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1959年西藏叛乱的反应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西藏论文,叛乱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有关档案的逐渐解密，美国的西藏政策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由于该研究集中于1951年之前，此后的档案研究几乎仍是一片空白。本文根据新近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洛杉矶时报》所载之解密档案及其他有关著作，试图就美国对1959年西藏叛乱反应的背景、过程、结果及其根源加以探究。
一、1959年之前美国的西藏政策
美国对西藏的兴趣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反对英国独占西藏，不承认其所谓的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理论，坚持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注：李铁铮：《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1942和1943年，美国三次向英国声明上述政策，声称它“从未提出过异议”。（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China,1942,(Washington 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7),p.631;FRUS,1943,China (Washington D.C.,1967),p.675.）美国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中国在“二战”中的巨大作用，国务院为此告诫战略情报局：“在与西藏政府发生接触时，必须避免对中国不必要和粗心大意的冒犯”。（注：FRUS,1943,China,p.629.）
美国上述表示并不意味它对西藏没有兴趣，相反，就在1942年，罗斯福总统批准战略情报局派一个两人代表团，携他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和礼物，到西藏活动和刺探情报长达半年之久。（注：Mehra Parshotan,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Tibet and China,Vol.2,1914～1954(New Delhi,1980),pp.125～127.）美国人突然出现在西藏使蒋介石一度颇为紧张。（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外交部档案，“美总统派军官二人入藏卷”，全宗号18，卷号2810；蒙藏委员会档案，“美情报员由藏入渝沿途招待保护藏方向美购买军火”，全宗号141，卷号3967。）战后，欧洲冷战向东方扩展，美驻印使馆于1946和1947年之交首次要求改变对藏政策，把西藏作为对苏冷战的基地。国务院虽未采纳，但同意加强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保持行动自由。更有甚者，美国无视中国政府的要求和警告，于1948年在非法出行的西藏商务代表团的自发证件上签证，致使其赴美活动，当南京政府反对时，美国又以支持民族自决相威胁。（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蒙藏委员会档案，“西藏商务代表团出国经过及在英、美活动情形”，141～3982;FRUS,1947,Vol.7(Washington D.C.,1972),pp.588～602;FRUS,1948,Vol.8(Washington D.C.,1973),pp.766～783.）1949年，美国政府就对藏政策展开辩论，一些驻外使馆官员要求改弦更张，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但国务院7月出台的新政策是：“避免给中国我们改变政策的印象的同时，不再提及它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尽可能保持行动的自由；一旦有迹象表明中国将陷入永久的分裂，就马上承认西藏独立。”（注：FRUS,1949,Vol.9(Washington D.C.,1974),pp.1065～1073,1077～1079.）与美国的企望相反，中国不仅没有陷入永久的分裂，反而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鉴此，它只好采取模糊中国对藏主权的策略，这是其“等待尘埃落定”对华政策的典型反应。
