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先进制造技术实施效果的组织因素综述_先进制造技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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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06)01—0001—07

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日等发达国家在MRP/MRPII/JIT/FMS/CIMS 等先进制造技术(AMT)领域不断创新,并获得巨大成功。在此背景下,我国企业也开始引进和实施AMT,将其作为提升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然而, 许多企业的技术应用水平和实施效果并不理想,除技术因素外,组织层面的原因更值得思考与研究。如何科学评测组织因素对企业AMT 实施效果的影响、通过企业组织模式创新使组织适应技术的要求已成为AMT 推广应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国内的研究刚刚起步,成果大多为理论讨论和概念描述,集中于组织结构选择[1]、AMT 实施策略[2]、应用水平[3] 等方面。国外的研究多以组织变革理论为基础,以实证为主要研究方法,辅之以大量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深入探讨了组织因素对AMT 实施效果的影响,这些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系统地整理和比较了国内外近20年的有关文献,对影响AMT 实施效果的组织结构、工作特性、人员、组织文化和组织战略等组织因素做了较为全面的综述,希望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领域的重视,为指导企业组织模式创新提供依据。

2 AMT 的应用层次划分

AMT 的应用层次是组织变革研究的基础。Meredith 和Hill 根据应用范围和技术的集成程度将AMT 划分为四个层次[4]:(1)层次Ⅰ:单机型(Stand-alone),以提高操作精度为目的,由单一机器或设备执行独立功能,不需要协调部门间的作业关系,如机器人、数控技术(CNC)等;(2)层次Ⅱ:单元型(Cells), 利用成组技术建立机器群组以适应生产批量变化的要求,如FMS、CAE 等;(3)层次Ⅲ:联接型(Linked Islands),应用GT、CAD、CAM、CAPP、JIT、MRPⅡ等技术将层次Ⅱ的单元联接起来,贯穿设计、制造、采购、库存等过程,形成较大的生产体系;(4)层次Ⅳ:集成型(Full Integration),依托信息技术全面整合企业的各项职能及界面,以计算机集成制造(CIM)为典型代表。这一划分标准被后来的学者广泛引用。

Burgess 和Gules 将AMT 分为硬技术与软技术两部分[5]:硬技术是以硬件为基础的技术,如自动化技术、CNC、FMS、CAD、CAM 等;软技术则是依托于组织过程和管理方法的技术,如TQM、JIT、MRPⅡ、CAPP 等。同硬技术相比,软技术更加要求企业组织管理的协同和资源的整合。国外的研究指出,引进与实施不同层次的AMT 对组织变革的要求也不尽相同。随着技术层次的增加,技术对于组织的要求与配合变得更加复杂与困难。而且,企业绩效的获得也不再单纯的依赖技术本身,为适应技术要求而对组织结构的调适[6,7]、工作的重新设计[8]、人员态度与技能的改变[9,10] 就越重要。因此,已有的研究对象都聚焦在AMT 的联接型和集成层次上,探讨与之相配适的组织变革模式。

3 AMT 的实施效果判定

许多学者对于如何评价AMT 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讨论。Cooper 和Zmud 以实施MRP 为例,提出根据技术应用的复杂程度来评估技术实施效果,如果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或应用复杂度越高,就表示技术实施的效果越好[11]。Zmud 和Apple 进一步将“技术融合”定义为“技术嵌入组织的运作与管理系统中发挥潜能的程度”,并以“常规化”与“融合”作为评价技术实施效果的两个维度[12]。

为了提高AMT 实施效果的可度量性和对样本测度的统一性,后续学者逐渐引入一些可量化指标,表1列出了部分文献中的评价指标。

表1 表征AMT 实施效果的评价指标

提出者

评价指标

Goodhue & Thompson[8]

 任务与技术的配适程度、

  组织绩效

Small & Yasin[13] 时间目标、组织管理目

  标、操作目标

Boyer[14] 市场增长指标、利润指

  标、柔性生产能力

Small[15] 技术/操作目标、战略目

  标、市场目标

McDermott & Stock[16]

