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典模式”的政治学说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中国古典论文,体系论文,政治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基础框架，由系统回答十大经典问题的十大经典命题组合而成。这个基础框架具有普遍意义，堪称政治学说体系的“中国古典模式”。本文简略谈一点研究心得。
一、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十大经典问题与十大经典命题
考察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基础框架，强化经典问题及经典命题的解读，可以超越个案研究的局限性，探寻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式。这里所说的“经典问题”，是指一种在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意识，即在各种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文献中在各种思想流派和著名思想家的政论文章中，在历代的朝堂议政中，都很容易找到的问题意识。在特定的问题意识驱使下，人们会形成特定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对各种重大政治问题的认识模式。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和认识模式，势必推演出若干获得广泛认同的基本思路提炼出若干被广泛使用的理论命题，并凝聚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由经典问题导出的并获得普遍认同的理论命题，可以称之为“经典命题”。经典问题及经典命题共同构成的模式化的理论框架，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总体特征。
想要强化经典问题的解读，就必须重新思考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解读模式，以便形成更合理的学术路径。这就涉及如何处理好现代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与古代思想家的问题意识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笔者也在不断思考，不断探索。答案之一是：系统检索各种经典文本，寻找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原初问题，考察经典问题及相关经典命题，为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提供新的学术基础。
经过长期的研究，笔者大体圈定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经典问题的范围。就目前的认识程度而言，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有十大经典问题，即政治的本原、本体和本质问题，国家元首及政治主体问题，国家形式问题，权力结构及政权组织原则问题，政治关系问题，施政纲领问题，政治过程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社会道德教化问题，制度建设及法律规范问题。这些问题是古今中外各种政治学说所共同拥有的。
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特色是：在回答经典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提炼出一批相关的独特理论命题，诸如主要回答政治的本原、本体和本质问题的“立君为天下”，主要回答国家元首及政治主体问题的“天下为公”，主要回答国家形式问题的“天下一统”，主要回答权力结构及政权组织原则问题的“政由君出”，主要回答政治关系及其一般规定性问题的“君臣合道”，主要回答施政纲领问题的“君主无为”，主要回答政治过程问题的“广开言路”，主要回答社会公平问题的“平均天下”，主要回答社会道德教化问题的“孝治天下”，主要回答制度建设及法律规范问题的“法理天下”等。“天下有道”、“天下有德”、“天下公平”、“天下太平”、“天下和平”等命题则是对全面贯彻上述命题所达到的理想境域的概括与描述。这些命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问题意识的一般特征及其回答经典问题的基本思路，堪称名副其实的经典命题。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十大经典命题并不是一种平行的关系。一般说来，国家与君主为何而设是一个总问题，古代思想家称之为“设君之道”。有关“设君之道”的一般结论是立国、设君、命官、施政为天下大众，通常表述为“立君为民”、“立君为天下”等。因此，“立君为天下”是一个总命题，它是论证其他经典命题的理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其他经典命题都是从“立君为天下”这个总命题中派生出来的。