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投资效率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实证研究——兼与郭克莎博士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变动论文,效率论文,博士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对于这些特点，理论界的看不一。郭克莎博士在其《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及政策研究》一文中，对照国际上不同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特征，通过对人均GDP的比较，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着较大的偏差。 其中“第二产业的产出比重升幅过大”，“与相近收入水平国家的一般模式和亚洲国家相近发展阶段的一般情况相比，大概要高出10～20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的产出比重不合理下降，“比相近发展阶段的一般模式和亚洲国家要低出10～20个百分点”。这种结构变动的偏差会导致产业结构变动的方向无效率。究其原因，郭克莎认为，“一是乡镇工业的高速扩张（1997年占工业增加值44%），二是外商投资工业的迅速发展。”此外是“投入结构变动对产出结构变动的作用不明显”。因此，需要“控制工业部门扩张，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注：参见郭克莎：《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及政策研究》，《管理世界》，1999年第5期。）。
以郭克莎为代表的这种观点目前是占主流的观点，在国家的经济政策取向中也是起明显作用的，工业领域的限产压锭、关闭“十五小”等“负投资”措施，都是在“结构调整”的名义下展开的。但是，从实际的投入产出效率来看，90年代以来第三产业的大量投资则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产出，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则是在投资比重大大下降的情况获得了产出的极大增长。因此，仅仅依据国际经验，不考虑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这种观点似有可商榷之处。
首先，既然是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实证研究”，就应该着力描述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曲线、刻画基本的演进线路，揭示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如果比照外国“模式”并以此为参照系来批判和校正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态势；就已经超出了实证研究的“是什么”的范畴，而陷入规范分析的“应该是什么”的方法论体系。当然，这里不是说对产业结构的研究不能加入一定的价值判断，而是应当重点研究我国产业变动的实际态势、个性特点和特殊原因。
其次，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问题不是方向无效率，而是体制无效率。为什么投入结构变动对产出结构变动的作用不明显？具体说为什么90年代工业投资的比重大幅度减少而产出比重仍然上升？为什么第三产业的投资增幅巨大而产出比重却不断下降？理论上应该给予进一步的解释。
其三，既然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投资产出效率很高，第三产业的投资产出效率又很低，我们有必要为追求结构变动趋势的同一性，而必须大量投资低效率的第三产业，从而压缩甚至放弃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投资吗？在开放的经济体系里，在“入世”即将成为现实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工业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确立自身的竞争优势呢？放弃效率，追求结构的完美，恐怕不一定就是明智的选择。
本文从工业投资的角度审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变动效应，提出把产业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相等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目标，认为这才是值得追求的。并借此同郭克莎博士进行商榷。
二、90年代以来工业投资的现状与问题
1.工业投资的总量和结构变化
1990年，我国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为2142亿元，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7.4%。正是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使我国在经济增长波动的低谷时期仍然保持了3.8%的增速。在1991～1994年的4年里，我国的工业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样，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1998年，我国的工业投资达到了9447亿元的规模，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的投资额是1990年的2.55倍，达到年均12.4%的增长速度。我国工业投资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有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二者的波动基本上是同步的。工业投资增长最高的年份也是国民经济增长最高的年份（1992），工业投资增长率的逐年回落也导致了国民经济增长率的逐年回落。
但是，工业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急剧减少，1999年只占到31.3%，比1990年的47.4%减少了16个百分点。跌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同时，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投资比例由1990年的57.37%下降到1998年的34.42%，8年下降了近23个百分点，同期的第三产业投资则从1990年的39.72%上升到1998年的63.15%，8年上升了23.43个百分点（见表1）。
