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语言哲学的浴火重生
杨雅平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240)
摘要 :普遍认为，日常语言哲学在20世纪30～60年代经历了从兴起、鼎盛、式微乃至终结的过程。但在以雷卡纳蒂为代表的当代语境论者看来，日常语言哲学的许多洞见并未被学界充分认识。通过简要梳理日常语言哲学发展历程及对雷卡纳蒂以真值条件语用学思想为代表的语境论进行详细阐释，文章发现：(1)雷卡纳蒂创建的真值条件语用学以及其推动发展的当代语境论继承并发展了日常语言哲学的核心观点及研究方法，秉承语用“所言”观，充实语用过程，坚持“可及性”原则，强调语境与使用在语词意义及话语真值条件确定中的关键作用；(2)真值条件语用学赋予了日常语言哲学以新的活力，推翻了日常语言哲学已然终结的普遍观点，实现了日常语言哲学的浴火重生，并预示着其未来发展可期。
关键词 :日常语言哲学，真值条件语用学，语境论
1. 引言
一般认为，西方语言哲学有两大分支：理想语言学派与日常语言学派。二者相对而生，尽管都认为哲学问题是“语言学”问题，哲学研究的恰当方法是“语言分析”，但分析的内容与目标大相径庭。理想语言哲学家受到逻辑学的启示，将语言看作形式系统。在他们看来日常语言很不完善，必须以现代逻辑为基础建立理想的人工语言。而日常语言哲学家则主要关注语言在言语活动中的使用，尽管日常语言经常出现歧义、含混及混乱等现象，但这些问题要在日常语言本身的层面上来解决，而非设计一种所谓的更完善的理想语言。理想语言学派试图通过改造语言来实现其“语言批判”的任务，日常语言学派则希望通过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我们的日常语言来达到“语言批判”的根本目的，主张真正应该条分缕析的是语词在日常生活中的用法，以此来消解哲学问题。
从缘起之初，两个学派相互博弈发展，势均力敌。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语言哲学界普遍认为，理想语言哲学独执牛耳，日常语言哲学却有日渐颓靡乃至谢幕退场之势。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局面？日常语言哲学是否真的已经日薄西山？寻根溯源，本文简述日常语言哲学的发展历程，剖析当代学界对日常语言哲学的核心思想与研究方法的见地，以期一一探讨以上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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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常语言哲学的发展历程
2.1 日常语言哲学之缘起
1879年，弗雷格在其著作《概念文字》中研究形式逻辑，别开生面地提出发展语言的真值条件观，构造一种纯形式化的语言。弗雷格将日常语言比作眼睛(手)，将逻辑比作显微镜(人造手)。他主张语言需要一套具有严格逻辑形式的符号系统，从而可以消除一切歧义模糊(Hanfling 2000：153)。罗素受到弗雷格思想的启发，提出“逻辑原子论”，也质疑日常语言模糊而不确切，逻辑上不完善，不适于哲学研究，需要加以改造或者创造人工(逻辑)语言。到了20世纪20～30年代，维也纳学派将逻辑实证主义发展至鼎盛时期，更加巩固了理想语言观。该学派的基本思想衍生出这样一种观念：一种语言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具有系统、形式化的句法和语义结构，虽然这些结构在日常语言中经常模糊不清，但可以通过适当的哲学逻辑分析揭示(Parker-Ryan 2012)。这些理想语言观日趋加重人们对日常语言的质疑，认为日常语言掩盖了真正的逻辑形式，阻碍了人们认识现实的渠道。
针对心智障碍成员的未来安置，照料者们比较集中的迫切诉求是：希望政府能建立专门针对心智障碍人士的养老院舍；改进当前的阳光心园和阳光之家并进行制度建设，完善面向心智障碍人士的日托服务，建立并完善全托机构；由政府购买服务为“老养残”家庭提供每周一到两次的钟点工服务；建立相应的信托基金。在上海现有的社区助残服务中，钟点工服务在“老养残”家庭中已陆续开展并得到了肯定，但建立专门针对心智障碍人士的养老院舍和全托机构的诉求目前仍仅是一种表达性需要，有待深入调查和进一步研讨论证。
