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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2)03-0021-06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关税减免与经济技术合作为基本内容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在双边、地区和多边这三个层次上并行发展，日渐增多。一方面，由于中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已增加到144个；另一方面，地区或双边层次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已增加到120个。既加入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又积极参与地区或双边FTA，已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方针和实践。
中国已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WTO。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开始了有关FTA的交涉，并积极推进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这意味着中国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也在采取既重视多边层次也重视地区或双边层次的“两条腿走路”方针。
21世纪初，世界经济越来越呈现为美、欧、亚“三足鼎立”的格局。然而，在欧洲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北美自由贸易区进一步向美洲自由贸易区扩展的形势下，在亚洲地区，除正在成长中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外，尚未形成正式的、覆盖面较大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这种现状使亚洲各国失去了巨大的、本来是有可能获得的自由贸易实惠。
本文将围绕东亚走向自由贸易区的道路，探讨世界范围内地区或双边FTA的迅速发展及其原因；东亚各国推进地区或双边FTA的动向；东亚走向自由贸易区的两种可能模式。
地区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迅速发展及其原因
截至2000年，WTO统计的地区或双边FTA已增至120个，不仅在地理邻近、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间形成了很多FTA（如欧洲自由贸易联合），还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的FTA（如美加墨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跨越不同地域的FTA（如欧盟与远在拉美的墨西哥、智利结成的自由贸易区），兼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建立广泛合作关系的FTA（如1999年10月签订的“欧盟－南非框架协议”、预定于2002年初签订的“新时代日本－新加坡经济联合协定”等）。（注：“新时代日本－新加坡经济联合协定”的内容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自由化，还包括服务贸易自由化、相互投资自由化以及经济合作、技术共同开发等丰富内容。从协定的项目数看，有关关税、非关税壁垒的项目仅占20%多，其余60%～70%是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所没有的新内容，诸如经济技术合作、制度政策协调等。）日益增多、日趋活跃的地区或双边FTA与全球性多边贸易机制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对推动世界各国经贸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表1）。
表1
世界上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FTA)
1983年
新西兰与澳大利亚
1985年
美国与以色列
1988年
美国与加拿大
1992年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1996年
智利与加拿大
1997年
欧洲自由贸易联合(EFTA)与摩洛哥
2000年
美国与约旦
2000年
新加坡与墨西哥
2000年
新加坡与新西兰
2000年
EFTA与墨西哥
2002年
日本与新加坡
2003年
欧盟(EU)与墨西哥
在世界范围内，地区或双边FTA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
1.与多边贸易体制相比，地区或双边FTA障碍较小，易于达成协议并产生实效。
战后以来，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长期致力于推进全球性自由贸易的发展，然而，在覆盖从发达经济体到发展中经济体、多达一百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的多边机制之下，达成有关自由贸易的协议难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1986年开始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直到1994年才达成协议。1999年12月举行的WTO西雅图部长会议遭到挫折。（注：2001年11月举行的WTO多哈部长会议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终于蜂回路转，就进一步开放世界市场达成了一揽子决议，但是，人们预计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仍将是一场十分艰难的磋商。）为此，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缔结地区或双边FTA来谋求好处。
2.已有的地区或双边FTA（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大多富有成效，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激发更多国家重视此道，致使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地区或双边FTA呈迅增之势。
