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综述_中共八大论文

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综述_中共八大论文

20世纪90年代中共八大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06)02-0013-04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次盛会,史学界称其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但仅在一年左右之后,其许多正确路线和探索就被中断,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它的历史地位才重新被恢复,学术界对八大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成果显著。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史学界对其历史贡献及不足、路线中断的原因以及对比史学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更加深入具体的研究,对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1 对八大历史贡献及不足的研究

首先,中共八大正确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有的学者认为1956年前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长期性以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正确历史方位缺乏认识,不知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特有的矛盾。八大并没有将我国的国情完全搞清楚。[1] (p474)有学者则提出,毛泽东在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比较贴近实际——较为正确的概括——偏离社会实际而作出错误判断”的发展轨迹,认为用这种思想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必然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沉痛的教训启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对重大历史事实进行客观、辨证、准确的分析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依据和基础。[2] (p72)从对主要矛盾实质的表述看,有学者认为似乎社会制度、生产关系可以超越生产力,但有的学者则认为这种提法会造成社会主义制度不必完善不必发展的错觉,只要发展生产力就行了。因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决定而不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如果说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那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生产力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其社会制度还不如一些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的社会制度先进,就不能解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必然性和正确性。先进的社会制度同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相比,这种制度刚刚建立时的生产力便显得落后了。这时就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巩固、完善和发展这种社会制度。[3] (p73)

其次,中共八大对阶级斗争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做了正确分析。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这一论断本身是完全正确的,是一大贡献。但有学者认为八大的不足之处是并未指出这个消灭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完结,并说明了判断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否存在的标准。[3] (p70-71)也有学者认为把知识分子仍列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范畴是不正确的。[1] (p407)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分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进行这种斗争的主要方式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只是对于那些对社会主义采取敌对态度并且违抗法律的个别人才必须分别情况采取必要的强制改造方法。”[4] (p246)因此中共八大在阶级斗争问题上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在尚未宣布过渡时期结束的情况下,作出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的结论。[5] (p86)这一分析和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分析。对我国过渡时期结束或何时结束未能做出合理的说明,反而把过渡时期估计得过长,在主观上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时间也延长了,其结果必然夸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和斗争。[3] (p72)

再次,中共八大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有学者研究,八大吸取苏共二十大教训并结合国内情况,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提出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摆在国家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八大强调民主监督的作用,提出通过民主监督员方法给人民以监督权,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这种“权利制约权力”的思想对民主建设途径的探讨具有深远意义。他认为虽然邓小平讲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解决监督问题,但八大对于在具体操作上如何有效地实现监督政府的权力,没有提出具体措施。[6] (p42)在八大的筹备及召开期间,中央也注意发扬民主,把领导人的经验和智慧与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结合起来,认为走群众路线是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重要途径。[7] (p9)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国家工作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并对党员和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强化法制观念。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法制”实际上指民主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获得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但这一系列的有益探索由于传统历史观念的束缚、民主法制不健全、个人崇拜盛行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未能坚持下去是很遗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是借鉴吸收此探索而提出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观点。[6] (p43)

最后,中共八大提出了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及企业自主权等问题,陈云则集中地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思路,即“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模式。有学者认为这种模式虽然引进了商品关系、价值规律的某些机制,但其主旨是在健全和完善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改变其僵硬性,使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并非要从根本上改变产品经济而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 (p474)

2 中共八大路线未能坚持而中断的原因探讨

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对中断的原因作出了原则性的说明:“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有学者以此为基础认为“思想准备不足”体现在:一是八大没有明确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也没有指出其他建设不是中心任务,因而未能引起全党的高度注意和重视。不明确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潜伏着党的工作多中心或对中心任务在把握上发生摇摆的可能性。二是八大虽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党的工作重点已从革命转向建设,但对“革命”的性质与类型(狭义的阶级斗争式的社会制度革命与广义的生产力革命、技术革命和体制革命)未作划分和界定,以至于1956年已被宣布取胜的狭义的阶级斗争式的革命在1957年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导致理论上混淆和八大路线难以贯彻。[8] (p29-30)正如1957年7月毛泽东指出的:“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9] (p548)从此我们党就逐步离开八大关于从革命转向建设的路线,回到以阶级斗争式社会主义革命为重点的轨道。

第一,八大路线中断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学者认为从八大的文件用语中可以推论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它并未明确宣布过渡时期已经结束,这就为后来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仍将阶级矛盾视为过渡时期主要矛盾打开了理论缺口。扩大过渡时期的内涵,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大过渡”理论,最终导致对八大路线的完全否定。[10] (p25)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由于受认识和理论水平的限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太少,没有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高度来认识社会主义。因此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往往与单一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诸概念相联系。同时由于把阶级斗争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对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特点、规模、表现形式和处理方法又无明确的阐述和认识,从而片面夸大阶级斗争的程度,党还不可能认识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因而当面对国际上波匈政权更迭,国内动荡不安的局势时,毛泽东就改变了自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初衷,把阶级斗争与革命引进了思想领域,这也是中断八大路线的直接原因。[11] (p13-14)

