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东渐论文,晚清论文,概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西学东渐，潮落潮涨，从坚船利炮、声光化电，到物竞天择，自由民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势如江涛翻卷，滚滚而来，影响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传播过程波谲云诡，社会反应百态千姿。本文概括地介绍了西学东渐历史研究的现状，指出了存在的薄弱环节，对西学传播阶段的划分、影响西学传播的各种因素、不同时期西学传播的主题、传教士与西学传播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总体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研究概况与存在问题
对于晚清西学传播的情况，1949年以前学术界已经作了不少的研究。
1949年以后，大陆学者、台湾学者和外国学者的论著更多。如杜石然等人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1982)，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1984)，钱存训的《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1954)，郭廷以的《近代西洋文化之输入及其认识》和《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想的输入——晚清译书与西学》（均载《大陆杂志》），等等。
然而，从总体上说，对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这一课题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料的挖掘，整理还有很大缺门。学者们研究这段历史，主要依据的目录书是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及其增订版、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以及由此按图索骥所获得的各种西书。这三种目录书有两大缺陷，其一是对同治以前所出版的西书基本未收（只收录了墨海书馆等机构出版的少数几种）。这样，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传教士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广州、宁波等地所出版的各种西书，便不大为人所知。其二是这些目录书收录西书的截止时间为1904年，此后的译书便被人们忽略。这样，斩头去尾，译书总数少了将近一半，自然难以得见西学传播之全貌。此外，对于各种译书机构的历史、重要西书的翻译过程、重要译员的译书背景，有待挖掘、整理的资料更多。比如，对于晚清译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除了笔者几年前写了一篇《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便无人作过深入研究。
二，西书内容有待进一步理清。许多西书，人们只闻其名，不知其实，其译自何书，内容如何，与原书有何区别，均不甚了了。例如，在19世纪末举国争诵、洛阳纸贵的《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其内容究竟如何，影响为什么那么广泛？并没有人仔细研究。传教士著作中，曾被送给清朝政府各个高级官员、影响极为广泛的《格物探原》和《自西徂东》，内容究竟如何？迄今无人研究。再如，被晚清学者称为介绍西方政治的最佳著作、许多思想家认真研读过的《佐治刍言》，其内容究竟如何？也没有人深入研究过。
三，对社会影响的研究相当薄弱。学者论及西学传播的社会影响，往往就是在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中的影响，对于在一般民众中的影响注意不够。例如，论及20世纪初西学的影响，论者每每以严译名著为例，其实，走进千家万户、莘莘学子朝夕诵读的各种新式教科书，其社会影响不知要比严译名著高出多少倍。再如，讨论西学社会影响，论者比较注意江南制造局、广学会等机构从西文直接译为中文的西书的影响，而忽略了从日本转口输入的西学，其实，无论从影响的广度还是深度来说，后者都远远超过前者。
四，对于晚清西学传播的全过程，缺乏综合研究。对于传播西学的总体估计、传播阶段的划分、各个阶段的特点、译书方式的演变、传教士传播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在掌握比较翔实资料的基础上，作细致的分析。
四个阶段
晚清西学东渐可以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1811-1842年。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奉派东来，成为第一个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1811年，马礼逊在广州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揭开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以后，传教士们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开学校、办印刷所，出版书籍报刊，在当地华侨中传播西学，为日后到中国大陆活动打下基础。