据统计，多数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增长率都不同程度地高于其整个外贸的增长率。（注：以1990～1995年为例，各自由贸易区的出口贸易与区域内出口贸易的年均增长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区内出口贸易增长率为11.7%，高于其全部出口贸易增长率(8.6%)；南美南部自由贸易区的区内出口贸易增长率为25.1%，高于其全部出口贸易增长率(20.1%)；大洋洲自由贸易区的区内出口贸易增长率为9.3%，高于其全部出口贸易增长率(8.7%)。）特别是发达国家通过充分利用地区或双边FTA而获取了巨大实惠。不少发展中国家也通过参加地区或双边FTA获得了好处。一个较典型的例子是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的墨西哥对美国贸易的变化。从1997年与2000年这两年看，墨对美出口额增加了499.89亿美元；另一方面，日本对美国出口额增加了248.16亿美元，前者比后者多增加了251.73亿美元。1997年墨西哥还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和日本），到2000年则超过日本而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注：BEA: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3.就地区或邻近国家而言，促使经贸合作机制化有利于进一步发挥经贸合作的地缘优势。这是因为从经济合理性看，邻近国家间的经济合作组织具有人员往来与物流近便、语言文化相近、生活习惯类似等多种有利条件。因此，尽管邻近的或并非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间，均可通过扩大和加深经济合作而获得很大利益，但这种“通过合作而获得的利益”并非是在所有国家或地区之间“均匀”地产生的，一部分国家之间，由于地理上的接近以及因国土、人口、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而产生的“强互补性”，从而能获得比平均水平更高的合作利益，地理上邻近的国家间的合作可带来更大的互利双赢的效果。
特别是在“9·11”事件发生后，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安全因素受到更多关注。在一般情况下，“安全性”与人流、物流所需经过的“距离”成反比，由于地理邻近带来的人员往来与物资移动的便捷显然有利于减少人流与物流途中的危险因素，更有利于保证跨国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安全。这意味着由于交通发达而被日益忽视的地理距离因素的重要性再次上升，地区经济结合的好处将更加受到青睐。
4.在加入多边合作机制的同时，缔结地区或双边FTA有利于推动缔约国国内的经济结构改革。
当今世界，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都面临着改革的重任，可以说都是“改革中国家”。然而，对于大多数“改革中国家”来说，为了推进其改革，仅仅依靠本国“内力”是不够的，而需要同时借助“外力”。加入WTO这样的多边合作机制，正是“改革中国家”导入“外力”以推进国内改革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如前所述，为了推动国际经贸合作，多边有多边的难处，各国还需要利用“地区”或“双边”来加码，这不仅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自由贸易实惠，而且也有利于更多借助“外力”来推进国内改革。
5.20世纪90年代一再发生的地区性经济危机的教训，也促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地区经济合作的机制化。
发生在1997年的东亚经济危机，使世界各国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尽管某一地区发生的金融风波及至经济危机可能迅速波及到整个世界，但是，同一地区国家之间的危机蔓延与相互影响尤为强烈。因此，加强地区内合作不仅有助于防范新的危机，而且也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东亚各国推进地区或双边FTA的动向
直至2001年，在世界GDP居于前列的国家中，只有中日韩三国没有同任何国家或地区缔结地区或双边FTA。尽管中日韩和东盟各国都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成员，而且APEC也提出了发达成员在2010年、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茂物目标。但是，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APEC仍然只是一个比较松散、非制度性的、覆盖地区过于宽泛的经济合作组织。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和中日韩在推动实现地区或双边FTA方面也作出了很多努力，特别是在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积极动向。
（一）东盟
在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努力方面，东盟不仅自身迈出了走向自由贸易区的步伐，而且也成了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
1.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展
东盟(ASEAN)成立于1967年，当时仅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5国，其后文莱于1985年、越南于1995年、缅甸和老挝于1997年、柬埔寨于1999年分别加入东盟，使东盟发展成为拥有10个成员国的组织。
1993年东盟就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达成共识，其目标是：先加入东盟的6国在2002年将区内关税率降至0%～5%（一部分例外商品除外），并废除非关税壁垒，其余成员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在2006～2010年大幅度降低关税。但是，由于1997～1998年发生了亚洲经济危机，东盟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例如马来西亚因其汽车产业竞争力较差，主张推迟实施汽车关税削减。
2.东盟成员国单独与东盟以外国家缔结双边FTA的动向
