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仁杰（休庵）先生政治伦理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思想论文,政治论文,白仁杰论文,休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方文化
一、曲折坎坷的一生
白仁杰，字士伟，号休阉，谥忠肃公，后被士林居士改谥为文敬公。朝鲜中期有名的儒学思想家。
白仁杰先生出生于明孝宗弘治十年、李朝燕山君三年（1497年）汉城的东部彰善坊，籍贯水原。他出生后不到一年，父亲就去世了。因此，家境比较贫苦，“母夫人达夜执女红”，[①]勉强和母、兄仁豪过着贫寒孤寂的生活。但是，仁杰自幼就很懂事，孝敬母亲，尊敬兄长，“事母夫人必顺其意”，“事兄如严父。”[②]
白仁杰自幼好学。22岁至25岁，从学于静庵赵光祖先生（1482—1519年），学习程朱儒学。41岁，文科及第。随即步入仕途。先后担任过驱州训导、成钧馆学谕、艺文馆检阅、承仕郎、宣务郎、成钧馆典籍兼东学教授、礼曹佐郎、南平县监、司谏院献纳（正五品官）等职。后因1545年的“乙巳士祸”及两年后发生的良才驿的壁书事件，白仁杰几乎被处于死刑，后免死流放于安边府。69岁那年，“乙巳士祸”的一些人都陆续解放出来，先生的命职牒（辞令状）归还先生。明宗末年，71岁的白仁杰任扬州牧使，开展善政。1566年，明宗去世。第二年，宣祖即位之后，白仁杰先后被召命任中训大夫、弘文馆副校理知制教、春秋馆记注官等要职。不久，又任命为吏曹参议、大司谏、工曹参议、成均馆大司成、大司宪等重要官职。在这几年间，先生多次上疏君王，为赵光祖伸冤，请静庵赵光祖先生从祀文庙；追夺“己卯士祸”的元凶南衰、沈贞等官职；为“乙巳士祸”、“乙酉士祸”的受害者伸雪；追削尹元衡，李芑的伪熏；请仁顺王后撤廉；讲圣学之道；向君王积极推荐李退溪（李滉）等人。76岁弃官归坡州，安度晚年。继续谈性命之学，关心朝内大事。1579年，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3岁。
白仁杰先生漫长的人生道路中，经历了中宗、仁宗、明宗、宣祖四朝，虽两起两落，坎坷曲折，但他忠君爱国、王道政治的理想、笃信儒学的精神，始终没有动摇过。他是朝鲜王朝中期最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是“儒门宿德，帷幄名卿，天姿拔萃，间世豪英。”
二、政治伦理思想——王道政治
白仁杰根据王朝太祖百多年来王权篡夺杀斗的历史，根据半个世纪以来改革派与勋旧势力斗争的经验体会，根据他长期学习尊重中国儒家政治思想的理想，深感要使国家真正振兴起来，必须实行王道政治。他在72岁以后多次写的《清静庵赵先生从祀文庙札》、《勉圣学札》、《论时事兼请静庵先生从祀文庙疏》、《因求言陈时弊兼陈时务疏》等文中，反复论述了他的王道政治伦理思想，即他所说的“清明之治”。
王道政治伦理或“清明之治”，是主张将儒家道德运用于政治，着眼于伦理本位，以德王天下，以道义的原则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
早在新罗王权强盛时期，儒学作为独特的道德基础的教义而被政府广泛接受。在新罗后期，儒学作为政治改革的一种思想体系就出现了。崔致达就是当时最杰出的代表。后来经过“东方理学之祖”的郑梦周（1337—1392年）、“东方真儒”的郑道传（1337—1398年）、权近（1352—1409年）、金宗直（1431—1492年）、金宏弼（1454—1504年）、赵光祖（1482—1519年）等人的研究、传播，在李朝开国后，儒学的伦理道德便成了李朝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他们以三纲五常作为理乱治世的根本，强化中央集权的王权政治；坚持“大义名分”，维护儒家“道统”；主张以中国的四书五经作为文科考试的主要内容。白仁杰的老师赵光祖特别强调儒学的诚，把与此有关的《小学》、《大学》、《中庸》、《近思录》等作为自得的基本书，即以心得学问的基本书。白仁杰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他的“清明之治”主要就是儒学的王道政治伦理。其内容主要是：
第一，正君心。
