些年人们津津乐道的亚洲“四小龙”现象的内源文化解释，⑥ 就是很好的例证。而现在中国经济的连续高速发展和本土文化意识的觉醒，则引起了西方的不安。
西方的现代性在中国的延伸和扩张，也在从1919年之后呈现出一种不断加剧的趋势。对西方文化产业文化本性的中性化理解，似乎是过去20余年中国现代化过程对西方现代文化借鉴态度的伴生现象。为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里大量引进外国文化产品，成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甚至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由于这一阶段中国以经济快速发展为要务，本土文化建设则成为薄弱环节，且缺乏文化经营意识，致使这些外来文化产品在中国得以长期保持了一种“中性化”的表象，其功能亦仅仅强调满足民众消遣之需求。在中国，这个相当长的唯物质主义的经济拓展过程，客观上也弱化了对文化的认识，使外来文化的本质属性在这种物质需求的满足中被遮蔽，进而在事实上淘换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许多机遇和空间。
但内源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文化生命之“根”，植根于民众。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中国民众的本土文化意识逐步上升。
20世纪80年代，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意识变化的考察，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cultural consciousness）理论。⑦ 这一理论符合生物学对高级生命成长过程观察所得出的许多重要结论。根据生物学原理，生命系统具有自组织性、自适应性。生命系统抵御外来微生物的侵袭，即发生“应激反应”，⑧ 依靠其内部机制产生“抗体”⑨ 来应对。抗体是内源性的，并根据外来侵袭因素（抗原）的强弱而自行调节抗体的产生量，因而是持久可靠的。
文化犹如生命体，需要有“抗体”来形成对外来侵袭的某种抵抗力，以此来证明和维护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文化生物学使我们可以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系统来考察和思考相关问题。作为一种生命系统，文化同样具有类似于“自我意识”的自我反映与反馈机制或能力，为此，在“文化自觉”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的结果，“文化抗体”（cultural antibody）概念的提出在讨论文化存在由“自在”向“自为”的转变正相匹配。
文化抗体是使文化机体在受到外来文化侵袭和冲击时得以自我保护和延续的内在反应机制。文化机体对外来文化侵袭的应激反应能力，是文化能否抵抗外来因素侵袭、与其他文化共存于世界文化生态之中的最重要保障。而这种应激能力并非自主产生，而是外来侵袭因素即“抗原”刺激作用的结果。可靠的文化抗体决不是简单反抗外来因素，而是与外来因素发生结合，成为文化的前沿地带，带动着文化机体对新要素的不断更新的选择，而选择是文化内部各种观念与外来因素相互作用之逻辑过程的结果。正是这些互动过程产生的新观念，构成为具有抵抗能力的机制。甚至在具体的社会个体内部，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会构成内部矛盾：外部环境的诱导与内部观念系统之间构成的判断逻辑冲突。但毫无疑问只有产生自己的思想体系，文化机体才能得到生存发展的空间。
二、文化抗体所表达的中国文化自觉：关于星巴克咖啡传媒事件
文化内部出现新因素、外来新因素，都是文化生态中的干扰因素，都会引起文化机体的存在安全自觉。尤其是当本地文化能量积聚到一定程度，外来新因素会引起本地文化的生存自觉，进而针对外来因素发生适应性变化以应对可能的挑战，尽量包围并减少对方对环境能量的汲取。
有人说，星巴克是“中国人的第二杯咖啡”，⑩ 以此指代星巴克所反映的中国人追求精神享受和体验时代的到来，可以说这确实是个贴切的比喻，也道出了星巴克在中国所准确把握的时机：“体验经济”的时代在中国已经悄然开始，而星巴克实占其先机。(11) 然而这也必然使之成为最受挑战的外来企业。与此同时，体验经济的到来，也必然导致中国国民的文化敏感性正在升起。毕竟，“文化的非物质侧面，诸如文化的价值观念、信仰、心态和规范，比起文化的物质侧面，诸如住宅、机器、战争工具等对传通行为的影响要更大。”(12)
