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胡适国学观的异同及近代影响
石莹丽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 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倡行与民族危机、西学东渐、社会改良紧密联系，是在西学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是一种动态的文化再现。与其说民国期间的国学论争是一场学术争鸣，不如说是一场与民族自救相联系的学术运动。梁启超是20世纪初年最早提出国学概念的人之一，而后以胡适为代表的“整理国故运动”无疑把国学讨论推至顶峰。但梁、胡二人在国学研究目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上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态势，又存在较大分歧。二人的国学观对于近代国学走势产生了直接影响，对于今天的国学传扬依然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梁启超；胡适；国学观；近代国学走势；现代启示
鸦片战争以来，国力日衰，西学东渐，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权威地位。而当时国际汉学正做得风生水起，使民国学者处于民族危机与国际汉学的双重压力下，一场有关国学的论争应运而生，以“国学”冠名的系、院、社、杂志不断涌现。梁启超是20世纪初年最早提出国学概念的人之一，而后由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把国学论争推至顶峰。
目前有关民国学界国学研究的论述已相当丰富。罗志田的《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一书围绕清季民初的国学论争分八章内容做了条陈式评述，其中涉及梁、胡二人的内容有整理国故运动和“国学书目”论争两章。桑兵的《国学与汉学》一书主要从20世纪以来欧美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两个方面阐述了近代中国学术转型，其中专辟两章论述梁启超的国学研究与日本之关系及胡适与国际汉学界。其另一部专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涉及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与西学东渐、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东方考古学协会、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近代学术传承等，另外专辟四章介绍陈寅恪、陈垣、胡适的学术贡献。
目前学界关于梁启超的国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于管学、孔子、孔教、墨学、老学等先秦诸子的论述以及有关国学概念、国学教育、国学思想渊源等方面。关于胡适国学观的研究主要是将其放在整理国故运动的总体研究之中。而就梁、胡二人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人的交往、在东南大学的国学演讲、国学书目论争以及墨学研究的异同等方面。本文尝试将梁启超与胡适的国学观放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从二人所处时代、学术背景、学术源流上考察彼此国学思想的交融与分歧，探析二人国学观对于近代国学走势的影响，并力求对于当今的国学研究与传播有所启示。
一、梁启超与胡适国学观的交融
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交锋主要集中在1917年胡适回国后至1929年梁启超去世前的十余年中。此间，胡适在北大拥有了一方阵地和鼎力学子的支持，成为可以与梁启超对阵的主要学术力量。二人在国学内容、整理方法等层面上，均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态势。
(一)理念上，国学应该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动态学术
近代以来，关于国学的整理研究一直与中华民族摆脱外来侵略、振兴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在国学研究与传播方面，梁启超关于先秦诸子的诸多评述亦多从经世理念出发。他把民族自救寄希望于输入西方学术思想上，提出了中外文化联姻说。他大声呼吁：“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1)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4页。 唯建立此种中西合璧的新文明，或可炼出一颗救世药丸。表面上以批判和怀疑为主的胡适一派学者确实在疑古之路上走得相当远，但起于疑终于信、始于破终于立是其最终学术追求，这与梁启超的初衷相一致。因此，胡适更加主张中国文化要“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2)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载《胡适文集》第5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454页。 其实，民国学界的诸多学人如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傅斯年等均是既受中学沐浴又具西学背景的双栖大家，提倡中西合璧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文化自救的唯一可行之策。他们一方面提倡“为今之计”，“必先具有世界眼光”，“尊重欧化，尽量输入，取其所长，补我所短，使吾华文化，更图进步”(3) 陆达节：《论今日治国学者所应改良之十大方针》，载桑兵、张凯、於梅舫、杨思机编：《国学的历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179页。 ；另一方面，又提出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4)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载《梁启超全集》第10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8页。 。唯此，方可使中国文化既可独善其身，又可在世界文化之林游刃有余。
