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1]2006年在《散发性结肠癌微卫星不稳定性与Hmlh1基因突变、甲基化及蛋白表达的关系》文中研究表明本实验初步研究了散发性结肠癌的发病机制,在分子水平上应用PCR-SSCP银染法及Western-blot对结肠癌Hmlh1基因突变、蛋白表达、甲基化及微卫星不稳定性进行了检测。本实验用Western-blot检测了57例结肠癌组织错配修复基因Hmlh1蛋白的表达,其低表达率为33.3%(19/57),Hmlh1蛋白的低表达与结肠癌的部位,组织分化有关,而与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浆膜是否受侵无关。本实验还检测了57例结肠癌组织错配修复基因Hmlh1突变,其突变率这10.6%(6/57),Hmlh1突变与Hmlh1蛋白低表达呈密切关系,与结肠癌的临床病理参数无关。本实验同时检测了结肠癌Hmlh1甲基化状态,其甲基化率为31.6%(18/57),启动子甲基化与Hmlh1蛋白的低表达相关,与MSI+关系密切,年龄相关的Hmlh1甲基化是引起MSI+散发性结肠癌,尤其是老年人结肠癌重要发病机制。本实验检测了结肠癌的微卫星不稳定性,结肠癌MSI+出现率17.5%(10/57)。MSI+与Hmlh1低蛋白的表达、Hmlh1基因突变有关,MSI+是引起散发性结肠癌的发病机制之一,MSI+与临床病的参数无关。
李欣[2]2005年在《具有家族背景大肠癌微卫星不稳定性研究》文中提出前言 大肠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近年来发生率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其发生机制颇为复杂。研究表明,大肠癌的发生与癌基因的激活和抑癌基因的失活有关。约有20%的大肠癌具有遗传性或遗传易感性。其中,最常见的遗传性大肠癌是遗传性非息肉性大肠癌。这是一种较常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其发生率约为5%～15%。绝大多数的遗传性非息肉性大肠癌和部分散发性大肠癌的发生与上述基因关系不大,而是由于错配修复基因突变引起DNA的微卫星不稳定性所致。 微卫星DNA是大量随机分布于真核生物整个基因组的2～6个简单重复核苷酸序列,微卫星不稳定性是指由于复制错误引起简单重复序列的增加或丢失,其在恶性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被认为是大肠癌发生的新机制。本实验采用PCR-SSCP法对29例具有家族背景的大肠癌和30例散发性大肠癌的微卫星不稳定性(MSI)的发生进行比较研究,旨在探讨有家族背景大肠癌发生的分子机制,对大肠癌的早期发现,预后判断及治疗进一步奠定基础。 方法 一、实验材料 1.病例标本 收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临床医院肿瘤外科1999～2003年间手术切除的大肠癌石蜡标本59例。包括具有大肠癌家族史的29例,散发性大肠癌30例。所有病例术前未经放化疗,其标本均经病理学证实并附详细病理资料。 2.实验用品
项芳芳[3]2012年在《错配修复蛋白（hMLH1，hMSH2）在大肠息肉和散发性大肠癌中的表达差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大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在北美、西欧等发达国家发病率最高，近年亚洲地区其发病率不断上升。我国原是大肠癌发病率相对较低的国家，但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饮食习惯的西化，大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呈现升高趋势。肿瘤的发生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是一个涉及多因素、多步骤、多基因改变的复杂过程，包括癌基因的激活、抑癌基因的失活，以及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等等。有研究表明,错配修复基因（mismacth repair gene, MMR）的突变是结直肠癌发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其中，hMLH1和hMSH2基因是最重要的两个错配修复基因。有研究发现在95%的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hereditary non-polyp sis colorectal cancer, HNPCC）中有错配修复基因的突变，而在散发性结直肠癌（sporadic colorectalcancer,SCRC）中,错配修复基因突变也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散发性大肠癌的发病率的上升，有关这两种错配修复基因突变与大肠癌的关系的研究也逐渐被重视，但对于大肠癌公认的癌前病变大肠腺瘤的这两种相关基因突变的研究，仍然较少。作为大肠癌癌前病变的大肠腺瘤，hMLH1和hMSH2基因是否也存在一定的突变率？管状腺瘤与绒毛状腺瘤的这两种基因的突变率是否有差异？