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西藏的解放，美国颇不甘心但又不愿带头反对，它力促英印、尤其是印度出面阻挠，企图使印中因此敌对，如此，既可破坏中国的统一又可把印度拉上它遏制中国的冷战战车。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策略，与西藏分裂分子合谋，答应提供武器金钱，要求印度答应过境。由于印度已颇有警觉，美国的目的没能达到。（注：FRUS,1949,Vol.9,pp.1084～1090;FRUS,1950,Vol.6(Washington D.C.,1976),pp.275～286,314～318,361～366,376～387,424～426,440～441,540～547.）在争取印度失败后，美国开始单独干。从1951年3月直至中央与西藏地方谈判成功之后，美国驻印使馆和中央情报局秘密勾结在印的夏格巴等分裂分子，数次密谋，以重金诱骗并声称已为达赖喇嘛在泰国、锡兰和美国安顿居所，企图以达赖外逃来破坏西藏的和平解放。（注：FRUS,1951,Vol.7(Washington D.C.,1977),pp.1611～1619;1682～1685.;Dalai Lama,Freedom in Exile:The Autobiography of Dalai Lama(New York,1990),pp.70～74.）然而，中国政府的正确策略促使达赖从亚东返回拉萨，美国的企图仍以失败告终。
西藏和平解放后，美驻印使馆和中央情报局一直秘密与夏格巴等保持着密切接触。西藏地方的伪“人民会议”在1952年被取缔后，又一批分裂分子到达印度。达赖的兄长嘉乐顿珠和土登诺布经常往来于印美台之间，对达赖喇嘛极其周围官员颇有影响，成为分裂势力的骨干。据作为译员参与在印密谋的乔治·帕特森称，中央情报局、国民党特务和西藏分裂分子的联系从未中断。1953年，土登诺布与中央情报局接触，1955年，西藏大商人邦达昌又和美国代表见面，美国当时提出一个关于叛乱的十年计划，目的是破坏中国对西藏的治理。（注：George N.Patterson,Tibet in Revolt (London,1960),pp.92～94,117～132.）早在1951年，中央情报局就与嘉乐顿珠签定协议，最初请他收集情报，而后开始策划游击战。（注：John F.Avedon,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New York,1984),p.47.）在此背景下，1956年2月底，分裂分子在甘孜大金寺首先发动叛乱，靠近中国的印度小城噶伦堡成了叛乱分子的指挥部。公布扎西等叛乱头目通过在噶伦堡的嘉乐顿珠，与中央情报局接上了头，在嘉乐顿珠的安排下，中央情报局于1957年从在印藏人中选拔六名青年，送往关岛接受识图、收发报、射击和跳伞训练，其中的两名于当年8月被空投到拉萨南面的桑日宗，使命是敦促达赖喇嘛向外国公开请求帮助以反对中国的统治。两人携电台潜入拉萨与公布扎西取得了联系，并通过他于1958年1月在罗布林卡与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密谈，5月，两人到达叛乱分子的山南总部，很快，美国就在哲古地区空投大批武器弹药，计有机枪20挺、迫击炮2门、步枪100支、手榴弹600枚、炮弹600发、子弹40000发。此外，美国还从尼泊尔和锡金偷运武器弹药给山南的叛匪。为掩盖真相，美国只提供“二战”时期的武器。（注：Chris Mullin,"The CIA:Tibetan Conspiracy",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Sep.5,1975,pp.30～34.）由于中央情报局具体行动的大部分档案仍未解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对此仍讳莫如深，（注：FRUS,1958～1960,Vol.14(Washington D.C.,1997),pp.751～813.）上述情况还只能是冰山一角。
美国虽然希望破坏西藏安定，但其最终目的还是要离间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在政治上打击中国，这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美国始终不变的目标。1956年11月，达赖喇嘛访问印度，美国视此为一大好良机，加紧运动达赖的两位兄长、夏格巴和鲁康娃等分裂分子头目劝导达赖留印或流亡他国，以致达赖向尼赫鲁提出留印的要求。（注：A.T.Grunfeld,op.cit.,pp.119～120.）虽然有关文件仍未解密，但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却使人不得不想起1951年它诱使达赖喇嘛外逃的企图。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及时发觉“美国间谍利用机会策动西藏在噶伦堡的坏人阴谋搞独立，把达赖留在噶伦堡。”迅速采取有力措施，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达赖喇嘛及其僚属数次谈话，分别指出留印对他们的利害关系，使达赖喇嘛次年春天顺利返国，再次挫败美国的图谋。（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42～65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5页。）