2007年1月12日，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播芮成钢在其博客中发表《请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在中国舆论界引起强烈共鸣。这篇博客文章率先发难，指其“糟蹋中国文化”：
星巴克，虽然东西不坏，甚至还为赚中国人的钱做了些本土化改造，但终究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饮食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在西方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开在故宫附近或许可以，但开在故宫里面，成为世界对于中国紫禁城记忆感受的一部分，实在太不合适。这不是全球化，只是糟蹋中国文化。(13)
2007年1月17日美国《丹佛邮报》发表题为《星巴克在故宫里被烘烤》的文章说：
星巴克公司在北京最著名的历史景点——故宫中所开的咖啡馆……在互联网和报纸上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点燃这场争论的人是中国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他认为星巴克出现在故宫“是对中国文化的亵渎和糟蹋”。(14)
芮成钢在《星巴克全球总裁给我的回信——请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之二》中强调：
星巴克故宫事件应该让我们思考，在全球文化融合互动的同时，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应该也有一个底线或界限？哪里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黄线？哪里又是红线？个人认为，故宫至少应该是在黄线以内。所以还是要请星巴克，连同赞助太和殿英文介绍的美国运通公司等等，出于对中国的礼貌和尊重，退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黄线以外……那样也才能真正体现吉姆当诺所说的：“星巴克对紫禁城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高度的敏感和尊重。”(15)
从对此问题的不同反应，可以看出更多的思考。如《小题大做的无限上升 中国人是不是变刻薄了？》一文说：“驱逐”归“驱逐”，要说这就“侵犯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未免帽子过大了些——中国文化有这么脆弱吗？故宫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主体”吗？一爿小小的咖啡店又如何担当得了“文化对抗”的重任？
其实这一观点并不与“驱逐”论直接矛盾，只是表明人们思考此一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变化：从直接抵制，变成“小”而视之。文化抗体对外来文化的直接敏感性是极为必要的，这正是它存在的意义所在；而文化抗体发生作用的方式，恰恰包括这篇文章所隐含的不知不觉、不以为“大”的方式（尽管该文作者并没有这种意识或自觉）。
一位匿名评论人在网上写道：我们现在是需要把星巴克从故宫请出去，因为我们是在民族尊严觉醒之后对别人提出的配合需要。
中国是某种特定文化系统的指称。必须看到，文化是以其自身抗体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及存在于整个世界文化生态之中的必要性与整体意义。若不能深入到对文化抗性问题的认识，就会简单地把它归结为社会问题、国际友谊问题或单纯法理问题加以讨论。有报道显示：
人民网上有88.3％（10066人）的网友认为与故宫整体氛围不协调，赞成星巴克从故宫撤走；85.97％（3830人）的新浪网友认为星巴克应该搬出故宫；48.38％（3907人）的搜狐网友认为故宫里的星巴克是文化侵略；90.65％（17085人）的腾讯网友赞成让星巴克撤出故宫；而要求撤出的理由，52.44％（9426人）认为是糟蹋了中国文化；44.09％（7924人）与故宫整体氛围不协调。(16)
