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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61；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09)04-0092-07
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或研究方法（立场）的历史社会学在西方兴起，对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均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随着其学科地位彰显，人们开始关注它的历史与现状，关注它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学科关系，关注它给历史和社会研究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也关注它在研究中所实际和可能呈现出来的学科特性。本文通过对其发展历史的梳理，从历史学与社会学传统关系及其现代变迁的角度分析了历史社会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力图较为全面地展现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脉络、现实特征与理论价值。
一、“聋子之间的对话”：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分离
人类社会是什么，它如何产生和发展，又有怎样的规律，对于这一系列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就尝试做出解释与回答。在现代社会科学体系尚未建立的西方传统社会中，研究人类社会的任务往往由历史学与哲学共同承担。历史学家通过对“史实”的搜集与整理，希望能“真实地再现过去”，并将其忠实地记录下来，通过对一连串历史事件的叙述来展现社会发展的脉络。
传统时代的西方历史学家关注人类社会的方式与视野是有自身特点的，史学家们往往关注特殊的事件和人物，而且多将研究集中于尽可能翔实的细节，以图构建历史人物的活动史。而这里的历史人物，又多半是历史中的政治英雄或精英人物，因此，传统历史学一直到它的巅峰阶段，都主要是一种政治史，其所叙述的多是王朝兴衰和英雄人物的传记，而对于世俗的、平民的社会生活却很少涉及。传统的历史学家极少将社会视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即便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也不过是作为政治史的一种点缀。可以认为，将国家作为研究的主体和焦点是传统西方史学的重要特征。
对于西方传统史学的这一偏好，就其巅峰阶段来看，可以做如下的解释：在史学大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及其追随者倡导史料和史学方法上的革命之后，历史学研究从利用史书转向利用政府档案，并且以编制愈益精巧的方法来评估史料的真实性，由此导致研究中的政治史趋向愈加明显。兰克史学的影响深远，于是，以国家为研究主体的政治史研究在传统历史学研究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其二，中世纪以后的欧洲经历了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时期，许多国家将历史宣传作为促进国家统一的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所倡导的历史也就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
相比之下，社会史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单薄，这个时期的社会史遭到主流历史学家的轻视甚至排斥。在当时的历史学家眼中，社会史就像是“将道路、婚姻、报纸等内容杂乱无章堆积在一起，成为名副其实的‘古玩店’”[1]6。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格林的著作《英国人民简史》专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他的导师弗里曼就这样批评该书：“如果格林能够摒弃那些‘社会废渣’，他有能力写出一部出色的英国史。”[2]毫不掩饰其轻慢之情。
传统历史研究的特点重叙事，不太关心理论建构。乔因特和雷切尔指出：“（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与历史相关的特定事实的本身，而非将它们作为历史法则资料的工具性角色。……他们不是普遍法则的生产者，而是这些法则的消费者。”[3]所以，对理论的拒斥是社会史始终处于附庸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单单是对“民众的历史”的各个方面进行记录，而缺乏宏观上的把握的话，就显然不如政治史具有操作性。
进入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整个西欧，这场技术革命在推动西欧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结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领主与庄园制经济的解体导致大量的农业和手工业者破产，各种社会矛盾丛生。19世纪70年代以后，当西欧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统一战争基本结束后，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认识社会的范式，以区别于历史哲学与社会史模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学应运而生。如吉登斯所指出，社会学的产生“不过是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种种反应而已”[4]。
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想建立一种“超越历史”的解释社会的范式，既然历史学只重视上层政治史，对社会研究与把握的任务就自然地落到了社会学家的肩上，后者想找到一种整体、宏大和客观的理论，以解释社会，因此，社会学从一开始似乎就在努力和历史学划清界限。如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孔德，对历史学的批评就相当尖锐：“历史资料是稚气的搜集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零碎……历史学家是毫无用处的逸闻趣事的编者……”[5]52而社会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斯宾塞更是以一种几近贬低的口吻谈及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关系：“社会学之于历史学，正像大厦是从周围的砖石之中拔地而起”，“历史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对民族生活的叙述，不过是为比较社会学提供素材。”[1]10可见，社会学从开创阶段起，就把自己定位在历史学之上，认为历史学不过扮演了材料搜集者的角色，而要解释社会，则非社会学莫属。而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对社会学也同样不屑一顾，以伏尔泰为代表，认为人类社会不可能被“科学的”研究，社会学采用因果模式来解释人类社会，显然不可取。因此认为孔德、斯宾塞等人所倡导的社会学是“伪科学”[1]10。另一种意见如兰克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则认为社会学过于宏观，不考虑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与社会的独特性，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没有解释力。