A.T.格伦菲尔德认为，叛乱者无法通过和平手段使达赖喇嘛公开站在他们一边，是促使中央情报局和他们在1959年3月发动大规模叛乱的根源。（注：A.T.Grunfeld,op.cit.,pp.154～155.p.155.）这并非空穴来风。最新解密档案表明，1958年9月，中央情报局决定秘密增加对叛乱者的资助，以扩大其反对中央政府的游击战，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批准。（注：Jim Mann,"CIA Gave Aid to Tibetan Exiles in '60S,Files Show",Los Angels Times,Sep.15,1998.）帕特森证实说，在拉萨叛乱前，他的康巴朋友就告诉他，已经有了一个使达赖喇嘛离开拉萨的计划了。（注：A.T.Grunfeld,op.cit.,pp.154～155.p.155.）1959年3月2日，印度加尔各达的《政治家报》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也为上述结论提供了证据。作者极其准确地预测说，达赖喇嘛可能不愿离开拉萨，但为了使他离开，康巴人将不得不制造些骚乱。（注：A.T.Grunfeld,ibid.pp.142～143.）可以说，西藏事件安全是以美国为主的境外反华势力蓄谋已久、由中央情报局资助指导并与西藏分裂分子密切配合的企图分裂中国的叛乱。
二、美国的反应之一——继续支持西藏的叛乱活动
由于美印反华势力的支持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百般纵容，康区叛乱迅速扩展到西藏，大批叛乱分子进入拉萨。为使达赖喇嘛外逃，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借口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炮轰其驻地罗布林卡，诬为解放军所为，并于17日悍然将达赖喇嘛劫出拉萨。一路上，美国训练的无线电报务员时刻与设在达卡的中央情报局联络站保持着通讯联系，美国飞机则不停地空投食物和驮畜饲料，31日，达赖喇嘛越过“麦线”抵达印占区。（注：Chris Mullin,op.cit.,p.33.）达赖离开后，叛乱分子于20日凌晨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在击溃叛匪后迅速向山南挺进，到年底平息了拉萨、山南及青藏和川藏公路沿线的叛乱，1960年底，全区叛乱基本平息，已没有20人以上的成股叛匪，1961年10月，平叛取得了最后胜利。
美国密切注视着事态的进展，从叛乱开始到1960年底，是它集中作出反应的时期，总的来说，该反应主要有：1.如何继续支持叛乱分子展开军事行动；2.如何在政治上打击中国政府和重新界定对藏政策。
解密文件表明，美国首次讨论西藏叛乱是在1959年3月26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主持的第400次国家安全会议上。会议集中讨论了西藏形势的发展，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认为，叛乱“对中共控制下的西藏主要城镇不能构成真正的威胁”，但“中共也不可能控制整个藏人聚居区”，游击战大有可为；他还请求艾氏公开支持叛乱，使之能成功地反抗中国人。（注："Editorial Note",FRUS,1958～1960,Vol.14,pp.751～752.无独有偶，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艾尔索普此时撰文说，没有20万军队就不能平息西藏的叛乱，20万军队每天需要1万吨物资，而西藏山高路远不可能运那么多，艾氏于是断定，解放军消灭不了叛乱分子。艾尔索普的言论代表了美国舆论界当时的普遍看法。见赵慎应：《西藏革命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应杜勒斯的要求，艾氏立即批准了中央情报局3月30日制定的秘密支持叛乱的计划。（注："Mem.from Dulles to Eisenhower",Apr.1,1959,FRUS,1958～1960.Vol.14,pp.752～753.）
但是，事情没有按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发展。4月23日，中央情报局收到的最新情报表明，由于解放军强大的战斗力，叛乱者遭到痛击，正被压缩到一个较小的区域（指山南地区），没有食物，没有弹药，处境悲惨，他们要求美国向印度说情以进入印境。25日，传来了更坏的消息，山南的叛军几被全歼。杜勒斯对叛乱者如此不堪一击大为失望。4月底5月初，由于叛乱者在山南连遭败绩，中央情报局与其联络也暂告中断，致使美国的计划无法实施，但他仍然要求努力恢复与叛乱者的联系并加以支持。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虽然同意，但要杜勒斯“小心谨慎，秘密地帮助西藏人把他们的行动展现在全世界面前，不要刺激中共采取更激烈的反应”，杜勒斯表示今后要秘密支持叛乱者进行游击战。