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高速增长与劳动——资本比率下降——对其形成原因的一个宏观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其论文,乡镇企业论文,比率论文,资本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镇企业的高速增长问题和与之相伴随的资本趋密化（即劳动——资本比率下降）的问题，一直是社会各方面十分关注和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乡镇企业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项重大成果，且作为中国经济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经济部门，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制度条件，其发展具有独特的、不同于传统国营企业和西方自由市场制度下企业的性质和行为，因此我们不能以通常的规范和观念来看待乡镇企业增长和发展中的问题及行为特征。本文试图对上述两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说明，并对形成这两方面问题的原因进行讨论。第一部分检验了增长的统计事实，第二部分从宏观上分析了乡镇企业高速增长的原因，第三部分解释了劳动资本比率下降的原因。
一、乡镇企业的增长和增长的地域格局
乡镇企业在整个80年代始终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1978─1993年，全国乡镇企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1.84%；1978年─1984年间，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9.38%；1985年─1990年为28.3%；1990年─1993年为44.65%。乡镇企业的增长根据宏观政策的变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3年，此间农村改革由开始到逐步完成，并于1984年正式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其增长相对较为平缓；第二阶段从1984—1989年则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虽然期间曾遭遇过几次严厉的宏观紧缩，但其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在30%以上；第三阶段是1990年以后，在1990年和1991年连续两年因宏观调控减低了增长速度之后，1992年和1993年连续两年出现高速反弹。
改革开放以来，从乡镇企业和增长水平来看，30个省区间的差别是十分巨大的。华东1区（江、浙、沪、鲁）1978年，全国增长速度为25.4%，其中有9.69个百分点是由该区贡献的，占到全国增长的38 %；而到1992年全国增长速度为52.4%，其中华东1区贡献了23.6个百分点， 占到45.3%，换言之1992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出增长的52.14个百分点中，有23.46个百分点是由华东1区贡献的。而整个西部地区虽然省市个数占到全国的近1/3，乡村人口高出华东四省区近10个百分点， 但其对总增长的贡献始终保持在4─5个百分点左右，1978年西部地区（西南、西北）占到总增长的19.92%，到1986年占到总增长的11.56%，到1992年占到全国总增长的7.77%，这样的增长格局和特征在我们制定乡镇企业的发展政策时，应予以高度的重视。
二、关于高速增长原因的宏观分析
关于乡镇企业高速增长问题各界都有着褒贬不一的评价。由于评价的不同，对于高速增长原因会存在着大相径庭的解释。这里仅从宏观上给出其高速增长原因的大致图景。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社区劳动力就业压力加大。在人民公社时期并非不存在劳动力剩余的问题，而是因为制度原因使得农村就业问题无法表现出来。因为集体劳动既无法监督也无法测量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因此偷懒的激励会远远大于努力劳动的激励。尽管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使得农民的温饱得以初步解决，但收入仍然很低，因此劳动力剩余的的压力促使农民去开拓新的就业渠道。
（二）政策不再限制农民从事农副业生产和非农产业的经营。
（三）随着农户的农副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归属于农民支配的经济剩余开始逐渐增加，农民开始有了初步的积累。由于当时并不存在可供农民进行投资选择的资本市场，因此社区内部通过集资进行非农产业的投资，便成为一种最为节约成本的合理选择。一方面因为资本市场的缺乏和城乡隔绝的工业化战略，使得农民除了投资重新办厂便难以寻找到分享工业利润的渠道，而社区内部熟识人之间结成投资伙伴，集资则成为替代资本市场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投资行为的选择除了其他因素外无疑交易费用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影响农民将农业的经济剩余投入到非农产业的另一个原因是与整个80年代我们仍然实行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有关。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法律意义上其所有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却使农村地区的产权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要素的使用权方面政府强制性的合约权益大大减小，农户的剩余权益大大加强，而与此同时在分配方面农户的剩余要求权也更加明确，这正是责任制的激励作用所在。既然农民和社区对于经济剩余有了充分的支配权，那么在进行投资选择时，低价收购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生产）就很难进入其商业性的投资选择序列中去（一般情况下社区或农民是通过更多的劳动投入而非大规模的资本投入来增加粮食生产的产出），农民必然会走向具有更高利润的产业。而社区内集资和政府支持以及信贷的供给，使得乡镇企业跨越了最初的资本“门槛”的约束。