除了新加坡与日本缔结FTA外，泰国已提议与印度、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在2002年初召开经济合作会议，在10年内缔结双边FTA。泰国还与美国就缔结FTA进行研究，并开始探讨与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之间签订FTA的可能性。（注：［日］《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12月31日报道。）泰国、新加坡推进双边FTA的外交动向反映了东盟内部出现某种程度的“两极分化”，即对于一部分国家来说，零关税的自由贸易越开展，对自己越有利；而另一部分国家则希望保护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产业。这样，个别国家的“单独行动”难免与整个东盟走向自由贸易区的“集体行动”之间产生矛盾。
3.东盟为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而不懈努力
在1995年东盟曼谷首脑会议上，东盟首次提出与中日韩三国举行会晤的设想。第一届"9+3"（当时柬埔寨尚未加入东盟）首脑会晤终于在1997年12月举行的第二次东盟首脑非正式会议期间得以实现，这次会晤标志着酝酿已久的东亚区域合作正式启动。
此外，东盟还在安全、经济等领域积极推动更广泛的地区合作。1994年7月东盟举行外长会议后，又邀请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外交部长召开了第一次地区论坛，设立了东盟地区论坛(ARF)。
（二）日本
近年来，日本政府深感仅仅依靠世界贸易的多边机制不是上策，因而展开了积极的“双边FTA外交”，其对象包括新加坡、墨西哥、泰国、韩国、智利、中国台湾地区等。
2000年12月，日新两国首脑就推动实现FTA达成共识。由于两国间农业问题矛盾很小，经过一年多的谈判，日新经济联合协定于2002年年初签署。其内容包括商品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相互投资自由化以及经济合作、技术共同开发等。
继日新协定之后，日墨两国正加紧进行缔结FTA的研究。鉴于墨西哥与欧盟之间正在就墨－欧FTA进行交涉，预计该协定将可能在2003年生效，届时欧盟的商品将经由墨西哥“零关税”地进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从而使日本商品在北美市场的价格竞争力遇到挑战。为使日本的企业能在北美市场同欧洲企业平等竞争，日本经济界急切希望在2003年欧盟与墨西哥签订FTA的同时实现日墨FTA。从目前状况看，日墨FTA在日墨双方的阻力都不大。
在2001年11月的日泰首脑会谈中，泰国总理提议两国间缔结一个依据各行业的敏感程度、多阶段地实现自由化的日泰FTA。对此，日本表示了向前看的姿态。
在日韩关系方面，1998年秋金大中访日之际，韩方首先正式提出缔结FTA问题，日方也作出了积极回应，两国政府指示有关研究机构就日韩FTA问题开展研究。日韩经济界也设立了“日韩FTA产业论坛”。从双方研究进展看，韩国产业界对与日本缔结FTA的担心较多，认为缔结FTA将对韩国的汽车、电机、电子、机械等产业带来重大冲击。而日方则主要担心农、林、水产业将会蒙受打击。此外，韩国经济界还明确提出应让中国加入进来。现在，日韩FTA面临的困难较多，但两国间的投资协定可望较早得到签署。
与积极开展“双边FTA外交”相比，日本在地区经济合作外交方面的行动却十分迟缓，直到2001年底，日本政府有关部门才组成了“东亚研究小组”，开始探索在"10+3"范围实现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
（三）中国
为了加入WTO，中国政府花费了15年的时光，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在加入WTO前后，中国政府也开始重视推动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在2001年10月举行的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朱ｒóｎｇ基总理与东盟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今后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可看做是中国推动建立更广阔的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个重要步骤。
此外，中国积极推进图们江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推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并参加了曼谷协定（该协定签订于1975年，原有成员国为印度、韩国、孟加拉国、斯里兰卡、老挝，2000年中国成为曼谷协定的第6个成员国）。
（四）韩国
除了同日本开展有关FTA的研究之外，韩国也在同智利就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开展协商。此外，如前所述，韩国也参加了曼谷协定。
（五）"10+3"（东盟加中日韩）机制的进展
从1995年第一届“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以来，各国首脑又先后于1998年12月、1999年12月、2000年11月、2001年10月举行了第二、三、四、五次会晤。
迄今，"10+3"合作机制以各国领导人一年一度的会晤框架为核心，相继建立了部长级（包括贸易、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和工作层的会议机制，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金融合作为先导，推动着各个领域合作的全面展开。1999年马尼拉会议发表《东亚合作联合声明》，进一步确定了经济、社会、政治和安全等8个重点合作领域，同年又成立了东亚展望小组。2001年文莱会议上，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东亚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在“9·11”事件后的国际形势下，东亚各国更应进一步促进在经济、金融、信息技术、环境保护、湄公河流域开发以及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2000年5月，在泰国北部城市清迈举行的亚洲开发银行(ADB)会议上，"10+3"国家缔结了旨在通过加强合作维护金融稳定的“清迈协定”，创设了当出现流动性危机或金融危机之际阻止出现投机风波的基金。
此外，诸如反恐、环境、能源、物流、IT革命、货币以及如何建立有利于解决相互间经贸摩擦的有效机制等问题，均成为引起东亚各国关注和共鸣的重要的合作课题。