 操作目标、组织和管理目

  标、竞争能力、满意

Tracey & Vonderembse[17]  顾客满意、销售增长率、市

  场占有率、全面竞争能力

Chang & Scott[18] 作业改善率、绩效达成率

Efstathiades & Tassou[19]] 操作效益、竞争能力、营

  销能力、员工满意

评价指标可以归结为操作目标、组织管理目标和竞争目标三类。操作目标包括生产率、生产柔性、质量等指标;组织管理目标包括工作流程、信息沟通、任务集成和管理控制等方面的改善;竞争目标包括销售增长率、市场占有率和投资利润率等指标。另外,还有学者将满意[16,17,19] 作为一项独立的评价指标,并指出员工满意和顾客满意两个指标对于评估AMT 的整体性效果更加显著。

4 组织变革因素对实施AMT 的影响

AMT 的实施过程必然受到多种组织因素的影响。学者们大都沿用了Leavitt 的组织变革模型(如图1所示),探讨组织结构、工作、人员与实施AMT 四项变量的互动关系。

图1 Leavitt 组织变革模型

4.1 组织结构

许多研究指出,低复杂度、低正式化和低集权化的组织结构有利于技术的实施。原因在于:实施AMT 需要权责分明、快速决策和良好的沟通与协调机制。组织结构的复杂度越高,越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整合实施技术的各环节,不利于技术潜能的发挥[20];实施AMT 过程中需要个人经验判断来迅速解决问题,正式化将使组织的规则与制度丧失弹性[21];同时,适当的分权有利于员工积极支持推行AMT, 如果权力集中的程度越高,那么员工的态度就越趋于保守[12]。

Chang 和Scott 运用方差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检验了复杂度、正式化和集权化对操作目标和绩效目标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集权化、复杂度与操作目标呈显著的负相关,复杂度与绩效目标也显著负相关,而正式化对两个指标的影响并不显著[18]。

James 对185个企业样本的研究得到不同的结果:正式化和分权并存的模式对实施AMT 有积极作用。该结论可以用AMT 集成性、柔性和高风险性的特点来解释,集成性有利于企业各个部门共享信息,柔性可以使各部门的决策容易被接受并付诸行动,高风险和高成本则迫使企业通过正式化来保障AMT 的稳妥实施[6]。

Ghani 和Jayabalan 将“组织结构”定义为“工作的正式分配和对组织活动控制的管理机制”,并采用二维语义量表来判定企业组织结构在机械式——有机式结构连续统一体中的位置。在两类组织结构与AMT 实施绩效的关系研究中发现,组织的“主动变革”行为具有显著影响。通过对165个实施AMT 的企业分层样本数据的分析表明,具有低正式化、分权、迅速沟通与决策特征的有机式结构只有在较高的“主动”水平上,才会表现出与绩效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采用机械式结构的企业通常不能采取积极主动的变革行为,因此会遇到较大的阻力而没有显著的绩效改善。该研究进一步比较了在引进AMT 之前就进行组织结构的重新设计与实施AMT 后逐渐进行组织结构变革两种模式,结果显示前一模式更容易实现绩效目标[7,22]。

4.2 工作特性

工作特性是影响AMT 实施效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大量学者的研究表明,工作特性直接影响着员工的工作满意感、态度和绩效,而且工作特性必须与AMT 的应用层次相配适才能使组织获益[8,23]。

Blumberg 和Alber 对实施FMS 的企业研究发现,如果组织不能提供足够的工作自主性、工作完整性和工作责任,那么将不会给员工有效的激励和压力[23]。Tranfield 和Smith 的研究也表明,工作的技能变化性、重要性和自主性有助于激励员工提高技术能力、增强责任感,对于技术融合到组织的过程将发挥积极作用[24]。Goodhue 和Thompson 研究发现,技术能力具有类似学习曲线的累积效应,工作反馈性高有助于员工积累技术执行的经验,直接影响到AMT 的实施效果[8]。

