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琨[1]2001年在《论“五四”以来农村题材小说中觉醒的女性形象》文中研究表明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对待女性的态度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人口中的多数是农村妇女，她们受封建思想意识毒害最深，因此，她们的生活状态最易暴露社会的本质矛盾，最能引起人们的关切和同情。所以，任何时代的革命家和进步文学家都十分关注农村妇女。反映她们的命运，探索她们的解放，是许多作家为之付诸心血的领域。如果说：“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并且“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的话，那么，对“五四”以来农村题材小说中觉醒的女性形象作一个系统的全面梳理，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本文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为线索，依据中国文学发展的时代特点及各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力求系统，全面地分析“五四”以来各个阶段农村题材小说中觉醒的女性形象及其历史价值、社会意义，展示各个阶段农村妇女解放的程度及其在求解放进程中所遇到的严重障碍和发展趋势。当然也从中透视出我们社会的解放程度及文明程度。 全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从艺术与现实的角度，阐述了广大妇女的历史命运，指出中国妇女的缠脚布虽早已除去，但精神上的“裹脚布”却是依然存在，制遏着女性，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妇女的彻底解放将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贯穿于我们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整个过程；第 I’自奏着。［r下 L厂六 j二：＼／ 二部分，通过对“五四”以来各个时期农村题材小说中觉醒的女性形象 的分析，展现了农村妇女由二十年代封建栓桔下“人”的觉醒，到新时期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历史进程，指出中国广大农村妇女已完成了 由奴隶到人到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解放，标志着中国广大 农村妇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已昂起了主人公的头颅，从中我们看到 了一部中国农村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发展史；第叁部分，论述了这一觉 醒的女性形象系列塑造的特点：其一，社会生活、妇女求解放历程的生 动展示；其二，作家艺术感觉与创造精神的充分展现。从而指出：她们 都是时代的产物，她们的命运与祖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连；她们寻求 新生活的足迹，清晰地再现了农村妇女求解放的历程。作家们对她们 命运的关注、描述，寄托了女性美好的愿望，体现了作家创作倾向：以理 性的眼光从正面为农村妇女张目＊ 喊、呼唤更高层次的新女性，在现 实生活中诞生；第四、五两部分，简要分析了各个时期女性形象塑造的 局限性及九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缺乏新女性形象的原因，以引起从 事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者的思考一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妇女的生 活现状、社会地位及解放程度仍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关注农村 妇女命运仍是当今乡村小说家的任务。愿作家承担起这个任务，以老 一辈作家为榜样，为市场经济下繁荣和发展的新农村塑造出“新人”形 象，特别是女性。
金美英[2]2012年在《中韩现代女作家的女性意识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就是隔海相望的近邻,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在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领域都有深入的交往与相似的历史。特别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与韩国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经历了共同的历史命运,形成了类似的文学现象。作为生活在20世纪后半期的韩国公民,我认为深入探讨20世纪这段历史极具意义。