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及其主要命题和重要范畴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具有整体性、全息性、结构性。因此，研究者切忌简单化地判定每一个命题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更不能将任何一个命题仅仅视为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局部。中国古代思想家偏好整体性思维，因而许多政治命题可以通贯乃至统摄整体，各种命题之间也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因此，在具体的思想过程中，十大经典命题都有可能被某一部经典著作或某一个思想家用作总命题，借以系统回答各种经典问题，进而论及各种经典命题。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儒家”以“孝治”为本，而“法家”以“法治”为本，却都以各自的方式回答了十大经典问题，使用了十大经典命题。这就意味着，沿着某一个命题所提供的线索，研究者可以追寻到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所有的经典命题及其基础框架。
笔者发现：在《周书》中，十大经典命题已经大体形成。在各种内容相对完整的政治理论著作中，诸如《墨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淮南子》、《春秋繁露》、《白虎通》、《太平经》、《五经正义》、《四书集注》、《大学衍义补》等，都系统地回答了经典问题，并在基本思路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因而都可以找到与十大经典命题直接相关的内容。这些经典命题共同构成一个具有完整性和基础性的政治理论框架。除少数无君论者外，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政论普遍使用了这个基础框架。
二、五大制度性经典命题的基本思路
十大经典命题分别侧重回答某一类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有各自特定的理论功能。就主要理论功能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两组。其中“立君为天下”、“天下为公”、“天下一统”、“政由君出”、“君臣合道”侧重论说政制之道，属于制度性命题。它们共同设定了君主制度的一般法则。
“立君为天下”命题属于“设君之道”范畴。其核心思路是：立君为公、为民、为社稷、为国家、为天下，即君主(君主制度)为国家(政治共同体)而设，国家(政治共同体)为社会大众而设，因而国家与治者(包括君主及各级官吏)皆为天下群生而设，国家的政治制度也为服务社会和公众利益而设。这类命题旨在回答产生国家政治的原因和设立君主制度的理据，包括国家的起源、统治的本质、政体的法则、政权的职能、君权的构成和施政的原则等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相关的政治理论涉及政治的本原、本体、本质及一批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具有政治本体论的性质。
在现存文献中，最先以清晰的话语表达“立君为天下”命题的是《慎子》的“立天子以为天下”。这个思想萌芽于五帝三王传说中的设政以利民、教民思想，滥觞于夏商时期君民相依和立君利民思想，形成于西周、春秋时期的立君为民思想。《周书》的“天作君师”论是这类思想的重要经典依据。先秦主要政治思想流派都对这个思想作出各自的理论阐释。诸子百家的基本思路大体相似，从而形成群体性的政治价值共识。秦汉以来，这个思想属于统治思想范畴，其基本思路获得广泛共识，相关的政治理念是官方学说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因此，除无君论者外，中国古代思想家都把“立君为天下”命题视为其政治理论体系的本原性、本体性的依据。一般说来，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是围绕“立君为天下”这个命题展开的，相关的各种命题和思路，都是由“立君为天下”命题引申和派生出来的。这个命题可以涵盖中国古代政治思维的全部内容。这就是说，“立君为天下”是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核心命题，它贯穿并制导一切重要的政治命题。
“天下为公”是由“立君为天下”引申出来的最重要的政治命题，其功能旨在论证君位传承的一般法则，进而设定理想化的立君之道，推导理想化的为君之道，设定最高权力的基本规范，描述理想政治模式的主要景观。这个命题的核心思路是：“立君为天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国家最高权位乃天下之公器，立君之道是“有道有德”，君位传承应体现“天下为公”的原则，因而“圣王贤君”是理想的君主，“天下公平”是理想的治道。这就是说，理想政治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元首“有道有德”，君位传承“圣圣相授”，由“至圣至明”王者制定“大公”的制度，推行“平均”的政策，以实现并维护社会公正和分配公平。简言之，以圣王为国家最高政治主体是理想政治模式的主要特征。