其实，社会学创始时期也正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体系的形成时期，不仅仅社会学，诸如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当时也在不断进行着与历史学和哲学划清界限的工作。各个学科要追求自己的独立性，往往都要将自己贴上科学的标签，摆脱历史学和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影响。如孔德所言：“不管是从历史的、教义的、科学的或者逻辑的观点来看，科学六大基本学科不变的序阶是：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这六者当中，第一门是所有实证哲学的发展之始，最后一门则是其终极目的。”[5]133由此可见，孔德意图将社会学从人文学科中解放出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理念去研究人类社会。在孔德、斯宾塞所处的时期，社会“进化”的思想风行①。于是，关于社会进化与社会变迁的讨论成为早期社会学挑战历史学的突破口。孔德提出著名的社会进化“三阶段论”，即人类社会的发展要经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这其实是一种后设史学，就是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中找到一种时间模式，因为“历史学所检视的不同时空中的各色人类行为，它通常都不将人类行为当作一个整体考察，当历史学趋向普遍性时，它就成了后设史学。”[6]
与孔德相类似，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如“超有机体”，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渐进过程，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此及彼地向前发展。在此过程中，社会各个部分的功能渐趋完善。此后，包括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始人索罗金提出的“观念文化”与“感性文化”的“历史循环论”等，也都是以后设史学作为他们社会学的基础。
不过，社会学在接下来的形成阶段中却出现了一个与历史学的“蜜月期”。但这种“两情相悦”，与其说是社会学家接纳了历史学，不如说是少数具有深厚历史功底的学者在社会理论领域有突出的建树。马克思与托克维尔是这一时期的代表。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路径与逻辑，成为批判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人。其《资本论》无论在经济史还是经济理论领域，都具有巨大贡献。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两书不但运用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而且在政治理论领域提出了“民主的理想模型”。马克思和托克维尔的著作是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相结合的典范之作②。
而被公认为社会学家的涂尔干和韦伯同样在历史学领域享有盛名。涂尔干继承孔德的思想，开创了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但是对于历史材料，涂尔干给予高度的重视。在其代表作《自杀论》一书中，很多结论就是对历史资料进行二次分析而得出的。涂尔干晚年的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利用了大量人类学材料，从图腾制度的起源考察宗教。其中很多资料乃至分析范式都是历史学范畴的。并且，“他在他所编的《社会学年鉴》中，坚持评述历史学著作，当然这些著作必须关注不像事件史那样‘肤浅’的东西”[1]11。
韦伯则是人文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奠基人，他可谓是最重视历史因素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的社会学家。作为德国学者，韦伯深受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他早年从事了大量经济学与历史学方面的研究，直到晚年才转到社会学，因此，社会学与历史学在韦伯那里得到了较好的融合。韦伯认为历史学和社会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都是研究行为的经验科学……都关注被视为整体的社会，关注全部人类行为，显然他们是学术上的近邻”[7]。并且，韦伯开创的人文主义社会学在经典社会学时期一度占据了主流。正因为如此，这个时期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相互之间有不少交流。
20世纪20年代左右，涂尔干与韦伯相继去世，世界社会学的中心由西欧转移到美国。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度，历史似乎不那么重要，美国学者更关心现实问题，在社会研究方法上也有所改变，“社会学家也开始放弃了书房中的扶手椅，开始越来越多的从当代社会中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数据，就像埃利亚斯所谓的‘社会学向现在的回归’”[1]14。当然，调查方法的改进使得社会学研究更加规范和科学，但另一方面，社会学与历史学却渐行渐远，其关系进入了一个冰冻期。
与孔德时代“社会进化”的风潮不同，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强调“功能主义”，即用社会中各个部分对维系整体所发挥的作用来解释社会现象。作为“功能主义”代表的帕森斯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的系统，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功能。帕森斯的理论在30-60年代逐渐占据了社会学的主流地位，而且，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将之前的各种理论流派包容其中，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宏观体系。经典时期的各种理论流派在帕森斯那里似乎已经做出了“终结性的解释”，这样，结构功能理论一家独大，社会学由此进入静态与稳定的社会观中，社会冲突与变迁的视角已然被淹没。