这一阶段，马礼逊等传教士共出版中文书籍和刊物138种，属于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知识的，有32种，比较重要的有《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贸易通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这些书刊，成为日后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畬了解世界情况的重要资料。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学校创办，开始了传教士在华人中进行教育活动的历史，也培养了袁德辉等近代中国最早的译才。马礼逊等所出版的西书、报刊，所办的新式学校，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不能与日后傅兰雅、林乐知等人相比，但这是一段历史的开端。近代西学东渐史上的许多第一，都是从这里产生的。诸如第一个中文印刷所，第一所对华人开放的教会学校，第一家中文杂志，第一部英汉字典，等等。这一阶段，传教士的活动，一方面因为没有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影响很难达于中国内地；另一方面，正因为没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其活动通常不会被视为西方国家政府的活动，传播者没有盛气凌人的气势，受传对象也没有被压挨欺的心理，传、受双方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文化交流在相对正常的状态下进行。
第二阶段，1843-186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开始了晚清西学传播史上的新阶段。6个开放口岸，在西学传播方面，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香港、广州，在割让或开埠以前，早有西人居住，西学传播已有一定基础，开埠以后，西人来此，又有新的发展。二是福州、厦门，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已通过在南洋闽籍华侨中的活动，学会方言，这两个城市开埠以后，传教士来此，没有语言障碍，西学传播活动比较容易进行。三是宁波、上海。这两个城市位于富庶的江浙地区，离中国中心地带比较近，在西学传播方面，很快超过上述4城。在咸丰年间，中国西学传播中心是上海、香港与宁波，出版西书机构主要是墨海书馆和华花圣经书房。
从1843年至1860年，这6个城市共出版各种西书434种，其中纯属宗教宣传品的有329种，占75.8%；属于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的有105种，占24.2%。各城市所出西书总数、宗教书籍、科学书籍情况分别如下：香港60种，宗教37种，占61.7%；科学23种，占38.3%。广州42种，宗教29种，占69%；科学13种，占31%。福州42种，宗教26种，占61.9%；科学16种，占38.1%。厦门13种，全属宗教方面。宁波106种，宗教86种，占81%；科学20种，占19%。上海171种，宗教138种，占80.7%；科学33种，占19.3%。依出版科学书籍多少的顺序排序，依次为上海、香港、宁波、福州、广州、厦门。
这一阶段，西学东渐有几个特点：
1、通商口岸成为传播基地。此前，传教士在南洋一带活动，虽然西学书刊也能传到中国大陆，学校中也有不少华人，但毕竟水路迢迢，对中国影响有限。一口割让、五口通商以后，传教士以这些地方为基地，办学校，开医院，出书刊，进行各种西学传播活动。从此，新一轮的西学传播在大陆正式开始，半月形的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率先接受西方影响的地区。
2、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科学著作。合信的《全体新论》等五种医学著作，是晚清第一批西医著作；蒙克利的《算法全书》，是第一部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用西方数学体系编成的数学教科书；哈巴安德的《天文问答》、合信的《天文略论》是晚清第一批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的著作；伟烈亚力、李善兰合译的《代微积拾级》，是晚清传入中国的第一部高等数学著作；伟烈亚力、王韬合译的《重学浅说》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力学著作；艾约瑟、李善兰合译的《植物学》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植物学专著。
3、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主动了解吸收西学的趋向。林则徐、梁廷枬、魏源、徐继畬、李善兰等为其代表人物。尽管他们主要关心的还是国际常识、世界史地知识，但毕竟是一种新的动向。
4、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参加译书工作。南洋时期，虽然也有中国人参与传教士的工作，如梁发协助米怜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但那是以教徒的身份出现的，且限于宗教方面，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无所补益。1843年以后，在上海、广州，都有中国知识分子参与西书翻译工作，李善兰、王韬、管嗣复、张福僖等为其著者。他们都是以独立的身份参加工作，有些西书的译介，还是在他们主动提议下开展的，如《续〈几何原本〉》便是在李善兰的提议后着手翻译的。他们与传教士合作译书，开始了晚清中国历时数十年的西译中述的历史。管嗣复表示只译科学书、不译宗教书，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介绍和接受西方文化时的独立性和选择性。