另一篇发表在《南京晨报》上的《“故宫里的星巴克”无关文化冲突》文章提出的观点是：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句古语放在“故宫里的星巴克”事件上是比较恰当的。耐人寻味的是，普通的商业经营形态被无限放大，最后与文化冲突挂钩，在此情况之下，“故宫里的星巴克”已经不是咖啡店了，而是西方文化霸权的象征与道具，不驱赶则“国无宁日”。
又指其为“把商业经营意识形态化，然后对‘故宫里的星巴克’展开批判”。(17) 可以看出，此文的主要问题，已不在于用“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及“把商业经营意识形态化”(18) 之类的说法，来嘲讽故宫星巴克的抵制者，而在于没有文化敏感性或文化自觉。因为毕竟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并不是占据强势地位的文化，这是所有关于文化敏感性问题讨论中缺乏的基本意识。至于把问题引向故宫管理方该如何设计景区等等，已是外表问题。
《北京青年报》发表朱述古所撰文章提出：对文化的敏感程度或可视为一个人精神境界的标尺。但敏感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恕我直言，就有些神经过敏。
我们承认故宫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符号，但要认为一间小小的咖啡屋，就侵犯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则不能不说是夸大其词。一间不起眼的咖啡店到了故宫，中国文化就到了危险的边缘，“主体性”就大打折扣，这不是文化敏感，而是文化自卑。唐人街建到了纽约，没有美国人惊呼中国文化“侵犯”了美国。(19)
作者在这个逻辑推理过程中，犯了逻辑学所谓“偷换概念”的错误（其他有些讨论也发现有类似问题存在）：美国是实力强大且在当今世界具有文化强势地位的西方大国，而发展中的中国，尚不可与其同日而语，在文化实力方面中国更感其传统文化转换之艰难和现代文化建设任务之艰巨。至于西方各大城市的唐人街，乃百年前早期移民谋生聚居逐渐形成，决非现代中国人突兀兴建，不然同样也会引起西方文化的敏感反应——尽管中国文化尚不足以对其强势地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挑战。因此说“没有美国人惊呼中国文化‘侵犯’了美国”，实是一种伪逻辑。
而称中国出现的这种文化敏感反应为“神经过敏”、“文化自卑”、“夸大其词”，其实是一种颠倒式的认识。因为这种观点的持有者所没有意识到的是，由于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解决了中国人的基本生存需求问题，遂有“文化自觉”，意想不到地在星巴克之类西方文化企业的刺激下，在故宫这种代表本土传统的核心地带觉醒、爆发显现出来。这乃是故宫星巴克在其进驻六年后终于面临本土挑战，并在整个中国激起本土文化自觉的真正根源。
理性地考虑，能不能将他们简单视为是“神经过敏”的举动？在这个讨论中，前引朱述古一文自相矛盾地提出的另一部分论述，却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曾看过一个报道，说的是法国《世界报》用英文刊登了《纽约时报》的部分文章，因此而引起了许多法国民众的强烈不满。虽说法语不会因为《世界报》上的几篇英文文章而湮没，现在的故宫也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星巴克而坍塌，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维护本土文化的决心，总有一天，所谓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承，就会一朝中断而再也“难以为继”。(20)
英、法两国之间，虽同属欧洲文化，但毕竟存在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而且两国实力相当，因而文化自觉意识强烈，固可理解。但在中国这个仍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文化自觉的出现，尚为不久之事，因而面对进入自己核心领地的外来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敏感性，并且在民众中出现截然不同的评论，实属必然，而且思想者、理论界和观察家们应该坚忍地承受某些令人不安的现实，毕竟更大一部分的民众，尚未理解到文化自觉对于国家利益、直至对于每个国民之利益的意义。