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乃至世界社会学领域取得霸主地位，主要是受当时兴起的科学主义风潮与系统论的影响。此一时期，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为了凸显自身的学科地位，纷纷采取自然科学的理念和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如对经济、政治、社会诸方面进行客观测量，建构模型，追求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普适性和可验性。正因如此，社会学越来越热衷于各式各样的社会调查和定量分析，原先的人文主义导向逐渐被科学主义导向所取代，历史的维度消失殆尽，社会学研究呈现出“没有时间、没有地点”的特征。正如吉登斯所言：“在正统共识占主流地位的时期，社会学与历史学实现了最彻底的全面分离。”[8]
社会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追求自己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这一过程，也正是社会学与历史学逐步分离的过程。布罗代尔就曾说过，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交流就像“聋子之间的对话”[9]，这句话可以说是对60年代以前社会学与历史学关系的最为恰当的形容。
二、走向融合：历史社会学的学术进路
20世纪60年代以后，历史学与社会学严重对立的局面逐渐有了改变。这种变化在两门学科内部都在发生，而这与其说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争论有了结果，不如说是二者相互融合，达成了某种妥协。
先来看历史学的变化。此时，历史研究的重心开始从上层向下移动，从政治层面转向社会层面，从精英的传记走向大众生活的历史。在西欧，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传统史学探究和维系王朝政治合法性的功能逐渐消解。在批判“实证史学”的基础上，新兴的年鉴学派强调对“总体历史”的研究，强调去关注“人”的历史。这里的总体历史当然不仅指政治史，还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里的“人”也已不是抽象的概念人，而是一个个鲜活而具体的人，其指向直取普通大众的社会生活。年鉴学派宣称：“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就其（社会史）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10]社会史作为历史学新的研究范式，在近几十年来得到迅速而广泛的发展。历史学的这种转变让史学研究进入社会学的领域，这无疑让两者有了更多的交集。
其次，历史学汲取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如定量分析、田野调查等来研究历史问题，“这使得那些在兰克史学观支配下注定隐于角落的历史面向展露在我们的眼前，从而深化了我们对历史社会的认识和理解”[11]。尤其在近现代史与社会史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走出书斋，进入现场，采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在地化”研究。此外，口述史兴起，这种对“亲历者的历史”的研究必定使研究者更加注意对“当时的社会”的考察，这一点上也促使历史学的社会学化。
历史学出现上述转变与其自身的学科定位变化有关。传统历史学多以探讨和维系王权政治的合法性为基础，其功能是对继承于历史之中的政治制度的理解与服从，其核心是“资治”；而近现代以来，王权政治已然崩溃，传统史学的服务对象不存在了，历史学遂逐渐转变到回应时代的要求，探讨人类社会的变迁。这样的转变势必将隐藏于传统史学中的社会和大众的方面展现出来，从而使政治史走向社会史，也使史学社会学化。
与此同时，社会学研究也在发生着变化。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方面欧美社会进入一个相对和平与高速的发展时期，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现代性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反战运动，女权运动等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兴起，让结构功能主义静态的分析框架无法包纳社会变迁与社会冲突的诸多问题。很多社会学家发现，他们在研究社会变迁、社会冲突的形成和维持机制以及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的时候无法离开历史，只不过是在以社会学的理论与视角去分析和解释具体的历史过程。有鉴于此，少数社会学家开始反思简单地摒弃历史做法的缺陷，并希望从历史中去寻找解决他们所处时代社会问题的答案。
这方面的先行者要数赖特·米尔斯，这位极富批判性而显得有些另类的社会学家早在主流社会学时期的50年代，就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对他所处那个时代的社会学理论的弊端进行了猛烈批判，并提出他认为正确的做法，书中列有一章专门论述如何正确地运用历史资料来从事社会学研究。米尔斯认为在“宏大叙事”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对历史资料的运用存在着三种错误：即：“阉割历史”、“形式主义”与“杂烩式研究”，要摆脱这些弊端，米尔斯倡导“每一门社会科学——或者更恰当地说，每一门经过慎重考虑的社会研究——都需要一个历史的观念领域和充分地利用历史资料”[12]。米尔斯的这些洞见在当时虽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但是他已经为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开启了大门，指明了方向。
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史家库恩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在这本书中，他认为自然科学也不是客观知识的积累，而是各种范式对话语权的争夺。这种论述对以科学主义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主流社会学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由于这个影响，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很多社会科学开始重新梳理学科史，研究者们返回到经典社会学家那里，重新对社会学的范式进行修补或创新。这样做不但使得社会学重新以经典时期为出发点建构解释范式，以摆脱实证主义社会学缺乏历史视野的局限，也让社会学家增加了对历史的感受。