表1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
1990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第一产业2.91
2.28
2.48
2.48
2.56
2.6
2.43
第二产业57.37 46.82 42.49 40.87 40.51 38.87 34.42
第三产业39.72 50.89 55.03 56.38 56.93 58.53 63.1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报》（相关年份）计算得出。
2.工业“负投资”的结构调整效应
为避免工业领域中低水平重复建设所导致的恶性竞争，国家下了很大的气力进行工业结构的调整。1999年，政府强行关闭了3.1 万处小煤窑，压缩了乡镇煤炭产量2.5亿吨，初步完成了关井压产的目标。 纺织行业累计压缩906万棉纺锭，提前1年达到限产压锭的目标。冶金、建材、有色、石化等行业也关闭了一大批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和污染严重、高能耗的小企业。
政府的这些“负投资”措施，是对90年代我国工业粗放性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一次强制性清算。清算的积极结果是市场供大于求的一般消费品和部分投资品的增长有所减缓， 全年的工业品销售率提高了0.56个百分点。但是，“负投资”毕竟是以资产存量的销毁为代价的。 负投资自然可以减少对国有大企业竞争的压力，使之逐步实现扭亏为盈，但从全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果看，并没有真正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
正如江小涓所指出的：“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合理的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和产业外组织结构，都是由具体的市场环境决定的。”（注：参见江小涓：《我国产业结构及其政策选择》，《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6期。）因此，工业结构的调整，无论是企业规模、技术水平， 还是产业组织结构，都需要尊重市场的选择。中国是一个收入水平多层次的国家，对产品技术和档次的需求也自然是多层次的。至少在目前的水平上，广大农民和城市的低收入阶层，对产品的需求仍然大于对服务的需求。
3.投资与产出增长的不对称
在90年代，我国工业在投资率衰减的同时，增加值所占GDP 的比重却明显上升。“投资比重的转换并未带来产出比重的相应变化。1997年与1990年相比，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36.9%上升到49.2 %，上升了近13个百分点，呈强劲上升势头”（注：参见刘立峰：《“十五”时期我国工业投资预测》，《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12期。）。工业运用了较少部分的投资实现了较大部分的产出增长。而第三产业的投资虽然大量增加，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产出增长。正因为如此，导致了令中国学者失望的产业结构同世界“标准模式”的明显偏离。
就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按照官方汇率折算，我国的人均GDP 已经接近800美元，如果按实际收入水平估计，考虑到货币的购买力平价， 人均GDP应该达到1000美元。在1000美元的水平上， 所谓“标准模式”的产业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呢？这里有必要做一番比较。
郭克莎曾经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对库兹涅茨、钱纳里、赛而奎因等人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我们借用这些研究成果同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见表2）
表2 人均GDP1000美元时产业结构比较（%）
国际模式与我国实际情况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库兹涅茨模式(1971) 10.9
48.440.7
钱纳里、艾金通和
西姆斯模式(1970)18.6
31.450.0
钱纳里和赛而
奎因模式(1989) 22.8
39.237.8
中国的实际情形(1998)18.4
48.732.9
资料来源：郭克莎《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及政策研究》（《管理世界》1999第5期）和《中国统计年鉴（1999）》。
在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所谓的“标准模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库兹涅茨模式（1971）与钱纳里和赛而奎因模式（1989）相比，第一产业的比例就相差1倍以上； 同是钱纳里模式， 1970 年与1989年的模式比较，第三产业的比例相差12个百分点还多。由于各国产业结构的实际情形发生了变化，作为实证分析，他们也必须按实际的变化进行描述。可见西方经济学的大师们是在进行真正的实证研究。观察钱纳里和赛而奎因1989年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可以看出，在人均GDP 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第三产业的比重并没有比第二产业高，并不像原来（1970年模式）所描述的，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例要达到50 %以上才是合理的。
但是，即使用钱纳里和赛而奎因模式（1989）同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相比，我们似乎还是有很大的偏离和“差距”。这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的比重过高和第三产业的比重过低。然而，这是中国的实际情况！事实是：中国即使再进一步扩大第三产业的投资，也很难将产业结构提升到的“标准模式”的水平。1999年，中国第二产业的投资增长率已经成为负值（－2.2%），加上关井、压锭等“负投资”措施的成果， 应该说在结构调整方面的力度已经非常之大了。但是，即使在工业品市场供给普遍过剩的情况之下，中国的第二产业仍然保持了8.1%的增长率！ 而第三产业的大量投资所换来的也只是7.5%的增长。 这不能不是中国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的一个难解之谜。
