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治国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家论文,积极作用论文,中国历史上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古以来儒释道并称三教，影响着中国的各个方面。其中佛教系从印度传入，儒道两教是“国产”。但是谈到中国历史，谈到两千余年的政治实践，则呈现一边倒态势，大多数人认为儒家是主角，是儒家的一套决定着历代君臣如何治理中国，“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孔子被尊为文宣王，孔府号称“天下第一家”；汉武帝起“独尊儒术”，皇帝大臣们治国之纲就是儒家理论，宋朝赵普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读书人读的是儒经，科举考的也是“四书”、“五经”……。至于道家、主张愚民政策，推崇阴谋权术，宣扬无所作为等等。道流或独善其身，志在出世成仙，不关心国家命运，或走终南捷径，干君以谋私利；或只会斋醮祈禳，求神炼丹，骗子而已；甚至如靖康年间的误国。总之，对中国历史基本上只有消极作用。我们认为上述看法是有失偏颇的，道家治国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有着极为成功的实践。中国历史上凡实行道家治国思想的就富强稳定，如汉唐。甚至一些割据一方的政权，如三国时的张鲁、西晋时的李雄李特，也能保持一方的相对富足和安定。反之，哪怕是盛极一时的王朝也往往搞得“天怒人怨”，短命而亡，如秦朝和隋朝。至于宋徽宗及明世宗则仅是溺信一些道土迷信神学方术而已。下面我们分别述之。
道家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道家治国思想主要源于老子的《道德经》，其总纲是“无为而治”。“道”是宇宙的本体，也是自然规律。老子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①]，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推之于政治，那就是“无为而治”。“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②]。所谓“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因循自然，顺应万物的本性，不人为地强制和干涉。为避免误解，唐末道士杜光庭阐释说：“无为者，非谓引而不来，推而不去，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圣人之无为也，因循任下，责成不劳；……进退应时，动静循理；……事由自然，莫出于己；顺天之时，随地之性，因人之心”[③]。老子说“民之难治者，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④]。“法令滋章，而盗贼多有”[⑤]。“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⑥]。老子提倡：“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⑦]。老子告诫当政者：“治大国”要“若烹小鲜”[⑧]。老子要求当政者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⑨]。“功遂身退”[⑩]。要做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11]。要“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12]。
道家治国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秉持“三宝”，即“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13]杜光庭认为“三宝”是“理国之本”，“道之用是”[14]，“三宝”是三大原则。先说“慈”，他认为“道存爱育，以慈为先”。他说：“理国之道，务先爱民，民为国本，不可弃也”[15]。“理国之本，养人为先”[16]。次说“俭”，杜光庭认为“俭”是国富民归的关键。他说：“俭啬为政，国必丰财。上无甚贵之奢，下无箕敛之怨，以此理人则人顺，事天则天明，天下之人相率而归其德矣。”“节财则省费，省费则人丰，人丰则国安而力足矣。”[17]再说“不敢为天下先”，杜光庭认为应该“先人后己，以让为终”，因为“谦和则人服”[18]。老子认为“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而且“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木强则折。”
道家治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均平”。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19]。“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20]。他称那些为富不仁者为强盗头子，他说：“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太平经》对此有详尽的阐发：“太者，大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21]。提出实行政治均等是为人君的条件：“天地施化得均，尊卑大小皆如一，乃无争讼者，故可为人君父母也”[22]。五代时道士谭峭说：“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23]
道家治国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薄赋轻刑”。《道德经》多处强调这一点：“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24]“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难得之货令人行妨。”[25]“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26]“法令滋彰，盗贼多有。”[27]“民不畏威，则大威至。”[28]“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29]“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30]杜光庭指出：“赋重则人贫，……人贫则国危。”并引证历史：“齐侯以重敛致亡，田氏以厚施威霸，皎然在目，居之鉴焉”[31]。当然这也是与前面所述“三宝”的精神相一致。“慈”则爱民而毋滥施重刑，“俭”则不重敛百姓。