或者是哪种病理类型的大肠癌其hMLH1和hMSH2基因突变可能性更高等目前均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错配修复蛋白（主要是hMLH1和hMSH2）在大肠腺瘤中的表达，初步探讨其在大肠腺瘤发展至大肠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方法本研究根据大肠息肉的病理类型将其分为大肠炎性息肉组、大肠管状腺瘤组、大肠绒毛状腺瘤组三组，采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这三组标本组织中hMLH1蛋白和hMSH2蛋白表达及突变情况，以期了解MMR蛋白突变在大肠炎性息肉组织、大肠腺瘤组织、大肠癌组织中表达的差异及其相关性，探讨MMR基因与大肠腺瘤的关系，进一步了解hMLH1和hMSH2基因与大肠腺瘤-大肠癌的相关性。结果大肠炎性息肉组织中hMLH1蛋白阴性表达率为4.76%，hMSH2蛋白100%阳性表达，两种蛋白的阴性表达率与炎性息肉组织的年龄、性别、息肉数量及息肉部位等因素无关。大肠腺瘤性息肉组织中hMLH1蛋白阴性表达率为21.02%，hMSH2蛋白阴性表达率为8.92%，两者共同阴性表达率为5.10%，两者合并阴性表达率为24.84%，两种蛋白的阴性表达率与腺瘤性息肉的年龄、性别、息肉数量及息肉部位等因素无关，也与息肉的绒毛比例无关。散发性大肠癌组织中，hMLH1蛋白阴性表达率为27.27%，hMSH2蛋白阴性表达率为13.64%，两者共同阴性表达率为4.55%，总阴性表达率为36.36%，两种蛋白的阴性表达率与患者年龄、性别及部位等因素无关，与肿瘤的分化程度相关（P＜0.05），肿瘤的分化程度越低，两种蛋白的阴性表达率越高，恶性度越高。结论本文的结果表明在大肠炎性组织、大肠腺瘤性息肉组织以及大肠癌组织中，hMLH1和hMSH2两种蛋白的阴性表达率呈现递增的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且在三组标本组织中，hMLH1蛋白阴性表达率均远大于hMSH2的蛋白阴性表达率。hMLH1和hMSH2蛋白阴性表达率从炎性息肉组织、腺瘤组织到腺癌组织逐渐递增，提示早在腺瘤阶段已经有MMR的基因的突变或功能异常，并且随其恶性程度的增加，MMR基因的突变频率也逐渐升高,提示MMR基因的突变，尤其是hMLH1和hMSH2的突变可能是大肠癌发生的早期事件之一。在三组标本组织中，错配修复功能表达缺失均以hMLH1蛋白的表达缺失为主，提示错配修复基因hMLH1的突变在大肠腺瘤-大肠癌的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于静[4]2013年在《新疆维吾尔族及汉族散发性结直肠癌中hMLH-1、hMSH-2的表达及意义》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探讨hMLH-1和hMSH-2蛋白在新疆维吾尔族、汉族散发性大肠癌(SCC)中的表达，分析二者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80例维吾尔族及汉族正常结直肠组织(NCM)、175例汉族SCC组织、42例维吾尔族SCC组织中hMLH-1和hMSH-2蛋白的表达。结果：1、维吾尔族患者占同期住院病人的19.4%，汉族患者占80.6%，研究对象中两个民族病例构成比不同（P＜0.05）。2、新疆维吾尔族SCC患者年龄平均为53.1岁，汉族SCC患者年龄平均为62.4岁，平均年龄差异显著（P＜0.05）。3、新疆维吾尔族、汉族SCC及NCM组织中hMLH-1蛋白的阴性率分别为57.1%、.0%、0；40hMSH-2蛋白在维吾尔族、汉族SCC组织NCM中的阴性率分别为33.3%、33.1%、0。维吾尔族SCC中hMLH-1的阴性率高于汉族且差异显著（P＜0.05）；两个民族中hMSH-2的阴性率无明显差异。4、汉族SCC中hMLH-1和hMSH-2阴性率均与肿瘤发生部位、分化程度有关（P＜0.05）；维吾尔族SCC组织hMLH-1和hMSH-2阴性率与分化程度有关（P＜0.05）；两个民族中hMLH-1和hMSH-2阴性率均与年龄、肿瘤最大径、性别等无关（P＞0.05）。结论：维族SCC组织中hMLH-1阴性率高于汉族；维吾尔族SCC患者平均年龄比汉族SCC患者年轻9岁，提示具有民族差异性。在维、汉SCC组织中联合检测hMLH-1和hMSH-2蛋白可能为判断散发性直肠癌恶性程度和临床预测提供重要参考，为不同民族的结直肠癌预防侧重点和个性化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理论基础。
马坚妹[5]2003年在《消化道肿瘤错配修复基因hMSH2和hMLH1的表达、突变及甲基化》文中指出背景与目的：消化道肿瘤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又以胃癌和大肠癌最为常见。作为多基因相关肿瘤，目前认为多种基因在不同阶段参与了胃癌和大肠癌的发生过程，但其发病机制仍不明确。为维持遗传的稳定，保持DNA复制的真实性，无论是细菌还是人类都有着一套完整的DNA修复系统，修复受损或突变的DNA。其中修复DNA复制中发生的碱基错配的系统称为错配修复系统，可避免复制错误的产生与积累。参与组成这一系统的主要基因称为错配修复基因(mismatch repair gene，MMR)。1993年，MMR中hMSH2基因作为伴有基因不稳定性的遗传性肿瘤—遗传性非息肉性大肠癌(hereditary non-polyposis colorectal cancer，HNPCC)的相关基因首先被分离确定，此后又陆续分离了与MutS同源的hMSH3和hMSH6，与MutL同源的hMLH1、hMLH3、hPMS1和hPMS2等错配修复基因。