笔者在韩国时就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本科和硕士期间曾选择这一话题进行研究。2008年,当我有幸从韩国考入浙江大学就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业博士,基于上述状况,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韩两国现代女作家女性意识比较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我以为这样的选题,对我而言,或许更切实,也更有意义。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萧红与姜敬爱是中韩现代文学史上的着名女作家,在中韩文学史特别是女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本文以萧红与姜敬爱创作的反映民族、国家、阶级、女性的作品为对象,从女性意识以及女性命运的角度契入,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全面深入概括和分析中韩两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轨迹、历史命运、时代贡献及其彼此的异同之处,藉以为当下创作和研究特别是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借鉴和启迪。全文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叁大部分。绪论：主要对研究对象、女性文学及其相关概念等作了界定,同时还对女性文学研究现状、论文的写作意图和具体内容框架,进行了介绍。第一章：主要从宏观层面对20世纪中韩女性文学做了梳理。它包括了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整体性角度爬梳了中韩女性文学观念的变迁和女性意识彰显,一是从纵向上分析了中韩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第二章：主要分析萧红与姜敬爱两位中韩作家的题材对象与人生情怀。从历史和社会变革、爱情和婚姻、人生关怀角度契入,并由此及彼,揭示各自民族文化的异同悲剧及其相关特点。第叁章：主要考察萧红与姜敬爱两位中韩作家的性别观念和苦难意识。具体围绕女性悲剧的生态环境、民众苦难的真实书写、民族灵魂的深入探索叁方面展开,它揭示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非正常的社会环境下,社会底层弱势群体尤其是女性的苦难生活及其悲剧命运。第四章：主要探讨萧红与姜敬爱两位中韩作家的形象塑造。分男性和女性两大谱系：前者是乡土农村中的愚夫、城市文明中的市民知识分子；后者是艰苦环境中悲惨命运的女性、对旧道德旧礼教反抗而斗争的女性、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等,它集中地体现了她们现代的女性意识第五章：主要分析萧红与姜敬爱两位中韩作家的叙述方式。具体又分审美追求、文体选择和语言风格叁个层面,从这样角度展开对彼此异同的比较分析,从中触摸探讨她们独特艺术风格并探寻其艺术成因。结语：在前面论述的基础上,进而对萧红与姜敬爱两位中韩作家的文学成就、历史局限和历史及现实意义进行简要的归纳和总结。
凌菁[3]2016年在《丁玲的多重身份与其文学活动》文中研究说明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典型人物。她一生的文学活动折射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转折,丁玲的人生轨迹及其围绕她出现的“丁玲现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学、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丁玲成为洞察中国知识分子在追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丁玲文学活动的复杂性源于丁玲身份的多样性和变动性。通过探讨丁玲的多重身份与其文学活动之间的关系,来考察丁玲在复杂的身份谱系中对自我主体身份的追寻与失落,丁玲一生的文学活动表现出浓厚的作者情怀和强烈的“五四”精神。丁玲一生经历作家、战士、文化官员以及右派等多种身份的转变。她每一次身份的转变都是自身主动认同与外部社会力量综合而成的结果。在各种社会身份的背后,丁玲内心一直坚守着对作家主体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在不同时期通过她的书写或其他文学活动方式体现出来。20世纪20年代,丁玲作为一个“娜拉式”的新女性离开家庭寻求女性的主体身份。在上海,丁玲选择了作家身份以性别叙事来建构女性的主体性,但女性的现实境遇及动荡的社会现实使其陷入性别迷茫的叙事焦虑之中,丁玲在这个阶段不断地在寻求新的突破。20世纪30年代,丁玲以战士的身份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力图实现对女性主体的自我救赎。