在现存文献中，着重论说立君之道、规范君位传承的“天下为公”命题最先见于《礼记·礼运》。这个思想滥觞于早期王制的“革命”观念，并得到有关“五帝官天下”的政治传说的支撑。《周书》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论和《周易》的“汤武革命”论是这类思想的重要经典依据。先秦主要政治思想流派对“天下为公”的基本思路思想都有理论阐释。其中，《墨子·尚同下》的“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商君书·修权》的“为天下治天下”和《吕氏春秋·贵公》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等，都用清晰的语言表达了“天下为公”命题的核心理念。《孟子》、《中庸》对“禅让”、“革命”、“传子”等理想化的君位传承模式作了系统的论证和规范。在其他先秦文献中也多有相关的思路。秦汉以来，这个思想属于统治思想范畴，其基本思路获得广泛共识，相关的政治理念是官方学说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把“天下为公”命题的基本思路视为其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下一统”是由“立君为天下”引申出来的重要政治命题之一，其功能旨在设计理想化的国家形式。这个命题的核心思路是：“立君为天下”，故“天下一家”，亦即“天下一统”。因而国家形式必须有利于“天下一统”的维系，权力结构必须契合“天下一统”的法则，君主权势必须具备“天下一统”的特征。这就是说，国家政治统一是理想政治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现存文献中，“天下一统”的提法最先见于《史记·李斯列传》，而“一统”的概念显然源于先秦。一般说来，“天下一统”、“海内一统”、“中国一统”、“国家一统”等是同义命题。这类思想滥觞于早期王制的“帝王”观念、“天子”观念和“王天下”观念，并得到有关五帝“监于万国”的政治传说的支撑。《诗经·小雅·北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这类思想的重要经典依据。先秦主要政治思想流派对“天下一统”的基本思路都有理论阐释。理论贡献最为突出的当属《老子》对“一”的哲理阐释、《孟子·万章上》引孔子对“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论说、《商君书·农战》等对君主“作一”的论证和《春秋公羊传》对“大一统”的弘扬。秦汉以来，这个思想属于统治思想范畴，其基本思路获得广泛共识，相关的政治理念是官方学说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把“天下一统”命题的基本思路视为其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由君出”是由“立君为天下”引申出来的重要政治命题之一，其功能旨在论证君主权势的基本特征，设定理想化的君臣权力结构，推导理想化的国家政权组织原则。这个命题的核心思路是：“立君为天下”，“天下一统”，故君为天下之主，是国家最高政治主体，因而国家最高权力必须集中在君主手中，国家政令必须由君主独断。这就是说，君主独尊独裁是理想政治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现存文献中，最先以清晰的话语表述“政由君出”命题的是孔子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类思想滥觞于早期王制时期君主独尊与专断的政治文化。《尚书·洪范》的“皇极”观念、“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和“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等，是这类思想的重要经典依据。先秦主要政治思想流派对“政由君出”的基本思路都有理论阐释。相关的著名命题有《论语·季氏》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墨子·尚同中》的天子“一同天下之义”，《商君书·修权》的“权者君之所独制”，《孟子·梁惠王上》的“定于一”，《中庸》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荀子·议兵》的“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吕氏春秋·执一》的“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等等。秦汉以来，这个思想属于统治思想范畴，其基本思路获得广泛共识，相关的政治理念是官方学说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把“政由君出”命题的基本思路视为其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君臣合道”是由“立君为天下”、“天下为公”、“天下一统”、“政由君出”推导出来的重要命题之一。其主要功能旨在设定“君臣之道”(“君臣之义”)，进而论证政治等级关系及相关的政治规范。这个命题的核心思路是：在政治等级上，君主与臣民之间有严格的尊卑、主从、贵贱之别，二者同体共生，功能匹配，相互依存。“君臣之道”(“君臣之义”)的属性与特征是由具有本原、本体、本质属性的道(天、天道、天地之道)所规定的。故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君主与臣民在政治权力中的地位与功能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唯有各种政治角色各尽其道，各种政治关系，特别是君主与官吏的关系处于和谐状态，才能让国家政治步入理想境域。因此，“君臣合道”命题又常常被用于论说“立君为天下”、“天下为公”、“天下一统”、“政由君出”。