接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给社会学与历史学都造成了冲击。此时，一方面历史的“真实性”遭受质疑，历史被认为是一种主观建构；另一方面主流社会学追求普适性的做法也受到批判。在此情况下，社会学和历史学这对学科上的冤家终于走向融合——即便这种融合在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完成——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二者都企图利用对方来建立一个新的理解平台，这是历史社会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期间，在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陆续出版了一些历史社会学著作，如《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13]和《国家与社会革命》[14]，这两本书运用宏观的历史比较法，研究在同一个历史过程中历史因素在不同的国家与社会中是如何发生不同作用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15]、《现代世界体系》[16]与《文明的进程》[17]，实际上也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在分析同一个问题，即资本主义文明产生与发展的机制和内在逻辑是怎样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大，作者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工人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群体的形成不是工业化的机械结果，而是工人阶级自己思考的结晶[18]。
晚近以来，许多社会学名家都着手对不同的分析视野做出调和。与帕森斯建立包罗万象的宏大理论的做法不同，当代社会学理论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多元融合的图景。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就试图调和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二元对立。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将社会内部的时间与空间联结起来，强调在一项具体的社会学研究中要重视对历史因素的考量[19]。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学与历史学这对“学术上的近邻”，从暧昧走向决裂，又从决裂终于走向融合，并且，这种融合的趋势还在不断加强。于是，作为一门新兴分支学科的历史社会学也就在这种“历史的机缘中”得以诞生与发展。
三、历史社会学的机遇与挑战
历史学是重构过去社会的图像，而社会学是针对现代社会的诸多社会问题来解释和提出应对方案，在纵向上，这两门学科各自的研究对象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同时，正如彼得·伯克所言：“社会学是对单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其主要是侧重于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的归纳；而历史学是对复数人类社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他们之间的差别以及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1]2因此，社会学与历史学本来就是两门互补性很强的学科。二者的研究方法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如果只单独使用历史学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那么可能会对研究现象产生错误理解”[20]。
现代社会学接纳历史有两种方式：一是利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保留下来的史料进行二次分析。实际上是让历史学为社会学提供新的分析材料，用社会学的套路来解释历史。这种方式比较类似于社会史研究，只不过换了一种解释框架，可以简单地称为“关于过去的社会学”，这种方式可能更容易引起史学家的兴趣，例如一些社会史研究；二是从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出发，进入与此问题相关联的历史情境中，通过对这些历史情境的处理和分析，来解释和解决现有的问题。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有可能得到修正。相比之下，这种方式更加具有社会学的意蕴，应视为历史社会学的真谛。因为它的起点和落脚点都是现实，而社会学又恰恰是注重对现代性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如前文所述的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便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
历史社会学有助我们反思传统社会学过于强调结构的决定性因素。当代的社会学家意识到，结构与行动本身就不是静态的，而应包括一个历史的过程。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社会行动者是历史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场域的历史的产物，是特别的次场内某条通道中积累的体验的历史的产物。……一个充分的、完整的社会学应当清楚的包括各种结构的历史，而种种结构的历史是存在于特定时刻的整个历史性过程中的。”[21]基于以上的认识，历史社会学热衷于构建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模式，通过跨时空的系统的比较，探寻社会历史发展的路径，并探寻形成该条路径的原因及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是如何影响和约束下一个环节，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理性的，富有想象力的批判和反思，对人们的行动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
