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航海世家澉浦杨氏——兼说元代其他航海家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世家论文,家族论文,浦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Yang Shu,a famous navigator in the Middle Yuan ynasty,Salied tolndian Ocean in the first time and reached Hormuz in Persian Gulf in the second time,Yang Shu was engaged also in transportation of grain along the Coast in China.H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o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navigation.
Yang Fa,the grandfather of Yang Shu,managed foreign trade affairs of China in the carly Yuan Dynasty.Yang Zhi,the father of Yang Shu,was appointed certain important positions and sailed on the navy fleet.Kanpu(in Haiyan of Zhejiang province)where lived Yang family,was an importam port of rorcign trade.Yang family had private boats and gaghered a great weaflth through,foreign trade.The navigating activities of Yang Shu we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his family's background.Yang family of Kanpu was transferred to other place at the begining of Ming and has been declining sincc that time.
Execpt Yang family in Kampu,there were ilustrious navigating families in Dynasty Yuan,like Pu family in Quanzhou,and Zhu Qing,Zhang Xuan,Sha-bu-din,He-bu-shi brothers,etc.The arising of them is an important sign of the prosperity of navigation in the Yuan.
(一)
元代是航海事业蓬勃发展的时代。正是在元代，产生了一位杰出的航海家——杨枢。他的事迹，主要见于黄溍的《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35），现摘引如下：
“杨氏之先，世有显人。宋之盛时，有自闽而越而吴居澉浦者，累世以材武取贵仕。入国朝，仕益显，最号钜族。今以占籍为嘉兴人。君讳枢，字伯机，赠中宪大夫，松江府知府，上骑都尉，追封弘农郡伯春之曾孙，福建道安抚使赠怀远大将军，池州路总管，轻车都尉，追封弘农郡侯发之孙，嘉议大夫、杭州路总管致仕梓之第二子。……
大德五年，君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亲王合赞所遣使臣那怀等如京师，遂载之以来。那怀等朝贡事毕，请仍以君护送西还，丞相哈刺哈孙答刺军如其请，奏授君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佩金符，与俱行。以八年发京师，十一年乃至其登陆处曰忽鲁模思云。是役也，君往来长风巨浪中，历五星霜。凡舟楫、糗粮、物器之须，一出於君，不以烦有司。既又用其私钱市其土物白马、黑犬、琥珀、葡萄酒、蕃盐之属以进，平章政事察那等引见宸庆殿而退。方议旌擢以酬其劳，而君以前在海上感瘴毒疾作而归。至大二年也。
阅七寒暑，疾乃间。寻丁陆夫人忧。家食者二十载。……泰定四年，始用荐者起家为昭信校尉，常熟江阴等处海运副千户。居官以谦介称。被省檄，给庆绍温台漕輓之直，力划宿蠹培尅之弊，绝无所容，天历二年部运抵直沽仑，适疾复作，在告满百日，归就医于杭之私癣，疾愈剧，不可为，俄升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命下，君已卒，至顺二年八月十四日其卒之日也，享年四十有九。”
以上文献中所载杨枢事迹，早已为研究者所熟知。但其中不少问题，仍有待深入探究。
由以上文献可知，杨枢曾两度出海作长途航行，第一次在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出发，所到之处是西洋，归国应在大德八（见下）。第二次在大德八年（1304年）出发，十一年(1037)到达忽鲁模思，然后返航归国。元代所谓“西洋”，有两个不同但又互相联系的概念。一个是地区概念，从元代起，中国文献中伊将过去统称为“南海”的广大海域，分称为东洋、西洋。西洋指加里曼丹岛、爪哇岛西岸起，向西直抵印度洋的广大地区。另一个是国家概念，西洋国即位于印度次大陆东南部的马八儿国。①马八儿国之所以又被称为西洋国，很可能因为它是西洋地区最大的国家。忽鲁模思—作忽里模子，均为(Hormuz)的音译），是波斯湾内的重要港口，今译霍尔木兹。②杨枢第一次航行所到的具体地点不很清楚，但肯定在加里曼丹岛和爪哇岛以西；而第二次航行则到了波斯湾内。
杨枢两次远航的成功，并非偶然，这与当时航海事业的成就是分不开的。至迟在唐代，中国人对南海航路已有相当清楚的认识，这条在文献中称之为“广州通海夷道”的航路，东起广州，中经今天的东南亚诸国，出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前往波斯湾和阿剌伯半岛。③九世纪的阿剌伯文献记载，中国的船只因体积庞大，未能驶至波斯湾头，而在波斯湾内之尸罗夫（Siraf，今伊朗西南塔黑里Taheri）停泊装货东运。④遗憾的是在中国文献中没有看到类似的记载，当然也没有任何航海家的名字。宋元时期，随着造船工艺的进步、指南针的应用，以及其他航海技术的提高，中国人的航海能力有明显的增强。但从现有文献来看，“宋时中国船之西航，似皆以马拉马尔海岸为终点，少有西航入波斯湾者。”⑤马拉巴尔海岸在印度次大陆的西南。元朝统一以后，海上航线有显著的发展。著名旅行马可波罗奉忽必烈之命，和其他使臣一起，护送阔阔真公主由海路前往伊利汗国（见下）。马可波罗一行的登陆处和杨枢的第二次航行一样，也是忽鲁模思。马可波罗一行使团的航行，说明由中国到波斯湾的航线，在当时已为人们熟知，否则这个负有重要使命的使团，不会冒险走这条海路。而马可波罗一行航行的成功，表明中国海船具备直航波斯湾的能力。杨枢的两次航行，走的正是前人已经开辟成功的航线。中国海船向南航行，必须依赖信风，“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⑥在航程中间，还须在某些地区等侯信风，才能继续前进。也就是说，海上航行必须是阶段性的，而不能持续进行。这就是马可波罗一行费时二年多的原因。杨枢第二次航行，来回“历五星霜”，其速度和马可波罗一行也是相近的。这一事实，也足以说明这条航线是相当稳定的。