研究证明HNPCC患者中有60％、30％的发病缘于hMSH2和hMLH1基因功能缺陷。错配修复基因功能缺陷使复制错误得不到修正，突变累积，进而导致基因组不稳，细胞失控，肿瘤发生。在此后的研究中人们逐渐发现MMR基因不仅与HNPCC这样的遗传性肿瘤相关，与散发性肿瘤也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胃肠道肿瘤。MMR基因在散发性消化道肿瘤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与肿瘤发生和发展有着怎样的关系目前倍受关注。本研究通过对散发性胃癌和大肠癌组织中hMSH2和hMLH1基因的蛋白表达、突变和甲基化状态的系统研究，探讨MMR基因与消化道肿瘤发生及演进的关系。 材料与方法:胃癌标本76例取自2002一2003年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胃镜活检病例，经病理诊断证实为胃腺癌，每例包括癌组织及其对应的癌旁粘膜组织，并通过快速尿素酶法检测胃粘摸组织中幽门螺杆菌感染情况，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胃癌及其癌旁粘膜组织句功SHZ和扣域LHI蛋白表达情况。大肠癌标本45例取自2001一2002年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外科手术病例，经病理诊断为大肠腺癌。免疫印记法定量检测其中37例hMSHZ和h加llJHI蛋白表达情况，并分析其与临床病理间的联系。采用CE一CR-SSCP方法结合基因序列分析检测45例大肠癌组织hMSHZ基因第5、7、12号外显子和扣功LHI基因第3、8、12、13和16号外显子，并采用限制性内切酶结合PCR技术分析其中37例h州[L Hl基因启动子区域的甲基化状况。实验数据采用卡方检验、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统计学方法在 SPSS软件上进行分析。 结果: 一、11MSHZ和h加几Hl蛋白在胃癌中的表达及其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关系 1.hMSHZ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率(67.1%，51/76)显著高于癌旁粘膜上皮(35.5%，27/76)(P<0.05)。在低分化腺癌的表达率 (81.1%，30/37)显著高于高中分化腺癌(54.5%，12/22)和勃液癌 (52.9%，9/17)(P<0 .05);高中分化腺癌与戮液癌间无显著性差异 (P>0 .05)。 2.hN比Hl在癌组织中的表达率(81.6%，62/76)低于癌旁粘膜上皮(90.8%，69/76)的表达率，但不具有显著性(P>0.05);癌组织中高中分化腺癌和低分化腺癌的表达率显著高于豁液癌(P<0.05)，高中分化腺癌和低分化腺癌无显著性差异(P>0.05)。 3.HP感染组hMSHZ蛋白的阳性表达率在胃癌组织中显著低于非感染组(P(0.05);在癌旁粘膜组织中的比较也呈现了相同的趋势，但无显著差异(P>0.05)。HP感染组h州压Hl蛋白的阳性表达率在胃癌组织和癌旁粘膜上皮中均低于非感染组，但均无显著差异(P>0二05)。 二、扣功LHI和hMSHZ蛋白表达与散发性大肠癌临床病理关系 1.大肠癌37例hN几HI蛋白表达mass值平均为1 5 .56土12.29，最高值47.83，最低值0.92，中位值为13.80。h加几Hl蛋白在70及70岁以上患者中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70岁以下患者(P<0.05);在不伴有转移病例中的表达显著低于伴有转移病例(P<0.05);在右半结肠中的表达显著低于发生于除直肠外的其他部位的肿瘤(P<0.05);高、中、低三种分化肿瘤中的表达水平依次降低，两两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 .05)。 2.37例大肠癌hMSHZ蛋白表达mass值平均为12.02士9.91，最高值37.23，最低值1 .34，中位值为9.06，其表达水平与患者性别、年龄、肿瘤的部位、分化及转移间无明显相关关系(P>0.05)。 三、散发性大肠癌hMSHZ和hMLHI的突变情况 1.45例散发性大肠癌组织hMSHZ基因第5、7、12号外显子未见突变; 2.45例散发性大肠癌组织11MLHI基因第3、8、13和16号外显子未见突变，第12号外显子发现3例第384位密码子的错义突变 (G竹一GAT，Val384Asp)，突变率为6.67%。3例突变病例hMLHI蛋白表达水平居37例大肠癌蛋白表达水平的中位数以上，且肿瘤部位均位于左半结肠以下。 四、hN几Hl启动子甲基化情况的研究 1.在37例大肠癌组织发现6例启动子区域甲基化，占16.22% (6/ 37) 2.甲基化病例蛋白表达mass值平均为3 .11士1 .68，显著低于无甲基化发生病例(17.96士12.20)(P<0.05)。 3.甲基化与患者年龄、性别、分化、转移及肿瘤部位间无明显相关关系。 结论: 一、hNISHZ蛋白表达异常与胃癌发生相关，其高表达可能是胃癌发生.的标志;HP感染影响hMSHZ和hN比Hl基