Chang 和Scott 研究提出,工作重要性、反馈性和技能变化性对操作目标影响显著,工作完整性、反馈性和技能变化性对绩效目标影响显著,而工作自主性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在企业访谈中发现,不同层次的人员对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存在差异:一线员工比较在意自己负责技术领域内的工作,以及工作上下游的关联部分,对于非负责范围内的合作性与参与性工作则不会感到重要;而中高层主管则更注重一项工作的完整性和部门之间的配合[18]。

Wall 和Cobett 将AMT 工作特性归纳为控制、认知需求、生产责任和社交影响四个维度,并提出一系列AMT 工作特性对现场操作员工作满意、工作压力和绩效产生影响的研究假设。其中,控制维度包括:(1)时间控制。 操作员自己决定工作进度和行为的程度;(2)方法控制。操作员自己决定采用何种方式完成特定工作的程度;(3)范围控制。 操作员在完成主要任务的同时还必须承担完成其他次要任务责任的程度,比如保养机器、修改程序、质量检查等辅助任务。认知需求维度包括:(1)监督需求。操作员被要求密切注意工作的程度;(2)解决问题需求。操作员承担的预防及解决问题责任的程度。生产责任维度是指操作员对损坏机器设备及生产过错承担责任的程度。社交影响维度包括:(1)社交联系。实施AMT 使操作员交流联系的次数产生变化;(2)社交支持。实施AMT 使操作员的社交方式和效果产生变化[25]。

Jackson 和Wall 进一步发展了影响操作人员满意感、态度和绩效的AMT 工作特性量表,分为时间控制、方法控制、监督需求、解决问题需求和生产责任五个维度。该研究对390名化学处理公司和微电子公司的现场操作员进行了问卷调查, 应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方法检验了量表的结构效度,精炼出22个有效题项(item);对微电子公司102名现场操作员的跟踪调查统计得出五个维度均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26]。

Mullarkey 和Jackson 研究了在时间和方法控制的作用下,AMT 的不确定性和抽象化对员工工作态度的影响。通过对800 位电子企业员工的问卷分析发现:当技术的不确定性和抽象性较低时,时间控制较高的工作环境能够使员工处于一种精神集中、心情放松、操作流畅的状态。而当技术的不确定性和抽象性较高时,需要配合时间控制较低的工作环境才能使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同时,该研究还发现方法控制的作用并不明显[27]。

Dvash 和Mannheim 以控制意愿(desirability of control)作为调节变量,采用Jackson & Wall 的工作特性模型探讨了工作特性、操作员满意与技术融合之间的关系。该研究将“技术融合(technological coupling)”定义为“AMT 与组织集成的水平和组织应用技术的方式”。结果表明:时间控制、方法控制、操作员满意感与技术融合之间负相关;解决问题需求、生产责任、时间和方法控制与操作员满意感正相关;生产责任与操作员精神状态负相关。研究同时表明,在技术融合度高的情况下,控制意愿低的操作员比控制意愿高的操作员更容易产生满意感;在技术融合度低的情况下,控制意愿高的操作员比控制意愿低的操作员更容易产生满意感[28]。

4.3 人员

人员态度直接影响到AMT 的实施效果。大量研究指出,高层主管的支持参与和员工的态度是组织成功实施AMT 的关键因素。Davenport 指出,在企业引进AMT 的过程中,会建立新的操作程序和管理方式,员工的工作内容和权责也将发生变化并影响到员工态度,员工态度的改变又会影响到AMT 的实施过程,形成递归效应[29]。

Mital 和Pennathur 研究了先进制造企业中员工与AMT 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表明:片面重视AMT 或是过分强调员工态度两者对于提高操作目标都存在局限。研究建议采用以人为中心的AMT 系统,并通过员工培训、设计更优化的人机界面、设置事故反馈系统等方法来克服这种局限,提高员工与AMT、设备的整合效益[30]。