杨枢两次远航的成功，使他得以跻身元代著名航海家之列。元代航海事业比起前代来有很大的发展，但从事返一事业卓有成就而姓名可考者为数不多。比较突出的如杨廷璧，在忽必烈时代曾四次出海，到达马八儿（印度东南），俱蓝（印度西南）等地。又有畏兀儿（今称维吾尔）人亦黑迷失，“屡使绝域”，到过马八儿，僧迦剌（今斯里兰卡）、爪哇（今印尼爪哇岛）、占城（今越南南部）等地。⑦杨廷璧、亦黑迷失都是奉命出使的官员。元代中期又有汪大渊、“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⑧他根据自己见闻撰写的《岛夷志略》一书，是关于元代海外交通的珍贵文献。《岛夷志略》中记录了阿剌伯半岛某些地区的情况，但却缺少关于波斯湾内各地区的记载。杨枢出海的次数不如杨廷璧和亦黑迷失，但航行目的地之远，超过了以上二人。汪大渊的身份缺乏记载，很可能是商人。和杨枢一样，汪大渊也曾两次远航。而且到达地区之多且远，超了杨枢。但杨枢在航行中是以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身份出现的，完全有理由称为航海家，而汪大渊在航行中地位和作用目前是无法断定的。总之，杨枢年仅十九便出发远航，在海上与“长风远浪”搏斗达十年之久，后来又一度从事国内海运，他的活动，不仅在元代航海事业中可以称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即使在整个中国古代航海史上，亦有其一定的地位。
杨枢的两次远航，都与“亲王合赞”有关。“亲王合赞”是伊利汗国的第七代汗。蒙古国蒙哥汗二年（1252年），命“旭烈征西域素丹诸国”。⑨旭烈又作旭烈兀（1217-1265年），是蒙哥与忽必烈的同母弟。他奉蒙哥之命，率领大军远征阿母河以西各国，占领了以今天伊朗的中心的广大地区。蒙哥汗去世（1259年），他便留在当地，建立汗国，自称伊利汗，这个汗国也就称为伊利汗国。旭烈兀承认忽必烈为全蒙古的大汗，历代伊利汗与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保持联系，常有使节往来。伊利汗国的第四代汗阿鲁浑因妻子去世，派人向元朝皇帝忽必烈提出请求，选派一位和亡妻同族的女子嫁给作妃子。阔阔真公主被选中，并在马可波罗等护送下远航异国。1293年，阔阔真公主到达时，阿鲁浑汗已死，阔阔真便按蒙古习俗嫁给了阿鲁浑之子合赞，当时合赞是镇守边陲的藩王。过了两年，合赞登上了汗位（1295-1304年）。合赞汗是伊利汗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一位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所建树。为了争取本地居民的支持，他宣布自己和汗国境内的蒙古人都改宗伊斯兰教。但这并没有影响伊利汗国和元朝之间的关系，双方仍时有交往。
根据波斯文献记载，1298年，合赞汗派遣使节前往中国，向元成宗贡献珍宝异物。使臣留中国四年，回国时，元成宗厚赐之，“并以答书及蒙哥汗时代以来旭烈兀应得之岁赐付使者，遣官一人送使者回国”。⑩大德五年杨枢开始第一次航海。他在西洋遇到合赞汗的使臣那怀一行，应是大德六年或七年（1302-3年）。从时间来看，那怀等显然是上述使臣回国后派出的。而那怀一行到达中国，则已是大德八年的事。据元朝官方记载，大德八年（1304年）七月，“癸亥，诸王合赞自西域遣使来贡珍物。”(11)合赞所遣的“使”，只能是那怀一行。也正是大德八年，元朝政府设置了“管领本投下大都等路打捕鹰房诸色人匠都总管府，秩正三品，掌哈赞大王位下事，……官吏皆王选用。”(12)这个机构的设立，显然是那怀一行朝贡的结果。蒙古制度，宗王在中原各有分地、封户。旭烈大王在蒙哥二年领兵出征，在丁已年（蒙哥汗七年，1257年）分封时，他的名下“分拔彰德路二万五千五十六户”。(13)分封的人户要向受封者交纳丝，作为贡赋。受封者一般都设置机构，对封户进行管理。旭烈兀及其后裔远在西域，他的封户所纳贡赋，便由元朝政府代为收存。上述1298年来华使臣返国时带回的历年“岁赐”便应包括封户的贡赋在内。(14)元朝政府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承认原有的分封继续有效，所以才会有大德八年设置专门管理机构之举。这个机构的设置，无疑有助于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联系的加强。因此，大德八年那怀一行来中国，是双方关系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杨枢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杨枢的首次航行，是“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关于致用院的设置，请看本文的第三部分。所谓“官本船”，是由政府“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15)元代的海外贸易，就经营者的身份来说，一种是民间商人，一种是斡脱商人（见本文第三部分），一种是权贵，还有一种是政府自身。“致用院官本船”即属于最后一种。官本船办法，是忽必烈宠臣卢世荣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初建议设立的，他的意图是由政府垄断海外贸易，“禁私泛海者”。(16)卢世荣很快失势，同年六月，政府宣布：“官司做买卖的罢了，百姓做买卖的每市舶的勾当做者，依着在先体例里要课程抽分者。”(17)也就是取消政府派船之法，允许私人到海外经商，按规定纳税。但是官本船之法很快便恢复了，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设立的致用院便是为推行官本船设立的。与卢世荣建议不同的是，不再禁止私人出海，两者同时进行。致用院的官本船，是“选人入番”的，也就是由人承包。出海贸易。承包者必须有一定的航海经验和组织航行、进行贸易的能力。而官本船虽有风险，却有厚利可图，承包必然是竞争激烈的。杨枢以十九岁的青年，居然会被选中，这只能用他有特殊的家庭背景来解释。第一次航行归来，致用院已被撤消（事在大德七年）。大德八年的第二次航行，海船和一切费用都出于己，这更不是一般家庭所能办得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杨枢的家世作一些探索。