蔡国响[6]2003年在《大肠癌发病的分子机理探讨》文中提出早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者们就提出肿瘤的发生可能是一个多步骤多环节的过程。但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分子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发现了癌基因和抑癌基因,才使在分子水平上研究肿瘤的发病机制成为可能。在实体瘤中,大肠癌的发病机理最先得到了阐明,为理解其它肿瘤的发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模型。1 大肠癌发病机制的研究历史 1978年Morson提出了大肠癌的发生遵循“腺瘤一腺癌”的组织发生顺序,1990年Fearon和Vogelstein在总结了大肠
张真[7]2008年在《多原发恶性肿瘤的临床分析及病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探讨155例多原发性癌的临床特点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我科自1975年1月到2006年4月经病理确诊的多原发性癌患者155例,应用SPSS12.0软件进行生存分析,对再发癌为大肠癌的多原发性癌各临床指标与预后的关系进行log-rank单因素分析和Cox多因素分析。[结果]155例多原发性癌患者中,男性148例,女性7例,首发癌发病年龄为44-91岁,中位年龄70岁,再发癌发病年龄为54-91岁,中位年龄77岁。同时性多原发性癌26例,异时性多原发性癌129例,首癌与次癌中位间隔时间65月(6月～381月)。共发生355个恶性肿瘤,其中192个位于消化系统,63个位于泌尿系统,55个位于呼吸系统,其他45个发生于甲状腺、乳腺、子宫、四肢、口腔、颌面部、鼻咽部、脑及血液系统。双原发癌115例,三原发癌36例,四原发癌3例,五原发癌1例。发生器官最多见于同一器官及同一系统。治疗原则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本组155例MPMNs中1、3及5年生存率分别为77.42%、45.16%及30.97%;33例SPCC患者的Ⅰ期、Ⅱ期、Ⅲ期、Ⅳ期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60%、40%及33.33%及14.29%。对再发癌为大肠癌的多原发性癌各项临床指标,行log-rank单因素分析显示间隔时间、病理类型、根治性手术及病理分期都与生存密切相关。而年龄、性别及首发癌部位与生存期无关。Cox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发现仅间隔时间及是否行根治性手术与生存期有关。[结论]多原发性癌患者的好发部位与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呼吸系统密切相关;在积极治疗下,多原发性癌仍有相当高的生存率;应对肿瘤患者进行长期的认真的随访,定期体检、早发现、早诊断及积极有效的治疗有助于提高患者生存质量。[背景与目的]大肠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同其他肿瘤一样,大肠癌的发生也是细胞中多种基因异常表达的结果。基因的异常表达常与其突变相关,而基因突变在DNA复制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大肠黏膜由不稳定细胞构成,其DNA无时不处于复制过程中,因此DNA修复系统及机能的完整对保证复制保真性尤为重要。错配修复基因(genes Mismatch Repair genes,MMRgenes)是一种DNA修复基因,在整个修复系统中最早发挥作用,主要功能是清除在DNA复制过程中DNA聚合酶滑动产生①碱基-碱基错配;②插入一缺失袢。碱基-碱基错配损害主要影响非重复的DNA,从而导致单碱基的错配,表现为DNA复制错误(replication errors,RER),而插入-缺失环的形成会影响DNA重复序列,引起短重复序列的插入或缺失,亦可表现为微卫星的插入或缺失,从而表现为微卫星不稳性(microsatellite instablility,MSI)。自1993年第一个MMR基因hMSH2被成功克隆至今,人们已分离出9种错配修复基因,其中hMSH2、hMLH1基因是错配修复基因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现已明确MMR基因功能障碍是遗传性非息肉性大肠癌(hereditary nonpolyposis colorectal carcinoma,HNPCC)发病的遗传学基础。近年来的研究也表明错配修复基因的失活与许多恶性肿瘤如散发性结直肠癌、胃癌、子宫内膜癌、膀胱癌、乳腺癌及肺癌等的发生密切相关。目前国内外大量文献报道对MSI存在的大肠癌患者应警惕多重癌发生的可能,然而对肿瘤组织进行基于PCR扩增的MSI分析需要做微解剖提取DNA和依赖特殊的设备,较烦琐昂贵、费时费力,不利于常规病理的应用,而且不能提示哪一个MMR基因有缺陷。有文献报道免疫组化及MSI分析两种检测结果之间有相当好的一致性,符合率高达90%～100%。且免疫组化技术应用目的基因抗体与目的基因结合,染色观察,方法准确简便、准确性高,能准确区分MMR基因突变致高频微卫星不稳定肿瘤与微卫星稳定肿瘤,是一种快速、经济、实用的方法。