走向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两个途径
从以上论述可见，一条以东盟为主导、以"10+3"为主体、以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为两个轮子的、逐步实现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道路已经展现在东亚各国面前。可以预计，在"10+3"框架之下，实现东亚自由贸易区可能有两种途径或模式。
（一）3个"10+1"交融模式
中国与东盟拟建自由贸易区的举动，引起了日韩两国的关注。紧接中国之后，日本与东盟开始了有关建立东盟－日本自由贸易区的研究。（注：日本与东盟之间已于2001年9月设立双方有关部门的官员、学者组成的“日本东盟CEP(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专家会议”，并在2002年1月举行第一次会议。预定在2002年秋，该会议将向日本、东盟首脑会议提出有关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报告。）韩国也表示要考虑研究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这预示着今后有可能出现3个"10+1"，3个"10+1"相互交融可能成为东亚走向自由贸易区的一种模式。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中国与东盟拟建自由贸易区的反应。有的学者指出：“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这是一个重大决策，……日本国内对此反应强烈。小泉首相出席东盟会议回来立刻召集有关人员，斥责他们都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大的事情都没有预料到。”（注：引自“9·11后我们的处境：变与未变”讨论中金熙德的发言，载《世界知识》，2002年第1期，第40页。）
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长鼻山襄表示：“日本与东盟已同意就双方缔结FTA开始进行研究，虽比中国晚了一步，但我相信日本会赶上中国的，在中国同东盟缔结FTA之际，日本也将会实现与东盟的FTA。”（注：引自2001年12月鼻山襄会见中国参加“中日韩经济论坛2001年”代表团时的谈话。2002年1月，日本政府已正式表示要就在5～10年内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问题进行谈判。）
中国与东盟拟建自由贸易区使日本受到震动。日本认为中国—东盟FTA可能带来如下冲击：(1)由于日本对东盟的出口商品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商品中，已出现一部分相互竞争的品种。因此，如果中国与东盟实现FTA，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享受零关税，而日本对东盟的出口仍被课征10%～20%的税率，必将大大削弱日本对东盟的出口竞争力。(2)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将其国内的生产据点转移到中国，这又将导致日本国内的所谓“产业空洞化”更加严重。(3)为了同样理由，日本企业也可能将其已经设在东盟各国的生产据点转移到中国，从而导致东盟各国的“产业空洞化”。(4)可能导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日益扩大，取代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等等。（注：［日］住田孝之：“围绕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向与政策”（2001年12月28日在北京所作的演讲）。）
然而，正如日本有的学者所指出：“中国同东盟开始进行FTA交涉，有点出乎日本的意料，对日本是个冲击。不过，冲击未必是坏事，就像当年的‘尼克松冲击’一样，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靠冲击来推动的。”（注：这段话取自笔者于2001年12月与日本学者交流的记录。）
可以说，中国同东盟开始FTA交涉，可能成为走向东亚自由贸易区的3个"10+1"模式的“第一推动力”。中日韩三国通过发挥各自优势，来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深化各自与东盟的合作，同时注意加强中日韩合作，加强3个"10+1"间的协调，那么，最终就有可能实现以"10+3"为主体的东亚自由贸易区。
（二）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两个板块的结合
在"10+3"框架下，加强中日韩三国合作，对于推动实现以"10+3"为主体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中日韩合作与东盟并列，是"10+3"合作机制的两个重要板块。
2000年，中（包括港澳和台湾地区）日韩GDP占世界GDP总和的23%（北美自由贸易区占28.9%，欧盟占28.4%）；三国贸易额合计1.3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2%；在2000年世界各国贸易排名中，中日韩分别居第9、3、12位；三国资金实力雄厚，外汇储备合计6000亿美元。因此，中日韩三国加强经济合作，对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乃至对全球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迄今中日韩之间已形成了十分紧密的经济联系。在贸易方面，从1993年以来，日本连续7年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保持在20%上下；从1998年以来，韩国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对韩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近7%。日韩贸易关系也十分密切，目前日本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韩国是日本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截至2000年底，日韩两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实际使用金额达384.8亿美元，占中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11%，日韩分别为中国的第二与第四位的直接投资来源国。此外，日本是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最多的国家，至2000年约达人民币2000亿元，日本向中国提供的能源贷款也在2000亿元左右。
