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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事变研究中，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以及周恩来与西安事变之类的论著已经不少，他们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和有力调停者，确实值得研究。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作为事变主要受动者的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研究，可以说至今还是一片荒原。本文愿对此做些研究与探讨。
一、事变发生前，蒋氏“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与张杨“抗日必先联共”的救国思想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
1935年秋，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我国进行侵略，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仍然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逼令张学良、杨虎城率东北军和西北17路军打头阵围剿长征刚刚到达陕北的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
调东北军入陕剿共，对蒋介石来说可谓是一箭三雕。他一方面派人造谣说张学良想“失之东北，收之西北”，挑拨张、杨关系；另一方面又极力驱使东北军在与陕北红军的作战中两败俱伤，好让他坐收渔人之利。
东北军在剿共内战中即将瓦解的危机不仅威胁到张学良的政治地位，而且将使他失去对日作战收复失地的资本。张学良看到如此下去，将来势必由逐步损失而渐趋消灭，因此他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
1936年3月，张学良与红军代表李克农在陕北洛川先后进行了三次会谈，同年4月，张又与周恩来在延安进行了会谈。通过这些会谈，张学良终于摆脱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祸国政策的羁绊，坚定不移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亦极为不满”[①a]。早在张学良到达西安之前，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开始寻找停止内战增强抗日力量的办法。杨当时曾说：“抗日，国家有出路，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在抗日这一点上，我们与共产党有共同的基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曾经分别与蒲子政、王炳南商量过，并派崔孟博到天津和南汉宸商量过，他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也进行过反复研究。杨曾设想过两个停止内战的办法：一是与红军合作反蒋，以停止内战；二是注意国内各地方实力派的反蒋动向设法联合反蒋，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企图和扭转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以停止内战。
杨虎城积极要求抗日，当日军侵及长城各口时，他基于爱国义愤，向蒋请缨抗日，遭到冷遇。于是，杨的爱国民主立场与蒋的祸国殃民政策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迟迟不抗日，自己怎么办？杨虎城义无反顾地明确表示：“我们不能跟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①b]
蒋介石对于张、杨私下秘密联共抗日早有所闻，只因忙于平息两广事变，而无力解决西北问题。1936年10月，两广事变一平息，蒋便匆匆忙忙赶到西安，督促张、杨进剿陕北红军。这时，蒋对张、杨已不信任。于是决定调蒋鼎文、卫立煌等20余名亲信到西安，任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宁边区总指挥。蒋介石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准备密谋解决张、杨问题。
12月4日，蒋向张、杨摊牌，提出甲乙两个方案，逼张、杨选择。甲案：服从命令，东北军、17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剿共；乙案：如果不愿执行甲案，那么东北军调福建、17路军调安徽，将陕甘两省剿共任务让给中央军来完成。这两个方案，张、杨均不能接受。于是，张学良、杨虎城下定决心，既不愿再打内战，也不肯离开西北。同蒋的甲乙两案针锋相对，张、杨也想好了两步棋：第一步苦谏劝蒋，即尽量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如果蒋介石不听劝告，那就实行第二步兵谏扣蒋，即把蒋介石捉起来，逼蒋抗日。
张学良主动承担劝蒋工作，可谓用心良苦。蒋介石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苦苦相劝联共抗日问题。直至12月7日，张又到临潼华清池蒋的住处，对蒋进行声泪俱下的哭谏。而蒋听了却勃然大怒，拍案斥责道：“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杨虎城也去婉言相劝，但仍无济于事，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蒋介石于12月9日召集“西北剿总”总部参谋人员会议，决定在12月12日颁布总攻红军命令，如果张、杨不从，就先解除张、杨武装。至此，张、杨已别无他法，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毅然对蒋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当然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其直接的原因，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蒋之“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同张、杨“抗日必先联共”的救国思想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的结果。正如周恩来所说：“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②b]。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
二、事变过程中，蒋介石被扣两周，被逼反省，客观上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历史应该承认：蒋介石在西安有所“承诺”是明智的
张、杨“兵谏”，把蒋介石捉起来逼他抗日，这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张学良心里也很清楚：作为南京政府最高统治者的蒋介石，虽然已经成为他的阶下囚，但还握有向南京发号施令的权力，且其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如果蒋介石一旦被拉下舞台，再要想完成哪怕是形式上的统一，都将是困难的。”[③b]因此，事变一发生，张、杨立即通电全国，指出事变之目的，是对蒋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张对蒋仍报之以部下尊敬长官之礼，言必称“委员长”，反复向蒋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盼其纳谏：停止内战，领导抗日。
事变之初，蒋介石以为，张、杨既然对他用“兵”，劝其纳“谏”只是个幌子。因此抱有一死的决心，态度强硬，不容张学良有任何陈述说明的余地。直到他的外籍顾问端纳先生来到西安，向他转达了夫人宋美龄的口信：“此间军事长官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请以此真相设法转告委员长”，这时他的态度才有了某些改变。
