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解读的声韵学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声韵学论文,方法论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1,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7－7030(2002)05-0036-06
语言在时空中的共时和历时演变构成解读文献的困难，“三代之语言于今日之语言，如燕越之相语也”。世界上一切历史悠久的文明在二千多年前都相继展开对传世典籍的语言研究，以求正确解读古代文献，论事说理，宣扬政教，治国安民。我国远在春秋时代，学者们在语言研究的实践中已经寻找到一些文献解读的正确方法。自彼以降，从者纷纷，绵绵不绝，文献解读成为古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献解读的方法论体系亦日臻成熟。
清代乾嘉学派建立汉语的古音学体系，发现音义通转的法则，对于文献解释学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意义。学者们开始更多地注重由声音文字以求语义，由语义以寻义理，不断取得辉煌的成就。大凡古儒误解《诗》《书》者，以及经文扞格难明者多豁然解颐。《诗》《书》是最早解读的文献，也是历代学者一直研究的文献，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多有治《书》经历，而成就之萦萦大者当首推高邮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其治《书》的声韵学方法尤为精绝。先贤时修未曾措意，至今未见专论。本文试为之说。
一、虚词研究的依声比类
古儒训《书》多以虚误实，强说经义。历代学者对于虚词的性质缺乏真正的理性认识，对虚词的语用也缺乏科学的类型概念。“实字易训，虚词难释”[1]，“自汉以来，说经者宗尚雅训，凡实义所在，既明著之矣，而语词之例，则略而不究；或即以实义释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2](p.1)惟高邮王氏父子采用声韵学方法研究虚词，以声为纲，类聚声同、声近、声转的虚词，比较其同异，确定其用法意义。研究的系统性和训释的精确性皆超迈前人。王氏明确指出虚词的性质：“字之为语词者，则无义之可言，但以足句耳。”强调“善学者不以语词为实义，则依文作解，较然易明”。[3](p.761)王氏根据虚词的语用和语音联系，比较准确地对《尚书》等经传里的虚词进行定性和分类。以语气助词为例，王氏分为“发语词也”、“句中语助也”以及“语终词”。抑或盖称之为‘语词”、“语助也”。兹引句首和句中语助词之例明之。
允，今文《尚书》14见，作句首语气助词仅1见，古音影纽痕魂韵。
呜呼！允蠢鳏寡，哀哉！（《周书·大诰》）
允蠢鳏寡，《汉书》作“所犯诚动鳏寡”。“允”作“诚”。《经传释词》曰：“允，发语词也。《诗·时迈》曰：允王维后。言王维后也。又曰：允王保之。言王保之也。允，语词耳。《武》曰：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允文’与‘於皇’对文，则‘允’为语词益明。”於，影纽模韵。“於”在上古是个常用句首发语词。《易经》、《诗经》、《左传》中亦多用例。“於”、“允”双声，对文见义，语用相同。岳麓版《经传释词》“允”字条目的天头上载有黄季刚先生的批语，“通以声音”，说明“允”用作语首助词的理据。黄先生曰：“‘允’为发语词者，即‘惟’字，本当作‘唯’。”“允”、“唯”（惟）皆影纽的字，双声例得通用。王伯申以《诗经》“允”作语词的语例旁证《大诰》之“允”语用亦同于《诗经》，言之有据，怡然理顺，确胜于《汉书》释“允”以实义。
惟，在《尚书》中可作动词、介词、副词和语助词。语助词多为句首语助词。古音影纽灰韵。
惟帝其难之。（《虞夏书·皋陶谟》）