而从某种程度上说，把最具强势性地位的美国文化的代表——星巴克引进曾是中国核心价值观之最高代表——皇帝所居的紫禁城，必将在整个社会激起文化核心层的敏感与对峙。因而这一事件就恰恰犹如一次可控范围内的“敏感性试验”，检验当今中国的“文化自觉”之状态，也有利于刺激中国文化内部自身抗体的产生，刺激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及下一步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文化安全与文化战略决策。“故宫不像别的地方，作为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它实在是中国文化最集大成、最精髓的地方，也是最典型的中华文明的窗口，国民总是希望能够保持真实的文化完整性，所以对外来的东西要谨慎，考虑中国人对此的感受。”(21)
主张“故宫没有什么特殊的”，是从法理上所言。然而仔细考察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对于传统文物古迹区域设店的相关政策，就会发现，管理者的文化自觉意识，至关重要。2007年1月27日《新闻午报》报道：韩国人对于古迹旁的外来文化更敏感。在韩国的历史遗迹里面或者周边，除了特定的销售纪念品的地方外，商业氛围要淡很多，看不到小贩大声吆喝，甚至面对面地劝游客买东西。韩国的文化象征景福宫就规定，游客不许在宫内吃饭，不许进行画画、写字等长时间的活动，不准携带饮料等进入宫内。景福宫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韩国的宫阙里是绝对不存在象征西方文化的商店之类的。因为，在韩国，宫阙里举办各种活动、经营任何东西都需要向文物专家咨询，甚至需要经过会议审议。从韩国人所持有的普遍价值观来看，星巴克这样的西方企业是不可能进入宫阙的。韩国人认为，作为民族文化象征的历史遗迹，出现代表西方文明的东西是难以接受的。2004年10月，星巴克进入韩国著名学府高丽大学就引发过一场争论。当时，韩国三大报纸之一的《朝鲜日报》以《星巴克进入高丽大学引发文明冲突》为题进行了报道，称星巴克是代表美国资本主义的东西，而高丽大学校园是与“民族”、“麦酒”等联系在一起的。星巴克在进驻销售传统工艺品的“仁寺洞”时，也曾导致市民团体和首尔市政府之间产生摩擦，原因也是因为星巴克“有损传统文化”。(22)
与此相类似，在古文物大国埃及，政府规定不允许外国文化标识在本国古迹前出现，美国一家比萨饼店被拒绝在古迹附近开设。美国连锁商店“沃尔玛”在墨西哥的古文化遗址区域试图开店也遭遇了强烈抵制。(23) 《世界新闻报》亦曾报道：在管理方面，日本古迹对引进现代设备和产业持非常保守的立场。按照日本《文化财保护法》的规定，这些古建筑和遗迹的修缮与开放，都要经过文部科学省的审核。在引进服务性的现代化设备和产业方面，则更加严格，必须经过文部大臣或文化厅长官的批准。如未经审核而修缮，后果也十分严厉，可处以当事人5年徒刑。不仅如此，擅自引入现代设备和产业，文化古迹还可能遭到“降级处理”，也就是说，从公认的“国宝”、“重要文化财”中除名，不再享受国家保护的种种相关优惠。(24)
基于相关国际背景，面对既成事实，香港媒体从业者梁文道提出，“星巴克事件多谈定位慎谈文化入侵”：
其实在判断这是否文化入侵之前，大家的讨论不应忽略一个重要的基础层次，那就是故宫管理当局的责任。星巴克在商言商，哪里有游客就哪里去，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问题是场地管理者为什么会放它进来呢？我说的还不单是文化入侵这类很容易引起情绪反应的“民族大义”问题，而是管理机构想为场地营造出何种整体形象的问题。(25)
这就要求具体的文化载体的管理者，必须具备对文化自觉进而文化抗性问题的认识，同时要具有法律意识，掌握和把守这些文化载体的安全边界，从而避免文化载体受到冲击产生诸如此类的事件。正如面对十个博士生呼吁国人抵制圣诞节时，网上一个评论所说：“圣诞是和西方宗教联系的，而中国的节日没有了宗教意义上的精神寄托，也就很难让国人铭记了。”(26) 值得深思。
三、“文化抗体”与“新知识的生产”
应该理性地认识到，中国已经加入WTO，必须履行国际通行的法律规则。在文化领域，闭关锁国、孤芳自赏的文化孤立主义，在今天世界绝无出路。而与此同时，又须认识到，毕竟中国已经不再是几十年以前的中国：她已经走出朱自清先生宁愿饿死也不吃洋人送给的面粉的时代，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在与外部世界进行经济交流的同时，也进行着理性的文化交流。正是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形成了越来越强的文化自觉。这才是故宫星巴克事件的真正根源所在。