(二)范围上，国学应该系统、条理，涵盖中国传统文化所有内容
“科学故事”源于情境教学法，通过将知识与现实生活或教材素材结合，设计符合逻辑的线索，在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引导学生思考。此类试题往往研究一个或多个问题，在题干中先展示研究目的和研究背景，再针对问题进行假设，提问如何设计研究方案、分析预期结果并得出结论，进而证明或证伪某一假设。在这个过程中，考查学生推理、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方法上，对于国学的整理应该借鉴西洋科学方法
对于自己的学术来源，胡适从不避讳深受杜威影响。他坚称“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25)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自序》(台北版)，载曹伯言整理：《胡集日记全编》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26)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胡适名著《先秦名学之发展》《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后来对于四大名著和《儒林外史》《水经注》的考证，均是融合了“清代的朴学与近世西洋所谓科学方法”(27)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载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15页。 。而且，胡适的这一方法论直接影响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各大学在国学课程设置上均依据以西学为基础的“现代学术规范重新编排”(28)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15页。 。可以说，“胡适的出现，标志着‘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胡适等于‘西学’，在科学取得了至高无上地位的背景下，胡适又等于‘科学方法’的化身”。但是，以胡适为领袖的“汉学”的“所谓繁荣，其所昭示的并不是‘中学’的复兴和辉煌，而是‘西学’或‘西化’的传播和深入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29) 王学典：《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二、梁启超与胡适国学观的差异
“甲午战争”后，在中国学界“构成了一幅世界留学史上罕见的盛极一时的‘留日热’奇观”(20)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47页。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几经转折到达日本。彼时，盛行了30年的文明史学大潮刚刚退去，正值“日本国粹主义盛行之际，这一大语境无疑促使梁启超萌生保存国粹之念”(21)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者交往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5页。 。其实，晚清民国之际，许多学者如康有为、刘师培、章太炎等人的学术思想均或多或少地受到日本影响。可以说，“中国近代‘国学’的产生，不可避免地有其‘东学’渊源”(22) 史少博：《梁启超“国学”的“东学”渊源》，《理论学刊》2016年第5期。 。居日期间，梁启超阅读了大量日译西方学术著作，学术救国执念日渐形成。国学的主要阵地是史学，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亦受到日本影响，其于1902年发起的史学革命即是“西方文明史学在中国的回响”(23) 陈峰：《西潮冲击下民国史学风气的嬗变》，《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余英时也曾指出，“中国历史学的发源地其实是东京”，梁启超、章太炎等著名史家都曾接受日本“文明历史学”的影响。从那时起，“中国史家也开始随着日本的前例，根据西方历史模式来再建构和再诠释中国历史。”(24) 余英时：《历史女神的新文化动向与亚洲传统的再发现》，载《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一)国学宣扬上，梁启超多从政治角度立论，胡适则以学者身份表明态度
其实，胡适抱定杜威实验主义不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梁启超可以凭借其早年影响力一呼百应，驰骋政界和学界，胡适并无此等优待。尽管他一归国便执教于最高学府，但傅斯年、顾颉刚等学生与他同龄，在国学方面已颇具造诣，而旧派学人依然有强劲的反驳力量。因此，只有搬出杜威主义理论，怀抱竭泽而渔的清儒家法方可使他在学界立于不败之地。故而，杜威的实验主义、科学方法成了胡适一生著书立说的护身符和金刚钻。
(二)国学渊源上，梁启超多受日本影响，胡适主要受杜威实验主义影响
梁启超与胡适均为中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和国学家。但时代使然，梁启超始终沉浮于政治漩涡不能自拔。尽管在其人生最后10年退归学术，但字里行间依然透露出深切的政治关怀；相比较而言，胡适经历则要单纯得多。不同的政治经历、相同的学术旨趣使得二人在国学研究目的、研究思路和具体研究方法上存在较大差异。