《经传释词》：“惟，发语词也。”黄季刚先生批语曰：“唯，《说文》：诺也。盖但取声气，故亦引申为发语词。作‘惟’、作‘维’、作‘雖’，皆假借。”孙奕《示儿编》：六经有“惟”、“维”、“唯”三字，皆通作助词。《尚书》从“心”，《诗》从“糸”，《左氏传》多从“口”。惟，是一个起源很早的语助词。惟，甲文金文作“隹”，多用于商周帝王、时间名词、地点名词等前作句首语气助词。例：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4](p.170) 隹十祀，才九月，甲午，余步从
喜正人方，告于大邑商。[5](p.592)“隹”作句首语助词和数词、时间名词组合成的“隹＋某＋祀”式在甲文金文中已凝固成常见结构。今文《尚书》的周书部分保留了这一时间表示形式。
允、惟，王伯申皆以为“发语词”。“允”、“惟”双声，皆为影纽的字。
哉，在《尚书》里作语气助词，主要是作句末语气助词。作句中语气助词在今文《尚书》里有8见。古音精纽咍韵。
食哉惟时。（《虞夏书·尧典》）
《经传释词》：“哉，句中语助也。”“‘哉’字无意义。”《说文·口部》：“哉，言之间也。”哉，甲骨文未见，金文中的用法亦同《尚书》，多作句末语气助词，表感叹，但也有用作句中语气助词。《中山王
壶》铭文：“烏
，
若言！”“”为金文“哉”的一种异体，在铭文中即用作句中语气助词。
诞，今文《尚书》18见，语助词7见，句首语助词3见，句中语助词4见。古音定纽寒桓韵。
肆朕诞以尔东征。（《周书·大诰》）
旧注多训“诞”为“大”。《经传释词》曰：“诞，句中助词也。”诞，或源于甲文金文中的“延”。章太炎先生曰：“诞，当读为‘延’。”“‘诞’与《释诂》‘延’训间者相会。”（《古文尚书拾遗》卷2，章氏丛书续编）甲文金文有“延”无“诞”，“延”既可作实词又可以作虚词。今文《尚书》有“延”有“诞”。“延”仅作实词，“诞”多作虚词。有可能甲文金文的“延”在今文《尚书》中已分解为“延”、“诞”两字，今文《尚书》的“诞”分担了甲文金文中“延”的虚词作用。郭沫若先生《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亦认为：“‘延’字屡见，卜辞中亦多见此字，均无义可说。案：即《诗》《书》中所见之虚词‘诞’字也。”
《尚书》句首语助词和句中语助词的量多用频，形成其重要的语言特点。这大概与《尚书》的通假字数量多有密切的关系。汉语有着丰富的音同音近词。汉语是在辽阔的空间范围内汉民族人际交流的惟一语言载体。既然语助词是一个声音符号，相同或相近的声音产生的听觉效果相同，所以语助词的同用和通用就成为常见的语言现象。《尚书》语助词的互文和异文也比较多。例如：《周书·洪范》：“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曰”、“爰”互文，“曰”、“爰”声同韵近。《虞夏书·尧典》：“曰若稽古。”《文选》的《东都赋》、《鲁灵光殿赋》李善引“曰”作“粤”。“曰”、“粤”异文。《尚书》句首句中语助词的通假、互文和异文皆缘于音声，泥于文则惑，求之音则明。
今文《尚书》句末语气助词的类化和语用特征的明确化也由声音起决定作用。今文《尚书》的句末语气助词有“哉”、“乎”、“矣”、“已”、“止”、“所”。“哉”主要表示祈使感叹语气，“乎”表示反诘语气。“哉”、“乎”上古都是平声。平声是一种扬调，扬调利于表示语重心长的祈使语气，也利于表示强烈感情色彩的反问语气，“矣”、“已”、“止”、“所”上古都是上声调，上声调是一种抑调，或发声徐缓，或收声短促，利于陈述和判断。
王氏父子以其精深的古音学修养，对古音音理剖之深，析之微，察之精，因声比类，得虚词之性，厘分《书经》之字为实为虚，是正前人之非，卓然的论。每每言及古之语词，较然甚著，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心知其意者也。后世虚词研究，遂因之而渐大明。
二、连语训诂的寻声索形