与此相对，任选性语用过程则是由语境驱动(由上而下)的任选过程。“是否承认任选性语用过程在‘所言’形成中的作用，似乎可以被视为区分真值条件语用学与语义最小论以及传统字面意义论的试金石”(刘龙根 2010：8)。典型的任选性语用过程包括自由充实、松动及语义迁移，Récanati(2010)对于这三种形式的任选性语用过程举例进行了详细说明，如：
摩尔以“捍卫常识”的立场著称，对日常语言哲学的早期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他本人并不是日常语言哲学家)。他注重日常语言分析，后常被认作日常语言学派的先声(陈嘉映 2003：214)。1929年，维特根斯坦重回剑桥大学工作并于1936～1945年间在其著作《哲学研究》中把他的研究任务描述为将“语词从他们的形而上学中带到日常使用中”。他认为，语词的意义存在于他们的日常用途中，并将意义视为一种工具的使用，提出“工具(用法)论”。“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词乃至整个语言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工具，依据不同的目的，具有不同的用途，其意义就在于它的具体用途”(刘龙根 2001：104)。“语言游戏”是他这一时期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游戏”本身是一种生活形式，语词的使用只能在相关的生活形式中进行，脱离了实际的使用，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也就无从谈起。维特根斯坦的“工具论”推动了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
(3) John’s car has arrived here.
2.2 日常语言哲学之发展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思想在剑桥大学受到推崇与发展，日常语言哲学日益崛起。1945年至1960年间日常语言哲学思想在牛津大学继续得到传承与发展，并达到鼎盛时期。
第四册AWL覆盖率为5.12%，偏向通用英语。由5可知，第四册各文本AWL覆盖率在范围0.74%-10.84%之间波动，两篇属于通用学术英语文本。由图可知第四册各单元AWL覆盖率相差较大，衔接性较差。
日常语言哲学与牛津大学思想家之间的密切联系导致它有时被称为“牛津哲学”。牛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先后主要有莱尔、奥斯汀及斯特劳森等。“牛津哲学”依然是“语言学哲学”，但并不那么教条地坚持语言学方法，而采用更加灵活的方法，并且不再热衷于对其观点进行元哲学证明，更大的兴趣在于将其观点应用到当前真正的哲学问题上。牛津学派接受了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但他们更具批判性，更加强调发展自己的观点。他们着重应用维特根斯坦原则，表明这些原则能够实际地对哲学做出重要贡献——而不只是使哲学问题“消失”。牛津学派不再将所有哲学问题看作“只不过是假问题”，甚至也不将所有问题看作“语言”问题。但是，他们依然坚持认为语言的哲学用法可能成为哲学混乱的根源，观察和研究日常语言有助于解决消除这些混乱(Parker-Ryan 2012)。
（2）一些企业缺乏对成本控制的理念。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路桥技术也不断地更新换代。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企业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路桥技术的更新换代，也带来了路桥管理技术的更新。企业只是学习了在建造路桥方面先进的技术，而忽略了现代企业路桥成本控制方面的技术，没有成本控制的理念。如果想要企业得到发展，就要求公司领导有成本控制的理念，并且付诸实践。在公司中建立良好的成本控制体系，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长远发展。