（注："Editorial Note";"Mem.from Dulles to Eisenhower",May 7,1959;FRUS,1958～1960,Vol.14,pp.755～756;768.）的确，中央情报局也只能选择游击战了。4月30日，杜勒斯报告说，解放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歼灭山南的反叛者，封锁了南部边境，有组织的抵抗已四分五裂，他认为这都是反叛者集团作战的结果，“从现在起，他们可能会发现游击战更为有效，会为此而组成小股武装。”中央情报局的文件也为上述观点作了注解，它认为西藏地域广袤，交通不便，地形复杂，道路受到破坏后难以修复，西藏又无力供养一支庞大的占领军，几乎所有的给养均需空运，所以比较适于游击战。（注："Editorial Note";"Mem.Prepared in the CIA",undated;FRUS,1958～1960,Vol.14,pp.762～763;758-759.）
方针既定，接下便是行动。1959年5月20日，由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机构代表组成的、负责海外秘密行动的部际小组“303委员会”批准给达赖集团提供大量秘密补助，其绝大部分用于叛乱分子反中国的游击战，具体任务则由中央情报局负责。（注：Los Angels Times,op.cit..）1960年2月4日，艾森豪威尔主持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联席会议，专门讨论秘密支持西藏游击战事宜。杜勒斯介绍了中央情报局对计划的执行情况，要求继续批准执行中的计划。艾氏担心反叛者的抵抗可能会导致中国更残酷的报复，但中央情报局官员却认为无论如何也不会比以前更残酷了。当艾氏征求赫脱见解时，后者同意杜勒斯的请求并阐述理由如下：“1.西藏人的继续抵抗不仅可以严重困扰中共对西藏的统治，而且可以使抵抗之火在整个地区燃烧；2.抵抗运动的继续除了能使全世界关注西藏人权外，还对自由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鉴于艾森豪威尔兴趣的减退，杜勒斯强调说，中央情报局对西藏抵抗运动的支持应像过去那样受到“NSC5412/2计划”之指定代表的密切指导，所有的进展都要受到他们的注意，在改变计划时，应和他们磋商。最后，艾森豪威尔批准中央情报局继续其计划。在整个60年代，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计划又多次被重新批准。（注：“NSC5412/2计划”指的是“NSC关于秘密行动的指令”，1955年12月28日出台，它规定：为加强对海外秘密活动的统一领导，在主要秘密行动之前，应向国务卿、国防部长和总统的指定代表征询意见，这些代表应成为批准这些计划的正常联系渠道；"Mem.for the Record byGray",Feb.4,1960,FRUS,1958～1960,Vol.14,pp.808～809;Los Angles Times,ibid..）
现有资料表明，中央情报局对西藏叛乱分子的援助有以下几部分：1.支持逃入尼泊尔境内、靠近中尼边境的名叫木斯塘的大约2100人的西藏叛乱分子，使之能不停地越界进行袭击和破坏；2.加紧训练叛乱分子，1959年3月之前，中央情报局就在与西藏地形相似的美国西部洛基山脉中的哈尔营地训练叛乱分子，之后，该营地则完全用于这方面的培训，从1959-1962年，有大约170名藏人受训后被空投回西藏；3.在纽约和日内瓦成立促进西藏事业的“西藏之家”，在康奈尔大学为西藏特工提供语言和行政管理能力的训练，然后送回西藏；4.空投或自陆路输入武器装备和粮食，为侦察小组提供给养。在西藏的秘密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是青海湖以北，一是在南方。其基本任务是破坏道路、袭击公务人员和收集情报。中央情报局认为，西藏的大部分道路都筑在山腰上，一旦被破坏，要用数周甚至数月才能修复；依靠反叛者袭击公务人员和车队以获取中国内部情报，也成为中央情报局日益渴望的事，因为它从中国其他地区已很难获得此类情报。（注：Los Angles Time,ibid.;"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v.26,1960,FRUS,1958～1960,Vol.14,p.814;L.F.Prouty,The Secret Team:The CIA and Its Allies in Contro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New York,1973),pp.21,37～82.另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03～304页。）
西藏叛乱后，美国继续支持叛乱分子长达十年之久，所耗资金甚巨。解密文件显示，1968年前，中央情报局每年的有关支出达170万美元之多，在1964年的173.5万美元中，18万是给达赖的津贴，50万给在尼泊尔的游击队。随着美国对华政策开始转变，中央情报局取消了在国内对叛乱分子的训练计划，整个预算被压缩到不足120万美元。尼克松上台后致力于美中和解，美国针对西藏的计划被逐渐抛弃，两国和解达成后，中央情报局最终停止了在西藏的活动。（注：Los Angles Times,ibid.;Dalai Lama,op.cit.,p.224.）