按儒学政治伦理，实行王道政治，最要紧的是“修身”。只有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之要，在正其心。对于国家来说，国君的修身、正心，则为治国之本。《大学》说：“修身在正其心”。“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否则君心不正，“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白仁杰根据燕山君以来朝廷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反复劝告当时君主要“正心”。他说：“守令之贪与不贪，在于朝廷之清与不清。……朝廷之清与不清，在殿下一心之正与不正耳。夫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是故圣人之治天下未当不以正此心为大本。”在这里，他把“正君心”看成是治国的“大本”。要“以正心为急务”。[③]他进而又说：“程子有言曰，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④]就是说，只有君心正，朝廷就能正，百官就能正。
第二，法先王。
凡是主张王道政治的思想家，一般都是主张“法先王”。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也是“言必称尧舜”。他们认为“先王之道”至大至美，先王之世是太平盛世，先王本人是惟忠惟孝，德配天地。因此，实行王道政治，应该效法先王。白仁杰先生在他的《勉圣学札》等文章中，也反复论述了这个问题。例如，他为了使君主殿下发扬“道心”，对《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进行了阐发，说这是“尧舜所以相传之心法也。”[⑤]这里，人心来自人的形体，出于个人自私的目的；道心是从纯粹的天命之性出发的，出于义理的目的。要使心正，就必须使人心服从道心的支配，使危殆的人心由危而安，微妙的道心由隐而显。白仁杰和宋儒等人一样，认为这“十六字心传”是尧舜传下来的道统的真传的“心法”。人们特别是君主只有按照这个“心法”，“朝廷自尔清明，而守令之贪非所忧也。”[⑥]
为了使朝鲜国强盛，他还反复提醒君主殿下要“躬行以率之务节俭”，要学习大禹克俭的精神。在《尚书·大禹谟》中，舜帝对大禹十分赞赏，说禹不仅守信用，说到做到，而且“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说禹能为国家勤劳尽力，能在家中生活节俭。
当然，白仁杰先生的法先王，不是为了复古倒退，而是言古为了鉴今。他的法先王是为了学习先王的道德人格，批评燕山君以来的暴政和勋旧势力的腐败，是为宣祖“拨乱归治”而竭尽忠诚。他说：“今之国势其亦岌岌矣！沟壑之民，无粟可帐，悖伦之俗，无教可施，大臣非无忧国之念，而惮于变法不务远大之猷。”[⑥]现正是“资当乱极思治可以有为之时，臣邻耸动，黎庶颙望今四年矣！而治不师古，政多踵弊。”[⑦]意思是现在治理若不师古、法先王的话，政治上的许多弊端就会跟随而来。
第三，施仁德。
王道政治的核心内容就是施行仁德。仁德不仅是儒家处理人与人关系和政治法律问题的根本指导，而且是王道政治伦理的根本原则。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一套儒家伦理学说，其最根本的含义是“爱人”。孟子明确提出了“仁者爱人”和“仁政”学说。照孟子的说法就是“为民父母”，“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⑧]使人民安居乐业。
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白仁杰先生，对仁德政治伦理十分推崇。在他24岁那年，朝鲜发生了大旱灾。他以高度的爱民之心上疏，建议君主殿下实行仁爱。他说：“近日非常之灾，惨酷之变，叠见层出，赤地千里，种不入土，生民流散，饿莩相望，臣生70余年而尚未见切迫之灾有如今日者也。上天之仁爱，殿下必欲其警惕，震（振）奋者其亦至矣！”“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如影随形，如声应声。是故因灾警惧改纪其政者，罔不治其且与焉；玩灾因循安于皆非者，罔不乱且亡焉。”[⑨]所以，实施仁德关系到国家的兴亡。
那么，如何实施仁德呢？如他所说：“讲求治具，尽改疵政，进上贡物量宜减，损诸色卒隶式均苦歇，除一族切邻之弊，禁列邑无名之税，其他可试之策不可枚举，苟可以便国利民者，深究其方期于必行，则国事及今犹可为也。”[⑩]总之，只要减轻人民赋税，实行利民政策，“其即位知小人之依，而天下归仁。”[(11)]
第四，举贤才。
