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新亮点--与新兴国家合作的探索与实践_中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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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8832(2010)1期0005-05

[完稿日期]2009年11月16日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正处在力量重新组合的重大转折期。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因素是以中国为首的一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脱颖而出,在世界经济和政治地位不断上升,成为新兴国家。新兴国家包括“金砖四国”、“发展五国”和“二十国集团”(G20)中的发展中国家。“金砖四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发展五国”成员除“金砖四国”的中国、印度和巴西外,还有南非和墨西哥;而G20成员,除“发展五国”外,还包括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金砖四国”。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兴国家大多数曾为落后国家。现如今,昔日的落后者登上了历史舞台前沿,崭露头角,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化。它正在改变着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格局和金融体系,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向纵深挺进。在这重要的历史时期,新兴国家中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和实力最强的中国,在加强与新兴国家关系,与新兴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推动“金砖四国”、“发展五国”、“二十国集团”成为重要的多边舞台的同时,冷静客观,牢记自身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既呼吁发达国家要加大对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又顾及发达国家的利益,不以牺牲他国的利益来维护新兴国家的利益。在中国的努力下,新兴国家形成合力但不结盟,与世界各国走共赢道路,由此推动国际体系在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转型。

一、充分发挥“金砖四国”的整体作用

“金砖四国”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高盛证券公司经济学家奥尼尔于2001年12月提出的。他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的英文名称首字母缩写成BRICs。而BRICs发音与英文砖块(bricks)相似,上述四国经济发展又十分突出,被中方译为“金砖四国”。2005年,G7财长会议首次邀请“金砖四国”出席。2008年5月,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举行了首次“金砖四国”外长会议。2009年6月,首届“金砖四国”峰会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举行,并确定下次峰会将于2010年在巴西举行。这标志着“金砖四国”已从概念转为四国合作机制,正式登上了世界政治和经济的舞台。“金砖四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14.6%,贸易占全球贸易额的12.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50%。据估计,巴西的GDP将于2031年超过法国,俄罗斯的GDP将于2027年超过英国,中国的GDP将于2035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强国。2050年前,印度的经济规模将赶上美国。那时,“金砖四国”的GDP将超过七国集团(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金砖四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占全球的75%以上,是新兴国家中的佼佼者。作为新兴国家的大国,中国在世界面临严峻的金融危机形势下,与“金砖四国”其他成员一道,扩大和发挥“金砖四国”的作用,为世界走出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有序改革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首先,中国提出“金砖四国”合作的方向和重点。目前,全球面临许多严重挑战。恐怖主义仍很猖獗,气候、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金融危机阴影挥之不去。发达国家为应对挑战,需要与新兴国家在反恐、气候变化等方面加强合作,并试图借助新兴国家的经济和庞大的外汇储备度过金融危机难关。新兴国家的地位由此陡升。面对新的形势,中国与“金砖四国”其他成员一道发出了加强合作以应对挑战的强音。在首届“金砖四国”叶卡捷琳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致力于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为此要争取率先从国际金融危机中复苏,这不仅是“金砖四国”的需要,也有助于恢复世界经济增长;还要结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解决自身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转变发展方式,争取在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同时要坚持开放市场,发挥互补优势,扩大经贸合作,反对保护主义,共同维护国际商品、服务、人员等正常有序流动。

其次,中国与“金砖四国”通力合作,致力于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金砖四国”叶卡捷琳堡峰会上呼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从体制上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保障,这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符合各方根本利益。为此,要共同推动制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方案,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以客观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推动完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确保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推动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保持主要货币汇率相对稳定。

第三,中国在“金砖四国”机制内大声疾呼关心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金砖四国”叶卡捷琳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强调:要继续呼吁国际社会不能因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忽视发展问题或减少发展投入,特别要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冲击;呼吁各方继续执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敦促发达国家兑现官方发展援助承诺,推动联合国在解决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问题上取得积极成果,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为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效应对挑战做出贡献。

第四,中国推动“金砖四国”重视其他与发展有关的问题。从发展的角度致力于确保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在全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要着眼长远、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影响发展的其他突出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问题。要加大农业投入,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构建先进能源技术研发和推广体系,推动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