汉语复音化用两个异形音节连音的方法构成的单纯词称为联绵词。联绵词“合二字而成一语，其实犹一字也”（王国维《研究发题》，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卷3期），其表义特点是连音为义，任何一个单独的音节仅仅是构词的原料，仅表音不表义。古代“字”、“词”不分，联绵词又称为“联绵字”或“连绵字”。训诂家注书多谓为“连语”。然而，历朝经师解经，多分训连语。如“犹豫”一词，“谓‘犹’是犬名，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来迎候，故曰‘犹豫’。或又谓‘犹’是兽名，每闻人声，即豫上树，久之复下，故曰‘犹豫’。或又以‘豫’字从象，而谓‘犹豫’俱是多疑之兽。以上诸说，具见于《水经注》、《颜氏家训》、《礼记正义》及《汉书注》、《文选注》、《史记索隐》等书。”（《广雅疏证》）王念孙精辟地分析了前代学者误解连语的真正原因，他认为：“夫双声之字，本因声见义，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固宜其说之多凿也。”（《广雅疏证》）因声索形，因声求义，是正确认识和正确训释联绵词的关键。
鸱义奸宄，夺攘矫虔。（《周书·吕刑》）
鸱义，旧说歧解纷纷。《经义述闻》曰：“鸱义奸宄，解为鸱枭之义。夫鸱枭，恶鸟，何义之可言。”“郑注训‘义’为‘良善’，而曰‘盗贼状如鸱枭，钞掠良善’，亦不得其解而为之辞。经但言‘义’，不言‘钞掠’也。”《尚书今古文注疏》亦曰：“鸱义，旧解均失之。”《尚书覈诂》：“王师谓‘鸱义’二字当是成语，不得分别释之。”《潜夫论》说此经之义“鸱义”作“消义”。《潜夫论·述赦篇》：“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乱之后，被前王之恶，其民乃并为敌仇，罔不寇贼消义，奸宄夺攘。”“鸱义”与“义”其义或一也。
鸱，清纽灰韵。义，疑纽歌韵。消，心纽豪韵。鸱与义，灰、歌邻韵旁转相通。鸱与消，亦精、心邻纽旁转相通。鸱义、消义皆因音索形，连音为义。鸱义，轻率不正。《经义述闻》：“家大人曰：《说文》曰：俄，行顷也。《小雅·宾之初筵篇》：侧弁之俄。郑笺曰：俄，倾貌。《广雅》曰：俄，邪也。古者‘俄’、‘义’同声，故‘俄’或通作‘义’。”俄、义，以“我”为声兼义，我，顷顿也。顷，与“倾”同。
矫虔，旧说皆分之为二义。顾炎武曾曰：“《说文》：矫，从矢，揉箭也。故有用力之义。《汉书·孝武帝》注引韦昭：称诈为矫，强取为虔。《国语》注曰：以诈用法曰矫。”（《日知录》卷2，嘉定黄氏集释本）王念孙曰：“诸说分‘矫虔’为二义，皆非也。《吕刑》：‘夺攘矫虔。’《周官·司刑》疏引郑注曰：‘矫虔谓挠扰。’《春秋传》曰：‘虔刘我边垂。’谓劫夺人物以相挠也。如郑君说，是‘矫虔’为‘挠扰’之义，故与‘夺攘’连文。”[6](p.407)
矫，见纽豪韵。虔，群纽寒桓韵。见、群皆为牙音，邻纽例得相通。矫虔，亦作“挢虔”。矫虔依声托形，连音为义。
高邮王氏父子联绵词研究的最重要的贡献是揭示了少数来源特殊的联绵词。这些联绵词源于同义、近义词素的连音。这些由同义、近义词素连音构成的联绵词本来不是单纯词，是同义、近义联合复合词，是合成词。在文献语言的历时演变中，由于形讹、通假等原因，其语法构词的词素聚合义已演变为语音构词的语音整合义。王氏父子对这一类联绵词的构形特点及其词义特征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王念孙曾曰：“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说者望文生义，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指。”[6](p.407)“求之愈深，失之愈远，所谓大道以多歧亡羊者也。”[6](p.410)王氏父子以连语解读《尚书》的这一类联绵词则屡屡得古圣贤之心语。
有扈氏威侮五行。（《虞夏书·甘誓》）
古训多以“威侮”分训，以“威”为“虐”。《史记·夏本纪》之《集解》引郑玄曰：“威侮，暴逆之。”然“暴逆五行”与经义不协。
王引之曰：“威、侮二字，义不相属。‘威’为‘暴虐’，‘侮’为‘轻慢’，不得合言虐慢也。且人与天地之五行，何暴虐之有乎？威，疑当作‘烕’（灭）。烕者，蔑之假借也。蔑，轻也。蔑侮五行，言轻慢五行。《逸周书·克殷篇》：‘侮烕神祀不祀。’《史记·周本纪》‘烕’作‘蔑’。倒言之则曰‘蔑侮’。《说苑·指武篇》：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老，是也。‘烕’与‘威’形极相似。世人多见‘威’，少见‘烕’，故‘烕’字讹为‘威’矣。《墨子·明鬼篇》引此作‘威侮五行’，亦‘蔑侮’之误。”[3](p.79)杨筠如先生曰：“《易·剥》：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释文》：‘烕’作‘蔑’。是‘烕’‘蔑’可以通假。”[7](p.87)
