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学：传统#183;现状#183;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中国论文,现状论文,传统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郝时远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民族学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度。这种国情不仅为民族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田野，而且为民族学研究提出了繁重的任务。20多年来，正如其他学科一样，民族学研究也是在恢复和接续原有的学术传统、密切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的科学研究实践中不断发展的。
继往开来，交流开放，推进学科建设和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民族学研究在50年代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调查的基础上，陆续推出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55本）、《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57本）、《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140本）、《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148本）等总计400多本、约8000万字的系列丛书。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它不仅为世人提供了系统、翔实的少数民族资料，而且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在民族学研究、教学机构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民族学界的各类专业性学会纷纷建立，为民族学界（包括港台）广泛的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开始走向世界，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举办的全球性学术交流活动中，来自中国的民族学专家学者的声音日益受到重视，专业性的交流与合作也越来越广泛，在中国举办的各种类型的民族学国际会议也逐年增多，并在2000年成功地举办了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中期大会，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和成就，扩大了中国民族学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在此期间，有关民族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和各类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大量的国外民族学著作也不断译介到中国，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理论发展、方法借鉴和学术规范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因此，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学科性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民族学、人类学（主要是文化人类学或社会文化人类学）在相辅相成的并轨中逐步实现着包括历史、语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蒙古学、藏学、古文字等专门学问的整合，正在形成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综合性学科特点和建立本土优势的基础，同时相关分支学科的发展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近些年来，中国传统的各层级民族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纷纷更名为民族学研究所，体现了学科建设规范性发展的现状和走向。
深入田野，加强应用，服务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发展
民族学研究是建立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的学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田野工作。从学术的角度讲，民族学需要深入研究对象的基层社会组织，通过观察、访谈、参与来详尽地记录和描述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为阐释其文化特征和探讨社会发展规律提供坚实的实证基础。但是，作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来说，描述事物“是什么”和解答“为什么”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对“怎么办”提出思路和建议同样是学者的职责。尤其对于分布在几乎整个中国陆路边疆和占国土面积60%以上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而言，迥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所生成的多姿多彩的文化不仅仅意味着丰厚的学术研究资源，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因此，对于中国的民族学研究来说，学术研究中所蕴含的应用功能就是服务于解决民族问题的大计，其根本在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学研究事业突出了学术和应用的双重特点，并且也构成了中国民族学研究学术传统和现实发展的题中之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问题不仅是党和国家极其关注的重大事务，而且也是包括民族学在内的诸多学科积极探索的课题。其中，东西部发展差距和“两个大局”问题，苏联东欧剧变引发的全球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对我国的影响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问题，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生态、人文资源的保护和传承问题，维护边疆稳定和反对分裂问题，防范和打击分裂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问题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的课题，都成为民族学界进行实地调查、理论探索和对策研究的重要题目。以发展为主题的田野调查工作，诸如全国性的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区域性调查、专题性的民族发展问题调查和中国新发现的语言调查等，都是这一时期在有关部门组织下开展的工作，同时各种类型的专题、个案调查研究也蔚然成风。这些研究所形成的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应用研究形成的对策建议则为有关部门完善法律法规、制定方针政策提供了大量的智力支持，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任重道远，前景灿烂，为建立中国民族学的优势地位而奋斗