战士身份虽然导致了丁玲创作的转型,但丁玲在书写革命时没有放弃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她的革命叙事呈现出复调话语的特点。她通过民族话语与个体话语的交叉、碰撞来思考个体与民族之间的关系。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丁玲尽管被不断地改造并进行了“自我改造”,但内心对主体身份的追求没有改变,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仍带有鲜明的启蒙色彩,小说关注的焦点依然集中在对国民性的批判上。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因拥有丰富的革命文学资源,而被体制规训成为一名文化官员。在体制的规约下丁玲实践着文化官员的身份,成为文学新体制的营造者和文艺导向的制定者。但丁玲内心强烈的创作情结和对文学理想的追求,又使其溢出主流话语之外,提出了诸如“一本主义”、尊重历史、独立思考等观点来体现自己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韧性坚守。丁玲的“五四”情怀使其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被扣上“右派”帽子清理出文学队伍,开始了长达20年的风雪人生。丁玲以隐忍、检讨等方式来寻求政治上的认同与接纳,一度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的个性。但丁玲在与命运抗争的同时,让人看见了一颗倔强的灵魂和对个体生命尊严的守护以及对写作理想的坚守。20世纪70年代后期丁玲回归体制后,她以迎合主流的姿态跻身文艺界,并为了消弥身上的污名而作出了一些不被常人理解的举动和行为,一度造成人格上的缺失。1984年,丁玲恢复合法身份后开始积极创办《中国》杂志试图承袭“五四”文学衣钵,以续写自己对主体身份的追寻,实现自己对文学理想的追求。《中国》以开放自由的姿态引导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方向,为知识分子建构了一个自由言说的公共领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现代事件”。丁玲一生在各种身份的纠葛中追寻自我主体。革命、战争、政治、人事等因素的影响虽一度使丁玲的主体性丧失,但她内心对“五四”精神的坚守使她没有一味沉沦于时局话语中,从而使得其文学活动呈现复杂的态势。丁玲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关心个体命运,在集体主义话语中坚守理性思考,启蒙色彩始终贯穿其一生的文学活动。从身份认同角度考察丁玲整个一生的文学活动,可以还原一个丰富、真实、立体的丁玲形象,进而可以揭示中国现代化革命进程中政治与文学、个人与群体、传统与现代等之间复杂的关系,求解其中隐含的深邃问题。
齐学领[4]2014年在《超越感伤》文中提出庐隐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符号，紧紧地和“五四”运动绑在了一起，庐隐以“问题小说”迅速登上文坛，运用“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写法成为文坛的一支奇葩。笔者之所以选择研究庐隐创作特征的丰富性，一方面是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庐隐，丰富文学史上的作家形象。另一方面是为了打破已有的研究视域，敢于挑战被建构的文学史，深入挖掘庐隐本人、作品及文本背后的内容，为她付出的努力正名。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感伤文学：庐隐的文学史定位。力图还原“五四”落潮后青年人苦闷、彷徨的社会场域以及妇女解放运动兴起后女性在面临道路选择时流露出的感伤情绪滥觞的时代背景。笔者把庐隐放在这一背景下，集中论述庐隐在“五四”青年和“五四”新女性双重身份下的“感伤”和“悲哀”是如何形成，在作品中是如何表现，如何形成感伤主义风格的。宏大的时代背景加上浓厚的个人感伤色彩，自然使研究者们形成了固定的研究视角和研究主题，因此很容易忽视庐隐作品中其它的创作特征，所以历年来对庐隐的研究存在着符号化、单一化的现象，这些都将在第一章中进行论述。第二章、庐隐执着的抗争精神。笔者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发现，在庐隐的小说、散文、杂文等体裁中都展现出了一名新时代女性对于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反思、社会不公的反抗精神。作为小说创作者的庐隐是以两种身份来写作的，一种是作为国家公民的身份关注着社会，对社会上存在的不公平现象进行着不懈地抗争；另一种则是以女性身份关注着自己和女性同胞的命运，为她们的不幸鸣不平。而庐隐的杂文笔锋犀利，对社会中的黑暗现实进行面对面的较量和批判，散文倾吐真言，毫不掩饰和避讳自己的情感，表达着对自我和国家命运的关注。第叁章、对生命的追问和反思。虽然庐隐运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爱情和女性，但是她并非深陷自怨自艾和抱怨的“怪圈”之中，她的写作是有思路可循的，她对女性解放运动兴起之后的女性命运和出路进行着自己的探索。