在牛津学派的众多倡导者中，奥斯汀被认为是日常语言哲学的领军人物。奥斯汀坚决主张通过检查语词的日常使用方式来阐明意义，以避免哲学上的混淆，并提出了在很多方面与逻辑实证主义截然不同的哲学方法。在他看来，日常语言值得严肃的哲学关注，并可成为哲学家有价值的工具；人类共有的常识和知识都是建立在日常语言使用之上，结晶于日常语言之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日常语言是哲学启发源泉，却没有得到深入发掘，因此他觉得，与其让哲学家们去构象甚至虚构出新的二元划分和选项，不如研究日常语言本身——不是去寻找人们用语言指什么，而是用语言来做什么。对日常语言的研究，即使不是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也是哲学研究的起点。在文献《如何以言行事》中，奥斯汀创立了名噪一时的“言语行为理论”。根据该理论，不同条件和不同语境中使用语言相当于(用语言)做事，或是特定语言行为的表现。奥斯汀认为任何一个现实的言语行为都可以包含三个不同层次的目的，或者说完成了三种不同的“做事”行为：言说行为、言旨行为和言效行为。简言之，说事就是做事，做事才有可能取效。言语行为三分法的提出，标志着奥斯汀对语言本质看法的转变，即语言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的一种特殊行为(邱惠丽 2006：39)。奥斯汀注意到以言行事这一类特殊的语言现象并予以系统研究，对语言哲学的贡献不容小觑(陈嘉映 2003：241)。“言语行为理论”影响深远，在当今语言哲学界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3 日常语言哲学之式微
毋庸置疑，日常语言哲学思想从缘起之初起就遭受到了诸多质疑，且从未中断。大多数人反对它，认为它显然排除了系统的意义理论的可能性。如果意义即是使用的话，那么理想语言途径就行不通，确定语言意义就成了一个临时过程(Parker-Ryan 2012)。达米特(1973：698)也反驳道，“日常语言哲学”确实是语言学哲学中的一种，但它至少在两个基本方面与弗雷格的精神相左，即它独断地否认系统是可能的，以及认为自然语言是免于批评的。后来格赖斯在牛津大学时逐渐改变研究方向，试图重新引进系统的意义理论，以至于学界普遍认为格赖斯的研究终结了日常语言哲学。
在牛津学派的鼎盛时期，格赖斯与奥斯汀同是牛津哲学运动的支持者。奥斯汀的日常语言哲学思想对格赖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8年，格赖斯写作完成并于1957年正式发表了颇负盛名的文章《意义》，区分了“自然意义”与“非自然意义”，认为语言意义属于“非自然意义”，且取决于说话者的意向。实际上，格赖斯运用了日常语言哲学的典型研究方法，分析对比表达式的不同使用来处理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即意义的本质。从很多方面来看，《意义》是日常语言哲学的典范，但却蕴含着格赖斯的研究偏离奥斯汀思想的萌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格赖斯燃起了形式化为目标的普遍解释理论的热情；第二，他更加意识到需要对句子意义与说话者意义做出明确严格的区分。尽管《意义》中使用了日常语言的实例，但其本质上尝试提出一种基于说话者意向的心理概念的语言意义理论(Chapman 2010：38)。这种对普遍性解释理论的兴趣，以及区分句子意义与言者意义之间的工作继续影响着格赖斯。
鱼腥味鉴定结果：鱼腥味浓烈、纯正，为最优级；鱼腥味浓烈、酸味清淡，可以为优级；鱼腥味较浓，有酸味、淡淡的臭味，可以为一般等级；有鱼腥味，酸味、臭味、焦味，则可以为较差级别；如果有非鱼粉味道，说明有其他原料则可能掺杂、掺假，需要进一步的鉴定。
在《逻辑与会话》中，格赖斯区分了“所言”和“所含”，并介绍了规约意义和会话含义的概念。规约意义，就是根据语言规则所确定的“字面意义”，与具体的使用语境及说话者无关。而会话含义却预示着部分意义是语用地决定而非语义地决定。在格赖斯看来，会话的语用部分必须与严格的语义部分区分开，因此，意义不能与使用相混淆。而“意义即使用”的观点一直以来都是日常语言哲学的信条。显而易见，格赖斯的核心思想与日常语言哲学的思想开始大相径庭。此外，格赖斯大力发展会话理论，其意图并不主要是解释人们如何在会话场景中交流，而是特别注重于为古老的哲学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尤其是展现形式逻辑如何为语言学意义的许多方面提供解释基础。这种倾向于逻辑与形式解释的思想贯穿了格赖斯的会话理论，这与日常语言哲学的中心原则相违背。总的来说，格赖斯致力于追求系统的语言理论，区别意义与使用，他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同日常语言哲学的基本假设相左。