（四）农村中正规信用机构的双重功能，使得大量的信贷资本流向非农产业。我国农村地域内的金融机构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在整个80年代，尤其是在1984年以后它们一方面担负着支持农业发展，保证国家农产品收购的资金，履行着国家政策性银行的功能，同时它们又必须通过资金运行实现利润，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商业银行的性质。正是正规信用机构的这一双重性使得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有了获得正规金融系统支持的可能，因为作为其拥有商业性的一面，寻求利润、规避网险、确保信贷资金的安全就必然成为其经营目标的内容。毕竟，一个工业项目与向千家万户的农民贷款相比，不仅贷款利率更高，而且回收贷款的成本和贷款风险也要小得多。据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对十省200家大型乡镇工业企业的调查表明：自1984─1990 年样本企业的负债率始终保持在54%─56%之间，七年间尽管经历了各种宏观政策的变动，但其负债率几乎保持不变。另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司的财务汇总资料表明1993年全国乡村企业的负债比率已达65.73%， 其中乡办企业为70.53%，村办企业为58.2%。 从乡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银行在乡镇企业资本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1986年乡村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扶持资金占3.62%，主管部门下拨资金占8.51%，银行贷款占43.76%，引进资金占8.03 %，企业自有资金占28.4%，其他资金占7.6%。到1992 年扶持资金占实际完成投资的1.77%，主管部门下拨资金占4.24%，银行贷款占38.89%， 引进资金占13.8%，自有资金占33.1%，其他资金占8.26%。
（五）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村出于对财政利益的考虑，也对发展乡镇企业具有很高的积极性。这一激励的产生与我国的政治结构有关。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最低一级政府组织，村一方面作为自治组织同时又是政府的一级代理机构，他们负责管理着中国最基础的社会区域，中央政府不仅对其管理投入极少，而且常常连工资和日常开支都需要他们自己筹集。这一方面取决区域的税收（或村集体提留），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社区经济活动和经济剩余的规模。1993年仅乡村两级企业上缴乡（村）利润为125.17亿元，占到可供分配利润的25.71%， 如果考虑乡村两级可支配的经济剩余的数额将远远超过此一比例数。当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后，乡财政收入和村集体提留的增加也使乡村投资非农产业具备了相应的基础。此外社区和政府的参与使得企业对社区内部和外部的资源动员能力大大加强。
另外需要强调的一个因素是市场结构。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增长的战略，轻工业的发展十分迟缓，因此在市场上留下了许多空白，为乡镇企业的进入留下了巨大的活动空间。乡镇企业能在十数年的时间内，达到国营企业近半的产出规模，不能不说与国营企业留下了大量的市场空间有关。
但是仅凭上述原因还不足以推动乡镇企业在80年代的调整增长。因为类似要素方面的积累国营企业要远远强过乡镇企业，而且国营企业拥有更多的技术、人才、管理经验和更为充实的资金供给，但国营企业却未能获得这样的增长实绩，这里的差别在于产权制度及由此而形成的激励结构的差别。在这里我们仅论及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一个问题：关于乡镇企业高速增长中劳动——资本比率下降的问题，或者说乡镇企业中目前出现的单位资本汲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的问题。此一问题始终与乡镇企业高速增长相伴随，是高速增长的宏观效应之一。
三、对劳动——资本比率下降的一个解释
1978─1983年乡村企业职工人数年均增长速度3.5%， 而同期乡村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年均增长速度为15.65%，1984─1989 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年均增长速度为12.46%，而1985─1989 年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年均增长速度为35.1%，1990─1993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年均增长速度为6.53%，同期固定资产年均增长31.11%。也就是说自1978 年以来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增长速度高于劳动力十几到二十多个百分点。1978年乡村企业平均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为1.6万元，而1986年为6.24万元，1992年则已达22.85万元。1986年比1978年增长290%，而1992年比1986年增长226.2%。1978年乡村企业平均劳动资本比率为12.3人/万元。1986年比1978年下降55.04%，1992年比1986年又下降 57.69% （这里并未有包括村以下企业的统计，如果包括了村以下企业此一比率将会具有更高的水平。下降的幅度也会小得多。
如何来看待这一结果？
第一，并非由于劳动力价格上升过快所致，仍然是资本价格过低和资本市场不完善的结果。从80年代中期农业银行对乡镇企业一年期固定资产的贷款利率为7.8%，到目前所执行的利率为10.78%。全国乡村企业当年利息支出占当年贷款总额的比率，1986年为6.5%，1992年为10.39%，年均增长仅为8.13%。1978─1984年乡村企业工资总额年均增长速度为18.43%，1985─1990年年均增长速度为15%， 同期全部乡镇企业的工资总额年均增长速度为19%。据社科院经济所对912 家国有企业的调查表明，1985─1990年间大型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增长速度为19.2%，中型企业为17%。1978─1994年为12.52%， 这一工资增长的水平如果扣除通货膨胀还将下降。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司1993年财务汇总资料计算，百元工资利润率为82.19%，而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利润率为20.46%。这说明乡镇企业的工资增长几乎与国营企业相近，而且乡镇企业工资水平要比国营企业低。