本研究运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通过检测散发性大肠癌(Sporadic Colorectal Carcinoma,SCC)与异时性多原发大肠癌(Metachronous Multiple Primary Colorectal Cancers,MMPCC)黏膜DNA错配修复基因蛋白的表达差异性,分析MMPCC的发生与MMR基因蛋白表达的关系,探讨MMR基因蛋白表达异常对多原发大肠癌发生及演进的意义。[材料与方法]多原发恶性肿瘤中异时性大肠癌25例标本来自解放军301医院病理科,散发性大肠癌30例标本收集于解放军306医院自2006年11月～2007年12月间手术切除的标本,所有患者手术前均未接受化疗或放疗。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SP法)分别检测SCC组、MMPCC组错配修复基因hMSH2、hMLH1的表达情况,将所得结果及临床资料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12.0软件进行X~2检验和Spearman相关分析,通过分析MMPCC癌灶中MMR蛋白的表达与患者年龄、性别、肿瘤发生的部位、分化程度、浸润深度以及淋巴结转移的关系,探讨异时性大肠癌的发病机制。[结果]癌组织中MMPCC组hMLH1的失表达率显著高于SCC组,癌旁组织无显著性差异;hMSH2在两组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的失表达率无显著性差异;MMPCC组中hMLH1的失表达率与年龄及肿瘤发生部位相关,与性别、分化程度、浸润深度及转移无相关性。MMPCC组中hMSH2的失表达率与转移相关,与年龄、性别、肿瘤发生部位、分化程度及浸润深度无相关性。[结论]1、大肠癌有hMSH2和hMLH1蛋白的表达缺失,且MMPCC组中hMLH1蛋白失表达率与SCC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2、在MMPCC组高龄患者中hMLH1蛋白失表达率明显,提示随着患者年龄增长肠粘膜发生错配的机会可能增加,这可能是高龄患者易患多原发性恶性肿瘤的发病机制之一;3、近段结肠癌hMLH1蛋白失表达高于远段结肠癌。说明右半结肠部位黏膜DNA易发生错配性损伤,提示不同部位大肠癌的发病机制可能不同。4、hMSH2蛋白失表达较高的肿瘤可能易出现转移。5、检测MMR蛋白hMLH1/hMSH2有助于异时性多原发大肠癌的早期诊断。
蔡国响[8]2006年在《散发性大肠癌DNA甲基化的临床病理意义及其和遗传学机制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研究散发性大肠癌的抑癌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和临床病理学特征以及遗传学改变(微卫星不稳定、染色体不稳定以及相关癌基因、抑癌基因表达)的关系，探讨表遗传学检测的临床意义以及表遗传学机制和遗传学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方法：对71例散发性大肠癌(SCRC)采用甲基化特异性PCR的方法行p14~(ARF)、hMLH1、p16~(INK4a)、MGMT和MINT1共5个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检测，选择BAT25和BAT26两个位点进行微卫星不稳定(MSI)检测、进行流式细胞术检测分析倍体类型以及进行p14~(ARF)、hMLH1、p16~(INK4a)、MGMT、k-ras、APE、p53、BAX和TGFβRⅡ共9个基因的免疫组化检测。分析p14~(ARF)、hMLH1、p16~(INK4a)、MGMT和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以及CpG岛甲基子表型(CIMP)和SCRC临床病理特征、MSI、染色体不稳定(CIN)以及相关基因表达的关系。结果：第一部分：1、p14~(ARF)、hMLH1、p16~(INK4a)、MGMT和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阳性率分别为28.2％(20／71)、9.9％(7／71)、25.4％(18／71)、36.6％(26／71)和49.3％(35／71)，CIMP阳性率为21.1％(15／71)；2、hMLH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SERC具有右半结肠癌多发(P=0.018)和低分化癌多见(P=0.032)的特征。p16~(INK4a)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SCRC具有结肠癌多发(P=0.043)、低分化癌多见(P=0.000)、淋巴结转移多见(P=0.034)、分期较晚(P=0.046)的特征。p14~(ARF)、MGMT和MINT1三个基因的启动子甲基化均和各项临床病理学指标无显著性关系；3、CIMP(+)SCRC中右半结肠癌(40％vs12.5％，P=0.024)、低分化癌(46.7％vs14.3％，P=0.012)、淋巴结转移(86.7％vs48.2％，P=0.008)、TNMⅢ／Ⅳ期(86.7％vs50.0％，P=0.011)所占比例均显著高于CIMP(—)者。