虽然郭克莎总是担心，“由于90年代以来的结构变动态势不合理，目前的结构偏差问题仍然相当突出。”（注：参见郭克莎：《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及政策研究》，《管理世界》，1999年第5期。）但是， 在中国目前这样的投入产出格局中，如果以牺牲产业效率为代价，去追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那么这种追求本身是否理性就是值得怀疑的。况且所谓“合理”本身也并没有客观的标准。
三、工业投资与第三产业投资的效率比较
1.工业投资的产出效率
按照新古典理论，在劳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效率等于产出的边际增量与资本的边际增量之比。我们同样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来分析90年代我国工业投资的产出效率。表3是根据我国90 年代工业投资与产出的实际增长情况，按可比价格计算出来的增长率，以及由产出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的比值计算出来的资本边际效率。
表3的情况显示， 工业产出的增长是随着工业投资的增长而增长的，1990年到1992年，工业投资的增长率由4.2%上升到26.69%，产出也由3.36%上升到21.16%。从1993年开始， 工业投资和产出的增长率均开始逐年下降，但是，投资的增长率明显比产出的增长率下降得快。到1998年，工业投资的增长率已经下降到1.17%，但是工业产出的增长率仍然保持9%，第一次出现一位数增长。
表3 90年代我国工业投资与产出增长率比较
年份
1990 1991
19921993
19941995 199619971998
投资的增长(%) 4.2
17.15 26.69
18.19 11.34
8.39 8.682.651.17
产出的增长(%) 3.36 14.40 21.16
20.09 18.92
14.04 12.51
11.30
9.00
资本边际效率
0.8
0.84
0.791.11.671.67 1.444.267.69
资料来源：依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报》（各年），《中国统计年鉴（1999）》进行计算整理。
表4 90年代我国第三产业投资与产出增长率比较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投资增长率(%) 7.46 27.46 40.10 30.97 31.26 33.70 11.72 18.17 35.06
产出增长率(%) 2.31
8.82 12.41 10.65
9.57
8.38
7.88
9.17.6
资本边际效率
0.31
0.32
0.31
0.34
0.31
0.25
0.67
0.50.22
资料来源：依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按可比价格进行计算得出，其中1994年的投资增长率根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报》进行了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从1993年开始我国工业的投资和产出的增长率逐年下降，但是，由工业产出的边际增长率与工业投资的边际增长率之间的比率所表现的工业投资边际效率却是逐年递增的。特别是从1993年开始，工业投资的边际效率都是大于“1”的。 工业产出的增长率大于投资的增长率，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无论如何，实际的效果是：工业投资的边际效率在递增。当然，就1998年以后的情况而言，由于工业的产出增长和投资增长之间的离差太大，由此所表现出来的边际效率也比较大。但是，从90年代各年工业资本边际效率的算术平均值来看，也达到了2.25。这不能不说工业投资的边际产出是有较高效率的。
2.第三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率
在统计数据上，没有全社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全部资料，我们用第三产业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之和来计算其增长率。通过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将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增长率折合出实际的投资增长率（见表4）。 第三产业的产出增长率按分类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数计算，即可进行第三产业投入和产出的比较。
在90年代，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率在30%以上的年份有5个， 1992年达到40%。相比之下，第三产业的产出增长率要低得多，1990年只有2.31%，最高的1992年为12.41%，此后逐年下降，到1998 年第三产业的产出增长率已经下降到7.6%。
这意味着第三产业资本边际效率的低下。从1990年到1994年，第三产业的资本边际效率基本上维持在0.31的水平，最高也只有0.34。也就是说第三产业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带来产出的0.31 个百分点的增长。这样的资本边际效率是不可能带来整个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 1998年，在扩大内需的政策导向下，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银行信贷也再次向交通通讯等第三产业投资倾斜，使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率上升到35%。令人失望的是，第三产业的产出增长率只有7.6%， 结果使得其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到0.22。第三产业投资的大量增加所换来的是产出的低效率增长，整个90年代，我国第三产业的资本边际效率的算术平均值只有0.36。这样的低效率究竟能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呢？
3.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资本效率比较
在表3和表4中，90年代我国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资本边际效率有很大的差异。工业产出的增长率一直大于工业投资的增长率，因此，由工业投资所表现出来的资本边际效率实际上是递增的。特别是1997年以后，由于工业品市场的过剩状况已经十分明显，工业的投资增长率是历史最低的，但是工业产出增长率并没有因此而大幅度下降。由此表现出来的资本边际效率则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当然，工业产出的增长并不能完全归结为新增投资的增长，其中工业技术进步、竞争效率和体制效率都能构成工业增长的解释变量。但是，唯其如此，才使得工业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有了根本性的提高。
