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日本形势回顾及今后展望——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形势论文,摘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年来日本政治形势的总体概括与前瞻
改革是日本内政的“主题词”
如果给1997年日本国内政治形势标定一个“主题词”，恐怕只有用“改革”才能涵盖过去一年发生的种种事件。换言之，桥本内阁的“六大改革”贯穿了朝野各党乃至社会各界人士的政治行动，成为全年政治生活的背景和基点。
1996年11月底，重组内阁并亲自担任“行政改革会议”会长的桥本龙太郎首相已经将改革作为政权的立足点。新年伊始，桥本首相又发表施政演说，强调“在行政改革、经济结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结构改革和财政结构改革之外，加上教育改革，使六大改革成为一个整体”。按照桥本制定的日程表，3月5日，行政改革会议发表《主要项目论点》，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以首当其冲的行政改革为例， 5月至9月， 行政改革会议提出《中间报告》并形成了《省厅机构改组方案》，一举将原有22个省、厅、委员会精简、归并为1府12省厅， 并于11月底整理成《最终报告》，以便制定出相关法案。
然而，这场广泛的改革触动了政客、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遇到重重阻力。自民党内与省厅瓜葛深厚的“族议员”们担心邮政储蓄和邮政保险民营会损伤自己的基础“票田”；以大藏省为代表的官僚系统不愿意放弃炙手可热的权力，用“总论赞成，个论反对”的手法节节抵制；工会也以反对精简机构可能导致的裁员为由，向政府施加压力。结果，桥本改革受到多方掣肘，尤其是在内政、外交突发热点时，就不能不受到羁绊，甚至搁浅。例如，为迎战被称为“国政晴雨表”的东京都议会选举和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 行政改革会议在研究实质内容时不得不顾及多方利益，在财政、金融分离问题上向大藏省妥协，只是把监管权限交给拟设立的“金融监督厅”。财政结构等改革虽然制定了“降低财政赤字至GDP的3%、停发赤字国债、大幅度削减公共投资基本计划、实现国民负担率在50%以下的财政运营”等5项原则， 但实际上是以2003年为期限，落实与否还要看今后3年的“集中改革期”的进展。 就连《省厅机构改组方案》也是桥本做出“削减省厅后，在重要事项增设‘无所任相’，原则上不减少大臣数量”和“归并省厅不同裁减公务员挂钩”等许诺后才得到各界认可的。
然而，自民党内仍有舆论认为桥本推进改革的结果是“党首荣耀，党势衰落”。时值岁末，一年一度的财政预算又提上日程，“景气对策”的重要性也凸现出来。最近，自民党内部“选举高于改革”的呼声再起。就连作为桥本政权基础的小渊派也主张“选举战中的旗帜不应当是行政改革，而首先应当是景气对策”。考虑到1998年夏季参议院半数选举，估计桥本不会过度触动掌握比例区中集团选票的退职官僚和产业界代表的利益，改革进程难免受到限制。
一强六弱局面及其变迁
一年来日本政治攻防的结局是形成了强大的自民党同新进党、民主党、社民党、太阳党、先驱新党以及日本共产党“一强六弱”并存的复杂局面。
首先，自民党内部仍存在“自、社、先三党联合派”同“保保联合派”的对立斗争。春夏期间，自民党党势走强，吸引十几名新进党议员倒戈复党。自民党在东京都议会选举获胜后，桥本9 月在总裁选举中轻而易举地获得连任。“三党联合派”一度处于优势。不料，桥本却因接纳犯有“政治前科”的佐藤孝行入阁遭到在野党和社民党的双重攻击，国民支持率陡然下滑到31.8%。小泽一郎立即指挥新进党乘势反攻，此前从该党游离出来的细川护熙、羽田孜以及民主党的鸠山兄弟也积极活动，酝酿打倒自民党的新一轮进攻。但是几经削弱的非自民保守势力毕竟难同自民党较量，小泽一郎又拉拢自民党保保联合派的椿山静六、龟井静香等人聚集跨党派的“新保守派”，与主张“国民利益”的加藤维一“自由派”相对立，给政党分化组合平添了新的变数。
另外，与近年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趋势逆流而动的是日本共产党在不断崛起。1997年夏季，日共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一举夺得26个议席。在日共9月下旬举行的21大上， 主张现实主义路线的不破哲三取代了宫本，宣称将联合保守的无党派人士组成“民主联合政府”，估计今后党势还可能增长。
保守势力的重新组合和日本共产党转向现实主义路线，都将对日本政治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如果说目前“一强六弱”局面是自民党为主、社民党和先驱新党为辅的在朝势力与新进党、民主党、太阳党外加共产党等在野势力对垒的话，那么伴同政治势力消长，可能形成自民党执政下的非自民保守势力和以日共为核心的弱小革新势力并立的“不均衡三角关系”。在这种新三角关系中，自民党与共产党以及其他革新力量的关系是尖锐对立的；而自民党与非自民保守势力的关系，则取决于持不同意见的保守政要间的聚散离合；至于非自民保守势力与共产党的关系则更为微妙，属于政治斗争技巧上的纵横捭阖。这种政治模式的改变，势必影响到下个世纪日本的政治体制变革。
日共势力增长的背景与前景
1997年日本政局的一个焦点是日本共产党的发展变化，其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该党政治势力的急剧增长及其本身体制的变化。
首先，日本共产党在近几年的选举中势力大增。在1996年10月的大选中，该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从15个增加到26个，得票数也达到创记录的760万张。在地方议会中，日本共产党的整体势力超过了自民党， 成为第一大党。特别是在1997年7月举行的东京都议会议员选举中， 日本共产党的得票率从上一次的13.51%增加到21.32 %， 议席也从上一次的13席增加到26席，翻了一番，成为东京都议会中的第二大党。由于东京都议会议员选举被看作是1998年夏天参议院议员选举的前哨战，因而日本共产党的势力还会有所增长。
日本共产党势力急剧增长的背景有两点：一方面是因为社民党（即原来的社会党）势力的衰退。由于近几年社民党在方针政策上的大幅度转换，致使其支持者纷纷转向支持日本共产党；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其他党派的“自民党化”或“执政党化”，也就是除自民党、日本共产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均无自己的政策特色，与自民党的主张大同小异，对这些政党不满的选民也将选票投向了日本共产党。
另一方面，日本共产党本身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该党1997 年9月召开的第21次代表大会上，其领导体制从较为僵化的宫本（显治）体制过渡到主张改革的不破（哲三）、志位（和夫）体制；在其大会决议案中，将“美国帝国主义”的提法改为“美国霸权主义”，将“日本垄断资本”改为“跨国大企业资本”，并强调不急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改革，建设以“国民为主人公”的民主主义日本等。在具体活动中，党的领导人注重使用更为通俗的语言向国民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并积极争取保守阶层选民的支持，努力向执政党目标发展。