第五,中国大力主张加强“金砖四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在政治领域要增强互信。中国一再表示,“金砖四国”是对全球事务具有影响力的新兴国家,都是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充分用好现有机制,通过对话和交流加深政治互信,成为国际上互相尊重、平等协商的典范。在经济领域要深化合作。在资源、市场、劳动力、科技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丰富合作内涵,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形式,增强合作实效。除经贸合作外,还可以结合应对气候变化,建立科技合作伙伴关系,在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开展联合研发,共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人文领域要推进交流。四国历史文化悠久、人文底蕴深厚,人民友谊源远流长。应积极拓展文化、教育、卫生、旅游、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促进人民相互了解,推动各界成为好朋友、好伙伴,为深化全方位合作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第六,中国提倡在“金砖四国”内相互借鉴彼此的经验。四国都在实践中摸索出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金砖四国”应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相互交流发展经验,彼此借鉴发展模式,在自愿基础上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

中国加强“金砖四国”成员合作的努力卓有成效,反映在《“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中。如声明强调开展密切合作,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使其体现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后的金融经济体系应包含以下原则: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应民主、透明;坚实的法律基础;各国监管机构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活动互不抵触;加强风险管理和监管实践。国际社会需要向最贫困的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力度,要求发达国家兑现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民总收入0.7%的承诺,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开放市场和转让技术。支持在国际法治、平等合作、互相尊重、由各国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界。支持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致力于推动多边外交,支持联合国在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方面发挥中心作用,重申需要对联合国进行全面改革。将以循序渐进、积极务实、开放透明的方式推动四国对话与合作。“金砖四国”的对话与合作不仅符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二、加强中俄印三大新兴国家的合作

俄罗斯和印度是新兴国家中的大国,发展中俄印的关系,是中国发展与其他新兴国家关系的最重要环节,也是中国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所在。

苏联解体后,中俄并未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快于1991年12月签署了《会谈纪要》,确认俄罗斯继承前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两国合作不断加强。1996年,中俄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于2001年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18年来,两国高层领导人交往频繁,议会来往机制化,总理会晤定期化,军事交流深入化,在涉及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一直相互支持。俄方一直认为台湾和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不会改变,支持台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中方表示支持俄方为维护高加索地区和平与稳定所作的努力。

在加强两国各领域合作的同时,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中俄两国边界全长4300多公里,由于历史原因,长期未得解决,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棘手问题。中俄从两国友好的战略高度审视边界问题,以现有的有关条约为基础,根据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经过多年谈判,分别于1991年5月、1994年9月和2004年10月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中俄国界西段协定》和《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全部确定了中俄边界线走向,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经贸领域,中俄合作不断加深,双边贸易额从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初期的68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568.3亿美元。尤其是最近9年,两国贸易额连续快速增长,年均增幅达30.9%。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俄罗斯成为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

中俄两国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同,认为应巩固国际法基本原则,加强联合国核心作用,支持“八国集团”加强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和合作,推动建立同发展中国家平等、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在克服国际经济金融危机、解决巩固全球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削除贫穷、完善教育和卫生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时,应积极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方面,中俄两国一致认为,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市场以及世界经济贸易动荡和不稳,对中俄两国经济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中俄对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对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机构的立场相近或一致。根据平等和照顾彼此利益的原则,在政治、经贸和金融领域建立最广泛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的相互协作是战胜危机的条件之一。当前危机时期,充分发挥各种地区机构和组织的潜力,提高金融市场的可控性,反对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应建立在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原则的基础上,应按期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一轮份额总检查和世界银行改革方案,真正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双方的共识还有:应就消除危机后果、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加强和深化双边合作;作为协调解决世界发展紧迫问题的机制,“金砖四国”和中俄印机制具有广阔前景,中俄愿在“金砖四国”和中俄印机制内就共同关心的领域加强合作;两国支持“八国集团”加强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和合作,推动建立同发展中国家平等、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在克服国际经济金融危机、解决巩固全球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削除贫穷、完善教育和卫生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时,应积极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在加强与俄罗斯合作的同时,中国大力推进与另一个新兴大国印度的关系。印度与中国同属文明古国和人口大国,近代又都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奴役,两国还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同倡导国,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关系因边境问题受挫,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发展。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印关系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中国为促进与印度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与印度共同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印度,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制定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十项战略”。这种伙伴关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和愿望以及平等为基础,为基于两国人民共同与平等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的双边关系全面而广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框架,并有助于双方共同应对全球范围的挑战和威胁。这种伙伴关系反映出双方愿意以积极的姿态消除悬而未决的分歧,避免使其阻碍双边关系的继续发展。

在边界问题上,为了两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中国在边界问题上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争议,与印度在2003年达成设立特别代表会晤机制的共识,确立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三步走”战略,即先确立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然后确立落实指导原则的框架协定,最后划定边界。经过双方努力,2005年达成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确信边界问题的早日解决符合两国的基本利益,因此应将其视为战略目标。双方重申将致力于通过特别代表机制,从两国长远利益和双边关系大局出发,寻求边界问题在最终政治解决之前,双方应根据1993年和1996年协定,继续共同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双方同意,在延续特别代表会晤的同时,联合工作小组继续工作以早日澄清和确认实际控制线同样重要。中印边境地区实控线的澄清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双方同意,在已商定的参数基础上,尽早完成交换标明各自对整个实控线走向认识的地图的进程,以实现早日达成关于实控线走向共同谅解的目标。

