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防工业与经济发展互动研究(1949-201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防工业论文,互动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国因自身国情决定了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已有研究从人口、国土面积、经济总量、国际影响力等不同维度对大国概念进行界定，综合库兹涅茨、钱纳里、童有好、张李节、欧阳峣等学者的研究，①大国应具有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内市场规模大、资源总量丰富、工业部门体系齐全、对世界经济有相当影响等重要特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离不开稳定的内外部环境，如果安全得不到保障，则发展难以为继，大国尤其如此。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国防工业是武器装备发展的前提和基石，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物质力量。大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决定了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很难从其他国家获得关乎国家安全的军工产品和军工技术，尤其是尖端国防科技项目，大国只有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才能避免受制于人，国防工业是“大国重器”；国防工业又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性，国防工业建设会带动上下游一系列产业部门的扩张，尤其会影响重化工业的发展；同时，军工科技还会推动国家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 中国是大国，又是发展中大国，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屈辱史充分说明，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面积辽阔、人口众多、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没有自己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国家安全就无法得到切实保障，民族复兴更是无从谈起。同时，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大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战略环境和地缘政治格局复杂多变，国防工业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是维护国家独立、统一和安全的基础和前提，是社会主义中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屹立不倒并不断提升自身影响力的坚实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当中，外部安全环境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诉求使国防工业在建设投入、空间布局和体制机制上表现出不同的特性，这对中国工业化和产业结构演变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的背后，铭刻着大国发展的印迹。 一、1949-1964年国防工业的发展及其对工业体系形成的推动 中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曾经的历史境遇和现实的安全环境对国防工业的发展提出了必然要求。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屡遭列强欺凌。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地缘政治环境：世界形成两大阵营并进入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孤立、封锁，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家安全进一步受到威胁，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新中国国防工业基础薄弱，原解放区的人民兵工和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军事工业经过整合，组建成76个军工企业，包括45个兵工厂、6个航空中心修理工厂、17个无线电器材工厂、8个船舶修造厂。②这些军工企业设备简单、技术力量落后，只能进行枪炮等轻型武器的简单制造以及飞机和舰艇等重型装备的简要维修。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我军装备有很多是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武器，品种繁多，零配件缺乏，国内无法保障杂乱的弹药和零配件供应，遂以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了若干陆军师和空军师。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这是实现民族富强的基石和保障。 我国作为大国，在资金筹集、技术资源有效整合、自然资源特征(种类和数量)以及规模经济等方面具有优势，这为国防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我国又是社会主义大国，新中国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与大国国情耦合，有利于进一步集中各种资源，推动国防工业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大国具有潜在的规模经济优势，可以有效聚集和使用大量资金用于战略性产业的投资，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逐步加强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力度，形成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基本建设投资体制，“一五”时期国防基本建设资金中有90％来源于财政，其中79％来源于中央财政。③156个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中，实际实行150项，军工项目占全部项目数量的28.6％，军工投资占全部投资额的20％。④社会主义大国的国情还有利于人力资源整合，形成协同创新效应，20世纪50年代，中央陆续从各地区、各部门抽调大批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大中专毕业生到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工作。⑤同时，作为自然资源存量大国，我国与军工生产紧密相关的钨、锑、锡、铅、锌储量均居世界第一位，这为国防工业快速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此外，作为大国，我国地域辽阔，出于捍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安全需要，大量武器装备需求有助于形成军工生产的规模经济优势。 新中国国防工业的快速发展，开始于“一五”计划时期，国防工业是当时的建设重点和主要投资方向。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骨干建设项目中，航空、兵器、无线电、造船等国防工业有44项。“二五”计划又继续安排了44个国防工业重点建设项目，这批项目规模大，设备比较先进，技术水平也较高。