由于日本共产党具有与自民党相对立的政策方针（主张废除日美安保条约和自卫队、反对消费税、要求保护国内农业以及健全社会保险制度等），因而被看做是目前日本政界惟一能够牵制保守势力的革新势力，舆论界也有人认为今后的日本政局将以自民党、日本共产党对立的格局展开，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就意识形态而言。因为在现行的小选区比例代表区并立的选举制度下，日本共产党的势力不会有大的发展，难以成为能够对抗自民党的政治势力。另外日本共产党势力的增长也会刺激其他保守乃至中道政党联合起来，限制其势力的发展，正如70年代末那样。尽管如此，作为变化中的革新政党，日本共产党的动向仍会对日本政局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997年日本外交的回顾
1997年，日本在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经济外交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其联合国外交未能实现目标。
一、加强日美安全同盟
近年来，日美着意渲染地区“不稳定”因素，着手重新加强双边安全同盟。1997年9月23日，双方发表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日美安全同盟“再定义”过程告一段落。该《指针》使日美安全同盟的性质发生变化，日本从仅向美军提供基地转变为在“周边事态”时也提供“后方支援”，其中不乏直接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日美在冷战后反而加强安全同盟，不能不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举措。
日美两国对是否将台湾排除在日美共同防卫范围之外采取了暧昧态度。经我国要求澄清，日本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立场，不支持“台湾独立”，但仍未明确指出日美安保合作范围不包括台湾。
二、改善对华政治关系
中日政治关系曾于1995、1996年跌入低谷，两国间在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安全问题上出现全面摩擦局面。同时，良好的经济关系和共同的地缘利益抑制着政治摩擦进一步升级。
1997年伊始，日本政府一再表示要把邦交正常化25周年作为改善对华关系的良好时机。9月4日至7日桥本首相访华，与江泽民主席、 李鹏总理等中国领导人会谈，重申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他在国家行政学院作了题为《新时代的日中关系》的演讲，并去沈阳参观了“九一八事变博物馆”，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在访华之前，桥本首相提出了对华外交四项原则：加强对话，相互理解，扩大合作关系，建立共同秩序。
11月11日至16日，李鹏总理访日，同桥本首相会谈，拜会了明仁天皇，并广泛接触了日本各界尤其是经济界人士。在此期间，中日双方签署了新的《中日渔业协定》和《中日发展资金合作项目换文》，发表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的联合声明，还就环境合作达成了协议。桥本首相邀请江泽民主席1998年访日，李鹏总理表示江主席原则上已接受邀请。
三、提出对俄关系新思路
日本从1996年起便开始调整对俄政策，即把将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作为经济合作先决条件的“政经不可分”方针改变为更具弹性的“多层次接触”政策。
1997年7月18日， 日俄双方就日本渔船在北方领土周围水域捕鱼问题达成协议。7月24日，桥本首相发表了新的对俄政策， 其核心是“相互信赖”、“相互利益”和“着眼于未来”三项原则。桥本提出要以“相互利益”和“没有胜者与败者”的原则解决领土问题，并表示愿意提供协助俄罗斯开发远东能源等经济合作。
11月1日至2日，桥本首相访问俄罗斯，在东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与叶利钦总统进行非正式会晤，表示支持俄罗斯加入亚太经合组织，提议就远东地区能源开发进行对话。双方签署了有关经济合作的“桥本—叶利钦计划”，并一致同意争取在2000年以前根据1993年签署的东京宣言缔结日俄和平条约。俄日安全合作近来也取得进展。
四、积极开展周边外交
1997年1月7日至14日，桥本对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新加坡等东盟5国进行了访问， 提出了日本和东盟领导人举行定期磋商的建议，并提议进一步密切双方在各个领域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
在对朝鲜半岛外交上，日本同韩国的渔业谈判进展不够顺利，与朝鲜则从1997年8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建交谈判预备会谈。 在朝日本妇女首次实现了回国省亲访问，日本联合执政三党代表团也于11月11日至14日访问了平壤。
五、大力加强经济外交
1997年1月， 日本决定把对外援助的重点分阶段地从亚洲转移到非洲。7月下旬，桥本首相提出了把俄罗斯、中国、 中亚地区和高加索地区国家纳入视野的“欧亚大陆外交”思想，表现出日本新的地缘战略和能源战略思想。11月8日，桥本首相访问沙特阿拉伯， 意在加强同海湾国家的关系，以确保中东的石油供应。鉴于近来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曾积极推动“亚洲货币基金”的建立，但未能得到预期响应。日本行政改革会议于9月29日决定， 成立“经济合作厅”以统管对外经济合作事宜。
日本当初把1997年视为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更靠近一步的重要年份，但结果未能如愿。
日本大国外交旋律中的三个强音符
1997年日本外交奏出三个强音符，两个在谱，一个离谱。在谱的是进一步加强日中友好合作关系和明显改善日俄关系，离谱的是背离时代潮流，使日美军事合作关系升格。于是，由这三个强音符组成的大国外交旋律也显得不那么和谐。
日本同美国加强防卫合作有其深刻的背景。美国从维护其全球战略利益出发，需要日本替它分担责任，而日本要通过军事合作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里的某些人仍抱着冷战思维不放，想通过加强军事同盟遏制中国的崛起。这种逆潮流而动的行为无疑是绝大的历史性错误。日本是一个亚洲国家，又是一个几十年前曾有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国家，它伙同美国这样做在政治等方面的损失将无可计量。
虽然如此，日美之间的矛盾还是不少，今后有些问题还会突出起来。1998年，经济是日美关系的危险水域。日本1997年度上半期（4～9月）贸易出超达5万亿日元（约合400亿美元），比1996年度同期增长75%，对美国的出超连续2个月增加。因此，1998 年要看日本怎样避开这个危险水域，继续同美国搞好同盟关系。