（二）
杨枢的先世，是福建浦城（今名同）人。宋代“自闽而越而吴”，定居于澉浦。澉浦是个沿海小镇，宋代属嘉兴府海盐县，元代属嘉兴路海盐州。在元代，澉浦杨氏声势显赫，拥有巨大的财富。这个家族的发家史，应自杨枢的曾祖父杨春说起。根据前引黄_的墓志铭，以及其他文献，(18)澉浦杨氏家族的世系如下：
杨春杨发杨梓
杨楧（国材） 杨友直（元坦）
杨枢（伯机） 杨元德
杨元诚
关于这个世系，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杨枢还有兄弟，杨元德是他过继的“弟之子”，元诚则是他过继文德后出生的儿子。但是这个兄弟的名字没有记载可考，很可能早年已去世。表中也就不列入了。（二）有的文献中记载的“少中”、“耐翁”究竟是谁？“少中”指少中大夫，阶从三品（后改亚中）。元末姚桐寿与杨友直关系密切，据他说，杨梓之后，“长公国材，次公少中，复与鲜于去矜交好”。明代方志《天启海盐县图经》载，(19)“梓子楧，耐翁，耐翁少中大夫，浙西道宣慰同知，改任海道都漕运万户。”据此，“少中”即是耐翁，而耐翁是杨楧（国材）的兄弟。而据《墓志铭》，杨枢是杨梓的第二子，但杨枢的履历，和耐翁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那末，耐翁是否杨梓的另一个儿子？其实不然。关于耐翁的最可信的资料，是仁宗皇庆二年癸丑（1313年）海盐州儒学教授徐思敬写的《元宣慰杨公报亲斋粮记》，载于《天启海盐县图经》卷3）《方域篇》，现摘引如下：
“前浙西道宣慰、少中杨公耐翁世居盐这澉川，孝行纯笃，根于天性。考安抚总使公不幸弃养，耐翁擗踊哭泣，毁欲天性。至辛亥，改海道转运万户，督粮赴都，太夫人杜氏讣闻，弃官□礼，追慕劬劳之恩，遂捐舍宝钞，于杭之灵隐、钱塘之万寿、姑苏之承天，余姚之云顶、永嘉之江心，普结善缘，资荐二亲。（下略）”
“安抚总使”指的是杨发，他在入元之后，曾任福建安抚使，领浙东西市舶总使事。“安抚总使”是耐翁的“考”，而耐翁应是杨梓。“辛亥”是武宗至大四年（1312年），这一年耐翁在海道转运万户任上。而据胡长孺作《崇宁万寿禅寺杨氏施田记》(20)说：“中大夫、浙东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杨公梓尝任海道漕运万户，至大三年冬十月二日，用海船僦钱如浙东”。两文所记官衔，时间虽略有出入，但“宣慰”、“海道转（漕）运万户”非杨梓莫属。这就是说，耐翁是杨梓的字或号，而不是杨楧的兄弟。
澉浦杨氏“累世以材武取贵仕”，也就是说，是以军功起身的。杨春的经历已不可知，只知他是“故宋武经大夫”。杨氏的真正兴旺则自杨发始。他在南宋时曾任“右武大夫、利州刺史、殿前司选锋军统制官、枢密院副都统”。元军南下，杨发在降将之列，“改授明威将军、福建安抚使，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21)“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歹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22)至元十四年是公元1277年。在此前一年，元军下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太皇太后及小皇帝投降，但各地的反抗斗争并未停止。至元十四年，战争仍在不少地区进行。元朝政府在这样形势下着手建立市舶机构，说明对海外贸易非常重视。在这四个设置市舶司的港口中，泉州、庆元都有相当长的开放对外贸易的历史，特别是泉州港，兴起于唐代，在两宋其地位已与历史最悠久的广州港相提并论。澉浦、上海则是南宋时期开始兴起的港口，澉浦隶属于海盐县，上海隶属于华亭县。元朝政府将庆元、上海、澉浦三处市舶司都交给杨发管理，很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三港位置相近，二是因为上海、澉浦二港是新开辟的港口，规模有限之故。至于广州港，则因当时两广地区战争仍未结束，所以不在首批设置市舶司之列。杨发在南宋时是否与市舶有过联系，不可得知。但入元以后被委任管理三市舶司事务（“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即指此），可见元朝政府对他的重视。这一任命使他成为元朝海外贸易经营中一位重要的人物。自此，杨氏家族与航海事业联系在一起。
杨发死于何时，他管理浙东、西市舶的时间长短，均无记载可考。可以知道的是，他的儿子杨梓继续了他的事业。澉浦杨氏在杨梓时声势最为显赫。至元三十年(1293)，忽必烈发军征爪哇，“二月，亦黑迷失、孙参政先领本省幕官并招谕爪哇等处宣慰司官曲出海牙、杨梓、全忠祖，万户张塔剌赤等五百余人，船十艘，先往招谕之”。不久，“招谕爪哇宣抚司官言：爪哇主婿土罕必阁耶举国纳降，土罕必阁耶不能离军，先令杨梓、甘州不花、全忠祖引其宰相昔剌难答吒耶等五十余人来迎。”(23)不久，元军即从爪哇撤退回国。杨梓参加海外远征，与他父亲杨发从事市舶的管理，恐不无关系。这是从现有文献中知道的杨梓的最早政治活动和海上活动。此后，他曾任少中大夫、浙东道宣慰副使，阶从三品。浙东频海，他与航海事业继续保持着联系。
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十月，“江浙省臣言：‘昔者朱清、张瑄海漕米岁四五十万至百十万。时船多粮少，顾直均平。此岁赋敛横出，漕户困乏，逃亡者有之。今岁运三百万，漕舟不足，遣人于浙东、福建等处和雇，百姓骚动。本省在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马合谋但的，澉浦杨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为海通运粮都漕万户府官，各以己力输运官粮，万户、千户并如军官例承袭，宽恤漕户，增给漕直，庶有成效。’尚书省以闻，请以马合谋但的为遥授右丞、海外诸蕃宣慰使、都元帅，领海道运粮都漕运万户府事，设千户所十，每所设达鲁花赤一、千户三、副千户二、百户四。制可。”(24)按，沙不丁和马合谋但的从名字来看可以断定是回回人。沙不丁长期管理海运和市舶，在忽必烈时代便已担任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关于他的事迹下面还将讨论。马合谋但的又作马合马丹的，是“泉州大商”，显然是个从事海道贸易的商人。(25)元朝的海运，原来主要掌握在出身海盗的朱清、张瑄手里，成宗大德七年(1303)，杀朱、清、张瑄、海运一度混乱，至大三年江浙省臣建议，旨在整顿海运。从沙不丁所述，可知澉浦杨家与沙不丁、合不失一家，以及鸟合谋但的，都有大量私家船只。沙不丁长期任行省要职（平章政事、左丞），管理市舶、海运，马合谋但的以一商人而得以遥授行省右丞、海外诸蕃宣慰使、都元帅，又“领海道运粮都漕运万户府事，“集海外贸易、海运粮食于一身，其声势不下于宋、元之际显赫一时的泉州蒲寿庚。澉浦杨家能与这两个地位特殊的回回家族相提并论，作为元朝政府整顿海运的依靠力量，其海上势力可以想见。前面征引过的资料中说：“岁辛亥，〔杨梓〕改运海道，改万户，督粮赴都”。辛亥是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可见，元朝政府在接受江浙省臣建议，任命马合谋但的管理市舶和海运的同时，也任命杨梓参与海道漕运的管理。