三、美国的反应之二——在政治上打击中国及重新界定对藏政策
与支持叛乱分子进行破坏相比，美国决策者更重视在政治上打击中国政府。赫脱反复强调，对反叛者的支持之最终目的是使西藏始终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美国企望以此造成亚洲国家、特别是印度与中国反目成仇，一则使印度倒向美国，二则为分裂西藏作准备。所以，叛乱一开始，美国就重新审视其对藏政策，准备在承认西藏独立的路上再走一步。
1959年前美国实行的是模糊中国对藏主权的政策。此后，中央情报局要求公开支持叛乱而不要在乎台湾的反对，又有官员主张把问题提交联合国。但国务院认为存在着困难，因为这与西藏的政治地位大有干系，在获得达赖的政策、印度政府的态度和有关西藏更具体的情报之前，不应急于作出明确的决定，况且，事情还牵涉到台湾的立场。4月30日，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瓦尔特·罗伯逊要求台湾放弃对西藏的宗主权，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由此开始了政策改变的第一个行动。当台湾要求美国坚持既往政策时，罗伯逊却答复说，“尽管具体政策还未出台，但是，在时机成熟时美国政府很可能承认达赖喇嘛的独立宣言。”他许诺在作最后决定前与台湾商磋。（注："Editorial Note";"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C.",Apr.2,1959;"Mem.of Conversation",Apr.23,1959;"Mem.of Conversation",Apr.29,1959;FRUS,1958～1960,Vol.14,pp.751～752;754～755;756～758;760～761.）
尽管美国急切出台新政策，但现实情况却使之不得不谨慎从事。4月23日，达赖致信美国政府要求承认西藏独立，请求美国在联合国控诉“中国对西藏的侵略”。30日，代理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在给艾森豪威尔的备忘录中称，承认独立固然有利于自由世界，然而，一旦该请求未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对自由世界却是一个严重的挫折。狄龙认为：“1.美国应避免给他国以利用藏事为冷战服务的印象；2.印度仍反对西藏独立，它还控制了西藏的对外通道和达赖喇嘛，这是一个重要因素；3.从危机一开始我们就在幕后指挥而让他国出面，我们虽不能把决定权交给印度，但却不能不考虑世界舆论、特别是亚洲国家的舆论”。因此，美国的立场应是：在不知道他国立场时不应鼓励达赖提出承认等请求，同时应征求他国的态度，只有达赖的请求得到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响应，美国才能把承认西藏独立作为一个现实的政策提出来。5月2日，驻印大使通知达赖，在弄清国际社会的立场之前，他不应公开提出独立的要求。（注："Mem.from Dillon to Eisenhower",Apr.30,1959.FRUS,1958～1960,Vol.14,pp.763～765.）
国务院的政策很快遇到了挑战。在5月8日和6月4日的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的部分官员要求重审对西藏的“不干涉政策”，积极谴责国际共产主义的侵略，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公开援助西藏。国防部副部长托马斯·盖茨等人拒绝接受国务院的政策选择，他们认为那会被亚洲国家视为软弱和冷淡，如此，印度和亚洲其他自由国家的安全则陷入危险之中。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争辩说充当西藏的保护者是极其困难的，还会给美国未来的行动带来极大不便，更困难的是，尼赫鲁并没把西藏问题置于冷战之中而是向世界显示他与此事无干，以图取悦中国，美国应设法促使他在此问题上采取主动。在双方争执不下时，会议主持者艾森豪威尔断然表态：在西藏问题上，应惟国务院马首是瞻。（注："Mem.on Substance of Discusion at a Department of State-Joint Chiefs of Staff Meeting",May 8,1959;"Editorial Note";FRUS,1958～1960,Vol.14,pp.768～770.）