1997年是中日两国复交25周年。25年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前两年，在世界各国人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日本政坛一部分人跳出来，以攻为守，参拜靖国神社、否定侵略历史、停止政府无偿援助、将贷款附加政治条件、重挑领土争端、制造中国威胁论、扬言日美军事合作范围包括台湾等等，给良好的中日关系吹进了冷风。不过，日本政府出自本国利益，认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1996年秋以来，启动了修复中日关系的工程。
1997年，中日两国总理实现了互访，并原则上确定江主席1998年访日。通过中日两国领导人这两次富有成效的会谈和访问，为两国建立面向下个世纪的信赖与合作关系打下了基础。
今后，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还会存在，如日本一部分人中的民族主义倾向、错误的历史观和对台湾的“情结”等，关键要看日本政府如何把握住航向。希望日本政府着眼大局，严格遵循《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和原则，排除干扰，同中国方面一道，不断把两国关系推向前进。
在改善日俄关系方面，日本舆论惊叹取得了“超过预料的巨大成果”。
日本是在通过确定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巩固了日美同盟关系后，将外交重点转向俄罗斯、中国的，这便是日本自称的“欧亚大陆外交”。
日俄关系的发展还有许多制约因素。领土问题仍是一大难关，尤其是对两国领导人来说，谁退让谁就会受到国民的追究。在两国首脑会谈过了两天后，桥本就表示领土问题仍然是缔结和约的前提。在经济合作方面，1997年日俄贸易额尚不到50亿美元，日本对俄投资也有种种顾虑。今后扩大投资的难度也较大。另外，美国也不想让日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不过，今后不能排除两国在领土问题上找出合适的表述方法，巧妙地绕开领土这个老大难问题，从而使双方在一些经济项目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日本在1997年所推行的大国平衡外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需要解决的课题还有不少。日本共同社指出，在日本同大国的关系中，日中关系由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问题而受到影响，日俄关系虽然不久前举行的首脑会议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还没有达到友好国家的阶段，相比之下，能够称得上关系良好的惟有日美关系，这样的四极结构是不规则、不健全的。这一看法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的出台导致日美安保体制发生重大变化
日美于1996年4月17日在东京发表《日美安保联合宣言》， 正式提出修改1978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以下简称“指导方针”）问题后，于同年6月开始修改“指导方针”。两国军事、 外交当局经过多次谈判，继1997年6月7日在檀香山发表《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中间报告》后，于9月23 日在纽约发表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这是一个指导日美长期防务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将在逐步具体化后付诸实施。
新“指导方针”对1978年的旧“指导方针”作了很大改动。它强调日美两国应在平时合作方面加强交换情报和政策协商，增加了在维和、裁军、军控、安全对话等方面的合作内容，而在战时合作方面则首次提出日本周边有事时日美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框架，标志着日美安保体制发生了如下四个重大变化：
1.日美安保体制的适用范围扩大化。 日美通过此举落实了美国于1995年2月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日本于同年11 月公布的新《防卫计划大纲》的精神，把日军作战地区范围从日本本土扩大到“日本周边”，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日军在作战地区范围上与美军的差距。这是美日向谋求合霸亚太地区的方向迈出的重要的一步，意味着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以外，为日本向海外派兵开辟了第二条出路。
2.日本军事战略攻势化。这具体表现为设想美日在日本领土外协同作战：在发生日本“周边事态”时，由美国在前方负责主攻第三国，而日本则在后方担任助攻角色。这意味着，日本在其周边地区发生战事时将在一定程度上参战，包括为美军扫雷、警戒监视、搜集情报以及为公海上的美军舰船运送武器、弹药等。应该指出，“周边事态”既是事态性质概念也是地理概念，日美把前一概念极度夸大到掩盖后一概念的程度，不能自圆其说。其实，所谓“周边事态”，亦即“周边国家事态”，其针对性不可避免地要体现在日美行将制定的各种战争计划中。一般地说，日军支援美军与第三国作战，即使严格限制在与战斗地区毗邻的日本周围的公海及其空中的范围内，仍不可避免地具有干涉别国内政的性质。这就增强了日美安全条约的进攻性。
3.日美安保体制的平时功能增大。这具体表现为：日美两国决定，将视需要而共同推进亚太地区安全对话、实行国际军备管理和裁军、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或人道主义救援活动。日美在新“指导方针”中加入上述内容，就把两国的防务合作纳入大战略的范畴，具有了外交和军事的双重意义。这种广义的防务合作的特点是，它既能以军事图谋促进外交图谋的实现，也能以外交手段弥补军事手段之不足，因而更加适合平时的需要，。这至少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在地区层次，以加强日美军事同盟为基础发展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在中日美三边层次，先巩固日美军事同盟，然后再发展对华关系。
4.日本战时支援美军功能增强。美国要求修改1978年的“指导方针”，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在日本周边有事时能得到日本最大限度的支援。就日本而言，在美国仍能控制其军备规模的情况下，它只能通过支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这规定着，日本要与美国合霸亚太地区，就须在更大的程度上分担美国的负担，即以承担更多的义务来换取分享更多的权利。作为修改“指导方针”的结果，日本以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前提，通过承诺扩大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范围，进一步取得了与美国相对平等的地位。
1977年，日美军事同盟在调整中有所增强。尽管两国愈演愈烈的经济冲突在有力地腐蚀着日美同盟关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持这一同盟仍将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这规定着，在分道扬镳的总趋势不变的情况下，日美同盟仍有一定的发展余地。