端纳先生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来西安的。我来后已和张汉卿将军谈了话，可以告慰蒋先生的是，张、杨两将军对蒋先生并无加害之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样的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拥护蒋先生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主张，而且英、美方面也表示赞同。”
端纳接着又用手比划着说：“蒋先生若能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成这样大大的伟人；要是不接受，今后将成为这样小小的矮人。中国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个人的一念”。[①c]端纳一席话，使蒋介石受到一次震动，开始了解张、杨捉他的真实意图，死硬的态度有了变化。
蒋介石联想到宋美龄信中“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这句话的含义，开始意识到他最坏的叛徒也许不在西安而在南京。审时度势之后，蒋介石势必别无选择地决定他绝不做牺牲品，让何应钦或其他任何人踩着他的尸体爬上独裁者的宝座。[②c]
蒋介石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南京政府展开全面合作，以换取他的某些保证。他们愿意改变其军队的名称，愿意使在西北的“苏维埃”辖区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区”，并承诺不继续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
蒋介石心里明白，与中共及其红军达成某种程序的协议，较之于继续对他们进行代价极高的战役，不仅对他本人来说要减少不少麻烦，而且对政府而言也要划算得多。因为继续进行那场代价极高的战役，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了[③c]。反复权衡之后，蒋介石终于作出承诺：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事实上，蒋介石并没有一直顽固下去，而是逐渐有所省悟。蒋介石主要是国民党内亲英美派的代表，除了其反共的一面之外，还有抗日的一面。蒋是一个有民族情绪的人，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民族主义者和一个具有极强领袖欲及专制独裁作风的蒋介石，他不能容忍日本人对他政权的蔑视和亡国灭种的威胁。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扩大，蒋的对内对外政策都在发生变化。在华北事变中，蒋已开始认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他一边在华北继续对日妥协，以稳住日本，一边又采取多种措施着手抗日准备，并在南京政府中削弱亲日派势力，对日交涉渐趋强硬。对内虽仍不放松“剿共”内战，但却主动派人经过多种渠道沟通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当时蒋的目的是想在“收编”红军的前提下“溶共”抗日，致使谈判未获成果，但毕竟使国共两党长期隔绝、对立的局面有所改变。这就表示出蒋有了向联共抗日方向转变的可能性。正是西安事变关键性的一击，再加上张杨、中共和宋氏兄妹以及端纳先生等多方面的敦促、逼迫和劝告，这才迫使蒋不得不进一步调整自己的意志方向，做出较明智的选择，终于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联共抗日的可能性变为现实。[④c]
三、事变和解后，蒋介石部分地信守了自己在西安的“诺言”，终于停止了剿共内战，实现了一致抗日——历史应该肯定：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转向联共抗日是值得赞许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于1937年初回到浙江奉化老家溪口休假养病。不久飞回南京，筹备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这期间，蒋介石在剿共和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已有明显变化。
1月6日，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队中止了剿共内战，撤销了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另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任命顾祝同为行营主任。
1月31日，顾祝同直接打电话向蒋介石报告：“周恩来要求派代表来，其意在协商共军接受政府收编事宜。”蒋介石回答：“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颁发，共军番号暂时照旧，其驻军地点及收编事宜，视情况再作商量。”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在全会最后一天就开放言论、赦免政治犯等问题作了一个讲话。他应允“释放悔过的政治犯”。随后，一道命令悄无声息地下达到新闻界，从今以后不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样。
差不多与此同时，2月12日至3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开始了正式谈判。这是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的首次谈判。
顾祝同按照蒋的指示，在谈判中坚持红军只能编两个师。经过激烈的争论，双方协议红军编制3个师。但在红军独立领导与民主政治问题上，双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3月底至4月初，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举行了直接谈判。周恩来在谈判一开始便向蒋介石声明，中共拥蒋的立场是站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之待遇。蒋介石向周恩来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①d]，承认由于国共分家，导致10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占领中国。蒋要中共与他合作，只要拥护他当领袖，其他一切都好办。
为了给进一步谈判做准备，蒋介石还派遣了国民党政府考察团到中共辖区陕北实地考察。5月30日，考察团参加了延安各界纪念“五卅”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对国民党考察团表示欢迎。考察团还到洛川、云阳、庆阳等地参观，受到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对增进相互了解，融洽两党关系和促进谈判成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6月4日，周恩来应蒋之邀，携中共中央草拟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其需要讨论的13个问题到庐山与蒋再次谈判。但蒋介石这次却推翻了他在杭州谈判时亲口许下的诺言，撇开周恩来按他的意旨起草的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另外提出由蒋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中共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共同组成国民革命同盟会，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和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蒋甚至公开表明他希图把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中，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周恩来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这次谈判未获结果。