第二部分：1、71例患者共检出二倍体18例，异倍体50例(3例因CV值大于8％从分析中剔除)：2、MSI的阳性率为9.9％(7／71)，所有阳性者均为BAT25和BAT26同时阳性；3、除了MGMT外，p14~(ARF)(P=0.062)、hMLH1(P=0.074)、p16~(INK4a)(P=0.053)和MINT1(P=0.002)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均表现为二倍体多发的倾向。但是仅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和二倍体的关系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意义。CIMP(+)者也表现为二倍体多发的显著性特点(P=0.003)；4、hMLH1(P=0.001)和MINT1(P=0.055)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者具有MSI多见的倾向。p14~(ARF)、p16~(INK4a)、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和MSI无显著性关系。CIMP(+)者中MSI的阳性率大于CIMP(—)者(20.0％vs7.1％)，但P值为0.158，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意义；5、微卫星和染色体稳定型(微卫星稳定且为二倍体，MACS型)SCRC的hMLH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阳性率显著低于MSI型(MSI，无论二倍体或异倍体)(7.7％vs57.1％，P=0.031)，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阳性率显著高于CIN型(微卫星稳定且为异倍体)(69.2％vs35.4％，P=0.029)，p16~(INK4a)基因启动子甲基化阳性率似高于CIN型(46.2％vs16.7％，P=0.057)。MACS型的CIMP阳性率显著高于CIN型(46.2％vs8.3％，P=0.004)，而MACS型和MSI型在CIMP阳性率方面无显著性差异。第三部分：1、p14~(APF)、hMLH1、p16~(INK4a)、MGMT、k-ras、APC、p53、BAX和TGFβRⅡ蛋白阳性表达率分别为68.6％(48／70)、76.8％(53／69)、61.8％(42／68)、87.3％(62／71)、43.7％(31／71)、42.3％(30／71)、47.9％(34／71)、71.4％(50／70)和59.2％(42／71)：2、hMLH1(P=0.046)、MGMT(P=0.010)基因的启动子甲基化和相应基因的失表达密切相关，而p14~(ARF)和p16~(INK4a)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和相应基因的失表达无显著性关系；3、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和突变型p53蛋白表达密切相关(P=0.024)，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者突变型p53蛋白阳性表达率低于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者；4、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者具有k-ras蛋白高表达的趋势(P=0.070)。CIMP和APC、p53、BAX、TGFβRⅡ蛋白表达均没有显著性关系，但和k-ras蛋白表达显著相关(P=0.043)，CIMP(+)者k-ras蛋白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CIMP(—)者。结论：第一部分：hMLH1、p16~(INK4a)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和CIMP具有显著的临床病理学意义。hMLH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SCRC具有右半结肠癌多发和低分化癌多见的显著性特征。p16~(INK4a)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SCRC具有结肠癌多发、低分化癌多见、淋巴结转移多见和分期较晚的显著性特征。CIMP(+)的SCRC具有右半结肠癌多发、低分化癌多见、常有淋巴结转移和分期较晚的显著性特点。第二部分：1、MINT1、hMLH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以及CIMP和基因组遗传学不稳定性(CIN和MSI)具有密切的关系。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者及CIMP(+)者均表现为二倍体多发的显著性特点，而hMLH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者则具有MSI多见的显著性特点；2、MACS型的SCRC是SCRC的一个独立亚型，具有和CIN型及MSI型不同的独特的临床病理和基因表达特征。MACS型SCRC的hMLH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阳性率显著低于MSI型，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阳性率显著高于CIN型，CIMP阳性率显著高于CIN型。