近20多年来，中国的民族学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发展和繁荣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事业依然任重道远。中国虽然是民族学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但却是民族学研究不发达的国家。所谓不发达并不限于机构或队伍的规模，而主要是研究水平尚需大幅度提高。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阶段，各类社会问题显著增多，其中以发展为主题的民族问题也是如此，同时又表现出不同于一般社会问题的特殊性。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同于汉族地区的发展模式，需要探索符合地区、民族、生态、文化等实际情况的发展思路和方式。这不仅需要更加踏实和深入的田野调查，而且需要学术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在这方面，民族学界目前的发展现状仍然存在着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发展、变化的情况。西方民族学源起于对无文字社会的描写和记录，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方法和理论，其中包括至今仍需要遵循和可资借鉴的科学成分。但是，当代的民族学所面对的是经济全球化影响下的各民族，社会文化体系的流变迅速，各种因素的影响剧烈，情况十分复杂，需要借鉴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认知和解读，民族学工作者不仅需要更新观念而不囿于陈规，而且需要扩展自己的学科视野和专业知识，以适应研究对象在日益复杂、迅速的变化中所产生的新问题。学术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交流，民族学界在同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方面虽然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但仍不够广泛。事实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民族学界的交流是十分重要的，从社会发展程度及其所面临问题的相似性中获得学术思想和学术资源的交流互动，更有利于实现在相互借鉴中的发展。目前中国的民族学理论还比较落后，虽然学界在引进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相关理论方面有些成绩，但是也存在某些不求甚解、脱离国情实际的生搬硬套问题。因此，借鉴和吸收国外理论必须同发展本国民族学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本土的理论创新。令人振奋的是，近年来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方针。民族学研究的地位、功能和任务也因此更加明确，可以说中国民族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新的机遇期。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民族学界需要在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充分发掘、利用本土丰富的民族学资源和服务于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实践，在继承和吸收中推动发展，建立起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学术优势，从而使中国成为一个民族学研究发达的国度。
民族学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与民族志
杨圣敏
不同门类的学科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在研究法上会有不同，但必须符合科学方法论上的若干基本要求，否则其科学性就会受到怀疑。科学的方法是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出来的。民族学自19世纪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产生以来，在方法论和研究法上都在不断发展和进步。
科学研究是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研究的基础是掌握第一手资料（所谓第一手的资料，就是根据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所记录下来的资料）。各门学科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式是不同的。如物理学、化学主要在实验中获得，历史学主要在文献中获得，而民族学的第一手资料则主要靠实地调查来取得。实地调查又称为“田野工作”(field work)或“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民族学家将自己在调查中的发现和体验用一种较为微观的整体描述法进行描述、归纳和分析，就是民族志的撰写。田野调查和撰写民族志，就成为民族学研究最主要的方法和基本的过程。
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并不是一开始就为学者们所认识。早期的民族学家都被称为“扶手椅里的民族学家”。因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书房的扶手椅里阅读由他人留下和提供的各种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和写作。即便有些人亲自去做了实地调查，也没有将实地调查与民族志的写作视为科学方法的完整过程。另外，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写作都没有科学的规范，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这个时期的民族学被称为古典民族学。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民族学家们纷纷走出书斋，去做实地调查，并以此为基础，撰写民族志。于是就逐渐建立了一套田野调查与民族志撰写的科学规范与模式。从此以后，任何不是以规范的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进行的民族学研究，都被认为是不可靠的。
实证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叫“质性的”或称为“定性的”研究；另一种叫“量化的”或称为“定量的”研究。一般来说，自然科学是以量化研究为基础，社会学也较多进行量化的调查和研究。民族学则以质性的调查和研究为主要特点。
质性研究一般是指对单一个案进行独特性和复杂性的探讨，追踪事物产生、演化和发展的全过程。厚重细致的描述，是质性研究的重要特点。为了将研究者在现场的认真观察与体验直接而真实地表达出来，质性研究就要将一些能够表达独特关系的情节和背景，深入而细致地描述出来，以加深读者的印象和对这种关系的理解。目的是要尽量为读者建立一种感同身受的了解，要通过这种厚实的描述，尽量把真实的情境和经验带给读者，使读者分享研究者的感受，受到较深的刺激，促使他们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达到自然的概括，以争取他们对研究者观点的认同。为此，研究者在现场要认真观察与体验，并在写作中把这种现场的观察和体验直接表达出来。
质性的调查较多通过与被调查者的访谈来进行。这种调查一般是站在主位的角度，即被调查者的角度来进行。民族学的调查特别要注意中性与客观的原则，即注意克服主观与片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某一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都会不自觉地受到自己的民族、性别、年龄和世界观等因素的限制。这就像戴着一副有色的眼镜，在调查时会对其它民族、人群或文化带有一定的成见，从而使调查和研究由于某些偏见而不够科学。