道家治国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慎动兵革”。这个观点在《道德经》里也曾多有阐述。如“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32]“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33]“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34]“大国者下流……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35]“善为士者，不武……是谓不争之德……”[36]“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得寸而进尺。……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37]“兵强则灭。”[38]
汉唐实践了道家治国思想建成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
秦末战乱，整个国家元气大伤，汉朝建立后，文治武功达到顶峰，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时至今日我们民族还叫汉族，我们的语言还叫汉语。几乎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因为以楚人为主的统治集团奉行了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贾谊献策：“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29]陆贾认为：“夫道莫大于无为”[40]。司马迁写道：“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41]曹参相齐之时，从“善治黄老言”的胶西盖公之主张：“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他“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后继萧何为汉朝相国，“一遵萧何约束，”[42]将在齐颇见成效的“无为之术”推行于全国。
刘邦、萧何制定汉律即约法省禁，惠帝、吕后又废除了一系列严刑酷法，文帝废除“收孥诸相坐律令”，“除肉刑”，“除宫刑”，“减笞刑”。史称文帝时“断狱数百，几致刑措”[43]，“吏安其官，民乐其业”[44]。
汉初即制定了“轻田赋”的政策，“什五而税一”[45]。文帝减天下田租之半，又“减外徭”，“除戍卒令”[46]。景帝时三十税一。
汉初君臣皆行节俭，尤以文、景为最。据《史记·孝文本记》载：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47]”在筑已陵墓时，他令：“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山为陵，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他曾欲建一露台，因所需约为十户中等人家资产，嫌多费而罢。
汉初对匈奴的关系上也贯彻了道家精神，慎动兵革。惠帝时，匈奴曾在信中辱及吕后，亦能权衡大局，“不复议击匈奴事”[48]。文帝为了结束“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的状况，多次遣使者与之谈判，采取和亲政策，与之“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尽量避免兵戎相见。即使匈奴背约入境，也只是“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以免“烦苦百姓”[49]。
西汉我国人口即达六千万之多，其后直至一千五百年后的明朝方超过此数。
我国另一个为人乐道的鼎盛王朝是唐朝，至今在外国的中国人聚居地还是称为唐人街或唐城。而不管是“贞观之治”还是“开元、天宝盛世”，都是与道家思想分不开的。李唐王朝自称“出自柱下”，得天下即承道士们大力相助，治天下也奉《道德经》为圭臬。唐初君臣是十分重视“清静无为”的。唐太宗说：“君无为则人乐”[50]。魏征说：“无为而治，德之上也”[51]。宫中嫔妃也知道“为政之本，贵在无为”[52]。唐太宗“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他说：“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53]
唐初实行宽刑薄赋政策。唐高祖一起兵就“布宽大之令”，太宗则进一步实施轻刑方针，他要求：不轻易变制，法律条文要精减。他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他认为：“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54]”唐朝政府还用法律来保证这一点，“非法兴造”者以坐赃罪论处。
唐太宗常引用《道德经》教育臣下说：“‘古人云：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固知见可欲，其心必乱矣。至于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他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他自己这方面也堪称表率。据说：“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55]。
唐初统治者在贯彻《道德经》“慎动兵革”精神方面也做得很好，唐初治国方略是偃武修文。唐太宗指出：“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56]。本着这一思想，唐太宗对周边小国和少数民族，尽量不动刀兵。他说：“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57]但是他也不是一味不战，根据情况，权衡大局，非战不可者，则“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运用正确的战略战而胜之，例如对突厥之战。因为这方面处理得好，国力得以迅速恢复，人民安居乐业，得到休养生息，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58]
唐玄宗前期主要实行的也是老子清静无为的治国之术，他自己还亲注《道德经》。他说：“清静者万化之源，……无为者太和之门，……求所以理国理身，思至乎上行下效。”[59]有一次他揽镜而照见自己瘦了感慨道：朕瘦了但天下肥了。因为如此，方有开元、天宝之盛世。
魏征对老子“小国寡民”一段的注解几乎可以说是对唐王朝治国方略的总括：“小国寡民，（圣人虽治大国犹以为小，俭约不奢泰；民虽众犹若寡乏，不敢劳也。）使民重死，（君能为人兴利除害，各得其所，则民重死而贪生也。）而不远徙。（政令不烦，则民安其业，故不远迁离其常处也。）虽有舟舆，无所乘之。（清静无为，不好出入。）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无怨恶于天下。）甘其食，（甘其蔬食，不渔食百姓也。）美其衣，（美其恶衣，不贵五色。）安其居，（安其茅茨，不好文饰之屋。）乐其俗，（乐其质朴之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相去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无情欲也）”[60]