杨梓因为有船被任命为海运官员，在正式参与海运以前，这些澉浦杨家的船只无疑用于海外贸易。澉浦在元代成为颇为兴盛的贸易港，正是杨氏在当地刻意经营的结果。南宋时期，澉浦港已粗具规模，“此方不事田产，无仓廪储蓄，好侈靡，喜楼阁，惟招接海南诸货，贩运浙西诸邦，网罗海中诸物以养生”。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创市舶官，十年置场”。当地有显应侯庙、望夫石等古迹，都与航海有关。(26)澉浦港的兴起，与南宋以杭州为都城有密切有关系。“缘宋都临安，四方面货所凑，澉为近畿地。海船由龛赭入钱塘者阻于江湍，以收船澉堧为便，番货因而毕集，不得不设司领之”。(27)元取江南后，便在澉浦设立了市舶司。此后元朝又在其他一些港口设立市舶司，最盛时达七处之多，即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澉浦仍在其中。这样，澉浦港便进一步得到发展。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并澉浦、上海入庆元市舶提举司，直属中书省。”(28)此后各处市舶司兴废无常，多数岁月只保存泉州、广州、庆元三处，澉浦没有再设。元朝政府削减市舶司的数目，旨在加强对市舶事务的控制。澉浦不再设立市舶司，意味着当地出海贸易的船只，必须到庆元（今浙江宁波）办理有关手续，并不影响海船的进出。据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的一件文书说，“澉浦海口，乃一冲要之地，远涉诸番，近通福、广、商贾往来舟船，若有靠阁，有新附军人落后弟男子侄，结连灶户卤丁、恶少泼皮人等，纠合成党，各执器仗，威临客人，白昼抢劫财物，比之海盗，为恶尤甚。”(29)可见在撤消市舶司以后，澉浦仍是海商经常出入之地。杨发、杨梓父子，以澉浦为基地，“筑室招商，世揽利权”；(30)“代据金穴，富甲浙右”。在杨氏影响下，当地“小民争相慕效，以牙侩为业，习成奢僣攘夺之风”。(31)
杨氏因市舶而成豪富，其居宅中“建楼十楹，以贮姬妾，谓之梳装楼”。杨梓笃信佛教，“饭僧、写藏、建刹、遍两浙三吴间”。曾为海盐禅悦寺铸钟，“用海外铜五千四百八十斤范铸，建六丈楼悬之，声闻数十里”。所谓“海外铜”是“倭产”，亦即日本出产的铜，当然是通过海道贸易得来的。(32)杨家有“家僮千指”。杨梓以“善音律”闻名于世，据说杂剧《豫让香炭》、《霍光鬼谏》、《敬德不服老》都出于杨梓之手。(33)杨氏祖孙三代都与通晓音律的当代才人学士交游。散曲名家张可久有《〔越调〕小桃红·别澉川杨安抚》。这个杨安抚应是曾任安抚使的杨发。(34)杨梓则与畏兀儿（今维吾尔族）人“阿里海涯之子云石交善”。阿里海涯平宋时立有战功，官至行省丞相。其子名贯只哥，其孙小云石海涯便“以贯为氏，复以酸斋自号”。(35)贯云石（酸斋）是享有盛名的散曲作家，“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可彻云汉，而康惠（杨樟谥康惠——引者）独得其传。”樟之子杨楧、杨枢“复与鲜于去矜交好，去矜亦乐府擅场”。“去矜”是鲜于必仁的字。杨氏既是一富贵家族，又富有艺术气氛。“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歌南、北歌调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浙右云”。(36)元、明之际南戏中有所谓：“海盐腔”，实际上就是由橄浦杨氏这个航海世家中传出来的。(37)有人把海盐腔的形成完全归功于贯云石（酸斋），其实是不准确的。
杨发，杨梓两代经营航海事业，在元代为数不多的航海家族之列，影响是比较大的。杨枢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耳濡目染，对于航海自然有一定的知识。杨梓两子，似乎有意安排，长子早日进入仕途，次子继承航海事业，以此来保持家族的继续兴旺。杨枢之被致用院选中，起决定作用的应是他们家庭背影，很可能就是杨梓活动的结果。而杨家的财富，又使杨枢的第二次航行成为可能。这两次以接送伊利汗国使节为名实际上进行大量贸易活动的航行，使杨枢声名大振，立即由白身成为阶从六品（忠显校尉）的海运副千户。元代荫叙之法，从三品子，从七品叙，而且限于嫡长子一人。(38)杨枢之兄杨楧，字国材，“大德中，大臣以康惠公（杨梓——引者）劳于国，请官其子以劝忠业，上可其奏，授敦武校尉、赣州路同知宁都州事”。(39)教武校尉即为从七品。相比之下，可见杨枢受到了特殊的优遇，这也正说明了元朝政府对加强与伊利汗国之间联系的重视。长期的海上生活，使杨枢积劳成疾，在家养病闲居将近二十年。
杨枢之兄杨楧字国材，“颇涉猎经史，又习国字(蒙古字——引者)语言”。出仕后不久即于大德癸卯（七年，1303年）病死，年廿一岁。(40)此时杨枢正在海上航行。杨梓则死于“泰定丁卯（四年，1327年）冬”。(41)杨枢成为一家之长。就在这一年，他重新出仕，任昭信校尉（正六品），海运副千户，目的显然是在父亲死后支撑门户。天历二年（1329年）率领海船运粮到直沽，这是他最后一次航海活动，导致旧病复发。至顺二年（1331年）去世，杨氏的下一代，可考的有杨楧之子杨元坦，“至元再之四年（1338年），以祖荫授从仕郎、饶州路余干州判官”。从仕郎亦为从七品，与其父同。后“通守（同知路事——引者）常州”，死于至正丁酉（十七年，1357年），年五十五岁。(42)从他的仕途生涯看来，与市舶、航海均无关系。杨枢之子元德、元诚、均无记载可考。杨家上三代家族中主要、人物以航海为业，故能兴旺发达。到杨元坦时，恐怕已不如前。而杨元坦去世之日，正是张士诚割据浙西之时，社会的巨大动荡必然导致与元朝关系密切的杨氏家族走向衰落，这是可以想见的。(43)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将大批浙西富民迁往凤阳，澉浦杨氏亦在其列，杨氏旧居“废为延真观”，梳妆楼积满尘埃。(44)澉浦杨氏家族的历史，至此完全结束了。
（三）