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庐隐只能成为“呐喊者”而不是“引路人”，她的探索终无“出路”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时代根源的。虽然庐隐最终也没有为女性同胞找到一条正确而光明的道路，但是她在探索之路上时刻都充满着对女性生命意识的反思精神，在“感伤”女性命运的同时融入了形而上的思考。第四章、庐隐小说文体特征的转变和超越。本章将体裁限定在庐隐的小说创作中，集中论述她小说创作中小说体式的转变以及小说风格上的追求和超越。庐隐的小说由最初的情节散漫、人物形象单一、直接抒情等主观抒情的小说体式逐渐向情节集中、人物形象丰富多样、客观写实的小说体式转变，这一转变体现了庐隐小说创作特征的丰富性。而在写作风格方面，一向以“感伤”风格闻名的庐隐所展现的“感伤”并非是一时的情感宣泄，在“感伤”的背后蕴含着抗争命运和社会现实，追求理想世界的精神超越。由此可见庐隐并非局限于“感伤”的情绪中不能自拔，她的创作特征极其丰富，时刻充满了对现实的关注和女性命运的反思，即使在“感伤”书写中也蕴含着超越“感伤”的因子，庐隐一直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关注着现实和命运，探索着未来的道路。
刘希[5]2008年在《论新世纪小说中的转型期乡村女性形象》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变化中的乡村和农民在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创作中成为新的写作资源。很多作家关注并努力表现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过程中乡土中国的现代性演进及阵痛,考察中国农民在此社会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冲突、价值归依以及新人格的艰难长成。而女性,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符号,在这两种文明长期对峙的跌宕起伏中,从独特角度叙述出城乡冲突中人类真实的生存境遇。本文旨在从新世纪乡土题材小说中考察那些以乡村女性为线索描写农村生活,或以乡村女性为主角描写她们个体成长的优秀作品,从中探索当代乡土文学如何在展示个体生命意义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新价值体系。同时,本文也尝试从一些结合了女性主义视角的乡土题材作品中透视在社会转型和商业化语境中的乡村女性的生存处境、精神图谱和相关女性话语的建立。本论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章是归纳并分析在新世纪乡土叙事中占很大比例的“进城”和“返乡”叙事中的乡村女性形象。这些乡村女性的生命体验成为透视乡土与城市的极好视角,这部分作品通过对社会转型期乡村女性形象和命运的描绘,在深层上触及了乡土中国在进行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价值困惑。而通过把握乡村女性形象与乡土中国的现代性脉动之间关系,我们可以考察乡土中国在进行现代化诉求过程中所面临的城乡价值失衡、对抗的状况以及寻求价值重估和新建的过程。可以说,这是通过乡村女性形象的分析来反思新世纪“进城”和“返乡”小说价值维度的;第二章是归纳并分析新世纪乡土题材小说中着力于乡村女性生命本身,旨在探讨乡村女性精神困境和主体觉醒与否的作品。它们通过塑造当代乡村女性形象为中国农村妇女人格成长状况提供了一份文学的精神备案。这些作品大部分由女性作家从女性视角完成,也包括突破了传统男性文化立场的男性作家的创作。比之于当下流行的都市写作,它们去言说当代乡村女性的自我评价、自我设计、自我创造和自我发现,去体悟她们的生之艰难和觉醒之艰难,既达成了对乡村女性这个主体的透视,最终也超越了女性形象本身达到了省察人生、人性和两性的目的。可以说,这是对作为一个相对弱势的文化群落的乡村女性的个体生命成长的追溯,是对其女性意识建构过程的思考和探寻。
万莲姣[6]2007年在《全球化视域里的中国性别诗学研究（1985-2005大陆）》文中提出鉴于目前中国文艺学领域还没有从诗学方面专门系统地阐发业已存在的中国性别诗学的情形，本文以1985-2005这20年来的中国大陆为具体时空标识，考察了全球化视域里的中国性别诗学“这一个”。文章首次分层辨析了性别诗学概念系统，找出了目前困扰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的症结所在；在此基础上，侧重探讨：A．中国本土性别诗学、B．西方性别诗学的中华地域化实践两方面的内容；既尊重基础性工作——女性文学研究，又依赖其集中表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不忽略“和而不同”这一不为性别而性别的文化审美价值“越界”。与此同时，本论题提供了一种诗学新景观，指出中国性别诗学的叁种类型，是在“性别审美意识形态”多元文化层面上、在审美目标大体一致的前提下得以呈现的：其一，在全球化视域里的中国性别诗学是一个独特的参照方，其公民女性主义审美实践，已不失为现实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学理论支撑之一；其二，人际(含性际)“差异中的平等与和谐”跨文化越界审美策略，有望塑成一种全球文化正义伦理风化之一。总之，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比较诗学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本论题：一是以文学为根据地，探讨的是一个基于性别的身心一体的“人”问题，而不应阻塞于目前被社会妖魔化的所谓女人“性”问题，或仅仅为所谓的男女关系问题；二是实现一个直截的现实目的，避免中国女性主义写作之路越走越窄，从而有望升华中国女性主义品格。