中日韩政府间合作也有很大进展。不久前，中国朱镕基总理在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韩国总统金大中举行的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中，积极评价了迄今三国合作所取得的进展，并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三国经济和贸易部长会晤机制；建立三国质量监督检疫部门之间的磋商机制；促进信息技术合作；积极落实人员交往年倡议等建议，中方的建议得到了日韩两国领导人的赞同。（注：《光明日报》，2001年11月6日。）
总之，在"10+3"的框架下，通过中日韩合作的发展和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深化，也可能出现通过中日韩与东盟这两大板块的结合而形成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模式。这种“板块”模式的优点是：有利于减少FTA交涉的对象数目，大幅度缩短交涉所需时间。（注：［日］日本经济新闻社编：《摸索亚洲地区的统合》，日本经济新闻社，2001年版，第76页。）
加强中日韩经济合作的课题
不能否认，由于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加之中日、韩日之间政治关系方面还存在不少麻烦，因此，要使中日韩合作提升到能满足实现东亚自由贸易区所要求的水平，决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当前日韩FTA对话看，即使仅仅在日韩之间缔结FTA也将经历一个比较艰难的历程。在并不顺利的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对话中，如果再加上中国，可能使这种对话更加复杂化。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这就是在有些问题上，在日韩双边框架之下难以谈扰的问题，在中日韩三边框架之下反而可能谈得更顺利一些。
从中国方面看，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尚任重道远，一些重要产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较差，大幅度开放市场可能对中国的一部分产业造成巨大冲击。目前，中国的名义关税率为15.3%，虽大大高于日本(2.9%)和韩国(7.9%)，但已接近WTO对发展中国家所要求的关税率水平。中国加入WTO后，将在5年内将所有工业品的关税率从目前的15%降到10%。需要指出，中国关税实际征收率比名义关税率低很多，其原因是中国的进口商品中，约有3/5的进口商品是加工贸易进口、外商投资企业的设备进口、国内企业的技术改造进口，这些进口基本上是免税的，（注：江小涓：《外需不利影响将减弱》，载《经济日报》，2001年10月22日。）这导致中国关税实际征收率比名义关税率低许多。因此，在一些重要产业部门，中国还存在着调低税率的余地。
从日韩方面看，如果三国加强经济合作关系，日韩也会担心中国纺织品、农副产品及其他制成品冲击其国内市场。现在，特别是日本对某些低效率产业仍未放弃保护政策，其背后则存在着复杂的国内政治因素，比如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家不肯“得罪”其在地方或农村的“选举地盘”。
为加强中日韩合作，使之适应走向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要求，中日韩需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大力推进各自的经济结构改革，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更好地适应全球化时代国际分工的要求。
对于缺乏竞争力的低效率产业，需通过结构改革，或促其提高效率，或让市场竞争将其淘汰。比如目前日本从事农业的人口的平均年龄高达60岁，高龄农业劳动者很难适应种植大萝卜、南瓜、西瓜等较重体力劳动的农产品。对这类产品的供应，与其依靠继续保护国内生产，不如通过国际分工来解决。此外，对一些劳动力严重不足、又不能轻易放弃的产业领域，也可采取缔结有关移民的政府间协议的办法来解决。
第二，大力推进三国间的经济技术合作。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走向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两个轮子。对于东亚各国来说，努力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可为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创造更好的条件，这在中日韩之间也是如此。
中国加入WTO后，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帮助已经进入中国的日韩等国的外资企业解决好它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便更好地吸引日韩企业来中国进行投资。随着日资、韩资企业的增加，从日韩两国进口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的需求也必然增大，这对投资方与接受投资方的经济发展都有好处。
鉴于中日韩三国地理接近，还可考虑在中国某些省份、韩国某些地区、日本某几个县之间，推进地方层次的“经济联系紧密化协议”。
第三，以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韩建交10周年为契机，以实现历史和解为中心，努力改善三国间、特别是中日、韩日间的政治关系。
我们既要通过改善三国间政治关系来促进三国间的经济关系，又要通过发展三国间经济关系来促进三国国民间的相互了解，改善三国间的政治关系。此外，也需形成一种机制，尽量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和政治问题“经济化”的倾向。
总之，中日韩三国完全可能通过加深经济联系，通过开展互利、互补的竞争，来获得“三赢”(Three Gain)效果。对日本来说，与其将“中国等东亚各国的经济活力”视做“威胁”，不如对这种活力积极加以利用。抛弃“威胁论”，强调“利用论”，东亚各国合作才能得到加强并产生积极成果。
［收稿日期：2001-12-30］
［修回日期：200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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