元代的航海事业，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以贸易为主的国际航运，向东抵达日本、高丽，向南前往东、西洋，包括今天的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远至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东北部。另一方面是以漕运为主的国内海运，每年经由海道从江南运往大都地区的粮食，起初为数万石，逐渐增多，全盛时为三百多万石。元代海运漕粮先后沿续了七十余年。无论就规模之大，或是持续时间之久来说，都是国内海运史上前所未有也是此后明、清两代（直到近代航运兴起以前）未曾有过的。国内可通行的航线，以海运漕粮的航线为主，向南延续到广东，向北延续到辽东半岛。元代是我国航海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元代航海事业的成就，为此后不久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考察元代航海活动时，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即便是若干从事航海事业的家庭的出现，除了澉浦杨氏之外，曾经引起中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泉州商人蒲寿庚，便是最著名的一个。蒲寿庚的祖先，应是阿剌伯人，原居广州，至蒲寿庚之父蒲开宗，始定居于泉州。在南宋末年，“寿庚提举泉州市船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45)关于蒲寿庚在南宋末年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不同的看法。较早系统研究蒲寿庚问题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蒲氏任舶司之职达三十年，后来又任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掌握兵事、民政以及沿海水军，一旦弃宋降元，“有关于宋、元势力之消长实大”。(46)桑原氏这一论点，影响颇大，不少学者接受了他的看法。近来已有学者指出任舶司三十年之说不可信，寿庚在南宋末任提举前后仅七个月。(47)也有学者对此新说持保留态度，认为这个推论与“擅蕃舶利者三十年”的记载“相差太远，证据亦不充份”。意见分歧的关键在于对“擅番舶利者三十年”的记载“相差太远，证据亦不充份”。(48)意见分歧的关键在于对“擅蕃舶利者三十年”的理解。宋朝亡国前夕，方回上书请诛权臣贾似道，有“十可斩”之说，“三曰贪。如似道之贪者，则安得不败人之国。泉之诸蒲为贩舶作（利？）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为不足道”。(49)方回在政治上反复无常，人品低下。但他的这段话至为重要，说明蒲氏“三十年”之说在宋末颇为流行，但蒲氏的“三十年”，是“贩舶”“三十年”，也就是经营海外贸易三十年。并非管理市舶三十年。由此亦可知，泉州蒲氏之富在当时已成为权臣贾似道敲诈勒索的对象。方回将贾似道的“贪”作为“贩人之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说明泉州蒲氏叛宋降元，是对南宋政府积怨的爆发，并非偶然。这是过去的蒲寿庚研究中不曾注意到的。
接纳蒲寿庚投降的元朝将领是董文炳。元人王磐为董文炳撰写的《赵国忠献公神道碑》中说：“初，公至泉州时，太守蒲寿庚者来降。寿庚本回纥人，以海舶为业，家赀累巨万计，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闽张世杰出海上，寿庚愿率本家丁壮镇守东南，必保无虞。公以其人可用，解身所佩金虎符以俾之”。(50)王磐又有《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51)叙此事内容略有不同：“初，泉州太守蒲寿庚者，本西域人，以善贾往来海，致产巨万，家僮数千。及降，愿与子男家人保护东南一隅。公状之，自解所佩虎符以带寿庚。”同一作者的两篇文章可以互为补充。元代的“回纥”，与前代涵义不同，常用来指“回回”，即来自中亚和西南亚的阿剌伯人。这两则记载，一说“以海舶为业”，一说“以善贾往来海上”，都和上引方回所说“贩舶”是同一意思，也就是经营而不是管理海外贸易。蒲寿庚有“家僮数千”，这些“家僮”又称“丁壮”其中主要应是海舶上的船员，这无疑是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蒲氏以阿剌伯人定居中国，世代经营海外贸易，势力日大，南宋政府在危急之际，对他寄予希望。而元朝方面，也对蒲氏地位有所了解，努力争取。蒲寿庚衡量利害，出于保存自身利益的愿望，再加上长期以来他与宋朝权臣的矛盾，终于使他倒向了元朝方面。
入元以后，寿庚官至行省左丞，地位很高。但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后不再见于记载。明代的文献说：“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若孙，多至显达。泉人避其薰炎者十（？）余年，元亡乃已。”(52)遗憾的是，对于蒲寿庚死后蒲氏家庭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其子蒲师文曾任福建道市舶提举。(53)明初，在泉州圣墓树立《郑和行香碑》之镇抚蒲日和，据有的家谱记载是蒲寿庚之侄，曾与郑和同往西域。(54)如此说有据，则蒲氏后代直至明初仍有人从事航海。但从前引文献看来，元武宗时，马合谋但的崛起，显然已成为泉州最大的海商，取蒲氏而代之。蒲氏家族在元代的活动，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朱清、张瑄是元代航海史上的两位杰出人物。这两人原来都是海盗，熟悉南北海道，拥有大批船只。张瑄降元时，有“巨艘五百艘”，朱清料亦相当去不远。(55)他们利用熟悉海道和掌握海船的有利条件，开辟航路，每年将江南的大批粮食运到北方，解决了首都的粮食供应问题。元朝的海运事业，主要是他们两人建立起来的。“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偏天下，库藏仓庾相望”。他们的船队不仅由海道运送粮食，而且从事海外贸易，“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56)太仓（今江苏太仓）原来是个“墟落，居民鲜少”，朱、张以太仓为海运基地后，“不数年羊，凑集成市、番、汉间处，闽、广混居”。(57)“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当时谓之六国码头”。(58)太仓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张瑄之子张文虎，还曾任海船万户，率“巨舰”为出征交趾的元军运输粮食。