员工的教育培训状况与实施AMT 的效果紧密相连。Leigh、Gifford 等学者认为,AMT 系统的导入、工作流程的改变以及员工对新系统的认知应该保持同步关系[31]。Scott 和David 通过对74家实施AMT/TQM/JIT 企业的研究发现,培训和招聘员工在不同的环境下应有侧重而不能简单的相互替代。当工作不确定性和相互依赖性较高时,企业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将会随之提高而难于被外界模仿、学习,此时采用教育培训的方法对于提高员工的技术水平和解决问题能力更加有效,而企业从外部招聘员工的响应率和成功率都会降低[32]。

奖酬制度是影响员工支持和主动参与实施AMT 的重要因素。许多学者调查发现,大多数员工不愿意放弃业已习惯的工作方式去适应AMT 系统;而且,企业往往要求员工一方面要参与新系统的导入工作,另一方面仍要负责原有的工作,这使得员工的工作量增加、士气下降,甚至产生抗拒感。Robey、Ross 等学者进而指出,应该改变奖惩制度来刺激员工适应AMT 系统和新的作业流程[33]。Scott 和James 通过对512家制造企业的分层问卷分析得出,系统培训、合理的绩效评估、 公平奖酬和招聘优秀员工对实施AMT 具有显著影响[9]。

Chung 综述了前人成果并深入研究了在引进AMT 的不同阶段,人员变量对企业成功实施AMT 的影响因素及程度。该研究根据Adams & Barnt 的生命周期模型将AMT的引进过程分为概念、计划、安装和运行四个阶段,同时提出了影响AMT 实施的9类人员变量: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技术系统、重视专业技术人才、领导者积极参与、员工参与、鼓励技术与态度等方面优异的员工、建立员工团队小组、教育和培训、授权、合理的奖酬。对大样本数据的多元回归和偏相关分析显示:(1)重视专业技术人才对各阶段都有积极作用,在概念和运行阶段的作用尤为突出;(2)员工参与在计划阶段的作用显著;(3)鼓励技术与态度等方面优异的员工会对AMT 系统的安装有较大影响,在这一阶段,领导者的支持、参与作用也十分显著;(4)教育和培训员工、合理的奖酬、建立员工团队小组在运行阶段具有积极的作用[10]。

Henry 和Patuwo 选取27个管理变量和6个企业基本信息变量对新加坡110家AMT 企业的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因子分析将选定的27个管理变量提取为实施AMT的9个关键成功因素:制度变革及外部咨询、长远规划与资金支持、制造策略、经销商的合作、团队结构及领导力、项目成员培训、AMT 团队的集成、自上而下编制计划能力、项目整体目标导向。该研究运用logistic 回归判断了9个影响因素对成功实施AMT 的作用。结果显示:项目成员培训的作用显著,团队结构及领导力的作用比较显著,其他因素的影响则不显著。研究还发现,企业类型、员工数量、设计和技术人员数量、固定资产数量、研发费用、年销售量等基本信息变量对AMT 实施成功与否的影响不明显[34]。

5 组织文化对实施AMT 的影响

组织文化作为影响AMT 实施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现有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研究框架就是竞争价值模型[35,36]。该模型根据组织结构类型和组织关注的焦点两个维度把企业组织文化分成四种类型,如图2所示。

图2 组织文化的竞争价值模型

Zammuto 和O’Connor 探讨了组织文化、组织结构和AMT 实施效果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控制导向组织(具有等级型文化或理性型文化)倾向于采用机械式组织结构,这类企业实施AMT 的失败率较高。柔性导向组织(具有群体型文化或发展型文化)则更倾向于采用有机式组织结构,这类企业实施AMT 失败率相对较低,容易实现显著的生产效益、组织效益和员工满意。理由是:柔性组织中员工和管理者能够更好地适应实施AMT 带来的工作不确定性和产品制造过程的变化,提高生产效率和柔性生产能力[36]。