第二,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对八大路线的正确性没有切身体会,是其中断的重要原因。有学者首先从理论方面谈,认为八大路线是在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变化,会议主题基调几次改变的情况下仓促形成的。但是党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系统的理论探讨和深入的科学研究,客观上造成八大理论准备不足。其次从实践上看,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时间不长,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太少。固然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可供借鉴参考,但八大正是缺少经历挫折和失败的实践而达到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较深刻和正确的认识,所以制定路线者就会因缺乏这种深刻认识而缺乏将其贯彻到底的坚定信念,导致路线中断。[11] (p12-13)

第三,领导层在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和方法等问题上未达成共识是路线中断的内在原因。对“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既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在八大毛泽东虽未直接反对但持保留意见。有学者认为他对上述方针提出批评在此埋下伏笔。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以所谓右派反击1956年全面冒进为由,重提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继而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大批“反冒进”,并强调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片面强调发展速度问题。由于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主导地位,加之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对毛泽东的个人专断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致使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同时其他一些领导人因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而难以提出不同意见,因此中共中央很自然地接受了批评,全都采纳了他的观点,所以八大方针没能有效地坚持而被中断与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有密切关系。[1] (p408-409)也有人专门从经济体制上分析八大路线未能贯彻的原因,指出“八大尽管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方案,但其设想及方案基本上没有触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两个要害,特别是随着反右斗争扩大和党对阶级斗争认识的变化,使改革思路被放弃。结果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无论权力下放还是权力集中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加剧了原有体制弊端,造成空前的命令主义和混乱。党和国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八大以来要解决的苏联模式中管理过于集中僵化、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1] (p474-475)

3 对比史学研究

首先是八大路线与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的对比研究。有学者认为从历史角度讲,二者有共同点,都标志着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都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也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是一个重大转折。按发展的观点看,八大路线和思想是党在新时期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重要理论来源。同时“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又是对八大路线的发展和超越。[8] (p34)也有文章将八大及其前后的探索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探索加以联系并对其历史定位提出一种新概念,即“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实际上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1] (p473)。有学者从确立的政治路线和深刻的社会背景来研究,认为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实践基础,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从而坚定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而八大路线正是由于缺乏这种认识而被中断。[8] (p34)还有的学者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八大路线的新发展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坚持和确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科学思想。二是把经济建设摆在首位,并作为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问题,真正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三是在总结近30年曲折探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并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赋予新的内容,初步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1] (p422-432)

其次是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八大的对比研究。有文章提出苏共二十大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解放的四个主要因素,为中共八大的胜利召开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一是苏共二十大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二是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弊端,三是苏共二十大结束了国际共运“一个领导,一个中心”的局面,四是苏共二十大对教条主义的公开批判。而且为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做出了切实的努力,使整个国际共运出现了批判教条主义的潮流。文章还认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观点,制定的总方针及对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为中共八大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5] (p84-85)也有学者提出,中共八大并没有以启发和借鉴来取代自己的思考和总结,而是借鉴后更有发展和创新。如1956年党对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思考并总结自己的经验如下:一是对工业化战略和政策进行反思和探索,即对农轻重工业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经济增长速度、对外经济关系的再认识。经过对建国以来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分析苏联所揭露出来的问题,党的认识水平有较大提高。二是对经济体制进行探索,即对所有制结构、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企业内部的党政关系等的再认识,也就是在与工业化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建设方面,党的认识有所深入,提出许多有益的设想。[12] (p39)有学者认为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局限性也给中共八大带来消极影响,如急躁冒进问题,对阶级斗争形式估计过于乐观和简单,对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力度不够,这体现在八大仍强调学习苏联经验,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原则和苏联相同,只是方法有所不同”[5] (p89)。

笔者在总结综述的过程中,也提出了对八大研究的不足之处。

首先,学术研究不平衡。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八大的历史功绩和不足上,而对于执政党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涉及不多,对八大关于对外经济方针、政策、外交思想的论述则更少,研究者都肯定了八大为今后执政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但却对八大在执政党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尚存在的不足缺乏中肯的分析。对领导层内部实行民主监督有所研究,而对基层的民主建设和自上而下的社会监督的论述则是少之又少。

其次,对比研究史学不够。除了对中共八大路线与新时期基本路线、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八大进行整体的比较研究外,目前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对比研究尚少。对八大前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各自在社会主义建设重大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和正确主张进行认真的比较分析,探索他们各自的认识角度及立场角度或认识程度上的差异,这将有助于对八大路线的形成过程和形成的成熟程度与牢固程度的理解,也有助于认识后来路线变化的原因。[1] (p485)在八大前后,党内特别是核心领导层在阶级状况的估计、主要矛盾的分析、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建设方针和方法、体制改革的思路以及对个人崇拜的认识等方面的观点和主张是值得认真比较研究的,这些对比研究在以后应给予重视。

标签:;  ;  ;  ;  ;  ;  ;  ;  

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综述_中共八大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