在方法论层面上，梁启超与胡适均提倡整理国学须用科学方法。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一文中，开门见山提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文献的学问与德性的学问。“文献的学问”即“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运动，并且再一次提出了“从外国运来”的“科学方法”。(8)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载《梁启超全集》第14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7页。 而且，从其为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所作演讲编撰而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梁氏所指的科学方法即传统的考据辨伪方法与实验主义方法的结合，这也是迄今学界嘲讽梁氏晚年追随胡适科学方法的证据之一。相比较而言，胡适无时无刻不在宣讲其师杜威的科学方法，他说，“一切习惯、风俗、制度的改良，都起于一点批评的眼光”，其要旨就是要“重事实”“重假设”“重验证”。(9) 胡适：《少年中国之精神》，载《胡适文集》第1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1-563页。 但胡适此处所指更多的是以考据为主的清儒家法，这又与梁启超所讲的史料的搜集辨伪相重叠。胡适曾在给毛子水的信中明确提到，“清代的‘汉学家’所以能有国故学的大发明者，正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10) 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载《胡适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8页。 而且他曾举例自己为“庐山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11) 胡适：《庐山游记》，载《胡适文集》第4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即使到了晚年，他到台湾大学讲演《治学方法》时，亦是为了纪念他的老师杜威和他的学生傅斯年。他给学生举了考证《红楼梦》和《醒世姻缘》的例子。考证《红楼梦》，就是基于自己的一种假设，“这部书不是谈种族的仇恨”，而是作者要“把他所看见的可爱的女孩子们描写出来”。他甚至不惜花了“五年工夫”，来对一部“讲怕老婆故事的书”——《醒世姻缘》做了“五万字的考证”。(12) 胡适：《治学方法》，载《胡适文集》第1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4页。 其实，胡适心目中的“‘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科学方法，除了有清以来“三百年的朴学”方法之外，还有自然科学中的“实验的方法”，这是不囿于纸上材料的方法，是可以“创造证据的方法”。(13)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载《胡适文集》第4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110页。 想必胡适一生所讲的实验主义的要旨在此，只不过，他本人始终没有走出朴学方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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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出生于1873年，正值清政府内忧外患的关键时期。自21岁领导“公车上书”开始，梁启超便踏上了一条政治与学术并存的道路，而在此后的35年间，其流亡日本14年，归国后又分别寄身于袁世凯和段祺瑞“门下”达5年之久，当最后的一点政治报国希望破灭后，又远赴欧洲游历两年。故其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其欲借学术思想寻求民族独立的愿望随处可见。他大声呼吁：“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14) 梁启超：《新民说》，载《梁启超全集》第3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页。 尽管1920年后，其表面上淡出政坛专心学术，但依然对政治报以极大关心。可以说，梁启超一生始终游离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其在国学宣扬上，也多从政治角度出发。其实，不唯梁启超如此，清季民初的许多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究并非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而是迫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15) 魏义霞：《孔学与国学——康有为、梁启超思想比较》，《井冈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改善和提高中国的地位便成为多数士人的主要关怀”(16)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3页。 。相比较而言，比梁启超晚一个时代的胡适则要幸运得多，自1926年归国后32年间，先后于1917—1926、1930—1937、1946—1948年间供职于北大，长达18年。他告诫青年人做学问不应该先存“狭义的功利观念”，应该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17) 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载《胡适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7页。 他特别表明，“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做功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18) 胡适：《胡适致胡朴安(稿)》，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8页。 要把国学视作单纯的学术研究，“‘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求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去组成局部的或全部的中国文化史”，并非“想从国故里求得什么天经地义来供我们安身立命”。(19) 胡适：《研究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节选)》，载马克峰编：《国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