彭秀坤[7]2015年在《莫言小说创作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研究》文中提出莫言小说创作传承与重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既发扬了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主体性高扬的精神,又有对其实用理性的对抗,体现出一种审美现代性追求。在创作观念上,莫言倡导的个性化写作与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的个性化文学思想有共通之处。他提出的“民间写作”、“作为老百姓写作”和“自我写作”都强调边缘写作立场的重要性,也是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独立精神的自觉认同;而听从“内在自由”的叛逆写作与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的创作自由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文学创作应建立自己的“文学王国”,其以“本我”同化万物的思想体现了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个性化创新意识的延传。另外,莫言还提出要学习鲁迅的“自我批判”精神,主张忏悔写作,认为文学创作不仅要批判自我之恶,还要有“包容万物的博大胸怀”。在人物个性精神的表现上,首先,莫言初期小说在对人物肉身与精神冲突的书写中走向了对肉身存在的关注,身体存在意识的觉醒体现了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倡导的“以自身为本位”的个性主义精神的完善。其次,莫言小说创作由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的“精神自主”转向了“肉身自主”的探索,其既表现了源自身体本能的“自主形象”扩张的积极意义与唯我式个人主义的悖谬,也隐含着对传统利己个人主义思想在当代社会滋生的忧虑;男权文化下女性被动“自主”的悲剧命运、母性扩张的神圣与压抑子女个性成长的悖谬的书写则流露出对传统家族文化的否定;而“有价值的个性”人物肉身归宿的书写则体现了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自由思想的反思与调控。再次,莫言小说批判了专制社会、“常人”社会和假道学思想对人物个性的压抑,“种的退化”表达了与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不同的社会历史观,而身体异常者隐喻了新时期社会文化的转向;他的小说不仅展示了专制文化如何通过身体规训来实现身体与人的异化,还批判了功名文化、物欲文化和酒文化对人的异化,这也是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文化批判传统的拓展。最后,莫言小说创作继承了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的自我批判精神,呼吁人的个性忏悔与个性化生存方式的构建。从个性化叙事的文体自觉意识来看,莫言小说创作既有与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相似的形式创新精神,又有对其文体自觉意识的纠偏。其对文体互渗的探索体现了对五四小说私语化倾向的反拨;而叙述视角实验表现了对五四小说限知叙事的拒绝;感知化结构的运用反映了对五四小说心理化结构的补充和完善;而“言体”语言的诗性智慧与狂欢色彩则体现了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言心”语言的反抗。童年时期饥饿孤独的身体体验与话语压抑决定了莫言小说创作接受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的取向,而广采博取的兼容思想、“以人为本”的利民思想和万物有灵的泛神思想等齐文化血脉对其接受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的态度,以及传承与重构其个人主义思想与恋魅特征等都有很大影响;新时期文化生态的变化为传承与重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提供了现实土壤,而文学主体性理论则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持。