朱、张管理海运，先后达二十年之久。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有人检举朱、张有“逆谋”朱、张父子均被处死，家财籍没。元成宗“命御史台、宗正府委官遣发朱清、张瑄妻子来京师，仍封籍其家赀，拘收其军器，海舶等”。(59)董士选受命前往浙西，执行此项命令，“发所籍朱清、张瑄货财赴京师。其海外未还商舶，至则依例籍没”。(60)在“籍没”时特别注意“海舶”、“海外未还商舶”，说明朱、张发往海外进行贸易活动的船只，不在少数。正是在大德七年，元朝政府一度“禁商下海”，很可能与拘收朱、张海舶有关。朱、张死后，这两个显赫一时代航海家族，也就完全瓦解了。后来，朱、张得到平反，子弟重新出仕，部分家财发还，但再也不能在海上称雄了。(61)
沙不丁、合不失是元代又一个地位显要的航海家族，但其活动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从名字来看，沙不丁显然是回回人，(62)但出身不可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权臣桑哥得势，保荐沙不丁为江淮行省左丞、乌马儿为参政，“依前领泉府，市舶两司”。(63)可知在此以前，沙不可和乌马儿已负责泉府司和市舶司之事。泉府司由斡脱总管府演变而来。“斡脱”是突厥语，原义为“合伙”，在元代，“斡脱谓转运官钱、散本求利之名也”。(64)也就是用政府或皇帝、贵族的钱，经营商业或借给商人或其他急需之人，收取利息。那些以官钱营利的人（主要是色目人），也就称为“斡脱”。原来，斡脱商人主要经营高利贷和陆路贩运，元朝统一全国以后，不少斡脱商人转而经营海外贸易。元朝政府中设有斡脱总管府，“持为国假贷，权岁出入恒数十万定，缗月取子八厘，实轻民间缗月取三分者几四分三，与海舶市诸番者。”这就是说，斡脱总管府发放高利贷给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每月利息是八厘，只相当民间月利三分的四分之一。至元十八年（1281年），“升总管府为泉府司”。(65)泉府司“掌领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诸王出纳金银事”。(66)也就是为皇帝及其亲族经营高利贷，和原来的翰脱总管府职责是一样的。后来又在江淮（江浙）设行泉府司，作为泉府司的派出机构。行泉府司除了为皇族“出纳金银”之外，一度还“专领海运”。(67)至元二十四年五月，忽必烈“用桑哥言，置上海，福州两万户府，以维制沙不丁、乌马儿等海运船”。(68)但行泉府司管理的“海运”并非指海运漕粮，而是由海道运送市舶货。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忽必烈“从行泉府沙不丁、乌马儿请，置镇抚司，海船千户所、市舶提举司。”(69)至元二十六年二月，“尚书省臣言，‘行泉府所统海船万五千艘，以新附人驾之，缓急殊不可用。宜招集乃颜及胜纳合儿流散户为军，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且防御海道为便’。从之。”同年四月，“尚书省臣言：‘乃颜以反诛，其人户……恐生他想，请徙置江南，充沙不丁所请海船水军’。从之”。(70)从以上记载可知，沙不丁、乌马儿管理的，应是江淮（江浙）行省(71)的行泉府司和境内各港口的市舶司。(72)官方和民间的海外贸易，以及市舶货物的沿海运输，都在他们控制之下，无疑已成为这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
至元二十六年正月，沙不丁上市舶司岁输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两，诏贮之以待贫乏者”。由这个数额来看，市舶司的收入是很可观的，而且也反映出海外贸易总额是巨大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市舶司并不包括广州市舶司。同年九月，“江淮省平章沙不丁言：‘提调钱谷，积怨于众，乞如要束木例，拨戍兵三百人为卫’。从之”。(73)忽必烈对沙不丁如此宠信，主要因为此人善于敛财。此时他已升为行省平章，其职责已不限于市舶和行泉府司，而且管理整个行省财政了。同年闰一月，“江西宣慰使胡颐孙援沙不丁例，请〔以〕至元钞千定为行泉府司〔本〕，岁输珍异物为息。从之”。(74)“以”、“本”两宋为本文作者所补。显然，沙不丁曾以私财作为行泉府司的本钱，条件是进贡珍异物品，因此得到忽必烈的同意。胡颐孙见了眼红，提出同样的请求，也得到批准。这样，行泉府司不仅为皇族而且也为一些官僚“出纳金银”了。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八月，“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遗兀鲁歹，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其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75)根据杨志玖先生的考证，此条记载中所说派往阿鲁浑大王一行，正是包括马可波罗在内的护送阔阔真公主的使团。(76)由此可以看出，这个使团的成行，是经由沙不丁办理的。(77)
沙不丁管理行泉府和市舶两个机构，利用职权，多方牟利。除上面所说以私钱作为行泉府的本钱取息外，还肆意对中外商人进行掠夺。后来，元朝政府在整顿市舶司（至元三十年）的文件中说：“近来忙兀台、沙不丁等自己根寻利息上头，船每来呵，教军每看守着，将他每船封了，好细财物选拣要了。为这般奈何上头，那壁的船只不出来有，咱每这里入去来的每些小来。为那上头，市舶司的勾当坏了有。”(78)他的这些不法行为，挣来了大量财富。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桑哥失宠被处死。沙不丁作为桑哥亲信也随之失势。但忽必烈对他显然仍有好感，这一年十一月，当监察御史对桑哥一案的处理提出疑问时，忽必烈回答说“桑哥已诛，纳速剌丁灭里在狱，唯沙不丁朕姑释之耳。”(79)可见对他的处理与其他不同。次年正月，中书省上奏泉州贡赋和外国使臣的交通路线事宜，忽必烈说：“亦黑迷失、沙不丁曾至其地，可再问之”。当这两人“皆以为便”时，路线便确定了下来。(80)亦里迷失是著名航海家，多次作为元朝使节出海访问，已见前述。忽必烈将沙不丁与亦里迷失同等看待，可见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说明他已将沙不丁宽大对待了。但是，终忽必烈之世，沙不丁未见重新任用。