发展中日关系之我见
决定中日关系的因素，除中日双方的因素外，还有国际形势。现在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不会有大的战争，各国都在为进入21世纪和适应多极化、全球化、信息化三大潮流的加速发展进行着积极准备。亚太形势保持相对稳定，一些国家最近虽然发生金融危机，但东亚仍将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大国关系经过近期一系列高层会晤的调整，已建起进入21世纪的初步基本框架，为实力对比和力量结构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下的相对均衡打下基础。总的形势有利于中日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日本正处在转折时期。前些年的泡沫经济曾使日本举国上下一片乐观，赶超美国的信心十足，也敢于向美国说“不”。随着泡沫的破灭，乐观情绪为之一扫。面对严峻挑战，日本不得不进行广泛深入的改革调整以度过难关，同时又要抓紧机会争当政治大国，因此就增加了对美国的依赖，也使美国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提高。90年代初，日本也曾带头冲破美国和世界对中国的封锁，并以天皇访华为契机掀起中日友好的高潮。近年来这一势头大为减弱，除美国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和政策有了变化，即一方面结束了借助中国对抗苏联的战略关系，另一方面因不愿看到中国的强大和统一而增加了牵制与防范的分量。在这点上，日本正好同美国一致，遂成为加强日美军事合作的一个动因。冷战后，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受到国际上的重视。作为百余年来亚洲惟一的世界强国并曾独霸过一方的日本，对于身旁出现一个日益崛起的大国，心理上就产生不平衡以至畏惧。反映在舆论上就是世代友好的提法有所减少，“中国威胁论”的叫声却在增加。这就使中日关系一度下滑。但是中日为近邻，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互为重要市场，在国际事务中日本也需要中国的支持。因此，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日本还是愿意稳定和发展对华关系的。由此产生了日本对华态度的两面性，在政策和做法上不时出现摇摆。但总的看来，要求稳定和发展的一面还是主要的。这也是1997年以来两国关系有所改善和今后的友好合作可望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全力以赴抓经济建设的方针百年不变。因此不但要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且要大力发展同世界各国特别是近邻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但是，中国对日本的上述动向不能不感到关切，特别是对公然把台湾包括到日美共同防卫范围以内，“台湾情结”越来越浓（例如那么多议员参加亲台组织与活动），以及一些人在历史问题上的翻案等，更会提高警觉。加上中国过去长期受欺，人民记忆犹新，很容易激起民族情绪。舆论也因之受到影响，遂使许多群众对日友好感情一时下降。这当然有碍中日关系，也是中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所以在复交25周年时，中国就和日本一起，共同采取措施改善与稳定相互关系。经过高层互访，中日关系已出现转机，为今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中日双方来说，都只能把发展友好合作当做惟一选择，隔绝和对抗对谁都没有好处。这已是历史定论，关键还是要双方共同努力，付诸实施。为了发展合作，实现世代友好，建议双方当前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增进信任。这就要求加强磋商、增多往来特别是青年人的交往，制造信任气氛，防止影响信任的言行发生。二是加强合作。除经济政治安全等外，还应拓宽合作领域，如科研合作、学术交流等，并且官民并举，多辟渠道、多建机制。三是善待分歧。应求大同存小异，防止夸大分歧、制造事端，有些可拖延解决的争议也可暂予搁置。四是传媒和舆论要以大局为重，多讲友好，起增进了解和加强信任的桥梁作用，注意尊重对方民族感情。对于造谣挑衅者双方均应及时揭露批判。五是正确对待历史。对日本极少数人歪曲和篡改侵略历史，日本政府应态度鲜明，舆论也应率先进行批判。中方自当以大局为重，并注意区分官方民间、多数少数、主流支流，据此进行交涉、批判或不理。六是台湾问题可能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主要问题。中国的和平统一政策不会改变，但绝不允许外来干涉。日本必须严格遵守承诺，不可幻想跟着美国能占到什么便宜。对中日双方来说，防止因台湾问题妨碍以至破坏友好合作关系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中日友好合作适乎时代潮流，合乎人群需要，只要双方共同努力，一定会得到不断发展。当然，某些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仍在所难免，道路还将是曲折的。但应按邓小平所说，“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
“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不可低估
一年来中日关系基本上是继续向前发展的。尽管发生了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以及“日美防务合作指针”等问题，但是，中日两国总理成功地实现了互访，加深了相互间的理解。桥本首相访华，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表示反省，专程访问“九一八事变”博物馆，并表示：要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发展日中两国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不支持台独”，“反对两个中国”。李鹏总理访日时会见了日本天皇，同桥本首相举行会谈，就两国关系及双方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同日本各界人士广泛地进行了对话和交流。两国领导人从大局出发，十分重视继续发展面向未来的中日睦邻友好关系。这是1997年中日关系的主流。但是，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中日关系目前总体上是稳定的，当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分歧。