相比之下，我们对于第三产业的资本边际效率着实是不敢恭维的。由投资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进行比较而表现出来的第三产业资本边际效率基本上在0.3左右，1996和1997两年虽有所增长， 也是由于这两年的投资增长率较低而相对表现出资本边际效率的上升，到1998年当投资大幅度增长35%的时候，实际产出的增长反而下降1.5个百分点， 由此显示的资本边际效率只有0.22。
从整个90年代的情况看，工业投资增长1个百分点， 会带来工业产出增长2.2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1个百分点， 只能带来产出增长0.36个百分点。资本的边际效率相差如此悬殊，在市场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的情况下，只要企业自身有投资决策的自主权，任何理性的投资者都不会把资本投入到缺乏效率的领域中。
如果我们对投资增长与产出增长的实际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出90年代工业和第三产业投资与产出增长的两个回归方程：
工业产出增长与投资增长关系的回归方程为：Y＝7.86+0.55X （1）
第三产业产出增长与投资增长关系的回归方程为：Y＝3.78+0.18X
（2）
在（1）和（2）两个直线方程中，截距分别为7.86和3.78，斜率分别为0.55和0.18，这就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分析平台。两个方程的截距都是正数，这就为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因素分析奠定了一个基础。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假定一年中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都是零增长，工业仍然可以有7.86个百分点的增长率，第三产业也可以获得3.78的增长率。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增长的基础看作是产业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形成的内涵增长。比较方程（1）和方程（2）的截距可以看出，工业是第三产业的2倍以上， 说明工业的资本和技术积累要比第三产业雄厚得多。
比较直线方程（1）和（2）的斜率可知，两条直线的斜率相差3 倍以上。其中第三产业投资增长的系数只有0.18，亦即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带来产出增长0.18个百分点； 而工业投资增长的系数达到0.55，说明在工业领域投资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来0.55 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有了90年代工业和第三产业投资所形成的产出的增长差异，究竟哪个领域投资的效率更高，岂不是一目了然吗？
90年代的产业增长，无论是对资本边际效率分析，还是投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回归分析，事实都表明，工业的投资效果要比第三产业的投资效果明显得多，也理想得多。作为一个基本的实证判断，我们的结论是：目前我国工业投资的效率基本上是第三产业投资效率的3倍。 这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四、工业投资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工业投资与第三产业投资的效率差异，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市场需求的原因；既有竞争的原因，也有技术进步的原因。来自体制的约束形成产出低效率或无效率的解释变量，来自市场的约束形成产出有效率甚至是高效率的变量，同时，技术进步对于投资效率的提高也构成内生变量。
1.工业投资约束机制的转换
工业领域的投资在90年代之所以获得了较第三产业更高的效率，首先是因为工业投资的约束机制在90年代获得了根本的转换。在计划体制下，投资约束主要来自于计划控制。项目的可行性一概演绎成计划的“可批性”，没有人真正对投资的效率负责。由于几乎不存在市场的需求约束，需求亢奋期投资的效率破绽始终被市场需求的拉动所掩盖。1994年，国家出台了国有企业转机建制的“14条”，其中企业的投资自主权被作为重要的一条“权力”放还给企业。随着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日趋明确，项目法人责任制等投资决策机制也开始逐步确立。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市场的变化后，企业真正体会到了来自市场的约束。就投资而言，计划的约束是外在的，市场的约束是内在的。一旦完成了从外在的约束到内在的约束，企业投资的约束机制才真正“硬化”了。
投资约束机制完成转换以后，企业在投资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理智和谨慎。1998年，我国确定了以扩大内需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方针，为通过扩大投资拉动内需，政府财政投资拨款1000亿元用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配套发行1000亿元银行贷款，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但是企业投资跟进并不踊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没有带来明显的“乘数效应”。按投资的来源划分，1998年与1997年的各类投资相比，投资的名义增长率——国家投资增长了74.76%，国内贷款增长了39.48%，企业自筹和其他投资只增长了5.85%，利用外资则下降了7.9%。 当企业意识到任何投资实际上都具有潜在风险的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理智和谨慎，就使得地方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投资冲动和对企业的怂恿不再富有成效。
2.来自竞争的效率
工业投资增长率的递减并没有导致工业产出增长的减缓，反而使工业资本的边际效率进一步提高，这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奇迹。这一奇迹来自竞争的效率。随着工业品市场从短缺到相对过剩，工业领域的竞争日渐加剧，正是竞争提高了工业内部的企业效率。