儒家主张“德治”。“德治”的一个基本点就是要有道德高尚的贤人。所以，孔子很重视“举贤才”，主张“为政在人”。[(12)]他甚至说：“虽有周亲，不如仁人。”[(13)]意思是说，我虽然有不少至亲，却不如有仁德的贤人。
白仁杰先生对贤德之人，十分崇敬，竭力给君主推荐。譬如，李滉（李退溪1501—1570年），被人称为“朝鲜朱子”。他上承孔子、孟子、《易传》、《中庸》的精髓，下继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的理学道统，结合朝鲜社会实际的需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体系。白仁杰认为李滉是个贤才，给君主殿下推荐说：“当今人物无出李滉之右，滉酷好学问，讲明性理。如欲图治，非委任斯人则不可。伏愿殿下先定圣心，深改昨非，下书招迎，至诚待之，言听计从，则幸甚。[(14)]”后来，他又极力推荐成浑、李珥（李栗谷1536—1584年）两位贤人，说：“成浑、李珥为可用之士。”[(15)]
值得一提的是，白仁杰对他的老师、士林首领、被勋旧势力害死的赵光祖（静庵）贤士的反复赞誉，为其伸冤，更说明他对贤德之人的崇敬。他在几次《请静庵先生从礼文庙疏》中，称静庵先生自幼好学，每日四更起床，“读书则以小学、大学、论语、近思录、性理群书为先，践履则以孝悌忠信为本”，人人夸他为“东方之贤人”。说：“赵光祖以性理存心，以绳墨律身，以达不离道为事业，以致君尧舜为规模，爱君如父，竭诚尽瘁。不幸横罗谗构，虽不得考终，其流风遗泽，没世愈著，至今士林尊尚道德、贵王贱霸者，皆光祖之功也。”[(16)]因此，他恳切希望“殿下洞照群小舞奸之情状，追奖真儒忠正之被诬。赠以大官美谥，因列诸从祀文庙，以明士林之趋向，以答国人之颙望，不胜幸甚。”[(17)]。
第五，道中庸。
中庸是儒家道德中最重要的一个规范。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说：“中庸之为德矣，其至矣乎！民鲜之矣。”意思是说，中庸这种道德，真是高到了极点了！人民已长久地缺乏它了。朱熹曾解释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18)]这就是说，中庸是不偏不倚，不及。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中庸就是中和。《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19)]
白仁杰先生熟读儒家典经，对中庸之道是很重视的。72岁时，他在《勉圣学札》中就劝殿下处事要用中庸之道，说：“中庸所谓笃恭而天下平正谓此也。”[(20)]
1575年，在宣祖朝内，两派官员分别以沈义谦和金孝元为核心，以争夺人事权的官职发生了“党争”，白仁杰先生深感忧虑。他不顾83岁的高龄，上疏朝廷，陈述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两党相争下去，就会“邦本日以困，国脉日以伤，东西二字是亡国之祸胎也。”他建议，“必欲调和镇定，使之同寅协恭”。[(21)]
白仁杰先生的建议是很有远见的。由于朝廷没有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党争，此后，一百年间，造成了很多不幸，甚至流血。“从此开始，朝鲜的历史便成为残忍的朋党相争的历史，其中充满不幸、阴谋、流血和满门抄斩的大屠杀——所有这一切都是以理的真理性名义，在儒家学者——官员之间发生的。……韩国儒家理的政治便因此为了天理和人心之诚，成为残忍、严酷政治的同义语。[(22)]
白仁杰先生有关王道政治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如尊师重教的思想，大臣对待人君敬信的思想，以及学与政相为始终的思想等，都有许多深刻的见解。
三、王道政治的践行
白仁杰先生根据儒家王道政治理论，结合当时朝鲜王朝的具体情况，不仅进一步作了阐述和发挥。而且当他进入官场以后，就竭力践行这一套王道政治。
白仁杰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不喜欢官场生活。他自幼“力学自立，不以科举为意，慨然有求道之志。[(23)]”所以，直到1541年，45岁时才做了南平县监。到任后，就积极地把他的王道政治主张践施于政。《休庵先生实记》记载：“莅官以兴学养士为先务，建书堂于四境，择修士以教童蒙，颁廪课学，月朔巡至，亲正其句读。视民如子，均赋薄税，修治官廨，役民及民。民有颂者，赍关节而至先生。两造而告之，曰：决讼当观曲直，何用请托为其人。”[(24)]