此后，美国开始征求对达赖有关请求的立场。印度坚决反对，尼赫鲁警告说，如果达赖公开要求独立或在联合国谴责中国侵略，印度将不再支持他，也不再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作出努力，虽然在8月底中印边境发生朗久事件，印度舆论再次右转，印度政府仍然坚持上述立场；英法均不赞成，前者认为这会分裂亚洲国家，后者则担心欧洲将因此而失去团结，但英国又称，如果事情提交联合国，它不会去阻止；台湾向美国再次强调了3月20日蒋介石“西藏自决权的赋予应以推翻北平政府为限”的声明；此外，苏联也表示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方面担心在联合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反而造成中国的胜利，另一方面又的确心犹不甘。10月6日，美国要求达赖以人权理由向联合国申诉，8日，美驻联合国代表亨利·卡博特·洛奇向嘉乐顿珠指出，在联合国提出主权要求只会是一场失败，只有强调人权才能得到普遍的同情。在美国的操纵下，10月21日，由爱尔兰和马来西亚提出的要求“尊重西藏基本人权”的动议在联合国大会上付诸表决，以21票赞成、9票反对和26票弃权的结果通过。（注："Mem.from Dillon to Eisenhower",June 16,1959;"Editorial Note";"Mem.from Parsons and Walmsley to Herter",Aug.5,1959;"Editorial Note";"Telegram from Lodg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18,1959;"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Oct.6,1959;"Telegram from Lodg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Oct.8,1959;FRUS,1958～1960,Vol.14,pp.771～792,809～810.）
美国虽自称获得胜利，但形势的发展却使之不得不对西藏的政治地位表态。在联合国表决之前，国务院10月14日再次讨论，认为不能承认西藏独立，但也不能不作出支持的表示，以免打击西藏反叛者的士气。据此，国务院正式出台新的西藏政策，在承认西藏独立的道路上又迈出重要一步。11月4日，赫脱将结果告诉嘉乐顿珠，然后才告知台湾，25日，美国不顾台湾的反对，把新政策正式通知达赖喇嘛，1960年2月20日，赫脱在给达赖喇嘛的回信中再次强调新立场，29日，该信被公之于众，3月21日又上了国务院公报，其全文如下：“美国的立场是视西藏为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自治国家，美国人民向来支持民族自决之原则，美国政府认为该原则应适用于西藏人民，他们应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注："Mem.From Parsons to Herter",Oct.14,1959;"Mem.of Conversation",Oct.29,1959;"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Nov.25,1959;"Editorial Note";FRUS,1958～1960,Vol.14,pp.792～795;797～800;806～807;809～810.）直到60年代末国际格局之变化导致中美关系解冻，美国才逐渐抛弃上述立场，重新回到它的传统政策上来。（注：1994年美国国务院关于西藏政策的报告称，至少从1966年起，美国已开始回到它的传统政策上来。见Melvyn C.Goldstein,"The Dalai Lama's Dilemma","Foreign Affairs",Vol.77,No.1,Jan./Feb.1998,p.93.）
四、结论
美国对1959年西藏叛乱的反应是对其此前政策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美国领导人从传统政策前步步后退，另一方面又不敢对该政策进行根本的改变，冷战开始后，美国西藏政策之演变始终受到以上两种考虑的影响和制约，其空间日臻缩小，到60年代则完全进入死胡同。究其因，我认为美国决策者受制于以下因素：
1.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支持西藏叛乱和承认西藏为“自治国家”的最大动力是它的全球冷战战略。冷战虽源于欧洲，但在中国革命成功后，它就很快扩展到远东。为了遏制中国的共产主义，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政府，还为此向他国施加压力，而后又致力于在中国周围设置包围圈，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它甚至视中国为最危险的敌人。（注：Robert Dallek,The American Style of Foreign Policy (Oxford,1983),p.234.）因此，任何削弱、颠覆中国政权及分裂中国的冷战方式都值得欢迎，从50年代起，中央情报局在海外的秘密颠覆活动甚嚣尘上，西藏也概莫能外。美国决策者多次强调，支持叛乱者的目的除了长期困扰中国对西藏的统治而外，还更在于对自由世界的意义，也就是说，利用西藏叛乱的延续，使更多的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恶化与中国的关系，巩固和扩大其冷战集团，从而更好地遏制中国。