第二，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大大提高了乡镇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1986年乡村企业新建项目固定资产的平均投资规模为17.51万元 ，而平均每个建设项目的投资总额为17.27万元，到1992年则分别为42.83万元和26.19万元，比1986年分别增长144.6%和51.65%。 由于每种产品的市场份额在一定的时期内是一定的，先期进入市场的企业将首先选择投资少、回收快、技术简单的产品来进行生产，由于这些产品技术资本含量都较低，因此进入门槛也就很低，此类产品的市场将很快饱和，而后来者则将失去占领这一市场的机会。后来者希望在现有的市场中分割一块市场份额，那么他或者必须改进技术，在产品质量或更新换代方面进行投入，这将增加后来者资本投入的规模；或者选择新的市场空白点，寻找新的投资机会。由于资本技术含量较低的市场已基本瓜分殆尽，因此只能选择资本技术相对密集的产品进行投入。这也是落后地区难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目前所面临的现实是：高速增长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迅速跨越资本技术缺乏的门槛。因此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对乡镇企业而言的基本投资逻辑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的需求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为满足市场需求，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利用初期低级产品生产所获得的利润开始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或大规模投资于新的高技术或资本相对密集的项目，而落后地区则没有机会象发达地区初始发展时那样从劳动高度密集的产品开始最初的资本形成，而是一开始就面临完全不同的市场需求结构，或者说将面对相对更加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品选择序列。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区域差异的产生，其原因之一，并不在于初期的投资规模大小，而在于进入市场的时间先后。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乡镇企业劳动——资本比率的上升，市场的变化起了很重要的引导作用。
第三，如果把农村乡镇企业（或乡村非农产业，特别是农村工业）的发展看作为国家工作化新的继起阶段，那么乡镇企业劳动——资本比率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化的演进有着其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随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无论新办企业还是老企业，其利润动机都大大加强，而企业的社区性正在逐步减弱，更加符合工业化的要求。因此，我们不仅仍仅限于对乡镇企业看作为仅是解决农村就业的企业组织，而且应该将乡镇企业看作为整个国家工业化的一部分，因此，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必须遵循工业化演进的规律。另一方面是在此过程中所有制结构调所致。有关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些必然规律已经有了很多的论述，这里我们将不再赘述，而主要对后一方面的原因进行分析。乡镇企业经过十数年的成长，其地位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由原来的补充地位上升至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位置。1988年乡镇工业企业的产值已经占到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值的50.02%，而这一切如果从1978 年开始计算也就是短短的十年时间。地位的变化并不仅仅是意味着比率的大小或孰重孰轻的问题，关键在于乡镇企业已经开始成为国营企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当乡镇企业开始分割国营企业原有的市场时，国营企业便开始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当乡镇企业通过国营企业的二手设备逐渐积累其资本之后，准备进入原属国营企业的市场领域时，才突然发现我们的资本市场的极其不完善，不仅兼并难以实现，连资本存量的流转都需要支付极高的交易费用。当兼并的交易费用高到比重新建厂更加昂贵，那么乡镇企业家们及社区政府自然就会做出他们的选择。为了能在市场上战胜资本技术比乡镇企业更加密集的国营企业，他们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本，获得更新的技术，这自然也就使得他们的劳动——资本比率大幅度下降。也许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但这并不是农民或社区、政府的选择错误，而应该将其视为一种由于制度的不完善所不得不支付的成本。如果没有这一部分成本的支付，我们不仅无法获得这一部分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同时也难以推进国营企业制度的改革和效率的提高。既能获得这一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又要尽可能地减少这样的制度费用，我想这正是社会对经济学家的服务需求。
第四，从前面对区域增长的分析中，东部四省区已占到整个增长的一半。因此目前资本劳动比率下降趋势很大程度是这一地区的实际状况的反映。而对东部和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下降趋势应该予以大力支持和鼓励，通过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的升级换代，可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以让出国内市场使中西部地区有进入市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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