雷卡纳蒂对语义过程与语用过程并不能完全相互独立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但他并不是意在提出新的概念来取代格赖斯的“所言”，而是在真值条件语用学理论的基础上，改善格赖斯的“所言”概念，加入新的内涵，坚持以语用为基础的“所言”观。如前所述，“所言”与“所含”的二元绝对对立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而遭受质疑。有鉴于此，雷卡纳蒂认为对句子意义与言者意义之间的简单区分远远不够，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首先，应当区分句子类型的意义与说出句子的所言(表达的命题)；其二，另一种区分是话语的实际所言与仅仅由其“传达”的内容之间的区别。“所言”成为两种区分中共有的术语，结果就得到了一个三元组：句子意义// 所言// 所含(刘龙根、胡开宝 2010：5)。句子意义的区别性特征是其规约性与语境独立性，且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命题，不能进行真值评判，而“所言”与“所含”皆依赖于语境且构成命题，但区别在于“所言”受制于句子意义。在“所言”的构成中，语用过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 日常语言哲学的复兴
尽管学界普遍认为日常语言哲学大势已去，但意义研究仍然是西方语言哲学界的核心课题。在意义理论的发展浪潮中，许多新概念、新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从而使当代意义理论研究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在这些理论阐释中，两种对立的意义流派格外引人注目，即“语境论”和“字面论”。
格赖斯及其追随者尝试系统区分表达式的意义与表达式在具体语境(甚或一般语境)使用时所传达的意义。然而，究竟哪些意义是语义的，又有哪些是语用的？对此，有不同的立场。这些立场之间的差异在于归附语言意义的独立(于语用学)程度。其中，字面论(尤最小论)立场主张至少语义内容的核心未受到语用效果的影响，而极端语境论立场则认为所有的语义内容都需经过语用充实的过程，二者针锋相对。探根溯源，两种立场分别汲取了理想语言哲学与日常语言哲学的许多真知洞见，其中以雷卡纳蒂为领军人物所创建的以真值条件语用学为代表的语境论与日常语言哲学思想一脉相承，在当代意义理论百花园中一枝独秀，带来了日常语言哲学思想的复兴。
3.1 雷卡纳蒂的语境论主张
雷卡纳蒂在语言哲学与心智哲学方面的研究逾三十载，从最初关于言语行为理论到现在关于心理档案的研究，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语言与思想的语境依赖性。他作为语境论的忠实卫士，面对字面论的挑战，提出自己的语境论思想并铿锵有力地为其辩护。
雷卡纳蒂(2004)认为当今语言哲学界存在着两种思潮：“字面论”和“语境论”。字面论主张，可以合理地将真值条件内容归于语句，无须考虑言者说出语句时的意谓。而语境论则认为语句本身不足以表达真值条件内容，言语行为才是真值条件的基本载体。唯有在言语行为的语境中才能表达确定的内容。雷卡纳蒂以为，基本问题是，是否可以合理地将真值条件内容(“言说”什么、表达思想或命题之性质)归于自然语言的句子，或者是否仅仅是言语行为、语境中的话语才在基本的非派生意义上具有内容(Récanati 1994：1)。二者的争论始终围绕形式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差异进行。20世纪上半叶，哲学家们也关注形式语言，认为句子的内容与理解不依赖于使用的语境。而自然语言的语句只有相对于话语使用时的语境，才能表达确定的内容及完整的思想。形式语言与自然语言之间的差异不言自明，而研究者们对待差异的重要性的看法却迥然不同。当代的语境论者同20世纪的日常语言哲学家一致认为，这种差异十分重要，自然语言的句子本质上是语境敏感的，没有确定的真值条件。而字面论者却认为，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合理的理想化加以抽象。字面论者的理想化基于以下主张：(L)对于通过在给定语境中使用语境敏感性语句所做出的每个陈述，都有一个永恒句，可用于在任何语境做出同样的陈述(Récanati 1994：2)。而以雷卡纳蒂为代表的语境论者并不认同永恒句的存在，所以他们拒不接受L。语境论者辩驳，若不依赖于话语的语境特征，诸如指称、限量化及述谓等带有根本性的语义机制就无法加以指称、限量或述谓(刘龙根、胡开宝 2010:81)。据此，句子本身不表达命题，只有在言语行为的语境中才能表达确定的内容。
