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宇红[1]2000年在《唐太宗的君德及现代价值》文中研究指明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他执政时期出现了闻名古今中外太平盛世的典范——贞观之治。 在认真总结历代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唐太宗特别注意吸取因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导致隋朝迅速灭亡的经验教训。为了维护和保持李唐王朝的长期统治，唐太宗在统治思想，治国政策和策略等方面有诸多创见。唐太宗君德的思想及实践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儒家强调修身，尤以君王为重。他们认为君王肩负着国家政治领袖和道德领袖的双重责任，他们不仅要治理国家，还负有引导社会风气的重大职责。唐太宗尊崇儒教，重视修身，对儒家极力倡导的圣君之德，在他治国的过程中，全面而倾力地加以实践。他的君德思想主要包括：心存百姓的民本观，主直臣明的君臣一体观，任贤致治的用人观，从谏如流的纳谏观，抑情止欲的崇俭观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唐太宗身具诸多治世明君之德，他心存百姓、沥心勤政、任贤致治、从谏如流、克己省身、公正无偏、勤学明理、戒奢从俭……。唐太宗的君德不失为珍贵的历史遗产，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实际效果看，由于君王重君德，影响和带动了整个统治集团，甚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风气。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它的历史地位和进步作用。对其所具有的领导者的责任感、忧患意识、综合素质及人格感召力等方面进行发掘，可以总结和吸收中国传统道德精华，使优秀的道德传统得以发展，并发挥出更大的、积极的作用。
李大龙[2]2014年在《试论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多民族国家构建视角下游牧和农耕族群互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作者在民族国家视角下探讨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互动关系的系列论文之一。作者认为“游牧行国”和“王朝藩属”一定程度上能够概括分别以游牧和农耕为主要生业的两大族群。因此在概述游牧行国体制、王朝藩属内涵及其特点的基础上,对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碰撞和重组的阶段及其特点做了探讨,认为按照依据游牧行国的兴衰历程、游牧族群的聚散转变,以及其与王朝藩属、农耕族群互动的轨迹,可以将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的互动过程分为五个阶段。(1)先秦至秦汉时期(公元1世纪之前),匈奴游牧行国的出现及与汉王朝藩属体系的碰撞、对峙和交融。(2)从“匈奴遁逃”到北魏灭亡,是游牧行国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时间大致从永元三年(91)到永熙三年(534)。(3)从北魏分裂至唐朝灭亡,是游牧行国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时间大致从东魏太平元年(534)到后梁开平元年(907)。(4)从后梁开平元年(907)到明朝建立(1368),是游牧行国发展的第四个时期。(5)从明朝建立到清朝的“大一统”,是游牧行国发展的第五个时期,时间是洪武元年(1368)至1911年。
李鸿宾[3]2014年在《交叉区民众心态之研讨——以唐朝长城区域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文献中的两则史料为例,对唐与后突厥、契丹之间的交叉区河北诸州百姓在双方发生争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与政治立场的选择进行了阐释,旨在揭示他们秉持的态度、立场与其背后隐藏的政治、社会、文化诸要素之关联。本文写作的另一目标是企图避免采用表象之上的简单而浮面的成因去解释历史自身,力求看到文字记述背后隐藏的各种讯息及其暗码。河北(尤其所谓“边疆地区”的)百姓模棱两可的政治立场是他们对两个对峙政治体加诸他们头上的强制性约束而做出的自我保护性回应,这类行为在历史上并非个别而具有普遍性,当然这种“普遍性”是有前提设置的。
趙超[4]2006年在《中國古代石刻著録要籍解题》文中提出古籍提要是瞭解中國古籍的重要參考工具。本文即對40種常見的古代石刻著録加以提要介紹,以助瞭解及使用。
刘馨珺[5]2017年在《请求公事——宋代地方官犯罪探析》文中提出前言中国人在解释法律行为时,除了依凭法律条文之外,往往必须考虑人情社会的因素,合理化看待违法行为。自《唐律疏议》以来,对请求行贿,包含无贿请求,以及受人财而媒介请求者罪刑的处罚已有明文规定。~1学者将传统中国法典定位为“官僚制的法”(bureaucratic law)及“统治者的法”(regulatory law),而非“法的支配”(rule of law),~2以往探讨请求文化大多着眼于惩治贪官污吏的贿赂刑罚。~3但是《唐律疏议》制定之时,唐太宗和长孙无忌等君臣所欲建立的“依法而治”(rule by law)、分辨“公
参考文献：
[1]. 唐太宗的君德及现代价值[D]. 尚宇红. 首都师范大学. 2000
[2]. 试论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多民族国家构建视角下游牧和农耕族群互动研究[J]. 李大龙. 中国边疆学. 2014
[3]. 交叉区民众心态之研讨——以唐朝长城区域为例[J]. 李鸿宾. 中国边疆学. 2014
[4]. 中國古代石刻著録要籍解题[J]. 趙超.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2006
[5]. 请求公事——宋代地方官犯罪探析[J]. 刘馨珺. 法律史译评.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