(三)研究内容上，梁启超主张通、博，胡适倾向于专、深
梁启超去世后，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文字收功，神州革命”挽联，并且对梁氏学术做了一番盖棺之论：“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30)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1928—1930)》第5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页。 胡适此语可谓中肯，其中有无反衬自己的专深不好判断；但在后世学者看来，却是“颇有一语成谶之感”。其所谓的专深考证亦是“误入歧途，力不从心”(31)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 。当然，后见之明只是对先辈学术成就评判的一家之言，对于梁启超和胡适本人来讲，其主观意向上却是通、博与专、深的较量。
在梁启超那里，国学，“不仅涵盖自古流传的各种流派的学术思想，而且包括当代乃至将来新出现的可以代表当时一国之思想的各种新理论、新学说。”(32) 连燕堂：《梁启超对于国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 在这种国学理念指导下，梁启超不但对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经济改革、哲学思想、历史著述、诗词歌赋等均有较深入研究，而且用近代化眼光予以解读，在多个领域均有开拓之功，“确为‘世界第一之博学家’无疑。”(33) 徐佛苏：《记梁任公先生逸事注》，载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5页。 相比较而言，胡适及其弟子们则勤勤恳恳地专治以考据为主的窄而深的学问。20世纪20年代后，胡适率领“新汉学”派占据国学中央地位，学术路向更加趋向专、深。傅斯年执掌中研院史语所后，史料考据之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各大学文科，皆习为杂碎考据”(34) 熊十力：《十力语要初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 。傅斯年甚至“干脆认为通史的写作不是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而“顾颉刚本人的治学路径，与胡适、傅斯年的比较一致”。(35) 王晴佳：《当代中国史学·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当然，这种汉学观念，“作为一种潜在的规范限制”，给中国现代学术多少带来了些负面影响，“整个民国史学界的主流史家们没有写出几部具有通识的大著作，能够对知识界和普通民众产生积极影响的通史著作，一般都出自史观派学人和其他一些非主流派的史家。”(36) 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7页。
前进四路那一带是老房子，过年时大火烧着了一栋仓库，连带烧了好几家民房，春节后市政府下令整改，几个开发商看中了这块地，几番角逐后，把集贤巷和汤圆馆那片都圈了进去。刁先生鼓动得一巷子居民兴高采烈、沾沾自喜，以为咸鱼翻身的大好机会来了。
购物车里的宝贝，是韩莎挑了很多天才选出来的，眼睛都快累盲了，而杜飞就因为凑不够满减的优惠，竟然不让她买了！
三、梁启超与胡适国学观对于近代国学走势的影响
众所周知，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倡行与民族危机、西学东渐、社会改良紧密联系，与“国学”一词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民族”“国家”等概念。“国学”应该是在西学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自身位置的一种努力”(37) 顾家卫：《国学：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代序)》，载梁涛、顾家宁编：《国学问题争鸣集(1900—201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是一种动态的文化再现。如今看来，与其说国学论争是学术争鸣，不如说是一场与民族自救紧密联系的学术运动，梁启超与胡适共同推动了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倡行。
梁启超是最早使用“国学”一词的学者之一，其在1902年就计划创办《国学报》，并致信黄遵宪商讨此事。自1899年底到1902年秋，梁启超集中提出了四个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5) 陈平原：《“元气淋漓”与“绝大文字”——梁启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载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涉及国学的核心阵地：文学和史学，彰显出其欲系统改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决心。进入20年代后，“整理国故运动”风起云涌，他又写下了《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要籍解读及其读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力作，将国学内容进一步扩充。在梁启超看来，系统性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学产生的时序性和进化性。故而，他指出对于“文字学”“社会状态学”“古典考释学”“艺术鉴评学”等均应该做系统的整理。