主要是日本政界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我认为，对日本政界存在的关于“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不能低估，应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从1997年面世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看，日本政界一批人坚持反动的“皇国史观”由来已久，而且从1993年以来，他们已开始在政界作系统的反动的理论武装。看来，他们“并不打算这样结束过去”，而正在政界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趋势有进一步扩散的迹象。这个“总结”不是民间人士写的一般读物，而是由105 名众参两院议员组成的所谓“历史研究委员会”主编，由桥本首相等人担任顾问的。其内容涉及面十分广泛，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历史问题是客观的存在，不容淡化。在这种反动历史观的影响下，日本学术界也有一些人相继出版了一些明目张胆地为侵略战争翻案的书籍，诸如东大教授藤冈信胜的《教科书没有教过的历史》、女作家上坂冬子写的《历史不容歪曲》等，都宣扬反动历史观，有的书把攻击的矛头露骨地指向中国。1997年初在日本出版了一本题为《尖阁群岛，日本该怎么办？》。该书作者江户雄介公开歪曲钓鱼岛的历史，无中生有地说，三四年后中国海军必将用武力夺回这些岛屿，鼓动日本从现在起要有所准备，应该让日美安全条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钓鱼岛等岛屿乃至台湾等等。这些书籍的出版，反映了一股值得警惕的以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复仇主义思潮。日本社会情况十分复杂，既有水面上的变化，也有水面下的动作。作为日本研究工作者决不能满足于对表面现象的了解，而应该深入地、全面地进行研究，尤其要注意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
日俄关系有所进展
1997年，日俄关系因出现一些新动向而再次为世界所关注。首先是6月20日，桥本和叶利钦在美国丹佛正式会晤， 达成了在日俄首脑间架设“热线”、每年举行至少一次首脑会晤、就“北方领土”问题进行必要磋商等项协议。其次是7月24日，桥本提出了“相互信赖”、 “相互利益”、“着眼于未来”的对俄政策三项原则，强调在日俄间应建立起首脑以及国民间的相互信赖关系，日俄在处理双边关系问题时不应仅考虑本国利益，而应利益共享， 日俄关系不应拘泥于眼前， 而应着眼于21世纪，对领土争端应本着“相互利益”和“没有胜者与败者之分”的原则解决。俄罗斯方面迅速作出积极回应，7月25日， 俄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桥本三原则”表示欢迎，认为它在两国进行建设性对话方面前进了一大步，有助于加深相互理解。最后是11月1日和2日，桥本应邀赴俄在远东城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与叶利钦举行非正式会晤。双方经过三轮会谈，达成了一项引人注目的意向性协议：力争在2000年前缔结日俄和平条约。此外，双方还达成了一项共识，即日俄都是世界的大国，应该互相合作；作出了八项承诺，其中包括共同推进旨在实现日俄经济合作的“桥本—叶利钦计划”、日本支持俄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俄罗斯支持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叶利钦1998年春季访日等内容。
众所周知，战后以来，日俄关系主要因为“北方领土”争端而长期处于低迷、僵持的状态。而上述种种现象表明，日俄关系已再次出现了松动。为什么会在1997年出现这种松动呢？从根本上说，是受两国各自的国家战略利益的驱动。就日本方面而言，迫切希望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就俄罗斯来说，不甘于从超级大国沦为二等强国的现实，急于恢复昔日的大国地位。这种类似的大国战略使日俄双方互有需求。经济上，日本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占有优势，但由于“泡沫经济”破灭造成的不景气现象，国内市场萧条，急需开拓国外市场；俄罗斯向市场经济的急剧转轨造成经济大滑坡，亟待国外资金、技术的扶持，特别是辽阔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开发，更需要外部资金、技术的投入。加之俄罗斯的远东部分与日本仅一海之隔，地理条件优越。正是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促成了双方合作的积极性。政治上，日国内政局虽趋于稳定，但仍有隐患，而国民中要求收复北方四岛的愿望无疑对历届日本政府构成强大压力。桥本的任期一般估计不会超过1999年，这就促使他下决心在日俄关系尤其是领土问题上力争突破，并且在通往政治大国道路的关键性问题——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上求得现常任理事国之一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政局随着叶利钦健康状况的好转渐趋稳定，但经济基础薄弱的致命威胁远未消除。在叶利钦2000年前的任期内，政局稳定与否的关键性因素在于经济能否好转，这就迫使他不能不把目光移向财大气粗的日本。再就国际背景而言，1997年亚太地区大国首脑外交频繁，日美、美俄、中美相继会晤，无形中给日俄关系施加了影响。出于各自大国战略利益的考虑，日俄首脑岂能袖手旁观？
日俄关系在1997年确实有所松动，但同战后日俄关系史上的两度松动—始于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终于1960年《日美安全条约》的首次松动和1991年到1993年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相继访日并发表《东京宣言》为标志的第二次松动—相比，如果仅从最具决定性影响力的领土问题来看，这一松动只能说是有限的，并非实质性突破。
至于日俄关系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取决于双方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俄罗斯决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王牌”，而且在日俄关系上的时间天平似乎正在向渐渐有利于俄罗斯的一方倾斜。当然，日本必定会想方设法治疗“心腹之患”。从1998年至2000年，以领土问题为中心的日俄交往将加速进行，并且必将在国际政治大舞台上占据可能会引人注目的一席之地。结果如何，人们将拭目以待。
日本社会结构变化的征兆
社会结构变化具有缓慢和渐进的特点，一般不会表现为急剧的变化。不过，1997年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作为导致社会结构变化的关键因素，却具有明显的意义。