如何认识这种文化的自我意识以有助于我们进行跨文化传通？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专家萨姆瓦认为，“文化的自我意识使我们更加容易找出跨文化传通中诸困难的症结所在。”“文化的自我意识促使我们客观地评价对方，也客观地评价自己。”“文化的自我意识，使我们在跨文化交往当中，能够获得识别自己和有关其他人之间存在的文化上的类同和差异的参照系。如果我熟悉自己的文化模式，我们就更有可能将它们和其他文化进行比较与对照。然后我们就能着手识别那些通常便利于我们与对方打交道的特定的文化模式，和那些阻碍我们工作的文化模式。”(27)
显然文化的自我意识不会仅仅存在于个体当中。在与外部世界接触互动的过程中，本土文化主体会日渐明晰地获得对自己、对外部环境的感受和认识，并在外来文化冲击下，对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出现越来越高的敏感意识，遂采取某种战略，根据本土经济文化利益考虑其文化战略。
这一过程也是文化抗体产生的过程。而抗体的出现也意味着特定文化圈内部逐渐出现了整体性的文化机体对自身、对外部环境的相对存在意识，即所谓文化的自觉。文化抗体似乎与文化的自觉同步调产生，但需要思考的是，文化自觉以后该怎么办？
在对文化自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中，有学者提出了“新知识的生产”概念，更具表达力。他指出：
文化的自觉似乎只回答了一半的问题，即中国自我的问题，如何走的问题。至于走向何方，如何在新一轮的文明、文化的历史博弈中不仅奠定中国思想的位置，也要为世界工业文明的未来提供中国的启发，不仅仅是为中国借鉴西方的历程防微杜渐，未雨绸缪，也是将所有的人都视为人，将这个世界视为一个平衡、平等；和平、和谐发展的世界的一种需要。
文化自觉之后就是问题意识的萌发。就是要发现一些问题，思考一些问题，研究一些问题，预见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就是思想上的问题。汤一介先生提出的问题意识，(28) 将文化自觉问题引向深入。
问题意识本身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新知识的生产过程。文化工作者需要有意识地提升到新知识生产的层面来思考问题。(29)
这很有启发意义。为此我们可以把文化抗体的作用过程加以如下的比喻：汤一介先生所说的“问题意识”犹如外来文化因素侵入本土文化后出现的“文化红肿”现象（如十个博士生倡议非基督徒国人慎待耶诞节、故宫星巴克事件、关于“龙的传人”的自我认同争论，(30) 都是这种“红肿”的“症状”）；下一步“新知识的生产”，则是“文化消肿”即“文化抗体”在文化机体内发生作用，建立和不断扩张自己“阵地”、逐渐建立两种文化势力关系之新平衡的过程；如果文化机体没有能力产生抗体并扩展自己的力量，那么就只能继续接受外来文化的殖民，形成一边倒的局面。从文化自觉到问题意识到“新知识的生产”，表达的是本土文化的新生过程，是一种自身文化力量重建的过程。因为，必然地，“从中国文化整体上来说，我们面临一个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的变迁过程”，而且“的确，我们迫切需要他者的眼光，以人为鉴；但我们不能活在他者的世界里。这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31) 进一步说，这些“问题”的出现，已经决不可简单地冠之以“民族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化评论。(32)
在人们常用的“大国崛起”现象所指称的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条件下，中国本土文化出现了“文化自觉”，其前锋代表着这一文化体系所出现的高度敏感性。文化是社会中一切价值和审美的总成，毫无疑问，它的前沿部位，对进入其固有“领地”的其他文化前锋具有——而且必须、必然地具有——十分强烈的敏感性。
但我们也看到，全球化意味着传统的文化边界的突破；现代化神话颠覆着非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非西方该走向哪里？2005年中国学术界已有学者提出“重塑中国神话”的主张：