在现存文献中，“君臣合道”提法见于《后汉书·爰延传》。隋唐以来，人们多用“君臣道合”、“君臣义合”等表述这个提法。这一类的思想滥觞于有关五帝三王时期君圣臣贤的政治传说。《尚书》、《诗经》的“君臣一体”观念是这类思想的重要经典依据。先秦主要政治思想流派都对这个思想作出各自的理论阐释。诸子百家普遍认为，道义是最高准则，君臣都必须遵守道义；在君臣有别的政治结构中，君臣和谐是政治关系最理想的状态，因而维护君臣大义、保持君臣和谐是实现理想政治的必由之路，也是理想政治模式的重要特征。秦汉以来，这个思想属于统治思想范畴，其基本思路获得广泛共识，相关的政治理念是官方学说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把“君臣合道”命题的基本思路视为其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五大行政性经典命题的基本思路
“君主无为”、“广开言路”、“平均天下”、“孝治天下”、“法理天下”等五大经典命题，侧重论说政事之道，属于行政性命题。它们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治国为君之道。
“君主无为”是“无为而治”的核心意旨，属于“为君之道”范畴，主要功能是在遵循君主制度一般法则的前提下，设定理想化的为君治国之道的总体纲领。这个命题与“立君为天下”、“天下为公”、“天下一统”、“政由君出”、“君臣合道”有密切关联，并侧重论证君主施政的基本方略和政治艺术。其核心思路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君主应做到效法自然，顺应自然，遵循自然法则，包括自然天道所注定的政治法则。在君臣关系上，君主应做到任贤使能，人尽其才，做到君无为而臣有为。在君民关系上，君主应采取各种措施，尽量减少对广大民众的行政干预。简言之，“无为而治”是处理各种关系的重要法则，“君主无为”是最高明的为君之道。
在现存文献中，最先以清晰的话语表达“无为而治”命题的是《老子》。这个思想滥觞于有关三皇五帝的政治传说。在《尚书》、《诗经》、《左传》、《国语》等文献中，不难找到效法自然、垂拱而治、任贤使能、因人成事的论点，其中各种论证驾驭臣民的政治技巧的思想是“君主无为”论的主要来源和重要依据。先秦主要政治思想流派都对这个思想作出各自的理论阐释，形成若干基本思路大体一致、思想倾向有所不同的理论类型。其中，《老子》、《论语》、《商君书》的论说具有典型性。秦汉以来，这个思想属于统治思想范畴，其基本思路获得广泛共识，相关的政治理念是官方学说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把“君主无为”命题的基本思路视为其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开言路”命题与“君臣合道”命题的关系密切，又可以附属于“君主无为”命题。这个命题的主要功能是设定理想化的君臣互动过程。作为其核心内容的君主纳谏思想，主张君主任贤使能、集思广益、兼采博纳，属于“为君之道”、“治国之道”范畴。“广开言路”命题，要求最高统治者通过各种途径，多方收集政治信息，广泛咨询臣民意见，深入体察民心民意，在兼听博纳的基础上实行独断。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看，君主纳谏问题亦即政治决策问题，属于政治过程的核心内容，涉及国家的立法、政策制定与执行等功能活动及其权力结构关系。“广开言路”及君主纳谏，旨在阐释一种正确的决策与执行过程，进而论证相关的政治设置及政治艺术。这个命题实质上是设定理想化的政治过程及相关的政治设置，因而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治国原则和政治方术。
在现存文献中，“广开言路”的提法出现较晚，而相关思想则源远流长。这类思想滥觞于有关三皇五帝的政治传说。从《尚书》、《诗经》、《左传》、《国语》、《周礼》等文献提供的材料看，西周、春秋时期的三公四辅、卿士佐官都有谏议的权利和义务，其时已经有一些机构、职官负有采集民意、尽规纳献、监控政情的职责，还形成了许多政治惯例。先秦的主要政治思想流派对这个思想都有阐释，并做出各自的理论贡献。秦汉以来，这个思想属于统治思想范畴，其基本思路获得广泛共识，相关的政治理念是官方学说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把“广开言路”命题视为其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平均天下”命题属于“为君之道”、“治国之道”范畴，而“立君为民”及“以人为本”是其主要理据。这个命题的主要功能是论说维护社会公平的途径和手段，要求君主采取积极的措施，实现一定程度的平、均、齐、同。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偏爱以平、均、齐、同论治理家与国，诸如治理天下称“平天下”，国家大治则称“天下平”。于是论社会和谐，则言“大同”；论赏罚、分配，则言“公平”；论田土、赋税，则言“均平”；论为君之道，则言“平均”。这样一来，“平章协和”、“齐治均平”、“均平之化”等成为论说治国之道的常见词语，“天下太平”、“天下平均”、“天下公平”等成为描绘政治理想的通用语汇。在以“分”为特征的社会中，人们普遍偏爱以“平”为特征的政治，这是有其社会根源的。