日本社会结构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重要特点，企业在社会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国家对于国民的管理和监督主要是通过企业这样一个中介加以实施，似乎形成了一种“国家—企业—国民”的社会结构模式。一方面，国民与其就业的企业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许多学者都指出，日本的职员大都“忠诚”于公司。实际上，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日本的个体国民对自己就职的企业具有强烈的归属意识。另一方面，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对职工也试图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相反，国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却不像他们与企业那样密切。有的日本国民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和政府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税务所，只要交纳税金就行了。”这也许可以说明国民的心态。日本著名评论家邱永汉曾经指出，日本的企业类似近代以前日本的“藩”，是直接管理臣民的机构。这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述社会结构的特点。
但是，1997年却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征兆，显现这一社会结构可能发生变化。
第一，企业出现明显变化。冷战以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冲击着日本，企业面临严峻形势。1997年，巨型上市公司已经有4家倒闭。 中国人熟悉的八百伴公司宣布破产，多田建设公司这类长期以来业绩很好的企业也已倒闭。最近又传来了北海道拓殖银行破产的消息，打破了日本政府支持的大型商业银行不会倒闭的神话。至于中小企业，更是数千家破产。这说明企业正在变得十分脆弱。另一方面，职工依赖企业的心理也出现变化。1997年5月至8月，失业率一直高居3.5%左右， 出现战后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
企业破产，职工失业，企业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明显的裂痕。日本一些人士纷纷指出，1998年人们将在现实生活中切实体会到萧条的实感，那些过去认为绝对不会破产的大公司也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宣布倒闭，人们不能再依靠企业保障生活。
第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十分值得注意的变化。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政府通过通产省、大藏省以及其他管理经济的省厅严密关注和监督、甚至是干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活动，实施所谓“行政指导”，企业则依靠政府的支持和保护。英国学者曾经指出，日本政府与企业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使得整个日本国家成为“日本株式会社”。
然而，1997年日本政府“行政改革”设想却表明，政府与企业的相互依赖关系可能发生深刻的变化。尽管行政改革的前景尚有待研究，但是它却表现出明确的方向：由于“现在已经进入企业选择国家的时代”（桥本龙太郎语），一些管理经济的省厅在很大程度上要加以调整，甚至一些部门将转化为“法人”，不再具有指导经济运作的功能，政府指导和管理经济的功能将减弱。相反，厚生、警察、文教、税收以及福利方面的有关部门可能相对加强职能。换言之，政府通过企业这一中介管理国民的形式可能发生变化，政府将进一步提高其直接管理或者监督国民的能力。结果，“政府（国家）—企业—国民”的结构模式可能将削弱，而当企业的中介作用削弱后，政府直接管理国民，即“政府—国民”的模式可能得到加强，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变化，成为重要的形态。
1997年日本社会意识的若干变化
1997年，是日本政府提出各项大改革的一年。在日本政治经济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日本的社会变化也将随之出现新的特征。但是，由于社会文化的滞后性，目前它的特征变化还不明显，只不过是一些征兆。
1.保守主义倾向依然占主导地位。远离政治，关心生活，求稳怕乱，是近几年来日本国民的主要生活态度。“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不景气，人们生活水平下降，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自己的生活，而对政治漠不关心。1997年，在日本政府提出的各项改革当中，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制度的改革，旨在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增加个人的负担比率，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人们为了自己的生活水平不进一步下降，通过各种形式表示对政府的不满和对这项改革的抵触。在这种情况下，尽管1997年进行的东京都议会选举的投票率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但日本共产党的议席有了很大的增加。这个结果表明，现在日本人一方面对政治不关心，一方面又在寻求新的变化。当然，日本共产党的崛起，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日本国民的意识变化，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2.对企业的归属意识减弱，自我意识增强。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独特的“日本式经营”。但是，“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的企业经营环境日趋严峻、裁减人员和降低成本成为主要课题，战后日本企业一直实行的“终身雇用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1997年日本的失业率达3.3%以上。 在日本经济不景气和日本企业状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被推崇为日本人美德的对企业“从一而终”的观念现在已经动摇，“跳槽”的人不断增加。这说明日本人的就业观念和就业行动都发生了变化。这种意识变化，一方面会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带来影响，一方面也会使日本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