新中国国防工业经过十年的发展，到1959年底，已建成大中型企业100多个，独立的科研设计机构增加到20多个，共有金属切削机床6万多台，职工70多万人，其中技术人员3.3万人，是1952年的7.3倍，初步形成坦克、火炮、轻重机枪、弹药、通讯器材等常规武器的成批生产能力，飞机、舰艇等武器制造企业的兴建工作也取得重大进展。1960年，苏联单方面毁约停援，我国国防工业立足于自力更生，在国家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仍然实现大的突破，核武器项目进展加快，建成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高浓缩铀生产、核部件研制和聚合爆轰试验也相继取得成功，为全面突破原子弹技术创造了必要条件。此外，我国常规武器装备也从仿制开始走向自行研制。⑥ 新中国集中力量发展国防工业，引致了对重工业的需求，国防工业在我国工业体系中属于新兴乃至尖端的技术工业部门，重点建设国防工业不仅促进了武器装备生产水平的提高，还带动了冶金、机械、化工、电子等一大批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解放前我国只能生产100多种碳素钢，到1957年，我国生产的钢材品种已达4000多种，钢材的自给率达到了86％，过去不能生产的钢轨、无缝钢管、各种大型钢材、薄板和合金钢，均已开始生产。同时，我国有色金属工业不但生产能力大幅增加，还建立起一些新的工业部门，改变了有色金属工业体系残缺不全和互不配套的状况。新中国国防工业还带动了支撑军工发展的装备工业体系建设，促进了我国整体机械制造水平的快速提升，156项工程中基础机械工业有24项，多为军工生产而配套建设；20世纪60年代初，为满足国防工业发展需要而启动创建的九套大型成套设备(简称“九大设备”)，推动了制造业中的发电设备、冶金矿山设备、工程机械制造等部门从无到有的建立，还扩大和加强了机床工具和造船工业的发展。化学工业也在国防工业的带动下发展起来，“一五”期间，化学工业新增生产能力包括硫酸29.2万吨、纯碱19.2万吨、烧碱8.1万吨、合成氨13.7万吨。在军民两用特点突出的电子工业领域，优先建设电子管厂和无线电元件厂，重点建设雷达工厂和为航空配套的飞机电台及导航设备工厂，带动了我国电子工业技术水平和工艺制造水平的大幅提升。⑦此外，20世纪50年代后期军转民的初步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用工业的发展。⑧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新中国大国资源禀赋特征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耦合，为国防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重点建设国防工业则引致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改变了重工业发展严重滞后的畸形产业结构，推动了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初步形成，这与大国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内在发展要求完全契合。但与此同时，在当时的体制下，军工、民用相互分离，重工业自我循环，削弱了对其他部门的辐射带动作用，从长期来看，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均衡发展。 二、1964-1978年国防工业对西部地区经济的拉动 国防工业作为战略性产业，牵动着国家发展的全局，在空间布局上要充分考虑距本国边境或本国海岸线的距离。离边境或海岸线太近，容易遭受敌方多种兵器的攻击，预警时间短，防范困难大，危险性高；距离远，防范进攻性武器的预警时间就相对充分，可以采取各种应对措施，提高安全系数。中国作为大国，幅员辽阔，领土面积在世界排名第三，为国防工业的纵深布局提供了必要条件。20世纪60年代，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64年美国越界轰炸北越，我国南方地区面临的威胁加剧，美国还占据台湾海峡并支持蒋介石集团袭扰大陆；中苏关系则由争执发展为战略对峙，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屯兵百万；中印发生边界冲突后双方互存戒备。当时我国的国防工业布局，从安全角度来讲显得非常脆弱，反应时间短、防御能力差。在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调整国防工业布局、构建纵深防御体系成为首要任务，中共中央把“三五”时期的基本任务从以解决吃穿用为中心转为以备战为中心，突出强调内地建设，在西部三线纵深区域建立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1964年启动的三线建设，横贯国家3个五年计划，历时17年。这一时期，我国国防工业建设重心完全放在西部，国家用于“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和科研基本建设的投资额累计达到280亿元，其中，1965年到1975年达到200亿元以上，占同期“三线”地区基本建设预算内投资的18.6％，占同期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1/4强。⑨三线建设时期建成的军工企业和配套科研机构包括297个工厂、42个研究院(所)，形成年工业产值130亿元的生产能力，一批实力比较雄厚的生产和尖端科研试验基地建立起来。兵器工业主要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和豫西、湘西、鄂西生产基地。航空工业“三五”时期在三线地区的投资占其总投资的93.4％，“四五”时期占83.2％，⑩主要建设项目包括贵州的歼击机生产基地和陕西的运输机生产基地等。在核工业方面，四川是重点建设区域，建成一批科研院所、核工厂和辅助企业，形成比较完整的核工业科研生产系统。这一时期航天工业发展很快，形成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研制基地，建成具有先进水平的发射中心。“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有力捍卫了国家安全，奠定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三线建设期间，军民兼容性较强的电子工业和船舶工业，也有了较快发展，1966年到1976年国家对三线地区电子工业共投资近26亿元，约占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子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3，主要建设项目包括贵州电子工业基地和四川电子工业基地等；在船舶工业方面，1965年到1980年三线地区投资达到18.6亿元，占同时期全国船舶工业投资的一半以上，(11)川东船舶工业基地、宜昌船舶工业基地和云南船舶工业基地是主要的建设项目。 三线建设时期国防工业重点布局西部，在构建纵深防御体系的同时，也有助于改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大国经济发展来看，区域差距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不仅如此，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下，尽管政府能够在全国范围计划和组织经济活动，但整体经济是建立在既相互协作又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基础之上的，由于信息掌握不充分和计划滞后性，不能在全国范围形成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区域范围内的经济独立性很强，这种情况会加剧大国不同地区发展的差距。我国是发展中大国，20世纪60年代初期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仍然突出，西部地区发展非常滞后，三线建设时期以国防军工为龙头的后方战略基地建设，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之间的差距。