第三阶段，1860-1900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而签订的《天津条约》等条约中，与西学传播密切相关的内容有：一、增开天津、南京、汉口等11个通商口岸，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这些通商口岸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二、传教自由，《中英天津条约》第八款规定：“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三、外国人可到中国内地各处游历、通商，中国政府应提供方便。四、开放长江。这样，加上先前割让的香港，开放的五口，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城市达17个。外国人可以在南起广州、厦门，中经上海、烟台，北至天津、营口，东起上海、南京、沿江西上，直到中国内地，这样广阔的范围里自由活动。其结果，加强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侵略、经济掠夺，也便利了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在清朝政府方面，以咸丰皇帝去世、祺祥政变发生、慈禧太后掌权为转折点，中国对外对内政策有了重大调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京师同文馆的创办，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声光化电为重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开展，都对西学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北京条约》的签订，成为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这一阶段的西学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1、传播机构多种多样。有遍布各地、程度不同的新式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和中国自己开办的新式学校；有形形色色的报纸、杂志；有传播西医知识的教会医院；当然，最主要的是各种西书翻译、出版机构。按其属性可分三种类型，一是教会系统的，主要有广学会、美华书馆、益智书会、广州博济医局、上海土山湾印书馆；二是清朝政府系统的，有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天津机器局、天津武备学堂；三是民办系统的，如商务印书馆、译书公会、时务报馆、农学报社。此外，有些教堂、学校、报馆、医院、海关、督抚衙门，也零零星星、断断续续地出版过一些西书。其中，最重要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学会。
2、政府创办译书机构。此前，清朝个别官员，如林则徐，也曾在吸收西学方面作过努力，但那时临时应急措施，并无长久打算。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朝政府先设京师同文馆，再设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是中国政府在被动开放的形势下作出的顺乎时代潮流的反应，是中国政府主动吸收西学的标志。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西书数量，在各种译书机构中，名列榜首，影响也最大，说明了官办译书机构在晚清西学东渐中的主导作用。
3、翻译西书量多面广。40年中，共出各种西书555种①，其中哲学社会科学123种，内含哲学、历史、法学、文学、教育等，占总数22%；自然科学162种，含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光学、动植物学等，占总数29%；应用科学225种，含工艺、矿务、船政等，占总数41%；其他45种，包括游记、杂著、议论等，占总数8%。其总量是此前半个世纪所出科学书籍的5倍多。至于质量方面，著名译作颇为不少，《化学鉴原》、《化学分原》、《地学浅释》、《万国公法》、《佐治刍言》、《泰西新史揽要》、《民约通义》都是影响广泛、轰传一时的译作。
4、上海成为译书中心。1860年以前，上海已有成为中国译书中心的迹象，与宁波、香港同为中国出版西书较多的地方。1860年以后，随着上海在中国地位的上升，上海逐渐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最大中心。以译书机构而言，无论是教会系统，还是中国政府和民办系统的，除了少数设在广州、北京等地，十之七八设在上海。全国三个最重要的西书出版机构，即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和益智书会，全部设在上海。以译书数量而言，全国译书总数77%出自上海。以译书质量而言，绝大多数最有影响的西书，都是上海出版的。译书中心的形成，是西学传播从先前比较零散、无序状态向集中、有序状态发展的标志。