3.2 雷卡纳蒂的真值条件语用学
雷卡纳蒂(2010)阐释语境论有两种(主要)版本，其创建的真值条件语用学是其中的较弱形式，认为(普通的非指示性)表达式意义不一定是表达式贡献于命题内容的东西。如雷卡纳蒂所述，理想语言学派与日常语言学派两大阵营间的论战并未偃旗息鼓，其思想的真知洞见分别被语义学和语用学所传承，在当代依然发扬光大。语义与语用的“边界之争”一如既往是个热门的话题，语言学家们依然争论不休。语义学家们关于话语言说内容(即真值条件内容)由语义规则决定的观点受到语境论者的强烈质疑。语境论者认为，真值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用，不经语用因素补充，语言规则无力决定充分的真值条件内容，而仅能确定一个语义骨架(Récanati 2010; 刘龙根、王晓飞 2012：1)。这是“真值条件语用学”纲领的内在思想之一。真值条件语用学将调适与饱和相提并论：将调适视为直接语用过程，即将句子的语言意义映射到在语境中表达命题的过程。同时还存在间接语用过程，在所言的基础上确定表达意义(即会话含义)。但调适如饱和一般直接影响所言。这是真值条件语用学的思想精髓(Récanati 2017：380)。雷卡纳蒂逐步论证以真值条件语用学思想为代表的语境论，以期来展现其与日常语言哲学思想一脉相承，确实赋予当代日常语言哲学思想新活力。
3.2.1 真值条件语用学与语用“所言观”
传统意义上的“所言”观主要指格赖斯的“所言”观。格赖斯意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所言”概念及其同“所含”概念形成的二元对照，共同构成言者意义的整体。据此，“所言”被认为具有三个显著特征：首先，“所言”关涉规约意义，受制于Bach(2001)的“句法相关性约束”，同所使用的词语之意义以及遣字造句规则紧密相连；其次，“所言”作为言者所表达的命题具有完整性，从而具有真值可评判性，亦即可根据其真值条件将之判定为真或假；最后，“所言”作为言者意欲表达的内容，体现了可为听话者辨识的言者意向(刘龙根 2010：5)。不言而喻，“所言”与“所含”的概念推动了意义研究的发展，但“所言”与“所含”的二元对照及“所言”的三个特征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所诟病，例如此二元对照是否能够穷尽言者意义有待考证。在众多质疑中，雷卡纳蒂的真值条件语用学思想别具一格，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与传统“所言”观截然不同的语用“所言”观，振聋发聩地批判并改善了格赖斯的二元对照及“所言”概念，产生广泛影响。
与此同时，理想语言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成执牛耳之势，形式语义学蔚然成风。日常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相继逝世以及格赖斯对日常语言哲学的致命一击，使得日常语言哲学在日渐衰落。普遍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日常语言哲学被格赖斯语用学和系统语义理论的迅速发展结合所终结(Hansen 2014:556)。
3.2.2 语用过程
围绕“所言”构成中语用过程的研究林林总总。在真值条件语用学理论框架下，雷卡纳蒂区分了两种主要语用过程：直接语用过程与间接语用过程。
直接语用过程有助于听话人对“所言”的识解，是非推理性的、亚个体层面的语用过程(Récanati 2004)。直接语用过程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强制性语用过程和任选性语用过程。顾名思义，强制性语用过程指的是在说出语句表达“所言”时，由于语言本身的原因而必须实施的由下而上的语用过程(刘龙根 2010：8)。例如：
(2) Today is a good day.
(1) He is tall.