在现存文献中，“天下平均”的提法最早见于《庄子·达生》。与“平”相关的政治观念可能与华夏文明同时形成，“平”字很早就用于描述事物的理想状态。《尚书·洪范》的“王道平平”，《周易·谦卦》的“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诗经·小雅·采菽》的“平平左右，亦是率从”等，都与理想的王道、王政密切相关。这种理想很早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意义体系。先秦的主要政治思想流派对这类思想都有理论阐释。《老子·七十七章》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论语·季氏》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墨子·兼爱中》的“兼相爱，交相利”，《孟子·离娄上》的“平治天下”，《荀子·王制》的“公平者职之衡”，《吕氏春秋·贵公》的“公则天下平”，《韩非子·六反》的“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和《韩非子·守道》的“天下公平”等，从不同角度阐释理想政治，既充实了“平均”、“太平”理想的各种要素，又形成“平均”、“太平”理想的不同类型。秦汉以来，这个思想属于统治思想范畴，其基本思路获得广泛共识，相关的政治理念是官方学说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天下太平”、“天下均平”、“天下公平”、“天下和平”是获得广泛认同的社会政治理想。
“孝治天下”命题属于“为君之道”、“治国之道”范畴，主要功能是设定理想化的社会教化途径和手段，并将“孝治”视为重要的治国原则和施政方略。“孝治天下”又称“孝理天下”，全称“以孝治天下”、“以孝理天下”，简称“孝治”、“孝理”。狭义而言，“孝治天下”特指孝理、孝治。广义而言，“孝治天下”兼包孝理、名教、礼治，三者彼此相通，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教化论，又都可以用为教化论的总称。
在现存文献中，“孝治”及“以孝治天下”的提法最早见于《孝经》。儒家把这个命题的发明权归之于孔子，而相关思想源远流长。“孝治天下”的基本思路滥觞于夏、商、西周的家国政治模式和《尚书》等政治文献。先秦的主要政治思想流派对这个思想都有理论阐释。《论语》、《孟子》等夸饰“孝”及相关的“礼”的功能。《墨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均提出各自的“孝治”思想。秦汉以来，这个思想属于统治思想范畴，其基本思路获得广泛共识，相关的政治理念是官方学说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把“孝治天下”命题的基本思路视为其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理天下”命题属于“为君之道”、“治国之道”范畴。从历史过程看，这个命题的主要内容是从商周“孝治”、“礼治”思想的基本思路中衍生出来的。其实质是为以宗法社会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及其道德体系提供相应的法律结构。“法理天下”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治国原则和施政方略，而维护符合礼制及礼义的“孝”始终是中国古代的最高法律精神。
在现存文献中，“法理天下”的提法见于《通典》，并用于描述唐太宗的治国理念。“法理天下”的基本思路来自先秦的“以法治国”思想，而“以法治国”的提法最早见于《管子·明法》。实际上，这一类思想的基本思路可以追溯到春秋以前。三代的礼制与礼治原本就包含法制与法治的因素。相关的思想是“法理天下”思想的重要来源。先秦主要政治思想流派对这一类思想的基本思路作出各自的理论阐释。其中被归入“法家”的著名思想家商鞅等人提出了系统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法家”思想被一些政治学家称为世界史上“第一套真正的国家理论”[1](P275)。李悝、商鞅所制定的法典的基本规模也为后世所沿袭。秦汉以来，经过经学的改造和融会，有关礼法之制的理论成为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思路获得广泛共识，相关的政治理念是官方学说重要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把贯彻礼法之制及礼法之治视为其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政治学说体系的“中国古典模式”