莫言小说创作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的传承与重构实现了从表现“自我”到表现“自身”、从现代性到审美现代性、从“拿来”到“寻根”的创作转换,这也是我国20世纪的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由世纪初“重精神”向世纪末“重肉身”的身体一体化思想转型的表征。当然,这种传承与重构也带来了感性泛滥与理性约束、人物个性的转化与长篇小说结构的安排、个性表达与读者接受等方面的问题与不足。远离“重精神”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会让我们变得平庸,而远离“重肉身”的莫言小说,可能会使我们忽视肉身的存在。莫言小说创作传承与重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拯救“自身”的个性化写作,对当下的个人化写作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金润秀[8]2012年在《《妇女杂志》（1920-1925）的“新女性”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试图通过《妇女杂志》(1920-1925)来重新探讨“五四”时期“新女性形象”具有的多层意义。“新女性”的形象不是单一、固定的。“新女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没有一个确定的内涵。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它有着不同的阐述。有时它被当作女性的最高标准,有时则与奢侈、消费、淫荡连在一起。为了了解浮出历史地表的中国“新女性”,我们需要专门探讨“新女性”的言论空间。《妇女杂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新女性”提供了充足的研究资料和内容。本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及结语组成。绪论部分首先阐明《妇女杂志》的分期问题、选题缘由、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研究方法和创新观点、几个概念的界定。第一章,对传播媒体的《妇女杂志》(1920-1925)进行一番梳理和考察,探讨报刊史、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价值和该杂志包含的主体内容与编辑风格。第二章,《妇女杂志》是一本综合性的杂志,为了能够把握“新女性形象”,把评论、图画与广告也放在研究的范围内,进行研究。本文认为虽然“五四”时期与前期《妇女杂志》的差异在于大力提倡女性的解放,但是除了离开传统家庭去开创独立生活的独立女性以外,也仍然讨论了妇女在家庭内的新角色。可以说《妇女杂志》里面的“新女性”可以分为“新贤妻良母”与“新妇女”两种类型。从第叁章至第五章,把该杂志的文学作品评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第叁章,探讨《妇女杂志》(1920-1925)的改革在文学史上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第一,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进行改革的《妇女杂志》表现出新变的趋向,整体上可以说是新文学的一部分。第二,重视外国文学的译介及其文学的民族性。第叁,《妇女杂志》(1920-1925)在启蒙精神的推动下和启蒙弱小国民的责任感中,发现了“儿童”与“儿童文学”,借以摸索“造就一代新人”之路。第四,由于社会现实问题的日益严峻,人们普遍重视文学的实用功能,重视文学所负载的启蒙性质,而忽视文学的审美性、文学表达情感的功能。女作家与男性作家相比,女性作家自有独到的体验与思索。第四章,本文通过考察以个人主义意味浓重的“出走”与“自由恋爱”主题的文学作品里的“新女性形象”,来探讨“新女性”与“个人自主”之间的关系。本文归纳为个性解放的号召使女性形象发生变化,人们开始认识到个人领域的重要性,很多作品里出现离家出走、追求自由恋爱的“新女性”。但另一方面由于对强大民族国家的期盼,很多知识分子怕“出走”与对“自由恋爱”的热情会扰乱社会。第五章,本文通过文学作品的“新女性形象”,探讨“新女性”在“家庭/社会”上的新角色。作为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制度,家庭是构成新社会的基石,许多作品描写出女性在家庭改造上的新角色。女性在家庭的新角色可以分为新妻子与担当孩子养育的母亲,其目的是构想新的社会制度。还有《妇女杂志》(1920-1925)里出现以女性要在社会上生产、做出贡献为主内容的文学作品。很多作品描写女性的觉醒是因为当时男性知识分子认为女性的觉醒、改造等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而当时女性也强调女性要在社会上做出贡献的原因是通过积极参加社会上的生产活动,获得社会的认同,提高女性的地位以实现女性的解放。虽然《妇女杂志》(1920-1925)的女性话语是基于“五四”的个人主义,但也有一些关注阶级问题的文章与作品。有些作品反映了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上等阶级对底层劳动人民,尤其是对底层女性的剥削。最后从叁个方面得出结论：首先,新文化运动所倡导及需要的“新女性形象”；其次,从传统到现代演变的女性形象及其意义；另外“个人”、“家庭”、“社会”等新概念如何重构着女性形像。