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中印两国有着越来越多的共识,保持良好的合作。两国在中印俄三方合作、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金砖四国”、“发展五国”、亚欧会议、多哈回合谈判中保持密切沟通与配合,在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粮食安全和反对恐怖主义等重大问题不断协调立场,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经贸领域,两国合作也得到加强。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517.8亿美元,同比增长34%。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则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在两国棘手的边界问题上,中方与印度达成共识,继续谈判,但不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经过不断努力,印度国内对华友好声音上升,两国关系在合作加深的基础上,呈现出积极发展的趋势。

在中俄、中印、俄印双边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的同时,如何使三国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相互合作与发展并为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贡献力量,是三国面临的课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联邦总理普里马科夫首先提出建立俄中印三国战略三角的构想,但中印两国并未热烈响应。直到2002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三国关系的发展,三国外长才开始在联合国举行非正式会晤,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亚太地区形势及经济合作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2006年7月,三国外长首次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单独会晤。同月,三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G8峰会期间,另外举行了会晤,在最高领导人层次上确认了加强中俄印三边合作的意愿和决心。2007年2月,三国外长在印度新德里会晤。2007年10月,三国外长在中国哈尔滨会晤。2008年10月,三国外长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这表明中俄印三国外长会晤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机制,成为三方增进政治互信、扩大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2009年9月,三国企业合作会议在中国长春举行。三国还探讨就农业、能源、传统医疗等方面的合作。

中俄印均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三国人口总和超过2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0%以上,三国的GDP总值占世界的20%以上。加强三国合作,对促进国际和谐与相互理解,促进三国发展以及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都是有益的。三国合作不针对其他任何国家。

三、提升新兴国家在G20机制中的地位

G20是199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问题而成立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协调以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问题的对话机制。G20建立初期,只是一个磋商机制,并未受到美国等发达大国的重视。但在全球遭受金融危机风暴袭击中,“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均未在引领全球走出这场危机上发挥重大效能,囊括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G20则显示出其作用和力量。2008年11月,为了应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G20在华盛顿召开了首次峰会,平等协商应对危机的措施。2009年3月,G20在英国伦敦举办了第二次峰会,其重要作用受到日益广泛的认知和承认。在2009年9月举办的匹兹堡第三次峰会上,G20被确认为“国际合作的主要平台”,取代了G8的位置。这标志着发展中国家首次与发达国家在同一机制内平起平坐,共商大计,反映出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G20由此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合作应对全球问题的重要舞台。

在金融危机肆虐和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力主应通过包括“发展五国”在内的G20机制来共同应对挑战,在战胜金融危机的进程中,要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诉求,维护和扩大他们的权益,但又要理性处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协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性。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首先,中国推动在“发展五国”中初步建立多个层面的协调机制,围绕同G8举行对话会议,特别是在G20内同发达国家的对话,密切沟通、加强协调。

其次,与其他新兴国家加强团结,促进共同发展。为此,在发展中国家间开展互利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以共同应对不利因素,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势头和活力。

再次,推动南南合作。中国呼吁新兴国家为促进南南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一方面,新兴国家应该共同促进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新兴国家应积极推动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发展体系改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促进世界经济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四,推进南北对话。当今世界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合则共荣共赢,分则两败俱伤。因此,中国力主本着积极务实、求同存异的原则,推动南北国家建立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加强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磋商,推动他们更多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充分运用国际社会的资源,加大对促进全球发展的投入。

第五,承担应尽义务。目前世界的许多热点问题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新兴国家应携手合作,共同对全球事务施加积极影响,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

第六,对当前国际社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中国重点强调要加强金融监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开放自由的贸易投资环境;重视发展中国家利益;全力恢复世界经济增长,防止其陷入严重衰退;加快相关改革,重建国际金融秩序。

四、结束语

新兴国家异军突起,登上国际舞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可逆转。但是,发达国家依然是国际体系的主体,新兴国家主张改革而非打破现存的国际秩序,以适应国际形势的演变和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主要大国,一方面不谋求主导地位,始终为发展中国家说话,永远同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防止和避免将新兴国家从发展中国家中剥离出来;另一方面中国愿意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桥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寻求共同点,保证国际体系平稳转型,实现人类达到和谐世界彼岸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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