十大经典命题将政制理论与政事理论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全面回答了一系列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由此而形成的基础框架，源远流长，世代传承，贯穿古代，超越学派，从而形成一种模式化的政治学说体系。
从现存史料看，十大经典命题的形成不晚于商周。只要列举一下《周书》的“天作君师”、“天命靡常”、“元后作民父母”、“惟辟作威”、“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保民”以及有关礼治、孝道、刑法的论述和元首股肱等君臣之喻，就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基础框架已经大体形成。先秦诸子中的绝大多数继承了这个基础框架。他们的主要贡献一是理论化，二是系统化，三是类型化。其中，老聃、孔丘、墨翟、商鞅、慎到、孟轲、荀况、韩非等人的理论贡献最为突出。
在这里，笔者着重强调一个研究心得，即先秦诸子的类型化发展，亦即人们通常所描述的学派分化，不仅没有导致基础框架的废弃、拆解和再造，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基础框架的普遍意义。只要全面比较一下“儒家”与“法家”，甚至比较一下《孟子》与《韩非子》，即会发现激烈的争论集中在政治理论较浅的层次上，主要是“礼治”与“法治”、“德教”与“刑政”何者更重要的问题上。这类争论的实质是对“孝治天下”命题与“法理天下”命题在政治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的认识上存在重大分歧。然而，在“立君为天下”、“天下为公”、“天下一统”、“政由君出”、“君臣合道”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般规定性的问题上，“儒家”与“法家”、《孟子》与《韩非子》不仅没有实质性的分歧，而且基本思路大体一致。对“君主无为”、“广开言路”、“平均天下”、“孝治天下”、“法理天下”等，两者的思路也有内在的一致性。这就是说，先秦主要政治思想流派的分化可以用“深层次的同质与浅层次的分歧”来评说。这就必然熔铸成一种更为强韧的政治文化传统。就连被古今众多学者归入另类的秦朝、秦制、秦皇、秦政，也是传承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环节。
汉魏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政治学说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载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范围扩大到这样一种程度：就连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别具一格的政治理想，也依然使用了固有的基础框架。就深层次的理念及若干基本思路而言，《太平经》与《白虎通》的政治思想大同小异。任继愈用“儒教的补充和后继者”[2](P655)来评说《太平经》的社会政治观念，这是颇有道理的。
到隋唐，这个基础框架更加牢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钦定经典注疏《五经正义》综合融会以往经学的成果，在经典文本的篇幅上有所扩大，在经典之义的整合上有所推进，在经典思想的阐释上有所提升，使“儒家经典模式”的政治学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与此相应，在一批著名皇帝的著作、言论中，很容易找到他们使用共同的基础框架，论说为君治国之道的事例。于是经学、君道与帝制相匹配，使得“中国古典模式”的君主政治达到鼎盛状态。
唐宋以降，官方学说和主流学术逐步从以“五经”为主的模式，演化为以“四书”为主的模式。然而，仅仅剖析“四书”本身，就不难找到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基础框架，更何况“五经”依然属于儒家经典范畴。在宋、元、明、清的著名政治思想家中，几乎没有“儒者”这个大圈子之外的人，且大多与“理学”有渊源关系。这就意味着居于主流文化地位的政治学说只剩下“儒味”极其浓厚的这一种。就连那些著名皇帝也大多堪称大儒。因此，只要证明儒家经典符合基础框架，也就完成了对基础框架的普遍意义的论证。
依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在世界政治学说史上，曾经存在过一种传承了数千年的堪称“中国古典模式”的政治学说体系。这个政治学说体系是诸子百家共同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基础，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基础。深入研究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框架，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总体特征，进而准确地评说诸子百家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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