威侮，或作“侮烕”，或作“蔑侮”，皆以音寻形，连文为义。威，明纽曷末韵；烕，明纽曷末韵；侮，明纽侯韵。威、烕双声叠韵，威、烕、侮皆为双声字。“威侮”、“侮烕”、“蔑侮”皆为双声通假。王、杨以“威”为“烕”之形讹，而“烕”为“蔑”借，则试图演绎其同音通假的语源。
王氏父子突破单音词词形的局限，根据字音求索汉语复音化的连音式构词方式，以音索形，“上下同义，不可分训”。王氏的连语理论和连语的训诂实践，拓展了《尚书》语词研究的空间，为后世导夫先路，以为范式。连语成为后世学者解难释疑明经达道的常用利器。
克由绎之。（《周书·立政》）
曾运乾先生曰：“由绎，双声联绵词，犹言筹箸审慎。所谓国君进贤如不得已也。言商周先王官人，皆先度量其功，次又审慎于心，灼知其贤，兹乃使治。”[8](p.255)先师周秉钧先生也认为“由绎”是通假字，以“由绎”作“诱掖”，曰：“由绎，疑即‘诱掖’，同音通用，《诗·衡门》《序》：诱掖其君。笺云：扶持也。”[9](p.271)
由，或作“繇”，或作“犹”。由、繇双声邻韵。由，萧韵。繇，豪韵。由、犹，喻纽萧韵，双声叠韵。
由绎，由，喻纽萧韵；绎，喻纽铎韵。“由绎”皆为喻纽三等字，上古为定纽。故符定一先生《联绵字典·午·田部》：“由绎，双声定纽。”由绎、繇绎、犹绎、诱掖，双声邻韵，皆连语为义，义实一也。
联绵词“合二字之声以成一字之意”，具有书写形式多样性的特点。例如“逶迤”一词，在文献中的异形词初步统计就有32个之多。今文《尚书》的联绵词同样具有一词多形的特点，几乎每个联绵词都有异形词。诸如：诪张／侜张、辀张、舟张，由绎／繇绎、犹绎、诱掖，析支／赐支、鲜支，鸱义／消义、蚩义。当然，今文《尚书》的联绵词也有明显个性化的写词特点。一是多数联绵词两个音节中仅仅是一个音节有异形，另一个音节字形往往固定不变。如上例：诪、侜、辀、舟／张，由、繇／绎，析、赐、鲜／支，鸱、消、蚩／义。二是有些联绵词两个音节的位置并不固定，可前后易位。例如：威（烕）侮／侮烕。书写形式的多样性和音节位置的变易性，一方面从不同的侧面说明联绵词的单字表音复音表义的构形特征和表义特征，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读经解经的难度。高邮王氏父子的连语理论和解经实践，因声索形，明连语之式，对经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具有双重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三、通假破读的因声求义
王氏父子精通古音，王念孙造诣尤深。古音学知识和文献解释学的结合就产生了“因声求义”的理论。王念孙曾曰：“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10](p.1)“大氐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10](p.198)王引之也指出：“字有假借，则改其读。”[3](p.2)“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是以汉世经师作注，有‘读为’之例，有‘当作’之条，皆由声同声近者以意逆之而得其本字，所谓好学深思，心得其意也。”[3](p.756)因声音，破假借，求本字，是王氏父子解说《书经》常用的文献解释学方法。
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虞夏书·尧典》）
恤，郑玄注《周礼》曰“谓灾危相忧”。《孔传》训为“忧”。《史记·五帝本纪》引作“静”，《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今文作‘谧’。”旧注歧说纷纭，莫衷一是。