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呗喃、梵答剌亦纳三蕃固交易，别出钞五万定，令沙不丁等议规运之法”。(81)显然，沙不丁于此时（或以前）已重新起用，任“规运”官钱，利用市舶取利之责。大德二年（1298年）元朝政府设制用院。(82)四年十二月，“通政院使只儿哈忽哈只等奏：‘致用院官沙不丁言，所职采取希奇物货，合从本司公文乘传进上。……”(83)前引杨枢第一次出海，是“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可见“制用院”并不准确，应以致用院为是。致用院应是沙不丁主持的“规运”官钱出海贸易的机构。沙不丁重新起用’，仍与海外贸易有关。此后，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沙不丁为江浙行省左丞，建言其弟合八失、马合谋但的与澉浦杨家有船可供海运，已见前述。马合谋但的，杨梓因此均参与海运管理，合八失亦应在其列。泰定元年（1324年）六月，张瑄等上奏说：“中卖宝物，世祖时不闻其事，自成宗以来，始有此弊。……大抵皆时贵与斡脱中宝之人，妄称呈献，冒给回赐，高其直且十倍，吞蠹国财，暗行分用。如沙不丁之徒，顷以增价中宝事败，具存吏牍”。此与斡脱相互勾结之沙不丁，必是长期主管市舶之沙不丁无疑。根据以上所述可知，沙不丁先后管理海外贸易达二、三十年之久，而且拥有庞大的可与澉浦杨家相提并论的私家船队。沙不丁、合八失兄弟在元代海外交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地位应在杨氏之上。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元代出现了几个以航海为业的显赫家族，拥有大量的财富，而且在政治上都很有权势。这些家族的航海活动，都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其中尤以澉浦杨氏为最。这种情况，是中国以前各朝代所罕见的。元朝政府重视海外贸易和国内海运，由此引起航海事业的空前发展，是这些家族得以产生的时代条件。或者可以说，这些家族的出现，是元代航海事业比起前代来有所发展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只有大规模的持久的航海活动，才有可能产生以航海为业的显赫家族。元代以前，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显赫的家族，但几乎无例外地都以土地占有、农业经营为其经济基础。有的即使兼营商业，在其经济活动中，也只能占有次要的地位。这些以航海为业的显赫家族的出现，应视为元代社会与前不同的一项变化。
元代几个航海家族的发家途径各有不同。蒲寿庚原是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南宋末入仕，入元后更得高官。杨发、沙不丁则因担任管理市舶的官职，然后致富，掌握大量海船。朱清、张瑄又是另一种类型，他们以海盗起家，归附后主管海运，兼营海外贸易，积累大量财富。一由商而官，一由官而商，一由盗而官、商兼举。尽管途径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在他们的发家过程中，都有家族成员充任市舶或海运的高级官员。已经拥有财富的商人需要官职来保障和扩大自己的财富，拥有官职的则可以利用权势来获取钜额的财富。可以说，占有航海事业中的重要官职这一特殊政治地位，是这几个家族发家和发展的关键。一旦政治上失势，有关家族就会失去其显赫的地位，朱清、张瑄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元代这些航海家族，并非新生产关系的代表，仍是封建政治、经济关系的产物。
在上述几个航海家族中，蒲寿庚、沙不丁都是回回人，另一个记载不多的泉州大商马合谋但的，无疑也是回回人。回回在元代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波斯人和阿剌伯人，是四等级中色目人的一种，以善于经商中著称。蒙古大汗、贵族依靠他们经商牟利。有不少人因此得以进入仕途，得到重用，“这种亦商亦官，以商为官的情况，是元代回回人的一个特点。”(84)元代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中，有许多回回人，而管理市舶的官员中，回回人也占重要地位，沙不丁便是最好的例子。在海运管理方面，回回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元代航海事业的发展，与回回人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方面还须作深入的探索。
元朝灭亡，意味着这些航海家族的完全没落。明朝前、中期实行的海禁政策，从根本上取消了航海家族产生的可能性。随之而起的，是海上走私——海盗集团的大批出现。明朝末年，郑芝龙以海盗首领降附明朝，雄据福建，掌握大批海船，积极开展海外贸易。郑氏家族成为一个新的航海家族，其财富和势力都在元代几个航海家族之上。后来郑成功的活动，实际上是以家族的财富和势力作基础的。元、明两代航海家族的前后出现，是中国航海史上饶有趣味的问题，值得认真加以研究。
本文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国际汉学研讨会（1995年1月，海南海口）上宣读。
注释：
①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329页“西洋”条。陈高华：《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见《元史研究论稿》第401-407页。
②《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521页“忽鲁谟斯”条。
③《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
④《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参看马苏第《黄金草原》中的叙述，见《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译本，第114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⑤苏继廎：《岛夷志略校释》“叙论”。
⑥朱彧：《萍州可谈》卷2。
⑦关于杨廷璧，见《元史》卷210《马八儿等国传》，同书卷《世祖纪九》。亦黑迷失事迹，见《元史》卷131本传。
⑧张翥：《岛夷志略》序。
⑨《元史》卷3，《宪宗纪》。
⑩《瓦撒夫书》转引自《多桑蒙古史》中译本下册第319页。