民族学的调查强调“缩小距离”和“参与观察”，即要求调查者在调查之初就注意缩小与被调查者之间情感和文化上的距离，要参与到被调查者的社区和生产、生活场景中去进行较长时间的直接观察。一般来说在一个社区要有一年的实地观察和体验，要能直接与当地人交流，要全面了解情况，并通过学习当地的语汇和思考方式，理解当地的文化。
民族学的调查具有明显的生活性、平民性与现实性。民族学研究的文化主要是平民的文化，即平民的生活。这种调查主要是关于平民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喜怒哀乐、风土民情和价值观念等行为模式的。因为正是被调查的社区、民族这种民间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特点，代表了它的文化模式、文化类型。从时空观念上来说，民族学的研究既包括人类的过去，也包括现实，但主要是研究现实。而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在涉及历史时，它的出发点和目的也往往是为了用历史来说明解释现实中的现象和问题。民族学调查与研究的成果，若干年后将成为历史著作。但它又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不同，因为他写的是活的历史，而非死的历史。也就是说，它是作者根据亲身的实地调查所撰写的历史，而不是根据死的文献撰写的历史。
在结束了实地调查之后，民族学家就要以一定的叙述框架阐述这种参与观察的体验和发现，即撰写民族志。与宏观的分析不同，民族志采用的是较为微观的社会文化整体描述法。因为民族学把它所研究的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视为一个互相紧密关联的复合体。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如果没有被放在与其它方面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就无法被单独理解。这种观察与分析的方法被称为“全貌观”。说它是微观的，还因为民族志不一定对某一民族的社会或文化进行全面的描述，它的研究对象，往往是一个小型的族群或社区，而研究的重点是对能够显示事物内部关系、结构和演变过程的细节详细调查与描述，用每个事物（案例）的细节和独特性，来说服读者，表达事物的性质和意义。
民族学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中国的民族学在研究方法上已经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如在方法论上强调实证，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研究资料的利用和分析上较多关注历史文献和历史背景，较多注意利用各级政府机构提供或发布的统计资料；在研究的对象上主要以中国的民族和社会为主；在田野调查中，较多利用了大规模集体调查、分工合作的方式。如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全国民族识别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
民族学的学科内涵与人才培养
张海洋
成熟的学科有三个体系：一是目标体系；二是工具体系；三是应用体系。民族学的目标体系有四个要素：人、人性、文化和民族。工具体系有三个板块：一是学科架构，即体质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它规定了人类学收集资料的途径和范围。二是学科史，即学科150年来的实践总结。三是狭义的方法论。它又有三个层面：一是收集资料的方法；二是分析资料的方法；三是指导资料收集和分析的原则。
民族学分析资料的方法是比较研究。它有多种维度：一是共时异文化比较，从中可见不同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二是历时同文化比较，从中可见文化的变迁过程。三是同一文化中的理想形态与个体实际行动的比较，从中可见客观结构与主体行为之间的差别。四是研究者自身文化与研究对象文化比较，从中引起主流文化的反思和改进。
民族学指导资料收集和分析的原则是整体论和相对论。整体论认为一种文化里的所有要素应相互关联。因此，我们研究任何文化要素，都不能离开它所附着的整体。譬如我们研究一个民族的丧葬习俗，就要注意它跟当地气候、生计、人口、社会组织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联。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当地人为什么采用那样的方式。同理，一个民族的文化也跟周边其他民族的文化相关。因此，我们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时，也要注意它与周边文化的互动。
文化相对论强调每种文化的价值都要用该文化内部的标准，不能用一种文化的标准去衡量其他文化。文化相对论不等于道德相对论。民族学家在提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同时，还坚持“文化相异，伦理互通；历史各别，人性普同”。人性研究正是要找出一条道德底线，以使学科远离“存在即合理”的道德相对论。
在当今世界，各民族间的交往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对民族学人才的需求也就具有了普遍性和迫切性，培养高质量的民族学人才，高校责无旁贷。但由于中国民族学教学单位多半是上世纪80年代新起的炉灶，而且学科位在边缘，所以其规范性远不如其他学科成熟。在此前提下，民族学的发展更是任重道远。由于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因此它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也极为广泛。需要懂外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需要摄影、设计调查计划的能力，还需要强健的体魄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分析资料方面，除了本学科的理论方法外，还需要了解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动态，并需要知晓考古学和古人类学方面的重大发现。它还要求严格的职业道德意识。有鉴于此，民族学的专业教学必须体现学科特点，以实习调查为灵魂；教师授课必须避免陈述无用空话和死资料，必须把有限的教学时间用于可再生性知识的传授和应用示范；注重学生的道德和能力培养。
民族学的学术传统及其所存在的问题
王建民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化并存，民族学这样一个研究各民族或族群社会与文化的学科，对多元文化的保持与延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学科引进到如今，民族学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一百年的发展历史。在中国民族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吴文藻、杨堃、吴泽霖、凌纯声、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许烺光、杨懋春等一大批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者，他们的学术贡献也被许多其他学科的学者们所称道。老一代中国学者的学术著作，如《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江村经济》、《金翼》、《一个中国村庄——山东省台头村》、《祖荫下》等，至今依然被作为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教学参考书，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圭臬，也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