5、西学影响逐渐扩大到社会基层。通过遍布各地的新式学校，形形色色的报纸杂志，品种繁多的西书，通过传教士深入内地的各种西学演示、讲解，西学的影响逐渐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扩大到社会基层。从《格致汇编》和《格致新报》几百则读者提问，从《万国公报》所举行的有奖征文，从格致书院历时多年的学生课艺，我们可以看到，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市民，从沿海到内地，从民间到宫廷，西学的影响已经随处可见，很多人对西学已从疑忌变为信服。曾国藩不但自己倡导西学，儿子成了能读外文、能讲外语的外交官；张之洞、李鸿章多次向广学会等传播西学机构捐款，家人生病也乐意请西医诊视；谭继洵的妾生病不但请传教士治疗，还为死了的传教士立碑；19世纪80年代，上海富庶人家已竞相将子弟送入中西书院等教会学校读书，甚至出现开后门进新式学校的事；光绪皇帝研读西书，……所有这些，都是西学影响逐渐深入的表现。
第四阶段，1900至1911年。1898年的戊戌政变，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使清朝政府的威信跌到最低点，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失望到极点，革命风潮因之而生，留日热潮骤然而起，西学传播的内容、方式亦因之一变。这一阶段西学传播特点主要有五：
1、转口输入。此前，中国介绍、吸收西学，主要是从英文、法文、德文等西书翻译而来，1900年以后，从日本转口输入的西学数量急剧增长，成为输入西学的主要部分。以1902年至1904年为例，3年共译西书533种，其中英文书89种，占全国译书总数的16%；德文24种，占4%；法文17种，占3%；日文321种，占总数的60%。
2、数量空前。从1900到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有1599种，占晚清100年译书总数的69.8%，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其中，从1900至1904年5年，译书899种，比以往90年译书还多。
3、社会科学比重加大。以1902年到1904年为例，3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327种，占总数的61%。同期翻译自然科学112种，应用科学56种，分别占总数的21%、11%。译书从多到少的顺序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此前几十年的译书顺序正好相反。这表明中国输入西学，已从器物技艺等物质文化为主转为以思想、学术等精神文化为主。
4、影响深入。大批西学的涌入，特别是各种不同层次的新式教科书，遍布城市乡村，走进千万家户，使西学影响空前深入。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学科，目不暇接的新名词，令学术界、出版界面目一新。令人习用的许多名词、术语，诸如社会、政党、政府、民族、阶级、主义、思想、观念、真理、知识、唯物、唯心、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具体、抽象等，都是那时确立的。这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没有清末西学的大批涌入，没有那一时期的新名词大爆炸，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很难想象的。
5、中国第一代译才登台。此前译书，通常模式是西译中述，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虽然参加了翻译西书的具体工作，但他们不懂外文，不能独立译书。从严复、马君武开始，近代中国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代翻译人才，才宣告西译中述这一西学传播史上过渡形式的结束。
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首尾100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2291种。四个阶段中，以年均翻译西学书籍（不包括纯粹宗教书籍）计算，第一阶段，31年，32种，年均1种；第二阶段，17年，105种，年均6种；第三阶段，40年，555种，年均14种；第四阶段，11年，1599种，年均145种。前三个阶段，年均译书种数成几何级数增长，第四阶段，年均译书数量猛增为第三阶段的10倍以上。由此可见，晚清中国输入西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急速增长趋势，20世纪初达于极盛。以传播西学主体而言，第一阶段，基本上是西人的事；第二阶段，西人为主，少量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其事；第三阶段，西译中述，中西传播机构共存并进；第四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体。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附从地位升为主导地位。
影响西学东渐因素分析
西学东渐的内容、进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是影响西学东渐的首要因素。晚清中国，西学传播主体主要包括西书翻译人员、新式学校教习和部分报刊编辑，他们的西学素养、传播热情直接影响到传播质量。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一方面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没有传播，便无从接受，另一方面又是互相影响、互为制约的关系。传播主体翻译什么、介绍什么，并不是完全随心所欲的，而是要看受传对象能够接受什么、愿意接受什么，有如剧院演戏，既要受演员表演水平、上演剧目制约，又要随观众的兴趣和需要而转移。晚清前三阶段所传西学，多属初等、中等程度，既与来华西人的文化素养有关，又为受传对象的接受基础所左右。傅兰雅、李提摩太等人的化学、物理等许多西学知识，都是因受传对象需要而在中国自学的，他们为此而耗资购买各种仪器。按理，他们身在中国，远离西方学术界，如凭个人兴趣爱好，则自修哲学、神学、法学，要比自修物理、化学更少依赖仪器设备，更为便当。但他们明白，后者比前者更为受传对象所需要，更受中国人欢迎。