提示多基因同时甲基化可能为MACS型SCRC的重要发病机制。hMLH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可能为MSI型SCRC的特异性发病机制，而在MACS型SCRC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并不扮演重要角色；3、CIN、MSI和多基因启动子甲基化(CIMP)三者之间反映了表遗传学机制和遗传学机制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CIN机制是相对独立于MSI机制及表遗传学机制(多基因启动子甲基化)之外的。MSI机制和表遗传学机制可能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但不是完全重叠的关系，相当一部分的MSI发生在表遗传学机制的基础上，但也有部分的MSI并没有显著的表遗传学背景。第三部分：1、hMLH1、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和相应基因的失表达密切相关；2、MIN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者呈现突变型p53蛋白低表达的显著性特点；3、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者具有k-ras蛋白高表达的倾向(P=0.070)。而这种关系可能是通过MGMT蛋白的失活导致k-ras基因突变引起的；3、CIMP和k-ras蛋白的激活表达密切相关。这种关系可能是通过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导致MGMT蛋白失表达继而引起k-ras基因突变的途径。
王赫[9]2003年在《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 1．检测溃疡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伴不典型增生及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组织中p53、K-ras、hMSH2蛋白的表达状况，并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以探讨这三种蛋白相关基因在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2．检测溃疡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伴不典型增生及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组织中的微卫星状态，以明确微卫星不稳定性在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发生中的作用；3．检测溃疡性结肠炎伴不典型增生和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组织中hMSH2基因启动子区域甲基化状态，分析其与hMSH2蛋白缺失、微卫星不稳定性的相关性，以进一步了解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分子生物学变化。方法 第一部分 溃疡性结肠炎及相关性大肠癌组织中p53、K-ras、hMSH2蛋白表达 实验组：溃疡性结肠炎25例，溃疡性结肠炎伴不典型增生7例，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8例；对照组：散发性大肠癌30例，慢性结肠炎14例。应用免疫组化S-P法染色，结果判定标准：显微镜下观察，以腺体细胞或肿瘤细胞胞浆或胞核中出现棕黄色颗粒为阳性信号。突变型K-ras效应产物分布于胞浆中，p53、hMSH2效应产物分布于胞核中。高倍镜下计数10个独立视野(200X)中的100个细胞，对阳性细胞所在百分比进行评分，(1％-10％为1分，11％-50％为2分，51％-74％为3分，≥75％为4分)，同时对染色强度进行评分(浅黄色为1分，棕黄色为2分，深棕色为3分)，两者乘积≥3者为阳性。分析组间差异性。 第二部分 溃疡性结肠炎及相关性大肠癌组织中微卫星不稳定性分析 实验组：溃疡性结肠炎25例，溃疡性结肠炎伴不典型增生7例，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8例；对照组：散发性大肠癌30例。应用激光捕获调出溃疡性结肠炎伴不典型增生、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组织中的腺细胞与瘤细胞和炎性细胞与间质细胞(作为对照)；应用纤维切割的方法获得溃疡性结肠炎组织中的腺细胞和炎性细胞与间质细胞(作为对照);上述方法获得的细胞用一步法提取DNA。应用酚一抓仿法提取散发性大肠癌中癌组织和相应的淋巴结组织(作为对照)的DNA。应用聚合酶链式反应一单链构像多态性方法(PCR一SSCP)检测溃疡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伴不典型增生及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组织中的微卫星状态(6个位点:LNSCA、MDF41、D18弘7、D25123、D3S1317、 D13S158)。