从这段简单记载中可以看到，他推行王道政治，是多么坚决和具体。儒家把学习看作一个人做人为政的起点，他就积极办学，建立了许多书堂，选优秀教师，从童蒙抓起；并用存于官库的粮食，当奖学金发给学生，鼓励他们学习。每月还亲自到校视察，听学生阅读。儒家一直以重民、爱民为立国之本，他爱民如子，均赋役和减轻税收。在维修官厅的劳动中，也尽量不让居民参加，尽量自己解决。秉公讼事，不接受私情，等等。正因为如此，他很快受到人民的赞扬。如郑彭寿日记所载：“城主白某到任，文风善政，蔚然可观。”[(25)]
1566年，白仁杰先生已71岁，他经过“乙巳之祸”，被流放、闲居近20年，出任扬州牧使。正值明朝嘉靖皇帝、明宗大王先后驾崩，“三天使来颁诏，供应之物为百余品，旧例摊赋于民。”白仁杰看到这种情景后，极力反对说：“民不可重困也。”并出官库的米来充用，结果，“民不知有差科事。”数月后，老百姓知道了，非常感激他。当时流行一首民歌：“白雪之白，与公同白，心乎爱矣，胡不为杰”？同时，老百姓立碑，“而颂其德。”[(26)]
白仁杰先生一生为民，清正廉洁的事例很多，所以，在他去世22年之后，1601年，被选为“清白吏”，即清官。正因为如此，他直到晚年，也过着贫俭的生活。《国朝实监》曾说他：“处家贫俭，服食粗竦，凝尘满席而不屑也。”[(27)]在封建社会，白仁杰官至大司谏、大司宪等职，能这样爱民如子，清正廉洁，是难能可贵的。这和当时勋旧势力两班官僚拥有大量田产、财富，形成鲜明的对照。
白仁杰对王道政治的践行，不仅表现在他爱民如子、施行善政等方面，还表现在为国忘身、冒死进谏抗危言方面。这也是历代爱国进步儒士的一个突出表现。
1545年，11岁的明宗即位，他的母亲文定王后掌权，她为了自己派系的利益，和自己的弟弟尹元衡等人密谋下旨，削除异已时，一些人明哲保身，消极退却时，白仁杰先生挺身而出，“独留抗启曰：国家事当出于光明正大，今罪此三人（指尹任、柳灌、柳仁淑——许注），而不议廷，不列罪名。后弟奉密旨行事，何以示后世？”[(28)]这下惹怒了文定王后，令军卒把白仁杰先罢下，等待判罪。后来，在郑顺朋等再三解脱下，白仁杰才免于死罪。白仁杰先生这为国忘身的精神，深受人们称赞，说他是“直声大振，人感爱惜”，或说他“操守清洁”、“忧国忧民”、“特立朝廷”。[(29)]
1586年，白仁杰任司谏院大司谏，当时仁顺王后垂帘听政。有一天，她问群臣关于垂帘可否继续下去时，白仁杰直言对她说：“女主不可以久听国政。”虽然当时王后不高兴，但不久就撤了帘。
从上可以看出，白仁杰先生一生为国为民，从不计个人安危。
1569年，当他73岁时，朝廷再三推荐任命他，他却再三乞退不为官，对他这种崇高的精神，宣祖称他为“忠诚可以贯日月，节义可以凌冰霜。”[(30)]而他自己却谦逊地说：“臣不学衰老，当还归桑梓，以全晚节。[(31)]
他返回故里后，为了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他虽“年愈大耋，犹讲学矻矻，昼思夜索，非性命之书不读。”[(32)]
白仁杰是朝鲜王朝中期一位有影响的儒家，是一位清官。他师承士林派领袖、“东方之贤人”赵光祖，和“东方的朱夫子”李退溪（李滉）关系甚密，又培养了“东方的圣人”李栗谷（李珥）、成浑等人。所以，讲朝鲜的儒学思想发展史，白仁杰先生应有一个位置。只可惜因他的著作“屡经灭烬无所考证”，因此，在目前我看到的有关朝鲜儒学发展史或韩国史中，几乎未提到他，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幸好在《东亚世界大百科事典》中，白仁杰先生还占了一个席位，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休庵先生实记》的刊行，给人们研究白仁杰先生提供了第一手可靠的材料。随着白仁杰先生思想的深入研究及其新的资料的发现，我想，人们将会对白仁杰先生有一个更加全新的认识。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14)(15)(16)(17)(20)(21)《休庵先生实记》第385、184、189、190、184—185、185、187、289、294、191、184、187、196页。
⑧《孟子·梁惠王》。
⑨⑩(11)《退溪书节要》第187、190、241页。
(12)《中庸》。
(13)《论语·尧日》。
(18)《中庸章句》第二章注。
(19)《论语·述而》。
(22)黄秉泰《儒子与现代化》第378页。
(23)～(31)《休庵先生实记》第213、220、221、237、273、273、226、229、254、250、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