改革产生了大量的新型市场主体，这一主体群落的分布主要是在工业领域。乡镇集体工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异军突起，对原来的国有企业形成有力的挑战。199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的72.6%来自非国有企业，在就业和税收等方面，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有的省份甚至达到2／3的比重。竞争迫使每一个企业在投资时都要考虑项目的市场前景，考虑产品的市场定位，并在项目建成投产以后，尽可能开辟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缩短投资回收期。
虽然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看，我国大量的工业企业项目都不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但是，由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特别是广大农村大量闲置的劳动力，使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几乎等于“0”，因此， 我国乡镇企业能够以极低的成本获得劳动力供应。这使得一般的轻工业项目，特别是那些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项目，能够以产业组织规模很低的标准就组建起来，并有效运作。
产业竞争的效率还来自开放引资的直接效果。在我国的直接引进外资中，工业始终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从表5可以直接看出， 外商投资企业中，制造业占70.8%，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53%。相比之下，制造业在企业个数和投资额两方面都是外商投资最集中的领域。如果加上采掘业和电力、煤气、自来水等产业部门工业，则工业占全部外商投资企业数的比例为72.05%， 工业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总额所占比例也达到59.54%。
表5 外商投资企业行业分布情况（1998年末） 单位：百万美元
行业企业数(个)占比投资总额占比
总计
227807 100774229* 100
农林牧渔业 5538
2.43 918 0.12
采掘业 1506
0.66 3208 0.41
制造业 161293 70.84
10308 53.0
电力、煤气及水 1349
0.5947459 6.13
建筑业 6692
2.9423716 3.06
地质勘探和水利管理业 129
0.06 568 0.07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3474
1.52 3069 0.40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14315
6.2825917 3.35
金融、保险业 770.03 1777 0.23
房地产业
13911
6.11
156569 20.22
社会服务业 16023
7.03 5034 0.65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532
0.23 2859 0.37
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 802
0.35 1672 0.22
电影电视业
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1042
0.46 1702 0.22
其他1120
0.49 8264 1.07
注：这里的投资总额包括中方的投资， 实际的外方投资总额为265604百万美元。在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中， 外方的注册资本为313712百万美元，占6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1999）》整理。
毫无疑问，外商投资企业带来了工业领域的竞争活力。在22万多家“三资”企业中，有16万多家广泛分布于工业领域的39个行业中。而每个行业的每一个合资项目都对该行业产生着挑战和竞争。正是工业领域合资项目的投资催动了工业投资的效率之争。
相比之下，在第三产业中，只有房地产业是外商投资的重点，其投资额占全部外商投资的20%。以咨询为主的社会服务业虽然有1.6 万家三资企业，但是投资额很小，只占总额的0.65%；商业和餐饮服务业也大致如此，虽有1.4万多家合资企业，投资总额也只占3.35%。 真正有竞争力度的电信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并没有完全开放。整个第三产业缺乏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结果是投资的低效率反映为产业的低效率。
3.技术进步与工业投资的效果
我国工业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较其他产业为高，与我国工业投资中的技术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曾经指出，对国内投资的“直接与间接的区分是要分开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职能与资本作为新技术承担者的职能”（注：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可见， 新增投资既是生产要素总量的增加，又是产业技术进步的载体。毕竟新的投资总是要包含着一定的新技术，不可能完全是复制古董。实际上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也主要靠新增投资来体现和完成。
经济学在过去60年中取得的一项重大进步是鉴别和测算综合要素生产率（TFP）。毫无疑问， 技术革新带来了综合要素生产率某种程度上的提高。这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在新的资本投资中和在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中所得到的体现。从我国的情况看，体现在工业投资中的技术进步要远远大于第三产业中的技术进步，从而使这两种产业的投资获得了迥然不同的资本效果。这可以用90年代我国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差别来加以说明。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经济的增长由资本、劳动和综合要素生产率三部分增长率构成。即：
G＝A+α61537K+β61538L （3）