中国需要重塑神话。经济上我们的路从目前看走对了，创造了中国模式。但如果我们的文化内涵不深刻，精神支柱不清晰的话，我们经济上的成就也会搁置，甚至走回头路。西方已经走过来的路，并且在反思，如我们还重复人家的老路，或拿人家反思的结果来治疗自己的病，是行不通的。关键是，必须建树自己的文化神话，走自己的精神之路。而这个文化神话必须是超前的，超前五十年到一百年。(33)
这一主张，实质是在呼唤现代中国思想的诞生！我们需要中国自己的思想家（不仅仅是哲学家）。只有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我们的“新知识的生产”。这在思考如何保守自己的文化和民族认同体系，避免受到颠覆性、转换性的冲击这一重大课题中，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西方发达国家以其现代文化强势，把文化之网撒向其他国家，试图转换社会观念，令其他国家的资源与市场利益尽入其网。其他国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战略，能够敏感地体察到自己的文化生存状况，使自己既不闭关锁国，又能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中保护自己的文化和经济利益，提高文化竞争力？中国顺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已经在现代化进程中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在这样的文化自觉的前提下，通过上述有关星巴克咖啡传媒事件，表现出了很强的问题意识。在朝向自主自立又和世界保持紧密联系的文化发展道路上，文化的抗体为走上这样的道路提供了保证，这是当前文化研究中需要注意到的问题。
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曾经在一个访谈文本中，明确表达他对“利益”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当被问及“你因为‘利益’（interest）这个概念而经常招致非议，不少人指责你具有‘经济主义’倾向。利益在你的分析方法中究竟起了什么理论作用？”问题时，布尔迪厄指出：“我是用利益这个概念作为与人类学决裂的一个工具，因为在我开始从事社会科学工作时，哲学人类学是一门起主导作用的、对人类行为形成幼稚概念的学科。我经常引用韦伯关于法律的一般论述，即社会行动者只有当遵循规则的利益大于忽视规则的利益时，才会遵循规则。这一正确的唯物主义原则提示我们，在声称要描述人们所遵循的规则之前，我们首先应当搞清楚是什么使那些规则起作用的。”(34)
布尔迪厄的思路提示人们，文化研究在基于人类学而进行分析的同时，还需要分析它的内部驱动力量同外部环境之间构成的不可割裂的一体互动或曰博弈关系。这样才能合理地真实地把握现代世界文化竞争及生存的方式。这正符合我们所强调的文化生物学的方法，特别是应当重视通过“文化抗体”所发生的文化机体间相互博弈和竞争作用的思维方式。
注释
①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1.见中译本［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三联书店，1998年，17页。
② Anthony Giddens: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1,P.3,P.173.
③ 福泽谕吉：《脱亚论》，发表于日本《时事新报》1885年（明治18年）3月16日。林思云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9756。
④“日本失去了亚洲的根本，于是日本对于亚洲各国视同猎物，全无邻居的情谊；入欧，日本自认是欧洲列强的优等生，却终于只有学舌与模仿，缺少对话与反省，东方有了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西方复制品，东方怎能不乱？”许倬云：《亟需有“他者”——日本兴衰的启示》，《南方周末》2005年9月29日。
⑤ 以上见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8年，88－89页。
⑥ 有关研究如Ezra.R.Vogel,The Four Little Dragons: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Asia,Harvard University,1991.