姜丽清[9]2016年在《启蒙视域下的五四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启蒙运动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不仅在欧洲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更促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这一运动及其精髓也传到了中国,并在五四时期大放异彩。启蒙运动的精神促进中国现代小说意识的觉醒,五四小说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成为五四启蒙运动中文学成就最高的领域之一。而五四小说从理论到观念、从创作到技巧的很多根本性变革,都是在西方思想、观念以及西方大量的小说作品及创作理论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后发生的。它不仅为我国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新的内容,也达到了新的深度。并且,五四小说的艺术态度、艺术格调、包括艺术宗旨等等都明显区别于中国的旧小说。鉴于西方启蒙运动与五四启蒙运动的诸多不同之处,将五四小说放到中西启蒙的广阔视域下进行研究,更可见五四小说的许多实绩与不足。论文的绪论部分首先对启蒙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在此基础上比较了中西方启蒙运动内涵与外延上的不同,以此为视域背景来观照五四小说。同时,论文还对国内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考察与梳理,并提出论文的主体框架与研究思路,也指出了论文存在的不足。第一章以启蒙为视角考察五四的“文学研究会”小说创作,第一节分析“文学研究会”以“启蒙”为文化宗旨的特点,第二节考察“文学研究会”创作的启蒙特色,其对底层人民蒙昧状态的揭示以及作品中鲜明的理性色彩,都彰显了“文学研究会”的这一启蒙性质;第叁节将关注重点放在了代表“文学研究会”创作实绩之一的“问题小说”上。这一部分对象征着中国现代小说序曲的“问题小说”与代表着西方启蒙文学独特成就的哲理小说进行了比较研究,肯定了“问题小说”创作实绩的同时也指出了“问题小说”哲理上的不够深刻、书信体结构使用的技巧上的不足、与哲理小说题材领域的不同以及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巨大差异。在“问题小说”与“哲理小说”的比较中,可窥见中西启蒙思想内涵,为理解五四小说提供新的角度。第二章考察的是乡土写实小说的启蒙视角与策略。第一节分析了乡土写实小说的启蒙视角:婚俗描写中折射出的封建桎梏、对顽固的封建落后观念的批判、对封建势力压迫下的乡民的悲惨生活的揭露。第二节探讨了启蒙理性烛照下的国民性批判,以启蒙理性为五四小说带来的“科学”、“民主”为武器,以“科学”的姿态对乡民的“迷信”进行批判,以“民主”的理念反对奴性崇拜,并对集体无意识背后的国民心理进行了批判。第叁节探讨的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间的文化心理距离,分析了乡土写实小说的作家对乡民的“俯视”姿态,指出了鲁迅在启蒙之路上的卓越成就,同时指出了乡土写实小说作家作为“先知先觉”者的启蒙策略的不足之处。乡土写实小说的启蒙视角与策略可以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出五四启蒙先驱的某些启蒙诉求。当然也由于时代与个人的局限,这一启蒙视角与策略也反映出他们的启蒙局限。第叁章探讨了浪漫抒情小说的启蒙书写。第一节考察了浪漫主义与启蒙主义的渊源,并梳理了二者的关系,指出二者互补才能使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第二节分析的是作为浪漫主义“精神之父”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思想。他对理性的批判使启蒙在本来的高度上更进一步,而这一主张又使浪漫主义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之源。第叁节分析的是五四启蒙运动中的浪漫主义。中国的现代浪漫主义植根并成长于五四启蒙运动的土壤,带有五四启蒙运动的独特烙印,因此与欧洲的浪漫主义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同时,又对“平民文学”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平民化、边缘化的不同之处进行了对比,以便对五四启蒙运动中的浪漫主义进行深入辨析。第四节论述了浪漫抒情小说的启蒙书写,分析了浪漫抒情作家的流浪气质与个性主义启蒙实绩。第四章探讨了五四启蒙文学的个别不足之处。