(6)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载《梁启超全集》第14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8页。 在胡适那里，国学更是一切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他曾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直言：“‘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因此，他勾勒了一个“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范围，应至少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民俗史”“制度史”十大类(7)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胡适文集》第3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5页 ，这一点与梁启超如出一辙。除梁、胡二人之外，参与国学论争的还有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邓实等老辈学者，对于国故与国粹、保与不保、如何保等问题畅所欲言。毛子水、顾颉刚、陆达节、闻一多等新锐学人就国学整理与振兴等问题各抒己见，共同推动整理国故运动走向深入。
首先，国学倡导与研究日益成为民族自救的载体，其“政治或文化关怀明显高于学术追求”(38)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10页。 。梁启超早年写就的《东籍月旦》，借宣传日本学术达到学术救国的目的十分明确。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在胡适等人科学方法的呼吁下， 一些国学社团和院校相继建立的国学院纷纷借鉴西学分科方式开设国学课程。如由刘师培挂帅的国学保存会设置的课程涵盖政法学、论理学、社会学、考古学、典制学、音乐等学科；北大国学门下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和考古学五个研究室，清华大学则设立了中国语言、历史、文学、音乐、东方语言等研究室；燕京大学的国学研究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考古学、宗教、美术等内容；厦门大学的国学内容甚至突破了文理界限，将医药、天算、动植矿物等纳入国学研究院的组织大纲之中。上述各种做法明显地在国学研究范围和课程设置方面“突破了传统学术七略、四部等分类，体现了近代西学的精神” (39)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15页。 ，学术救国意图应是其主要推动力。
其次，国学材料不断扩充，研究领域不断拓宽。近代以来，经学失去权威地位，降格为史料，国学研究视野大为开阔。梁启超就明确指出“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最浩博最繁难”，单就史料来讲，“十层大楼的图书馆也容不下”。(40)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载《梁启超全集》第14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7页 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国学研究要“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41)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胡适文集》第3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0页。 傅斯年更是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史料搜集口号。以田野调查为主的考古、方言、民俗等学科颇受推崇。北大国学门成立了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风俗调查会、古迹古物调查会。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整个20世纪上半夜之所以诞生了诸多学术大家，与史料大发现有密切联系。
再次，注重科学方法。20世纪初年，斯坦因、伯希和的中亚考察，对于中国学者产生巨大冲击，以至于有学者发出了中国学的重心不在中国，而是在法国和日本的慨叹。单纯地依靠文字资料，以训诂校勘为主的朴学方法已不能够满足近代学术之需。向国际汉学界学习，走向田野，走进民间，扩充材料成为当时学界的主流声音。自整理国故运动以来，梁启超在多个场合提出“求真”“求博”“求通”的文献考证法，(42)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载《梁启超全集》第14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8页。 以及后来提及的比较观察法、物证、理证、统计学方法，顾颉刚提出的“收集”“分类”“批评”“比较”法等(43) 顾颉刚：《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载桑兵、张凯、於梅舫、杨思机编：《国学的历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207页。 均是在科学方法影响下有感而发。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等均是这一时期将科学方法应用于国学研究的具体体现。而且，当时不仅一流学者张口闭口谈方法，二、三流学者撰文畅谈国学方法者亦不在少数。宫廷璋就中西治学做了一番比较后认为，“中国治旧学方法多不完善”，“外国治科学方法近始周密”，继而提出了立假说、举例证、细分析、须实验和重演绎的五步法。(44) 宫廷璋：《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步骤若何》，载桑兵、张凯、於梅舫、杨思机编：《国学的历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278页。 陈柱则提出了“思辨”“考证”“校订”以及“分类比较”“综合研究”等方法。(45) 陈柱：《研究国学之门径》，载桑兵、张凯、於梅舫、杨思机编：《国学的历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539-544页。