国防工业产业关联度强，与钢铁工业、机械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石油化工等配套工业密切相关。三线建设当中，大批内迁和新建的国防工业项目带动了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的发展。1965年到1975年，三线地区以煤炭、电力为重点的能源工业累积投资额约210亿元；冶金、化工、建材等原材料工业部门累积投资260多亿元，其中，冶金工业投资最多，钢铁工业又占其投资的一半以上，形成的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27％；同时，三线地区机械工业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占同期全国机械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66.5％，1975年三线地区机械工业职工总数、固定资产原值和拥有机床数目在全国机械工业中的比重，都由1964年的不到五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一以上。(12)以国防军工为主导的三线建设，使西部地区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改善了大国工业的畸形分布与经济资源配置的失衡。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发展演进中的决定因素，三线建设时期的国防工业建设，促进了西部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三线建设当中，国防工业出于安全考虑在宏观布局上强调“大分散”原则，但在中观布局上则适度突出“小集中”，国防工业企业和配套的科研院所选址大多采取沿铁路干线、沿江，并在一定程度上依托大中小城市和重点选址山区的城镇布局，形成了数个国防工业基地和一系列国防工业重镇，比如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绵阳、广元、安顺、都匀、凯里为中心的电子工业基地，以绵阳、乐山为中心的核工业基地，以成都、雅安、绵阳、西昌、达县、万源、宣汉、贵阳、安顺、遵义、西安、凤县、汉中、酒泉、襄樊为中心的航空航天工业基地，以洛阳、襄樊、十堰为中心的豫西、鄂西兵器工业基地，以重庆、涪陵、万县、宜昌为中心的沿长江中上游的船舶工业科研生产基地等。(13)此外，在微观布局上，为配合国防工业布点分散的特点，国家配套建立相关科研院所以及保障和服务性行业，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也随之跟上，在大中型国防工业企业所在区域，往往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业城镇。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三线建设，对相当一部分内地城市来说，在功能上完成了一次“全新再造”，推动了西部三线地区城镇化的发展。 1964年到1978年以国防工业为龙头的三线建设，在提升西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国防工业及其配套的重工业产业链长，但在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长期忽视军民结合，国防军工没有形成军民兼容和综合开放能力，一旦国家军事装备需求减少，生产能力就会大量闲置，造成投资大、效益差、缺乏活力的状况普遍存在；同时，国防工业过于注重安全性而强调分散布局，推行“山、散、洞”的微观布局原则，企业内部各生产环节脱节，生产要素在地域空间分布不合理，阻碍了专业化协作，使国防工业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方面，不能充分发挥“聚焦”和“辐射”作用。 三、1978-2000年国防工业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中国作为大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基本特征贯穿整个发展过程，同时，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大国还会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相应地有不同的发展要求。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逐步走向缓和，这对我国发展模式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国防工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邓小平指出，“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把这个力量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14)在此背景下，我国国防工业从经济建设大局出发，进行重大战略性调整，军工生产由单一军品型向军民结合型转变，军工技术也开始向民用转移。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潜在国内市场规模巨大，但在改革开放前，高积累、低消费的分配制度抑制了社会总消费能力的增加，使消费需求未能成为刺激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城市企业放权让利改革逐步展开，个体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国家为了弥补前30年在人民生活方面的欠账，减少积累的比例，政策上向消费品生产倾斜；收入分配制度也由于市场机制的引进而更加灵活多样，城乡居民收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幅增加。收入的提高必然带来消费水平的提升，国内潜在的巨大市场需求被释放出来，推动了军工企业民用消费品生产的快速发展。1979年我国的核、航空、兵器、航天等4个军工部门395家企业的民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为8.2％，1982年底大幅提升到20％，建成民品生产线300多条，重点生产日用机电产品，如自行车120万辆，缝纫机110万架，洗衣机57万台等。(15)同时，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工业属于典型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国防科研力量雄厚，技术上往往处于领先地位，在军转民的最初几年间，军工部门向轻工、纺织、石油、化工、医药卫生、农林等民用部门逐步移植、推广了军工的新技术、新工艺和科研成果220多项，推动了民用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国防军工领域的核、航空、电子、兵器工业的民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由1982年的20％提高到1989年的70％。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后释放出来的巨大市场需求，成为推动20世纪80年代我国军工企业民用消费品生产快速扩张的重要因素，有利于改善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畸形产业结构，推动轻、重工业的协调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国内市场供求发生重大变化，由严重短缺转向相对过剩，军工企业民品生产遇到激烈的市场竞争，军民结合进行了深入调整，转向发展能够充分发挥国防军工技术优势的民品主导产业。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军工技术加快向民用产业的扩散，1989年8月，2336项技术成果解密转为民用；1997年3月，742项技术成果解密并对外公布。