第一节分析的是五四启蒙先驱对于易卜生的“误读”,分析了有意误读与无意误读背后的深刻原因。第二节分析了五四启蒙运动中理性的不足,以至于从思维革命的角度来看,五四启蒙运动是未竟的思想启蒙运动。结语部分肯定了西方启蒙运动对于五四文学的深刻影响,也指出由于西方启蒙运动自身的困境及其遭遇到的外部危机,为五四启蒙运动带来了变数甚至某种程度上的逆转,影响了五四文学发展的方向。但是,由于启蒙自身内部具有两种相互批判的张力,完全可能拯救启蒙于自身的悖论之中。同时其内在资源的丰富性,又使启蒙成为了现代性之母。最后,在看到西方启蒙对于五四小说发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应看到五四启蒙小说以传统文化资源丰富、改造启蒙思想时显示的东方文化的内在力量,这也彰显了五四启蒙小说的独特价值所在。
张冀[10]2011年在《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经验的后世影响（1942-1966）》文中提出在现代中国汉语文学史上,左翼小说革命叙事在主体重构、叙事修辞、美学成规等方面形成自己独有的叙事经验,“红色经典”小说与之有着客观存在的历史承袭。这种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实证了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的后世影响和“典范”意义,也标志着“红色经典”小说经典性的全然缺失。具体表现在如下叁个方面。首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的深度结盟,引发作家抛却“国民性”批判的道德优越和教化常态,对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农大众的精神品格做了极为大胆的艺术处理,导致了农民文化人格的变异与阶级身份的冲突。作家也因“诗人”到“战士”的身份置换,决定其社会职责由“艺术”到“政治”的角色错位,完成了小说对知识精英皈依工农大众的自我救赎的精细描述。其次,以二元冲突作为叙事修辞,将阶级观念、政治理性渗透到小说中。父子农民的代际冲突注入阶级内涵,子辈以“革命之子”的阶级身份,在精神上和父辈断裂,父辈最终实现了向子辈的思想认同。“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也有新质：革命者的自我约束心理机制和情爱资源配置模式。再次,革命预设的正义观念,让暴力复仇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革命附加的美好愿景,又让英雄传奇获得了审美上的合理性。这一宏大叙事突显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实用功利主义的“战斗精神”特质。出现以上叁大影响的原因在于：知识精英作家在革命风潮的强劲裹挟下,在对革命、民众的心灵阵痛和精神焦虑中迷失了自我；而顺利接班的工农大众作家,文学素养和理论储备又普遍先天不足,这就为其小说创作借用与承袭左翼小说革命叙事提供了内在契机。因此,重新辨析“左翼文学”的概念命题,全面还原“红色经典”文学的创作资源,科学理性地揭示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经验对“红色经典”文学的深刻影响,客观务实地评价这种影响的政治功利性审美、文化现象,真实再现中国作家对于革命理念认知的复杂心路历程,不仅构成本文的研究缘起,而且还将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积极地拓展左翼文学、“红色经典”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
参考文献：
[1]. 论“五四”以来农村题材小说中觉醒的女性形象[D]. 李琨. 华中师范大学. 2001
[2]. 中韩现代女作家的女性意识比较研究[D]. 金美英. 浙江大学. 2012
[3]. 丁玲的多重身份与其文学活动[D]. 凌菁.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4]. 超越感伤[D]. 齐学领. 河北师范大学. 2014
[5]. 论新世纪小说中的转型期乡村女性形象[D]. 刘希. 复旦大学. 2008
[6]. 全球化视域里的中国性别诗学研究（1985-2005大陆）[D]. 万莲姣. 暨南大学. 2007
[7]. 莫言小说创作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研究[D]. 彭秀坤.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8]. 《妇女杂志》（1920-1925）的“新女性”形象研究[D]. 金润秀. 复旦大学. 2012
[9]. 启蒙视域下的五四小说研究[D]. 姜丽清. 吉林大学. 2016
[10]. 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经验的后世影响（1942-1966）[D]. 张冀.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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