恤，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考证字本作“卹”，为唐卫包所改。“卹”者，慎也。《经义述闻》曰：“卹、谧、溢，古声相近而字亦相通。《说文》：谧，静语也。一曰无声。《尔雅》：慎、谧、密，静也。是‘静’与‘慎’同义。”“惟刑之卹，与两‘钦哉’连文，即《康诰》所谓慎罚也。《召诰》曰：上下勤卹。亦谓君臣皆勤慎也。慎，即上文所谓敬德也。《多士》曰：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卹祀。卹，亦慎也。慎祀，即《召诰》、《洛诰》所谓毖祀也。《立政》曰：知卹鲜哉。知卹，谓知慎用人之道也。下文惟禹汤文武为能知恤，故曰鲜哉。而《传》皆训‘卹’为‘忧’。惟刑之忧、上下勤忧、知忧鲜哉，皆不合经旨。明德忧祀，则义犹不可通。”王伯申先据音理说明“卹”、“谧”通假，再由“卹”训“慎”，“慎”、“静”同义，说明“卹”与“谧”、“静”异文之理据，然后运用“内证法”，列举《书经》里“卹”之语例，证“卹”之“慎”义，层层推因，豁然贯通，知为确诂。
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商书·盘庚中》）
暂遇奸宄，《孔传》曰：“暂遇人而劫夺之，为奸于外，为宄于内。”[11](p.171)《蔡传》谓“暂时所遇为奸为宄”（蔡沈《书经集传》卷3，光绪庚寅季夏桂垣书局刊本）。
王伯申认为孔、蔡之训与上下文义不贯，《蔡传》其说尤谬。暂，当读为“渐”，诈也。遇，读为“偶”，邪也。《经义述闻》曰：“经凡言寇贼奸宄（尧典）、草窃奸宄（微子）、寇攘奸宄（康诰）、鸱义奸宄（吕刑）及《盘庚》上篇之‘败祸奸宄’，皆四字平列。此‘暂遇奸宄’亦然。”王氏从《书经》本身的文例，又佐以大量书证，“暂”、“遇”通假之说确然无疑。
王曰：对！汝典听朕毖，勿辩乃司民湎于酒。（《周书·酒诰》）
辩，旧注或训为“治”，以“勿辩乃司”为句；或训为“说”，以“勿辩”为句。王氏父子以旧注皆失古义，句读亦乖。王念孙以“辩”为“俾”之借，“俾”则“使”之义。
《经义述闻》：“家大人曰‘辩’之言‘使’也。《书序》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马融本‘俾’作‘辩’，辩、俾声近而意同。《洛诰》：平来以图。《传》训‘平’为‘使’，平、辩亦声近义同。”《广雅·释诂》：“辩，使也。”《孔传》：“辩，使也。勿使女（汝）主民之吏湎于酒。”王说承用古训，因声求义，明古训音义之由，得经义之旨。
《尚书》不仅通假字数量多，而且通假字与本字，通假义与本义呈现出多样性的联系，具有通假现象的早期形态特征。一般认为通假具有单向性，《尚书》则有相当数量的本字通假字双向通假。一般认为通假字与本字是一对一的关系，《尚书》则有相当数量的通假现象一个通假字有几个本字，或一个本字有几个通假字。一般认为通假字与本字共存于一部文献一个语言系统中，《尚书》则有不用本字本义，只用通假字通假义的现象。王氏父子说《书》特别注重因声求义。方法的理性认识以及娴熟的理性运用，方法的正确以及运用的自觉，常令人击节赞叹，给后代学者很大启发，得以不断认识具有早期形态特征的《尚书》通假现象。
惟时天罔念闻。（《周书·多士》）
《经义述闻》：“闻，与‘问’通。”
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周书·吕刑》）
《尚书易解》：“问，犹‘闻’也。闻、问古通。清问，明闻也。”
问、闻互相双向通假。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虞夏书·尧典》）
《尚书易解》：“载，事也。”“采，事也。”“此言有能进用推广帝尧之事业，使之居百揆之官领导政事者，谁乎？”
《说文·车部》：“载，乘也。”《说文·木部》：“采，捋取也。从木，从爪。”
“载”、“采”二字均是“事”之通假字。
百揆时叙。（《虞夏书·尧典》）
《经义述闻》：“时叙，犹‘承叙’也。承叙者，承顺也。”“承、时一声之转。”
时我。（《周书·君奭》）
《尚书易解》：“时，借为‘恃’。《吕览·恃君览》，《史记索隐》作《时君览》，‘时’与‘恃’古通用。”
“时”是“承”、“恃”两个字的通假字。
鸟兽希革。（《虞夏书·尧典》）
郑玄注：“夏时毛疏皮见。”《尚书易解》：“革，当读为‘