3.在中日关系方面，右倾思潮和对华反感情绪上升。近几年来，随着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日本的右倾思潮甚嚣尘上，出现了许多否认日本侵略历史的言论。1997年，又发生了日本新进党议员登上我国领土钓鱼岛事件，在日本国内出现了一系列为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翻案、唱赞歌的“畅销书”。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潮严重地影响到了日本青年。在1997年9、10 月间中国青年报社和日本朝日新闻社组织的一次中日两国青年的交流当中，日本青年对中国方面一再提出历史认识问题感到不可理解，并明显地带有反感情绪。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中日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日本经济发展何时走出低谷
从总体上说，1997年尚可看作日本平稳发展的一年。在政治方面，桥本连任，共产党势力有所增强，但未出现大的动荡；外交方面，发展或改善了与美国、俄罗斯、中国的关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经济方面，尽管采取了一些刺激措施，但景气恢复十分缓慢，增长率接近于零。但若将日本的经济问题突出出来看，则不得不说形势较为严峻，一些著名大企业、大金融公司如八百伴、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等及众多的中小企业、公司相继倒闭破产，股市疲软，汇率下跌，说明了日本经济目前遇到的问题非同小可，若与同日本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美国经济状况相比，则给人以“沉舟侧畔巨帆过，病树前头大木春”之感。不过，若再深入一步考虑，美国的繁荣是“负债繁荣”，日本的萧条是“债权萧条”。这一对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和债权国（均为8000多亿美元），其经济发展状况恰恰与常规相反，日本背着2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及巨额债权的沉重包袱，却不敢为维护日元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而轻易发难，奈何美国不得；美国面临对日贸易中的巨额逆差及重债缠身依然泰然处之，不把日本放在眼里，正是“负债有理，讨债理亏”，世道竟会变化如此！如果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有相当的虚幻膨胀成分（即“泡沫成分”），现今美国的景气也不见得就是百分之百的实在。但不管怎么说，受到美国经济景气的压迫，日本经济难以摆脱萧条状态，这是不争的客观现实。
当然，日本经济陷于如此长期萧条境地，决不仅仅因为受到美国经济繁荣的压迫，其国内原因更为重要。其要者有三：需求不旺，这与政策失误有关（如不适时宜地提高消费税等）；技术领域尤其微电子领域对美国打了败仗，这与日本人具有的执拗精神（或云“不撞南墙不回头”精神）有关；市场调节机能弱化（即所谓“制度疲劳”），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弊端大量滋生。
日本经济面临严重关头，但我们对其未来发展的估计要准确，不能失之偏颇。日本经济何时走出低谷？这一设问本身就包含着日本经济不会就此一蹶不振，从而衰落下去的意思。如果通过改革能够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不仅有效地刺激国内需求的扩大，而且能在加强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方面扩大国外需求，则日本经济不仅能够较快地走出低谷，而且还能找到新的更多的经济增长点，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
1997年日本经济增长的特点和突出问题
1997年，日本经济的增长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景气回升出现波折。日本从离开泡沫经济崩溃的谷底（1993 年10～12月）转向复苏，到1997年已是第四个年头。然而， 这一年的景气状况非但没有达到新的高度，反而有所下滑。实际GDP 增长率不仅将低于1996年的3.5%，而且也将低于日本政府年初估计的1.9%。导致景气出现波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消费税率的提高。自1997年4月1日起，日本的消费税率由原来的3%提高到5%。这对国内需求特别是对个人消费的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2.经济呈自律增长状态。由于财政状况不佳等原因，1997年日本政府没有出台新的刺激政策，以前出台的措施，其效力也基本消失。在货币政策方面，能用的招数基本上早已用到了头，没有什么新的措施。就是说，1997年的日本经济基本上是自律性增长。如果再考虑到提高消费税带来的不利影响，实际GDP即使只增长1%左右，其内在质量也是不低的。
3.生产较为稳定。1997 年前两个季度， 制造业设备利用率分别为90.0和90.1，高于情况最好的1996年第四季度（88.2）。与1996年同期相比，6月份主要产品产量的增加幅度分别为：粗钢5.6%， 聚乙烯15.1%，通用内燃机16.1%，晶体二极管32.8%，计算机终端设备22.2%，数控机床15.6%，普通轿车36.8%。支撑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设备投资和出口。1997年第一、二季度，设备投资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7.9%和19.8%，其中，制造业设备投资分别增长11.4%和30.3%。
4.出口重新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1997年上半年出口额（按IMF方式统计）达2408.8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02%。 出口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主要是：（1）日元汇价下跌，1997年1～7 月间的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119.64日元，比上年同期下跌了11.73%，从而使日本出口商品恢复了价格竞争力；（2）美国、 中国等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较快增长，为日本扩大出口提供了需求。
5.物价基本稳定。批发物价虽然小有波动，这主要是由于外汇行市和原油价格变动带来的。从消费物价方面看，1997年第二季度比上年同期上涨了2%，但如果扣除消费税率提高的影响和产品质量、 档次提高带来的价格上升因素，通货膨胀率几乎为零。
1997年，日本经济的突出问题有如下三个方面。
1.倒闭企业的规模增大。1997年1～7月，负债额在100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倒闭数比上年同期增加8.53%；倒闭企业的负债总额比上年同期增大了1倍有余，这说明倒闭的企业规模在增大。7月份，一个月之内倒闭了两家上市大公司。一些大金融机构（如北海道拓殖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日产人寿保险公司、山一证券）也走到了破产的地步。
2.失业率居高不下。1997年，完全失业率一直在3.2%以上，5月和6月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3.5%。5月份，完全失业者达244万人，刷新历史最高记录。