⑦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所处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所处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发展趋向等。文化自觉理论要求每一种文化都要对自己的文化有高度的自觉，在文化关系对待方面，要自美其美，也要美人之美。参考《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重点可参考531－532页的界定性叙述。关于“文化自觉”，本文提出的拓展性探讨，详见正文。
⑧ 应激反应（Stress Response）是塞莱（H.Selye，1936）根据机体在寒冷条件下的反应而提出的概念，指由于应激因子（Stressor）对动物体的有害作用所引起的非特异性的一切紧张状态，通常是机体的统一反应，因此认为具有适应性意义。参考杨权：《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应激反应的中枢控制》，《生理科学进展》2000年第3期。
⑨ 当病原体侵入人体后，刺激了淋巴细胞产生了一种抵抗这种病原体的特殊蛋白质，这种特殊的物质叫做抗体（antibody）。引起人产生抗体的物质（如病毒、细菌等物质）叫做抗原（antigen）。特定的抗体只能对特定的抗原发生作用，进而消灭抗原。病原体被消灭后，有些相应的抗体仍然存留在体内，当同样的抗原再次侵入人体时，存留在人体内的相应抗体就会以同样的方式更迅速地消灭它们。http://www.kscbzx.com/mianyi/kk.htm。
⑩ 《星巴克越卖越不是咖啡味》，见http://guide.ppsj.com.cn/art/154/。
(11) 1998年美国学者约瑟夫·派因与詹姆斯·吉尔摩提出“体验经济”概念。20世纪90年代，体验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体验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的第四个经济发展阶段，它要满足的是人的“体验需求”。其核心是消费与生产的合一，以消费者作为价值创造的主体，在消费过程中产生“愉悦”、“难忘”、“酷”、“爽”等等体验。星巴克毫无疑问是“体验经济”坚定的实践者。在中国，星巴克一直推崇“第三空间”的理念，着力于把星巴克咖啡店打造成除了办公和家庭之外的首选休闲场所。参见《星巴克越卖越不是咖啡味》，http://guide.ppsj.com.cn/art/154/。
(12) 萨姆瓦等著，陈南、龚光明译：《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1988年，85页。
(1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dabe27010008yg.html。2007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刊发芮成钢的文章，《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均作大量报道，数百家中国媒体随后对此事件高度关注；路透社、CNN、BBC、金融时报、福布斯、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等250多家国外媒体亦纷纷加以报道。
(14) 该文作者蒂姆·约翰逊，陈一译，中译本发表于《环球时报》2007年1月18日第6版，网上文件见http://www.ce.cn/culture/opinion/200701/20/t20070120_10154287.shtml。
(15) http://biog.cctv.com/detail_463_ 13315_1.shtml。
(16) http://www.ce.cn/culture/opinion/200701/ 29/t20070129_10242284_ 4.shtml。
(17) 以上见http://opinion.people,com.cn/ GB/5292780.html。
(18) 引者按：当今所见国人诸多评论话语中，某些倾向使用“意识形态化”这类词汇来进行“遮盖式”批评的方法，是一种缺乏理性批评意识的方式，应当慎重。
(19)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5292692.html。
(20)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5292692.html。
(21)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陈耀华教授接受《信息时报》采访时发表的观点。见http://www.ce.cn/culture/worldheritage/200701/26/t20070126_10220002_1.shtml。
(22) 《古迹旁开洋商店各国都敏感》，http://web.xwwb.com/wbnews.php?db=11&thisid=82804。
(23) 《古迹旁开洋商店各国都敏感》，http://web.xwwb.com/wbnews.php?db=11&thisid= 82804。
(24) 萨苏、金锦哲：《日韩古迹容不下星巴克》，《世界新闻报》2007年1月31日。
(25) http://cul.book.sina.com.cn/t/2007-02-12/1146167497.html。
(26) http://comment4.news.sina.com.cn/comment/skin/default.html?channel=sh&newsid=1-1-11850958&style=0#.2007－02－14 12：37：11新浪网友IP：218.74.6.*（浙江杭州）。
(27) 萨姆瓦等著，陈南、龚光明译：《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1988年，76－80页。
(28) 汤一介先生指出：“对这些问题明确地提出，并深入地探讨以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这就是‘文化自觉’。”见《汤一介：文化自觉与问题意识——在北京论坛分论坛上的发言》，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57/72701/72714/4970053.html。
(29) 姜飞：《摆脱那喀索斯和风月宝鉴——从文化自觉到问题意识到新知识的生产》，《中国摄影家》2007年第3期。
(30) 有关讨论见姜飞：《以“窄眼界”应和“狭心理”的文化解构要不得》，《南方周末》2007年1月11日。
(31) 姜飞：《借鉴，但不可能活在“鉴”中》，《南方周末》2006年11月23日。
(32) 有关评论，可参考新华网发表的许博渊的文章《“民族主义”是一块打人的砖头》，见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8－04/25/content_8047492.htm。
(33) 姜飞：《跨文化传播战略：重塑中国神话》，http://blog.voc.com.cn/sp1/jiangfei/005106115341.shtml。
(34) 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之“利益、习性、理性”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