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的心理距离，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晚明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来华，10年初见成效，取得一批士大夫支持，20年大见成效，进入北京城。晚清则不一样，即使以鸦片战争以后的情形而论，20年过去，到1860年前后，除了在几个通商口岸，西学传播、西教传播都没有太大的进展。照理，200多年过去，交通设施、通讯手段、印刷技术都较从前大为改进，文化传播应该取得更为可观的成效，但事实不然。考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在晚明时期，耶稣会士来华，虽然在整体上是属于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范畴，但从具体来说，中国是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主权国家，并不是耶稣会士所在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战败国，利玛窦等人没有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霸主心态，徐光启等人也没有受辱挨欺、卧薪尝胆的败国心态。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的文化地位比较平等。晚清则不然，欧美传教士挟胜国之势，夸救世之口，兼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与作为受传对象的中国知识分子，因国家之间地位的不平等而构成文化地位的不平等。其二，晚明利玛窦等人，在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时，采取的是以西顺中、以耶补儒、以儒证耶的策略，让士大夫们在不损害中国文化尊严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文化。晚清来华传教士则多以欧洲中心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这两点归结为一点，便是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的心理距离问题。在晚明，两者心理距离较小，文化传播比较容易实现；在晚清，心理距离较大，文化传播的阻力也大。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一方面便利了传教士的活动，有助于西学传播，另一方面又拉大了传教士与中国受传对象的心理距离，妨碍了西学传播。这是影响晚清西学传播效果的时代因素。
传播媒介是影响西学传播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印刷技术的进步，由木刻，而石印，而铅印；运输工具的发展，由帆船，而轮船，而火车；通讯手段的改进，由人工传递，而电报、电话，都使得传播速度不断加快，传播范围不断扩大。晚清西学传播，同光之际之优于道咸之际，20世纪初之胜于19世纪末，不只是因为传播机构的扩大，传播人员的增多，而且因为传播手段的改进，传播媒介的发展。没有铅印，便很难想象每日成千上万张的报纸如何出版，很难想象《泰西新史揽要》那样动辄万册的书籍如何印出。没有海底电缆的铺设，没有电话的发明，也很难想象发生在地球那边的新闻如何瞬息传到这边。
译书方式是影响西学传播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在晚清的大部分时间里，西译中述是西书中译的基本模式，即由外国学者口译西书意思，由中国合作者润色加工，条理成文。诗无达诂，译无达译，从根本上说，任何翻译都有损益变异。中、西文化本属不同文化系统，长久隔阂，翻译更为不易，以仅通中文大意、难解个中奥蕴的西人口译，已经打了一个折扣，加上不通西文、难得西方文化真谛的中国学者的笔述，又打了一个折扣。这样三转两折，以中文印刷符号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西方文化，已经加进了不少中国文化的成份。这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属于精神文化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用“省”或“州”翻译美国的State，中国学者看到省、州字眼，总是以将其与中国的十三行省、省州府县等概念联系起来，但事实上，联邦制度下的State，与专制制度下的省、州决不是一回事，差别很大。最典型的例子是对西方民主国家总统President一词的翻译。因为在中文已有词汇中，是没有与总统对应词的，因而在口译时，西人只能从总统在国家的地位的角度，解释说这是国家元首的意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元首与皇帝是同义词，于是，中文笔述者理所当然地将President译为“皇帝”。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中文西书和《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等书刊中，随处可见美利坚国“选举皇帝”、“皇帝四年受代”等字眼。后来，林乐知发现以“皇帝”翻译总统，误解实在过分，特撰《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予以厘清。这种译书方式，在19世纪末已不断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到20世纪初，更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讽刺小说，就不止一次地以此类译书作为笑料。应该指出，这种方式是长久封闭而又被动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产物，也是一种过渡方式。所译之书，尽管可以批评的地方比比皆是，但有胜于无，它毕竟给闭塞的中国带来了清新的气息，其历史地位是客观存在的。