女人跟杨剑的爱恋也从那一刻开驶启程，他们约会的场所就是那家叫金典的咖啡厅，当然是两个人喝茶聊天的时候。两个人做爱的时候就去城西或城北的几家宾馆里开房间，也在郊外杨剑的轿车里或者僻静的山坡上。
在以上三例中，都含有必须依赖于具体语境赋值的表达式，如若不经由语用过程为这些表达式赋值，这些语句无法成为确切的“所言”，表达完整的命题以判定其真值。具体而言，在(1)和(2)中，必须在具体的语境中确定“He”与“Today”这类指示词的所指对象，才能确定话语的“所言”，以期来评判话语所表达命题的真假。而在(3)中，不仅要在具体语境中确定指示词“Here”的指表，还要依赖于语境确定John和car之间的所属关系，如此一来，该话语才能表达完整命题，具有真值条件从而可评判真假。凡此种种，在具体语境中为有关表达式派赋语义值的语用过程通常称作“饱和”。这一典型语用过程由语言成份触发，是有关话语成为“所言”、表达可判定为真假之命题必须实施的语用过程(同上)。“最小论”亦接受“饱和”过程，但他们对语用过程介入“所言”形成的接纳也仅限于语用弱效应，句子意义与所言的差距限定到最低程度。
然而到了20世纪40～50年代，许多学者发现逻辑实证主义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对声音，一些关注语言的哲学家们认为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思想只是基于一些没有经验证据的语言假设。在这些反对潮流中，日常语言哲学奋力崛起。
除了直接语用过程之外，间接语用过程亦不可忽视。与直接语用过程不同，间接语用过程影响“所含”及间接言语行为；是推理性的(整体的、命题性的)，将言说“所言”的行为及格赖斯(1975，1989)首次提出的会话准则作为输入(Frápolli & Carston 2007:7)。
基于VAR的我国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估计问题研究..................................................................................................余 湄 李志勇 周荣喜 高 茜（79）
b. Everybody (in our class) went to Paris.
如果无线局域网采用本地转发模式，就比较容易地实现同有线用户一样的802.1x认证方式，解决Web Portal方式的不利因素。无线局域网802.1x准入认证方式，在具体的部署上有两种方案可以选择：一种是与AP直接连接的交换机端口启用802.1x模式，由接入交换机完成802.1x。这样，就可以将无线用户当成有线用户一样管理，无线用户使用的802.1x的supplicant与有线用户一致。为了保证AC对AP的管理，这种方式下，需要对连接AP的交换机端口进行相关配置，使得该端口透传AC与AP的管理数据传输。这种方式，淡化了AC的作用，无法实现无线用户的漫游服务，用户切换不同的AP时需要重新认证。
(5) The ATM swallowed my credit card.
符号设计兼具作品特征与商标识别功能，这决定了权利人可能基于同一个符号享有不同的法益。通过对商标戏仿概念的界定，结合商标性使用、混淆可能性等因素，有助于判断商标戏仿行为在商标侵权中的性质。
(6) The ham sandwich left without paying.
在例句(4)中，a句为说出的语句，b句是所表达的命题(即“所言”)。就例(4)而言，若不经相应的语用过程，a句并不(完全)是讲话者所欲言说的内容。如果不经充实，只有当且仅当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去了巴黎，a句表达的命题才能为真。而这样一个命题不大可能为真。从a句到b句的过程，是语用上所要求，而不是语言上规定，这个过程就是充实过程。在例(5)中，ATM机不是有生命且长有能够吞咽功能的身体器官的生物，因此它不可能真地吞下信用卡。通过放松使用“吞咽”的条件限制，构成了应用范围更宽泛的特定概念(Récanati 2004；刘龙根、胡开宝 2010:25)。在有些语境中，谓词表达的字面概念所包含的应用条件失效，从而这个谓词的使用范围得以扩大。在例(6)中，“火腿三明治”通过迁移指一种派生的性质，即“点了火腿三明治的那个人”，从而构成例(6)的“所言”：“点了火腿三明治的那个人没付钱就走了。”
(4) a. Everybody went to Paris.