McDermott 和Stock 进一步研究了竞争价值模型中四类组织文化与AMT 实施效果之间的关系。通过对97个美国制造企业样本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在p<0.05的水平下,群体型文化与操作目标、组织管理目标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与竞争目标和满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57和0.277;发展型文化与满意目标呈负相关关系;等级型文化与竞争目标显著负相关;理性型文化与竞争目标显著正相关[16]。

6 组织战略对实施AMT 的影响

组织战略和实施AMT 必须匹配才能保证技术的有效实施。Parthasarthy[37]、Dean[38] 和Kotha[39] 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从成本领先战略到混合战略、再到细分战略,不同战略类型的企业对AMT 的需求逐次增加。

Dean、Kotha 等学者指出,采取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一般都不热衷于应用AMT。Parthasarthy 和Sethi 的研究恰好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当企业实施成本领先战略时,实施AMT 的柔性受到限制而难以发挥作用,而且大量的投入成本、培训费用与较长的组织调整周期容易使企业丧失成本优势。相反,追求差别化战略的企业更愿意采用AMT,在顾客需求多样化、市场竞争多变且难以预测的环境中,实施AMT 能通过提高竞争优势而有效的辅助市场竞争战略。

Tracey 和Vonderembse 通过对474个美国制造企业的大样本问卷调查,应用线性结构方程模型(LISREL)进行了实施AMT→竞争能力→绩效水平的路径分析。研究结论为:(1)将竞争能力分为定价、产品质量、产品线宽度和送货能力。实施AMT 对定价、产品交付能力和产品线宽度均有显著影响;生产主管参与战略规划则对产品线宽度和产品质量有显著影响;(2)实施AMT 与竞争能力显著正相关,竞争能力与绩效水平也呈正相关关系[17]。

7 研究局限及建议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组织结构、工作特性、人员、组织文化和组织战略等因素对AMT 实施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企业引进和实施AMT 的过程中,应该有针对性地对这些组织因素进行调整与重新设计。已有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上还有一定局限和尚待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1)没有统筹考虑组织因素的影响。组织因素的各个变量是互动联系的, 它们共同作用于AMT 的引进和实施过程。学者们往往从某一视角研究组织因素与AMT 实施效果的关系,忽略了其他组织和管理变量的作用,因而研究结论经常不一致或者彼此矛盾。后续研究可以将组织结构、工作特性和人员三个主要变量设计在一个研究架构下,探讨组织因素对实施AMT 效果的共同作用和影响。

(2)样本选取差异化。制造业分类很广,许多研究选取了不同类型企业的样本,它们应用AMT 的层次不同,在市场状况、公司规模、管理结构以及其他控制变量上差异较大,容易使研究结果产生偏差。解决办法包括细化样本的行业分类、以功能相同或类似的AMT 为研究对象,或者辅以个案研究与实证分析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3)忽视了“变革流程”的作用。其实企业引进、实施AMT 的过程是一个三步链:识别问题→变革流程→实现绩效,不同的变革流程对实施AMT 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现有研究大都忽略了“变革流程”这个中介变量的作用,而有效的变革流程与组织变革要素的协同会更有助于实现绩效目标。

(4)对变革周期的界定不清楚。实施AMT 需要一个过程,研究组织因素对实施绩效的影响必然要考虑变革周期变量。如果忽略这一点,在不恰当的时点上对AMT 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有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判断结论。对样本的跟踪评测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方法。

当前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而结合我国企业实践的“本土化研究”非常薄弱,不仅实务界甚至理论界也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通过深入研究影响我国企业实施AMT 的关键因素,可以有针对性地调控这些因素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和绩效水平,这样我们面对的将会是一批更富竞争优势的企业。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资助项目(1200—891E07);国防科工委—国防科技预研跨行业综合技术资助项目(GY18HT03—01,GY18HT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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