历史不可以重复，但这绝不是说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径，当下的社会之所以沿着它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而来，不是事先决定的，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些可能性丧失掉了，有的可能性则变为了现实，或者人们在诸多可能性中因为种种原因而选择了其中的一种。并且，人们这一次的选择会影响和束缚他们接下来的行动，这即是所谓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由此看出，社会历史的进程就是不断在无数次选择中过程化的“碰撞”与积累的结果，而历史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要返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返回到选择发生的瞬间，返回到影响和制约选择的诸多条件，去解释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如何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如此的状态，在揭示曾经丧失的可能性中加深人类对自身历史方位的理解和判断。
这里我们要注意区分两种“必然性”，一种“必然性”类似于“历史决定论”，它认为某种结果的出现不可避免；一种“必然性”是促使这段历史的充分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社会学的任务可以说就是论证后者而解构前者。也就是说，历史社会学可以建立一个关于社会变迁的时间序列模式，如果这个模式中包含了某一种结果出现的大部分条件，我们就认为某个结果有可能会发生，但这并不是说前者必然导致后者。这种区别正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依据。
正当历史社会学方兴未艾的时候，它所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凸显。历史社会学至今并没有形成一套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现在更多的社会学家将历史社会学称之为“社会学中的历史取向”。有的社会学家指出：“历史社会学不具备完整的知识一致性，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相同性主要来自他们运用的材料与方法。”[22]这就为历史社会学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造成了更大的障碍。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历史社会学本来就不应被当成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应该是社会学的本质属性。其极端者如艾勃拉姆斯，他在《历史社会学》一书中这样说到：“就我对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了解而言，二者之间可以说没有任何关联，因为从二者所关注的事物看来，历史学与社会学一直都是同一件事。”[23]持类似观点的理由是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不可能脱离历史而存在，它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切片”，这个“切片”里含有过去的信息，也包括未来的信息。只有将现实社会中的某一现象当作历史序列中的一环去考察，我们才能更全面的去理解这一现象本身。因此，从事任何一项社会学的研究都要有历史的视角与思维。
对于历史的研究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运用，历史社会学家也遭受了诸多非难。首先，有关分析单位的选取，历史社会学家不是“见微知著”，过分注意细节的东西；就是“气象万千”，进行历史哲学式的宏观考察，违背了社会学提倡的中观层次研究的精神，因而其代表性受到很大质疑；其次，在历史社会学家那里，对很多历史文献资料进行了定量处理，但是并未能达到统计的技术要求；再次，历史社会学家在运用历史资料时往往不如历史学家娴熟，对历史的理解也不如史学家透彻。当然，这些批评多有受结构功能主义流弊的影响者，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但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社会学已经逐渐的向人文主义过渡，上述批评未必能够站得住脚。社会学研究的诸多社会现象更多需要的是一种“理解性的解释”，而非做出“科学的测量”，而这正是历史社会学所擅长的工作，因此，应该承认历史社会学对于社会方法论仍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对于历史社会学，卢晖临先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连接‘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是只此一次的过程、事件和社会现象。但是，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只此一次的历史’？当社会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厌其烦地去揭示各种限制条件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正在将历史过程中丧失的各种可能性展现出来。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因此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它从理论上恢复了在历史过程的各个时间点上存在过，但最终丧失了的各种可能性，由此而质疑现实的合理性。”[24]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历史社会学所具有的三个显著特征：1)历史社会学不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普遍的、客观的规律，它认为人类历史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现实，只是诸多历史“机缘”中一种可能成为了现实的结果，所以，历史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揭示这种可能性如何变为现实来帮助人们反思现实；2)历史社会学研究强调连续的时间序列，所研究的历史跟现实之间必须能够接续而非断裂；3)历史社会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正是因为它认为现实并非沿着历史的必然之路走来，不是历史进程的“客观产物”，所以现实绝不是完全合乎理性，由此，历史社会学就肩负着解释社会学的使命，而对历史和现实的研究也可以成为对未来目标的校定。
收稿日期：2009-03-17
注释：
①这里所说的“进化”是后人的归纳，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无直接联系。因为在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提出之前，孔德和斯宾塞等人的著作中就已经有关于“社会进化”的论述。
②但二人生前没有被当作社会学家，后世社会学家在梳理社会学理论的脉络时，则将二人列入经典社会学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