(16)这些解密的技术成果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使用价值，使国防工业民品生产获得更有效的技术支持，促进了军工民品主导产业的确立和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各大军工企业优先发展本行业在技术上处于明显优势、具有行业特色、与军品同类、军民通用或寓军于民特点的民品，并积极发展支柱型民品，带动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民用领域的技术进步，逐步形成以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导的民品生产格局。1997年民品产值占国防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89年的70％提高到80％，核电、造船、汽车及其零部件等产业部门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在核工业领域，核电及配套的核燃料循环体系成为发展重点，1999年秦山一期和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共发电148亿千瓦时；在造船工业方面，1995年我国造船总量已跃居世界第3位，船舶出口量占造船总量的80％；(17)此外，航空工业和兵器工业的汽车及其零部件产业也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 中国是大国，大国经济不是封闭经济，而是高度开放的经济。虽然大国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自我平衡能力较小国经济强，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其不平衡部分就其规模来说十分巨大，必须放到更大的经济体——区域经济、世界经济中去平衡。在对外开放格局下，我国国防工业军民结合积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同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厂商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关系，把外资、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引进来，推动企业加速形成有明显技术优势、具有行业特色的支柱性民品产业，兵器工业军转民重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还利用外资创办了100多家合资企业；船舶工业重点引进船舶设计技术、船用设备制造技术和重大关键工艺技术，加快消化吸收，提高国内自主开发和设计能力；核工业引进法国技术和设备，合资建设大亚湾核电站；航空工业与美国合作生产MD-82等干线飞机，推动了我国航空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同时，我国国防工业军民结合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实现了快速发展。在核工业领域，与巴基斯坦联合建造恰希玛核电站，实现了民用核技术的出口；航空工业重点发展航空零部件转包生产，并开发出性能优良的机型——运12，成功销往多个国家；兵器工业成立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加强贸易和销售体系，推动民品出口；航天工业从1985年就开始进入世界航天工业市场，为国外提供发射商业卫星的服务；船舶工业从1981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累计承接的出口船700万吨，90年代以后在高技术、高附加值、大型船舶的开发生产上进步很快，具有当代先进水平的各种用途船舶已出口世界五大洲近50个国家和地区。 从1978年到20世纪末，我国国防工业军民结合取得很大发展，初步形成以“主导产品、支柱民品、优势产品和第三产业”相结合的民品生产格局，实现了从单一军品型向军民结合型发展模式的转变，国防工业军民结合在促进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和提高综合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突出军工特色和技术优势，以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动力，培植我国战略性产业和实现军工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军转民向更高层次发展、实现军民互动，成为以后主要发展方向。 四、2000年以来国防工业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创造了巨大“战略机遇”，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份额不断扩大，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改变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权力关系，西方国家的主要战略关注从巩固冷战后的国际秩序转向应对中国以及新兴经济群体的崛起，中国受到外部权力日益增大的遏制性压力。同时，中国还没有实现国家统一，与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海洋权益争议加剧，上述不稳定因素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异常复杂。出于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的需要，我国必须大幅度提升军力和干预能力，加大对国防军工的投入，推动武器装备水平的快速提升。 从经济发展现状和走向来看，我国作为一个大国，产业部门齐全和外向型的经济特性决定了对外贸易要与众多国家展开激烈竞争，中外贸易摩擦不断、出口受阻；发达国家为维护在先进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普遍采取技术管制政策，限制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注重自主创新，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防工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是国家自主创新和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新形势下，推动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由体系结合向系统融合转变，加快军民两用尖端技术的研发并推动形成产业化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举措，强调坚持富国与强军相统一。 新世纪以来，在国家安全环境日趋复杂的形势下，为满足新军事变革对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需要，我国持续加大对国防军工的投入，对经济结构转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改革开放后，国防和军队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进入十几年的“忍耐期”，国防费投入水平偏低，军工科研和军品生产发展相对滞后。进入新世纪，以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为依托，我国持续加大军费投入，国防开支获得“补偿性发展”。从2000年到2014年，中国军费开支增长很快，年均增长14.64％，2014年，我国军费支出达到8289.54亿元，在世界上排名第二。我国军费的持续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匹配的，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基本在1.3％上下浮动，西方大多数国家都超过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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