五大主题
百年之中，西学输入，或由政府规划，或出个人胸臆，或为西人控制，或系华人主持，尽管他们终极目标各有不同，但从中国实际出发、比较中西异同、引进西学、改造中国的操作原则却有相通之处。中国社会的变动曲线，也就成了西学东渐的主线。
综合百年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西学东渐是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的：
一、了解世界。鸦片战争，中西会面，三千年一大变局，西人面对的是闭塞的中国，国人面对的是陌生的西方。让中国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是一批西人的愿望，也是中国洞烛机先之士的共识。前有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郭实腊的《大英国统志》、《贸易通志》；中有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梁廷枬的《海国四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后有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傅兰雅译《公法总论》、《各国交涉公法论》，还有介绍英、法、美、俄、德、日等国的各种新志、通史。这些著作，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风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著名人物，介绍了国际交往的惯例通则，使中国对外部世界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也为中国适应新的世界环境提供了具体而有参考价值的知识。
二、求强求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外国军队打到京师，逼签城下之盟。这对清朝政府来说，既是愧对列祖列宗的奇耻大辱，也是暴露积贫积弱的奇祸巨变。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和科学技术为中心内容、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因之而起。围绕着这一运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翻译、介绍西方兵工文化、科学技术，成为中国输入西学的主体部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输入此类西学的大本营。求强的译作有关于新式军队、先进兵器、西方兵法的系列书籍，《行军指要》、《水师操练》、《克虏伯炮说》、《制火药法》、《防海新论》等为其著者。求富的译作有探矿采煤、冶金制器、农工经济等方面，《宝藏兴焉》、《工程致富》、《探矿取金》、《西艺知新》、《农学初级》、《农务全书》等为其要者。与此同时，西方自然科学作为冶炼制造的基础知识，被广泛地介绍进来，举凡数、理、化、天、地、生，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都有专门译作，而且一般都有普及读本与学术专著两个层次。分门别类的须知、入门、启蒙、图说、纲要、揭要、浅释，把自然科学界装点得色彩斑斓。
三、救亡图存。甲午战争以后，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摆在人们的面前，已经不是求强求富，而是救亡图存的问题。于是，以进化论为灵魂，以革故鼎新为主题的《泰西新史揽要》风行一时；以亡国灭种作警告、以针砭时弊为特色的《中东战纪本末》传诵海内；以教育兴国作号召、以日本变法为借鉴的《文学兴国策》倍受欢迎。天演学说因之走红，立宪之议随之高扬，各种变政历史、亡国历史、维新传记纷纷出版，各种醒华、救华、兴华、振华的刍议、卑议、高议、新议、通议、危言、庸言竞争相提出。这一问题，自甲午迄辛亥，一直是中国志士仁人关心的重点之一，也是译书的重点之一。
四、民主革命。1900年以后，民主革命风潮涌起。民约论、自由论、自治论、独立论的译作成为时髦之学，《路索民约论》、《万法精理》、《自由原论》、《美国独立宣言》等成为革命志士的神圣经典，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弥勒等西方哲人比孔孟程朱等中国圣贤更受青年崇拜。与反满宣传相呼应，形形色色的反对外族统治的独立战史、战纪、秘史、轶闻，世界各国的民族英雄、志士、杰士、义士、侠女的传记，译作纷呈。梁启超等改良派不赞成反满革命，但他们的许多翻译、宣传，仍属于广义的民主范畴。与民主思潮涌来的同时，被视为比民主更激进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也陆续被翻译出版。