(11)《元史》卷21《成宗纪四》。
(12)《元史》卷85《百官志一》。
(13)《元史》卷95《食货志三·岁赐》。
(14)元朝的“岁赐”，有广、狭二义。广义包括封户的贡赋（丝、钞）和皇帝每年赏赐的定额银币，狭义仅指后者。
(15)《元史》卷25《奸臣伟·卢世荣》；卷94《食货志三·市舶》。
(16)《元史》卷25《奸臣伟·卢世荣》；卷94《食货志三·市舶》。
(17)《元典章》卷22《户部八·市舶·“合并市舶转运司”》。
(18)主要是陈旅的《杨国材墓志铭》，见《安雅堂集》卷11。
(19)见该书《人物篇第六之二》。
(20)《珊瑚末难》卷4。
(21)陈旅：《杨国材墓志铭》。
(22)《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23)《元史》卷210《外夷传三·爪哇》。按《元史》此篇，源自政书《经世大典》。见《国朝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政典·爪哇》。
(24)《元史》卷23《武宗纪》。
(25)《元史》卷22《武宗纪一》。
(26)常棠：《澉水志》。
(27)《天启海盐县图经》卷6《食货篇第二之下》。
(28)《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29)《元典章》卷59《工部二·造作二·“禁治抢劫船只”》。
(30)《天启海盐县图经》卷3《方域篇第一之三》，卷6《食货篇第二之下》。
(31)《天启海盐县图经》卷3《方域篇第一之三》，卷6《食货篇第二之下》。
(32)《天启海盐县图经》卷3《方域篇第一之三》，卷6《食货篇第二之下》。
(33)姚桐寿：《乐郊私语》。
(34)隋树森编：《全元散曲》第985页。
(35)《元史》卷143《小云石海涯传》。
(36)姚桐寿：《乐郊私语》。
(37)徐渭：《南词叙录》。
(38)《元史》卷83《选举志三·铨法中》。
(39)陈旅：《杨国材墓志铭》。按杨枢这一年也是二十一岁，疑二人是同父异母兄弟，故同令。
(40)陈旅：《杨国材墓志铭》。按杨枢这一年也是二十一岁，疑二人是同父异母兄弟，故同令。
(41)陈旅：《杨国材墓志铭》。按杨枢这一年也是二十一岁，疑二人是同父异母兄弟，故同令。
(42)《杨国材墓志铭》。
(43)元朝末年，割据浙东、西的方国珍、张士诚由海通运粮北上，支援元朝政府，仍以澉浦为出海港，见刘仁本《送中书兵部尚书伯元臣回京叙》（收在《金声玉振集》内）。但已不见杨氏家族活动。
(44)《天启海盐县图经》卷3《方域篇第一之三》，卷6《食货篇第二之下》。
(45)《宋史》卷47《瀛国公纪》。
(46)《蒲寿庚考》，陈裕菁译，第152页。
(47)陈自强：《“蒲寿庚宗末提举市舶三十年”说考辩》，《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
(48)苏基朗：《论蒲寿庚降元与泉州地方势力的关系》，见《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49)《乙亥前上书始末》，《桐江集》卷3。
(50)《嘉靖藁城县志》卷9。
(51)《嘉靖藁城县志》卷8。
(52)何乔远：《闽书》卷152《畜德志》。
(53)《湄洲屿志略》卷2《祀典》。
(54)张玉光等：《报告发见蒲寿庚家谱的经过》，见《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5)《赵国忠献公神道碑》。
(56)陶宗仪：《辍耕录》卷5《朱张》。
(57)《至正昆山郡志》卷1《风俗》。
(58)《弘治太仑州志》卷1《沿革》。
(59)《元史》卷21《成宗纪四》。
(60)《元史》卷21《成宗纪四》。
(61)朱、张事迹，请参看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豪民朱清、张瑄》、《东洋史研究》第27卷第3号。
(62)沙不丁(Shihabal-Din)，义为宗教之星，其弟合不失(Habash)，义为黑皮肤之人，一说是阿剌伯显贵家族之名。以上是宋岘同志指教，谨此致谢。
(63)《元史》卷205《桑哥传》。
(64)徐元瑞：《史学指南》。
(65)姚燧：《高昌忠惠王神道碑》，《牧庵集》卷13。
(66)《元史》卷11《世祖纪八》。按，《元史》将“置泉府司”列于至元十七年十一月条下。
(67)《经世大典·海运》，见《永乐大典》卷15949。
(68)《元史》卷14《世祖经十一》。
(69)《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70)《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71)至元十三年置江淮行省。二十三年，割江北诸路隶河南，改称江浙行省。二十三年，以福建行省并入江浙。二十四年，又改江淮行省。
(72)于泉府司，翁独健教授在《斡脱杂考》（《燕京学报》第29期）中已有论述，本文受他的启发，并略作补充。
(73)《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74)《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75)《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19418。
(76)《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见《元史三论》第89-96页。
(77)至元二十七年七月，“江淮省平章沙不丁以仑库官盗欺钱粮，请依宋法黥而断其腕。帝曰：此回回法也。不见”。（《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可见这一年沙不丁仍管理江淮行省的财政和市舶。
(78)《元典章》卷22《户部八·市舶·“市舶法则二十三条”》。
(79)《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80)《经典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15949。
(81)《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82)《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83)《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15949。
(84)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元史三论》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