式中G 为经济增长率（此处我们分别采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和指数中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数据）；K和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率；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此处α取0.4，β取0.6（注：此处引用郭克莎的研究结果。参见郭克莎：《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上海三联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α+β＝1）；A为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将（3）式整理后可得：
A＝G－（αK+βL）（4）
1990～1998年，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为13.85；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0.94，劳动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3.65，分别乘以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二者之和（αK+βL ）为6.57。由式（4）可得：
A＝13.85－6.57＝7.28（5）
表6 产业要是生产率增长率比较
产业
G K
L αβαK+βL
A
工业 13.85 10.943.650.40.6 6.57 7.28
第三产业 8.52 24.6 6.460.40.613.72 -5.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其中工业的劳动增长率为第二产业数据。
式（5）表明，90年代我国工业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7.28。 也就是说，在90年代我国的工业增长中，13.85%的年均增长率中有7.28个百分点是由技术进步所引起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所带来的。这几乎占到了工业增长率的53%。
同期我国第三产业GDP的年均增长率为8.52； 而资本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4.6，劳动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46，分别乘以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后，二者之和（αK+βL）达到了13.72。代入（4）式中得到：
A＝－5.2（6）
这甚至是一个可怕的数据！90年代我国第三产业大量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所换来的却是很低的经济增长率。由此所表现出来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居然是一个“负数”，第三产业内部的低效率不仅完全吞噬了技术进步的成果在增长率方面的反映，而且导致综合要素生产率年均5%的负增长（见表6）。
技术进步的实现有三条途径：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这三者之间并非截然分开，往往有各种联系。作为后发展国家，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技术积累非常有限，所以主要是通过引进和改造来实现技术进步的目标。但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工业技术开发投入也引起了企业的重视，并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就工业技术进步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效果而言，其成就确实是历史性的。也是其他产业领域所难以比拟的。
五、几点结论
1.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没有遵循世界一般模式的轨迹，这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我们不能照搬别国模式。20世纪90年代，我国投资的产业分布发生了结构性偏斜，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逐年递减，第三产业的比重逐年递增。但是，投资的结构性偏斜并没有带来第三产业的大发展，这是由于第三产业的资本边际效率低下所导致的。
2.产业的资本边际效率相等应当是决定产业投资结构优化的主要标准。由于第三产业存在着产业内部X低效率， 致使第三产业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发生递减，相对劳动生产率也发生衰减。相比之下，工业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则一直比较高，相对劳动生产率也有提高。面对不同的产业投资效率，我们不能为追求某种“标准模式”而牺牲应有的效率，效率应该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当工业资本边际效率远高于第三产业的时候，工业投资的增长率不仅不能放弃，而且是值得追求的。
3.工业化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难以跨越的“卡夫丁峡谷”。发展中国家几乎都要走工业化这条必由之路，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我国的工业现代化任重道远，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工业的比较优势正在转化为竞争优势。我们应当进一步通过扩大工业投资，提高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出比重。只有工业化和城市化都达到了一定水平，才能形成对于第三产业的需求和市场，第三产业才有可能获得投资的高效率产出。
4.工业投资应以结构优化和升级为目标，努力实现数字化工业。工业的数字化意味着用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武装传统工业部门，用先进的设备和工艺，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按照现代化的生产力标准对产业组织规模的要求，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经济水平。工业各行业来自竞争的效率也说明，第三产业只有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打破产业垄断，才能提高投资的产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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