6月26日，南京方面再次电邀周恩来去庐山。7月4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抵庐山。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在庐山得悉事变梗概后立即命令宋哲元进行抵抗。同日，中共中央及其谈判代表为竭力促成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向各方面表示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发表，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并相约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的长篇演讲。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民族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就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还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的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关”，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是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的不得已的办法。蒋还特别强调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①e]
8月13日，日军又大举进犯蒋介石集团的重地上海。8月14日，国民政府被迫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的侵略所逼迫，兹不得已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付之。”
大势所趋，形势所逼。蒋介石为调集红军迅速到山西前线抗战，同时也认识到如不让步，红军即将自行改编奔赴前线抗日，因而蒋介石在后来的南京谈判中开始表现出较多的团结合作的愿望，接受了中共关于军事方面的条件。
8月19日，双方达成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9月6日，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至此，由于国共双方的让步和努力，主要由于蒋介石的转变，因而谈判达成协议，并付诸实施。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表示国共两党“皆已深刻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谈话最后指出：“中国民族现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移之国策，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政，挽救危亡。”[②e]蒋介石的这个谈话，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救国、共赴国难的合理主张，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的合法地位。
中共中央宣言的公布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③e]就是说，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这是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措施的结果，也是蒋介石国民党顺应历史潮流以民族大义为重而改变政策的结果。
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以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为起点的民国党政策上的开始转变，以及蒋介石先生7月17日庐山关于抗日的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④e]（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蒋介石先生在其9月23日的谈话中已经指出：‘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应当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这是很对的。”[⑤e]“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蒋氏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很好的”[⑥e]。“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⑦e]
历史应该肯定，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转向联共抗日的确是值得赞许的。这也证明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迁延不断的“兄弟阋于墙而共御其侮”的传统思想，亦是龙的传人血浓于水的最好注脚。重温这段历史，对于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①a②a 王炳南：《深切怀念杨虎城将军》，1979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
①b 王炳南：《深切怀念杨虎城将军》，1979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
②b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48页。
③b 《詹姆斯·门罗·贝特兰：《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页。
①c 陈济康、戚厚杰：《蒋介石的洋顾问》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②c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0—321页。
③c 詹姆斯·门罗·贝特兰：《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第161页。
④c 《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5—246页。
①d 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页。
①e 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325页。
②e 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谈话》，1937年9月23日。
③e 洛甫、毛泽东等致周恩来电，1937年9月25日。
④e⑤e⑥e⑦e《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第1037页；第二卷，第369—370、364—365、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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