结果判定标准:与正常组织相比，若肿瘤组织DNA出现电泳带的移位、缺失或额外新的电泳带即确定为该位点微卫星不稳定。分析组间差异性及微卫星不稳定性与hMSHZ蛋白表达缺失的相关性。 第三部分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组织中hMSHZ基因启动子区域甲基化测定 实验组:溃疡性结肠炎伴不典型增生7例，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8例;对照组:散发性大肠癌30例。应用DNA甲基化敏感性限制性内切酶饰an消化DNA，37℃水浴4小时后，hMSHZ基因启动子区域PCR扩增。甲基化分析:取8泌PCR扩增产物在2%琼脂糖凝胶上电泳，若出现扩增带(107bp)，则所检测的组织存在甲基化，否则为非甲基化。同样的标本在无HPan酶切情况下作相同的处理(作为对照)。分析hMSHZ基因启动子区域甲基化与hMSHZ蛋白表达缺失的相关性。 统计学方法:用xZ检验，分析组间差异性，检验水准。=0 .05(双侧)，全部数据用SPSS 10.0 for Windowo95软件包进行分析，p<0.05时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时为差异显著。结果 户3蛋白过表达的阳性率在溃疡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伴不典型增生、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散发性大肠癌、慢性结肠炎等不同组织中分别为:4%、44.44%、85.71%、60.61%和0%。统计学分析表明:户3蛋白过表达率在溃疡性结肠炎与慢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与散发性大肠癌、溃疡性结肠炎伴不典型增生与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溃疡性结肠炎与溃疡性结肠炎伴不典型增生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溃疡性结肠炎与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组间的差异显著(p<0.01)。 突变型K一ras蛋白表达的阳性率在溃疡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伴不典型增生、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散发性大肠癌、慢性结肠炎等不同组织中分别:为16%、57.1%、86.3%、80.0%和14.3%。统计学分析表明;突变型K一ras蛋白表达的阳性率在溃疡性结肠炎与慢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与散发性大肠癌、溃疡性结肠炎伴不典型增生与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溃疡性结肠炎与溃疡性结肠炎伴不典型增生组间的差异有意义(p<0.05)，溃疡性结肠炎与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组间的差异显著(p<0 .01)。 hMSHZ蛋白表达的缺失率在溃疡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伴不典型增生、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散发性大肠癌、慢性结肠炎等不同组织中分别为:8%、0%、50%、43.3%和7.1%。统计学分析表明:hMSHZ蛋白缺失率在溃疡性结肠炎与慢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大肠癌与散发性大肠癌、溃疡性结肠炎伴不典型增生与溃疡性结肠炎相
胡家萍, 余永欢, 戴安邦[10]2004年在《散发性大肠癌微卫星不稳定性的研究》文中指出目的 探讨散发性大肠癌 (SCRC)微卫星不稳定性 (MSI)与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系。方法 选择 5个微卫星位点 ,采用PCR -银染法检测 5 0例散发性大肠癌石蜡组织的微卫星不稳定性。结果 根据出现MSI的位点数多少 ,SCRC分为 3型 :MSI H肿瘤 (n =8,16 % ) ;MSI L肿瘤 (n =7,14 % )和MSS肿瘤 (n =35 ,70 % )。SCRC3种表型在临床病理特征方面相互比较时 ,MSI H肿瘤与肿瘤部位、年龄、组织类型及肿瘤淋巴细胞浸润有相关 (P <0 .0 5 ) ,而MSI L和MSS比较其差别均无显著性 (P >0 .0 5 )。SCRC3种表型与性别、Dukes分期、淋巴结转移、浸润深度、组织学分级和生存率均无相关 (P >0 .0 5 )。结论 在临床病理特征方面 ,MSI H肿瘤明显不同于MSI L和MSS肿瘤 ,而MSI-L和MSS肿瘤没有明显差别。MSI可能不是SCRC的预后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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