2.美国的南亚政策。从印巴分治后直到中美和解，美国的南亚政策始终服务于全球冷战之相互依存和并行不悖的两个目标：1.力促印巴和解以安定南亚局势，既不给共产主义“侵略”以可乘之机，又可使两国团结起来承担起冷战的重任；2.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印度放弃中立政策，加入到西方集团中来。因此，使印巴、特别是印度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威胁”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任务。1959年5月和次年1月，在美国的煽动下，巴基斯坦领导人穆罕默德·阿尤布·汗两次向印度提出共同防御中国“侵略”的建议；（注：Mchammed Ayub Khan,Friends not Masters:A Political Autobiography (New York,1967).pp.125～128.）早在1950年11月联合国首次讨论西藏问题时，国务院就认为“印中关系的更大破裂将导源于印度在藏事上对中共行动持积极的反对态度，它会使印度对共产主义更减少些中立和增加更多的现实主义，以致印度可能更愿意在反对苏联及其卫星国时在主要问题上支持美国”，为使印度出面，美国应尽可能地操纵于幕后，“不给尼赫鲁我们正致力于利用该机会把印度拖入西方集团的印象”，“美国对印度在该问题上的领导地位的支持将有助于美印关系的更好发展”。（注：FRUS,1950,Vol.6,pp.546,588;"Mem.From Dillon to Eisenhower",FRUS,1958～1960,Vol.14,pp.763～765.）1959年4月底，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会议上指出，“现在尼赫鲁必须承认，共产党中国已更加强硬，下一个该轮到尼泊尔了，在此形势下，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工作，促成印巴之间的和解”。（注："Editorial Note",FRUS,1958～1960,Vol.14,p.762.）必须承认，在尼克松入主白宫之前，不管对西藏叛乱还是对此后的中印边界冲突，美国的上述政策目标都是前后相继和始终不变的。
3.美国的东亚战略和对华政策。美国的东亚战略和对华政策虽然服务于全球战略，但却有其自身的技术特点，这些特点又使美国不能对其传统政策以彻底的改变。它表现在：(1)美国把冷战的重心置于欧洲而限制在东亚的干涉水平，朝鲜战争结束后，东亚的对峙态势基本形成，美国决策者也不敢再轻易言战，在他们看来，西藏独立固然符合西方利益，但还没有重要到要美国公开干涉和承担义务的程度；(2)早在1949年，国务院就已决定，只有中国陷入永久的分裂，美国才能承认西藏独立，西藏叛乱后，美国又以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作为它承认的先决条件，但在中国日益强大的过程中，美国的条件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3)虽然美国长期不承认新中国，但对这个日益崛起的力量，它是从不敢忽视的，也从未放弃两国和解的期望。1959年5月，墨菲在反驳干涉派时称，美国如果承担它力不能胜的任务，就会给它未来的行动带来极大的不便。肯尼迪曾试图缓和对华关系，1966年，美国又进行过努力，（注：James Fetzer,"Clinging to Containment:China Policy",in Paterson,Thomas G.,ed.,"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61～1963(Oxford,1989),pp.178～197;切斯特·鲍尔斯：《鲍尔斯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51～155页；王国权：《我的大使生涯》，《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5页。）尼克松上台后，美国则重新回到其传统立场上来。
4.印度的对华政策。印度独立后实行和平中立和对华友好的政策，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虽然西藏叛乱和边界纠纷造成两国关系的恶化，但印度正期望中国对其领土要求作出让步，承认中国对藏主权的立场始终没变，这对美国的政策改变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为美国务院早就认定，由于地理的原因，如果没有印度的支持与合作，其任何公开行动都不可能有实际意义而只能是自取其辱。（注：FRUS,1949,Vol.9,pp.1078～1079.）
总之，美国对1959年西藏叛乱的反应集中暴露了它全球战略和地区政策的深刻矛盾，这种无法克服的矛盾表明其对藏政策已不可能再继续下去，所以，国际局势一旦有变，美国就马上改弦易辙。在达赖喇嘛心中，正是美国的西藏政策，才使他成了这场角逐的牺牲品。（注：Dalai Lama,op.Cit.,p.224;Los Angels Times,op.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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