’。”“希革”即“希”，就是“羽毛稀疏”。《说文·羽部》：“，翅也。从羽，革声。古翮切。”《玉篇》：“，羽也。”“革”的本义却是经过加工的兽皮。《说文·革部》：“革，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像古文革之形。”
《尚书》未见“”字，那么在《尚书》中自然也就没有本义。《尚书》中既出现“革”这个通假字，也就只用通假义。
《尚书》通假现象的字形联系比较少见，多数通假现象本字与通假字之间在形体结构上没有联系。王筠曰：“古人用字，惟以声为主。”文献典籍愈古老，通假现象愈普遍，亦愈复杂。
《尚书》千百年来历经沧桑，几度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又兼今文古文之争，逸书晚书伪书之辩，经文本身的问题即甚于别的经典。更兼汉字的时空变易、《书经》传抄刻印的人为改易以及历代经师说《书》的强经就我，《书经》“诘屈聱牙”，近乎天书。王念孙在《读书杂志·自序》中分析古书致误的情况，对“形讹”这一现象就有诸多举证：“有因篆及古文形体相似而讹者”、“有因隶书形体相似而讹者”、“有与或体相似而讹者”、“有两字连讹者”等。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卷三十二·通说下》中亦列专节说明经书中的“形讹”。面对文献典籍中成因各异纷繁杂乱的字形歧异现象，字音就成了辨识字形变易的重要工具，声韵学方法就成了解读经书的重要途径。黄季刚先生曰：“九州殊语，同本炎黄，为变虽多，寻原则简，盖声以统义，字义定形。凡在诸华，无能逾越。”[12]王念孙曾曰：“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13]王氏父子强调研读经书必懂古音，必知因声求义之法。王氏言曰：“若夫辨点画之正俗，察篆隶之繁省，沾沾自谓得之，而于转注假借之通例，茫乎未之有闻，是知有文字而不知有声音训诂也。”[13]
王氏父子运用声韵学方法解经，采取非常严格的科学态度，决不惟音是从，惟音是用，滥言因声求义。“以音求义”必“参之他经，证以成训”。王氏每立一说必穷考源流，详征博引，剖析入微。未决者，则付之存疑，决不妄下臆说，贻误后人。王念孙作《广雅疏证》每有疑者则注“不知”、“未详”、“训诂无证”，以待能者。王引之亦语于人曰：“吾用小学校经，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书体六、七变，写官主之；写官误，则为改。孟蜀以降，椠工主之；椠工误，则为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声音文字而改经，以不误为误，是妄改也，则为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没，汉之初，经师无竹帛异字，博矣，吾不能择一字以定，则不改。假借之法，由来久矣；其本字什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则考文之圣之任也，则不改。写官椠工误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群书无佐证，惧后来之借口也，则又不改焉。”[14](p．165-166)清代乾嘉时期，学者如林，大师辈出，名著不绝。王氏父子能取得杰出的研究成果和极高的学术声誉，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也是重要原因。王氏父子精通古音之学，熟知文献典籍，重视实际语料，善于类比归纳。既能继承前人，又能创新发展；既能启迪来者，又能促成后学。段玉裁曾推崇王念孙“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15]。段说不为虚语，王氏父子以古音得古义，实天下一家而已矣！王氏父子《书经》解读声韵学方法理论的日益完善和实践的广泛深入，有力地推动了清代的经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使之达到前所未有的学术高度。
收稿日期：2002-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