第1步：通过计算机录取目标在各种运动状态下的回波数据。针对指数加权法，通过改变其加权因子α的值，改善其检测结果，给出最优探测结果下α的取值范围。
格赖斯的话含理论和雷卡纳蒂的真值条件语用学理论皆认可两种语用过程，但真值条件语用学理论所主张的直接语用过程的范围要比话含理论所接受的要更加宽泛。对最小论及话含理论而言，语境的作用仅仅是对“所言”中的指示性表达式赋值(即饱和)和消除歧义。而真值条件语用学理论不仅接受上述观点，还认为语境亦要通过句法层面或概念层面的自由充实过程、类比或转喻的迁移过程来发挥作用。由于语境对“所言”的作用不受话语的语言成分或语法成分的约束，因此其他各种可能的直接语用过程也会大量涌入。显而易见，“所言”表述得越全面，会话含义的推导空间就越小。确定“所言”与“所含”的边界对言语行为中的参与者来说是直觉上可及的，这种观点基于雷卡纳蒂的“可及性原则”(Availability Principle)。
3.2.3 可及性原则
根据真值条件语用学理论，“所言”与“所含”皆依赖于语用过程来表达说话者意义。但“所言”与“所含”的边界如何划分，言语活动参与者如何确定哪些部分为说话者“所言”，哪些又是根据言语内容推导出的“所含”呢？为解决这些疑惑，雷卡纳蒂提出了“可及性原则”，以此作为判定“所言”内容的标准。言语行为中的“所言”内容部分地由说话者意欲言说的内容所决定。说话者(可能连同听话者一起)决定他/她的话语所表达的命题内容是什么，这是“可及性原则”的主要思想，仰赖普通话语参与者的直觉。
可及性
所言必须是会话者直觉上可及的(除非出现了某种偏差，他们不能算作“正常解释者”)(Récanati 2004：20)
“所言”的可及性指的是，“所言”与“所含”同样具有为会话活动参与者在意识上可获及的，即意识得到的特性。会话活动参与者不仅对“所言”与“所含”有所意识，并且意识到二者是有区别的(刘龙根 2010：8)。
所言的可及性与格赖斯的观点一致。格赖斯认为，言说本身是非自然意义的一种。根据格赖斯的分析，非自然意义的区别性特征之一就是其本质上的显现性。将“言说”看作一种非自然意义的观点蕴含着所言(同一般所指的一样，包括所含)必须是可及的——必须向公众视阈开放，原因在于非自然意义本质上属于意向辨识问题。根据这种观点，说出一个语句的所言取决于(而几乎不可脱离)可公共地辨识的言者意向。因而可得出“可及性原则”。根据这条原则，“所言”的分析必须与充分理解了话语的人所共有的直觉相一致——一般指正常会话场合中的讲话者和听话者(Récanati 2004：14；刘龙根、胡开宝 2010：14)。
感冒是这个季节宝宝最常见的上呼吸道疾病，中医讲究风寒风热，中医辨证论治首先要区分寒证与热证，我们可以根据“发热”和“怕冷”轻重来判断寒热：简单的说“怕冷”大于“发热”的是“风寒”，反之便是“风热”。
3.3 小结
雷卡纳蒂在真值条件语用学表达的语境观强调，大部分自然语言的句子在本质上是语境敏感的，只有相对于话语语境，才有可能表达完整的思想；自然语言句子的真值内容不完全取决于词汇内容与句法结构，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用因素的充实。该语境观强调语境与使用在确定语词意义及话语的真值条件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日常语言哲学的核心观点一脉相承。真值条件语用学的思想，亦部分地继承了经典格赖斯理论，并对“所言”与“所含”的概念做出改善，充实了语用过程。据此，雷卡纳蒂创建的真值条件语用学语境观继承了日常语言哲学注的核心思想与研究方法，在当代继续推动着日常语言哲学的发展，为其赋予了复兴之势。
4. 结语
日常语言哲学重视语言分析，强调意义存在于用法，经剑桥及牛津学派的大力发展，为哲学问题的解决途径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日常语言哲学从缘起之初就遭受到严重质疑，但从未被彻底驳倒。细细审视当今语言哲学界，传承于日常语言哲学思想的意义理论潮流涌动。以雷卡纳蒂真值条件语用学思想为代表的语境论更是大力发扬日常语言哲学思想，并日益受到重视，赋予了日常语言哲学新的活力，使得日常语言哲学的发展未来可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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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19)01-0097-09
[doi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19.01.012
作者简介 ：杨雅平，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哲学、语用学。电子邮箱：yang0208happy@126.com
引用信息： 杨雅平. 2019. 日常语言哲学的浴火重生[J]. 当代外语研究 (1): 87-105,125.
(责任编辑 杨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