单声道训练包括静音处理和重新排列，以增强发音和声学数据之间的匹配。在训练的每一步中，都会执行四次Baum-Welch算法以重估训练结果。
四、梁启超与胡适国学观的现代启示
毋庸置疑，民国时期的国学处在是一个传承与转折并存的关键时期。在以梁启超、胡适为代表的众多学者的推动下，国学内涵得以厘清，国学被重新认识并赋予重要的时代意义。但民国时期的国学整理与研究主要在高校和学术机构内部进行，今日国学已经走出象牙塔，从纯粹的学术争鸣部分地转向商业运作，以国学为标签的各类培训机构涌现，一些单位和培训机构还把国学列为重要的文化宣传内容。可以说，这是百余年来对于国学的呼唤最为强烈的时期。追忆百年前两位国学大家的国学思想，对于今天的国学研究、国学传播有重要启示。
首先，对于国学的整理、传播应该系统。国学本身是一个“固有的知识体系”，它有“一些内在的脉络，一些固有的体系结构”，(46) 杜维明、陈来：《天涯并不遥远——杜维明与陈来纵论国学如何走向世界》，《光明日报》2006年9月5日。 关于国学的整理与传播也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受西学影响”，“新锐学人以分科治学为科学”，但“如此一来，本来浑然一体的学问被肢解为彼此独立的系统，久而久之，不仅各个学科之间相互隔绝，每个学科内部也日益细分化”。(47) 桑兵：《盲人摸象与成竹在胸:分科治学下学术的细碎化与整体性》，《文史哲》2008年第1期。 将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归入文、史、哲等学科，将原本系统一体的国学人为地割裂开来，不利于形成系统的国学意识，更不利于国学的复兴与传播。因此，将传统国学体系与现代学科融汇，创建一种既符合现代学科特征又体现出传统国学体系的编纂体例，实属必要。
其次，必须将国学放入世界文明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国学是近代以来相对于西学而衍生的一个概念，是民族自救的充分体现。而今，国际形势更加复杂，文化更加多元，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牢固，互联网时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在年轻一代中趋于淡化，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牢牢把握“中国文化在二十一世纪的走向”，必须在“一个全球的经济——文化视野里加以考察”。(48) 陈来：《九十年代步履维艰的“国学”研究——“国学热”与传统文化研究的问题》，载梁涛、顾家宁编：《国学问题争鸣集(1900—201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而且“‘国学’这种带有自限性的概念，其本身就是参照着强大文化他者而提出的，就已经属于某种中外文化的平衡与合力”了。(49) 刘东：《国学：六种视角与六重定义·代序》，载刘东、文韬主编：《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从近年国学研究的现状而言，学人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时，已经明显开始超越门户之见，强调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对于包括儒、道、墨、佛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全方位吸收”(50) 杨维中：《从“文化热”与“国学热”的观念转换看传统文化的研究路向》，载梁涛、顾家宁编：《国学问题争鸣集(1900—201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只有这样才可使国学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再次，国学传播要尽可能祛除商业性和宗教性。近20年来，学术界两次关于国学热的争论，其“中心问题在于在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从前现代向现代、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双重语境中，为传统文化寻找正确的价值担当，进而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使之成为促进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精神之源”(51) 顾家卫：《国学：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代序)》，载梁涛、顾家宁编：《国学问题争鸣集(1900—201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而民间各种国学班、诵经班的出现使国学呈浅表性，并未在广度和深度上予以传播。时下，国学传扬出现了三种形态：“商业性的国学”如各类国学班等，“政治性的国学”如一些企业照搬君臣观念来控制员工，“宗教性的国学”如看风水、相面等，这些均不是国学的正常形态。真正的国学应该是“思想性的国学”(52) 彭富春：《当代全球视野中的国学继承与创新——彭富春教授在武汉大学国学院的演讲》，《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只有使国学的商业价值、宗教价值逐渐被文化价值取代，才可从广度和深度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学复兴与传承。
（1）时间分布上，1951～2016年，新疆、北疆、南疆年降水总体均呈显著增加趋势；新疆、北疆、南疆降水周期基本一致，3，6，15a（14a）。
收稿日期： 2019-08-22
作者简介： 石莹丽(1968—)，女，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与兴起研究(1919—1949)”(项目编号：19AZS00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11-0170-06
(责任编辑：陆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