3.贸易顺差回升，贸易摩擦有再度加剧的可能。1997年上半年，日本的贸易顺差为518.2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9.6%；对美贸易盈余也相应扩大。对此，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和部长先后在3月和4月访问日本，中心话题便是要求日本坚持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增长，防止经常收支黑字扩大。
总的看，1997年的日本经济仍显得缺乏活力。克服上述问题，提高增长活力将成为今后日本经济政策的重点课题。但是，解决这些课题不能指望传统的财政金融政策。日本政府计划在2003年实现重建财政目标，因此，1998年将采取偏紧的财政政策。在金融政策方面，已经没有继续松动的余地，较大的可能性是维持现状。如此看来，1998年日本的经济形势虽然不会比1997年更糟，但也不容乐观。今后，日本政府的政策取向将可能是通过制度改革，放松限制，强化市场竞争机制，激发民间活力。
1997年度日本经济形势的回顾与展望
1997年度，始于4月1日的新消费税（由3%增为5%）的实施，给缓慢恢复的景气以重挫。家庭消费支出的上年同月比，3月为增6.6%， 6月却为减5.8%。大型零售店销售额的上年同月比，3月为增14.1%， 4月却为减7.9%。个人消费的重陷低迷， 成为景气踏步不前的主要原因。同时，生产者产品库存率指数，从1997年6月起都较1996年上升， 反映内需愈益不振。加之日元转趋贬值，进口型企业受到打击。进入下半年度后的股市下滑，更给企业经营信心和经济发展前景蒙上一层阴影。这些，皆致使内需主导型景气蕴藏着后退的危险。
若使景气继续恢复，扩大公共投资、减少法人税所得税等是必须采取的措施。然而，日本政府的债务十分庞大。1997年2月达346.1063 万亿日元，超过1996年，内债在其中占很大比例。而且政府所推行的财政结构改革，其主要目标即是停发赤字国债和压缩公共投资等。这就使日本政府在政策取向上处于两难境地。
1997年度的日本经济，还面临处理企业犯罪并通过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使之减少，引导民间资金流向使其支持景气恢复等问题。但关键是强化需求，扩大个人消费。
1997年11月14日，日本自民党决定了增加公共投资、公共事业民营化以刺激景气的紧急经济对策。近日又传来大型企业合并、著名大企业以出口弥补销售不足等乐观消息。这就使人们有理由看好日本景气保持恢复的前景。如果从根本上说，进入1998年前一些日本景气指标的低落，不过是泡沫经济崩溃后恢复实体经济本来面貌的一种过程，也是日本经济转入稳定低速增长准备期的正常现象。
经济改革的新进展
一、经济结构改革取得一些具体进展
1997年，日本政府集中全力推进以放松规制为核心的经济结构改革。3月28日，内阁会议讨论修定了《规制缓和推进计划》， 将放松规制项目由1995年3月决定的1091个增加到2823个，其中， 与大藏省相关的金融、证券、保险领域新增146个项目。
5月份，内阁会议通过了经济结构改革行动计划， 旨在通过放松规制、开发技术、培养人才等方式为开拓新兴产业（重点培育15个领域）创造条件，以扩大就业机会和市场。同时，通过改变国内高成本结构、改革企业相关制度等来完善经济环境，以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目前，通产省正在研究提前实现有关信息通信、能源和物资流通等领域的目标以及采取追加措施。经济企划厅也已开始检查有关土地、住宅、医疗、福利等领域改革的实施情况。
二、金融制度改革方案率先出台
在日本六大改革中，1997年已提出相对明确而完整的改革方案的应属金融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在2001年之前尽快处理完不良债权，最终将东京金融市场恢复到与纽约、伦敦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
改革的内容具体包括：（1）打破业界限制，实现商品、价格、 手续费等自由化；（2）实行内外资本交易自由化。1997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外汇及外贸管理法》修正案，废除了“外汇银行主义”，除一部分限制性行业外，资本交易由事前申报制改为事后申报制，这预示着日本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将大大提高；（3）强化金融监查机制。1997 年3月，日本政府决定成立直属内阁的金融检查监督厅， 将金融监督职能从大藏省分离出来。今后政府将通过规定资本率、对金融机构评级、要求金融机构公开不良债权数额和详细的资产负债表等方式对金融机构实行监查，以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4）加强日本银行的独立性。 1997年上半年国会通过了《日本银行法》修正案。此次修改的目的在于增强日本银行的独立性和决策的透明性。其中，有关政策委员会权限的修改，是确保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关键所在。根据新法案，政策委员会是货币及金融调节的最高决策机关，具有对官定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的决定或变更、货币市场操作等的决策权。这不仅标志着日本银行本身将发生一次重大变革，而且预示着日本整个金融体制将发生重大变化。新法案还取消了政策委员会中的政府成员，规定政府对政策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没有表决权，但是，仍有许多人认为，这一法案在承认日本银行独立性的同时，又为政府介入留有余地，如日本银行预算须经大藏大臣认可、必要时大藏大臣和经济企划厅长官或其代表可以出席政策委员会会议并有延期决定的请求权等规定，使日本银行在自由度上打上了折扣。
三、财政制度改革设立总体目标
在1997年6月召开的阁僚会议上，日本设定了重建财政中期目标， 即到2003年将财政赤字对GDP之比降到3%以下，而且把停发特别公债和降低对公债的依存度作为当前的目标。为实现重建财政目标，政府提出了税制改革的大方向，即以下调法人税、冻结土地税税率、减轻土地转让税等为研究对象。
但是，实际上日本财政改革面临着一系列难题：首先，经济增长是财政收入增加的前提，而日本经济景气至今尚不十分明朗；其次，以减税为基调的税制改革将使重建财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压缩财政开支，而日本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追加公共事业预算；第三，如何使日本经济尽快从“泡沫经济”后遗症中摆脱出来，成为当前讨论财政改革法案的焦点。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促使经济复苏，而动用财政和减税措施来刺激经济恢复的困难较大；第四，老龄化对财政的需求增大。
总之，1997年日本经济改革已取得一些进展，但关键的改革还在后面，桥本内阁已明确表示将把本世纪最后3年作为集中改革时期， 以使日本国民充满信心地迎接21世纪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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