民族学强调田野工作，中国民族学家在学科发展初期，就开始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研究中国各民族的社会与文化。1928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禄国、容肇祖、杨成志到云南进行人类学调查，杨成志更是独自在当地凉山彝人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自1928年起到抗战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先后派出颜复礼、商承祖调查广西瑶人，林惠祥调查台湾高山族，凌纯声、商承祖调查松花江下游赫哲族，凌纯声、芮逸夫等调查浙南畲族，凌纯声、芮逸夫调查湘西苗族，凌纯声、陶云逵等调查云南滇缅边界少数民族。此外还资助中国科学社刘咸对海南岛黎人进行调查。抗战开始之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对华北地区农村进行了人类学社会学相结合的实地调查；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一起到广西大瑶山进行实地调查；中山大学杨成志、王兴瑞等人到海南岛调查黎族和苗族；岭南大学对广东疍民等特殊文化群体进行了调查；金陵大学徐益棠对广西大藤山瑶人进行了调查。此外，其他许多学者也利用各种机会在许多地区进行民族学实地调查。从实地调查的地点来看，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方，包括当时还被日本人占领的台湾省。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中国民族学家大部分转移到西部地区，他们又在云南、四川、贵州、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细化和丰富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知识，形成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的高潮。为了建设抗战大后方，抗战期间一些民族学家提倡建立民族学与边疆政治相结合的专门学问——“边政学”，以“研究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边政”。民族学家在对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中，关注到当地面临的实际问题，包括边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促进了国人对少数民族的了解和对民族学的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从50年代初开始，民族学家积极参与了民族访问团、民族识别、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项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材料。改革开放之后，民族学人类学在重建过程中，一方面积极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积极投身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发展、传统文化保护、民族关系调整和少数民族地区工程项目建设评估等应用性研究咨询中。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比较以往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
为了提高学科专业水平，早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家就积极引介国外学科理论，并结合自身田野实践经验，编写了民族学及边疆问题调查研究提纲和表格，并就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展开讨论，从理论上进行深化，以指导田野工作的开展。50年代他们又拟定了用于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详细提纲，对调查的展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一些学者正在就人类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以期不仅对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有所裨益，而且能够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
不过，回顾民族学在中国的学科发展，从总体上来看，依然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首先，民族学学科地位模糊。民族学作为研究人类各族群的社会与文化的学科，是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对这一学科的名称，在欧洲大陆人们习用“民族学”，在英国则多用“社会人类学”，美国学术界更常用“文化人类学”作为相似内容的学科名称。人类学在美国是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四个分支学科的大学科，而在欧洲大陆传统上则是专指体质人类学。而在中国，“民族学”成为20世纪前半期人们公认的学科之名，也有人用文化人类学作为学科名称。当时，民族学与体质人类学又经常被合称为人类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大学和科研系统学科调整之后，将人类学限定在体质人类学研究上，而用民族学作为对各民族研究的学科名称，尤其侧重少数民族研究；80年代学科重建时，由于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隶属关系、学术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人类学与民族学被作为学科名称分别重新使用。目前，由于在我国实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部和国家标准局三种不同的国家学科分类标准，人类学和民族学之间的地位出现了一些人为的混淆，对学科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其次，学科设置较为薄弱。1923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回国的李济教授在南开大学开设并教授人类学课程。是年，在该校文科中列有人类学系。抗战后期，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则建立了边政学系，培养熟悉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情况，并掌握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专门人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辅仁大学先后建立人类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人类学系被迫停办，民族学专业也只是在50年代中期开始一度在中央民族学院开设。改革开放后，80年代初期，人类学、民族学专业先后复办。目前，在全国设有民族学本科专业的大学还不到十所。民族学、人类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也为数寥寥。
第三，学科知识普及程度欠缺。在西方大学课堂中，人类学是一门十分普及的课程，相关知识成为社会民众的常识，民族学人类学家在众多领域中进行应用研究与咨询。而在中国，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民族学人类学，许多人将民族学简单地认定为是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
此外，中国民族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仍需加强。从整体上来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与国际同行的对话依然不足，距离与国际学术同步发展的目标还有相当的差距。
标签：民族学论文; 人类学论文; 田野调查论文; 文化人类学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现状论文; 民族志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