张鲁割据汉中和李雄李特称雄蜀地
不仅汉唐这样的全国政权实践道家治国思想能够取得成功，割据一方的张鲁和李雄李特同样也获得了成功。张鲁时逢三国乱世，连年军阀混战，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曹操曾赋诗：“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张鲁创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他还编写了《老子想尔注》，奉《老子五千文》为治国经典，要求徒众都得诵读。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条：
（1）政教合一，不设长吏。遵循清静无为之旨，精减吏员，不使扰民，以“鬼卒”推举的“祭酒”治理国事。
（2）薄赋宽刑。入道者只须纳五斗米，这也是被称为“五斗米道”的缘由。对信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61]。
（3）民夷皆可人教。对各民族平等对待。
（4）“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酒，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
（5）反对用兵。张鲁说：“兵者非吉器也，”“至诚守善，勿贪兵威，”“不得以兵图恶以自强，”“兵者非道所喜……”“道人恬淡，不美兵也”[62]。
（6）禁酒。认为饮酒不利于修心养性，也浪费谷物。
汉中政权的这些措施，大受各族人民的欢迎，“民夷便乐之”，以至于乱世难民成千上万家地迁移来到“世外桃园”。张鲁政权雄垂巴汉三十余年，曹操攻来，他封藏仓库，两袖空空而去。
《晋史》载西晋时期的流民领袖李特李雄是少数民族人，起义后在危难之机得天师道领袖范长生的鼎力支持，转衰为盛，建立了以成都为中心的成国政权。他们部队的主体是天师道徙。其时离三国时期不远，国事的治理主要遵从范长生采用的道家思想，使蜀地在五胡十六国那样一个我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能够避免战乱之苦，人民过上三十年的安定生活。
秦隋两朝反其道而行之迅速由盛极一时走向灭亡
秦以特别能战的虎狼之师扫清六合，一统中国，国力堪称鼎盛。但秦统治者其时“大为特为”，修长城、驿道，筑皇宫陵墓……动辄出动几十万民夫，无穷已地役使人民，不让人民休养生息，尽管一些做法有进步意义，但从总体上违背了道家无为而治宗旨。秦统治者推行严刑峻法的国策，嗜杀成性，统治集团内部残杀不已，从太子、诸公子、公主、丞相到百姓黔首，动辄丧生，“人怀自危之心”[63]。秦统治者专制独裁，指鹿为马，堵塞言路。焚书坑儒，实行愚民政策。秦穷兵黔武，穷奢极欲。贾谊对秦亡之原因总结道：“繁刑严诛，吏治深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百姓困穷。”[64]陆贾认为：“事愈繁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愈设而敌人愈多。”[65]
隋朝情况与秦有很大的相似性。隋炀帝杀父兄自立，筑运河，造巨型龙船，赴江都看琼花。他带四十万人北巡代郡，动员百万人进攻高丽……搞得是民不堪命，海内骚然。李世民总结隋亡的教训说：“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灭亡。”
宋徽宗的溺信道教和明世宗的宠信道士
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狂热崇拜道教的皇帝，他甚至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他尊崇的道士，如徐守信、刘混康、王老志、王仔昔、张虚白、林灵素、王文卿等，或赐道号，或封高官，或为其修建宫观，或赐予大量田产。他还不遗余力，访求道经，并编成了《政和万寿道藏》。他以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道教宫观，一些宫观“极土木之盛，灿金碧之辉，危殿杰阁，瑶室修廊……宫中山包平地，环以佳木清流。列诸馆舍台阁，多以美材为盈栋，……上下立亭宇，不可胜计。”[66]他编演天神下凡闹剧，集君权、神权、教权于一身。宋徽宗贬佛尊道，佛教被称为“金狄”，下诏命令：“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之号，僧为德士，易服色，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溺信道教带来了诸多恶果。蔡京等奸臣利用道教获宠，得以掌握权柄，“蠢国害民”，闹得朝廷“怨气充塞，人心携离，上下解体”。除了建宫观外，还铸九鼎，建艮岳等，再加上花石纲，扰民甚烈，使得民怨蜂起，甚至还引发了方腊的农民起义。更为严重的是，在金兵不断南下，国势日蹙之时，也不能听取正确意见，改弦更张，而是寄希望于上天，将“神霄宝轮”送往各地，以镇兵灾。在金人兵临城下，开封军民殊死作战时，朝廷居然听信方士郭京的鬼话，相信郭京“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帅”。致使都城失陷，二帝被掳，北宋由此而亡。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徽宗虽溺信道教，但不是遵信无为之旨，只是宠信一些道士，希图利用宗教神学及方术而已，对稍涉清静无为等道家治国之术的建议则充耳不闻，其败亡与道家治国思想无关。
明世宗是中国历史上另一个突出的醉心于道教神学方术的皇帝。他先是尊宠邵元节、陶仲文等道士，祈求体健长生，封他们以高官，赐金银财宝，后更进而意欲修道，最后竟然号称“太上大罗金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管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67]。象徽宗有蔡京等人一样，明世宗则有严嵩等奸臣。严嵩也是因道而得宠，世称“青词宰相”，他们一伙昏君奸臣把国家搞得天昏地暗，糟糕之极。不仅内忧，更有外患，沿海倭寇猖獗，北方俺答从大同一直打到京郊，几至亡国，蹈徽宗覆辙。最后他不但未能长生，反而死于金丹。
结束语
要分析研究道家治国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道家治国思想；其次判断某个朝代的兴衰成败与道家治国思想的关系，不能只从表面上看统治者对道教或道士如何，更要看他们是否真地实践了道家治国思想。根据前面所述，真正地实践了道家治国思想可以由弱变强，建成百年盛世，如汉朝和唐朝，均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反其道而行之如秦朝和隋朝，虽盛极一时，也不免迅速走向灭亡；实践了道家治国思想，即便是割据一方的政权，也能让治下人民过着相对的“安居乐业”的生活。至于宋徽宗和明世宗那样狂热崇道的皇帝，实质上并没有实践道家治国思想，他们只是迷信神学方术而已，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道家治国思想，其下场也只能是国败身亡。所以仔细地研究分析中国历史，我们将会发现道家治国思想在历史上不是都起的消极作用，相反是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