五、科学启蒙。从狭义上说，有意识地介绍科学基础知识、以提高普通民众的科学素质为宗旨的活动为科学启蒙。从广义上说，晚清所输入的西方科学，绝大多数属于启蒙范畴，因为那时民众的科学素养，多很低浅，所传科学知识，从总体上说，多为基础知识。有意识地、比较系统地进行科学启蒙，自傅兰雅编辑《格致汇编》、中外合办格致书院开始，益智书会所编的大部分教材，也可归于此类。真正形成规模、影响深远的，是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推行新的学制以后，涵盖各种学科、包括不同层次、遍布城市乡村、沿海内地的新式教科书。与此相呼应的，各种歌略、韵语、图说，也是科学启蒙的重要读物。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天文歌略》、《地理歌略》、《地球韵言》、《女学歌略》，虽然字不满千，纸仅数页，但其影响，往往超过同等内容的高头讲章。
百年历史，云谲波诡，时代主题，依次兴替。西学的形象，由夷学，而西学，而新学，而显学，而救时之灵丹妙药（邹容语），地位在不断上升，使命被不断加重，西学东渐的旋律，自然依时代主题的切换而改变。
传教士：宗教与科学
传教士在晚清西学东渐中，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大部分时间里是主角。但是，对于传教士在西学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传播西学的目的，及其对待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学术界不缺乏深入的讨论。传统的做法、说法有三：一是回避，在述及某些西学输入时，只提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中国译员的贡献与成就，闭口不提伟烈亚力、傅兰雅等传教士的努力。二是将宗教与科学分离，所谓传播科学是假，宣传宗教是真。三是认为传教士故意传播一些粗劣、过时的西学，隐匿西学中的精华部分。这些说法，在以前涉及传教士与西学问题的论著中，比比皆是。
有些问题，是无需论辩、不言自明的，如传教士在翻译西方科学书籍中的作用、地位问题。既然当时译书形式是西译中述，肯定了中述者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的作用与地位，毋庸置疑，同样应该肯定伟烈亚力、傅兰雅等人的作用与地位。有些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如传教士宣传西学的目的，有些则涉及到重要的文化理论问题，有必要加以研究和讨论。最核心的是，传教士对待科学的态度，亦即基督教与科学的问题。
说到基督教与科学，人们自然会想起宗教对科学的排斥，教廷对科学家的迫害，日心说遭排斥，伽利略受审判，布鲁诺被烧死，进化论遭攻击。在人们的印象中，宗教与科学，水火不容，互相对立。
其实，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远比人们传统的印象要复杂得多。一个显而易见的诘难是，如果两者关系确为水火，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在宗教统治长达千年之久的中世纪里，西方应该毫无科学可言，那么，近代科学何由而来？西方许多大科学家，开普勒、波义耳、牛顿为何同时也是虔诚的宗教徒？
对这个问题，宗教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者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有一种意见认为，基督教对科学不但不是完全、绝对排斥的，相反，还有一些适应或促进科学发展的因素。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有所不同。古希腊科学留下了两种传统，即数学唯理主义自然观和机械主义自然观，前者以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为代表，认为自然界是按照数学原则构造起了的，因而可被人的理性从数学的角度加以认识；后者以阿基米德、托勒密等人为代表。中世纪基督教利用了作为统一意识形态的力量，将这两种观点灌输给整个社会。在中世纪的神学教育中，数学始终被置于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基督教为了使人们信服上帝，需要用自然秩序去论证上帝的伟大，认识自然秩序是认识上帝的必要途径。中世纪的神学家，都是通过自然界的和谐去论证上帝的存在。数学，则是研究自然的必备工具。宗教改革以后，新教伦理以如下三个原则促进了科学的发展：1、鼓励人们去赞颂上帝，颂扬上帝的伟大，是每个上帝臣民的职责。2、赞颂上帝的最好途径有二：一是研究和认识自然，因为上帝的智慧完全体现在它所创造的自然秩序中；二是为社会谋福利，最好的途径是运用科学技术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3、提倡以辛勤的劳作颂扬上帝，以过简朴的生活感谢上帝。②我以为这种解释是可以成立的。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段时间里，当科学的结论与宗教的教义相抵触时，宗教会排斥、压制科学。哥白尼的日心说与基督教信奉的地心说相抵触，达尔文的人猿同祖论与上帝造人说相违背，教会便对这些学说横加压制、排斥，伽利略受审判，进化论被冷落。但是，当科学结论以其严密的逻辑、历试不爽的实验，为广大社会普遍接受以后，宗教也会调整教义，适应科学。日心说终于被接受，伽利略毕竟被平反，就是明证。基督教并不是绝对封闭的信仰系统，否则，在科学日益昌明的西方，基督教仍然是影响最广的第一大教，许多科学家同时也是信徒，甚至有些诺贝尔获得者最后又皈依上帝，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考察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可以看出，第一，对于一般科学知识，诸如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地质、生物、医学等传教士是乐于介绍、宣传的，没有必要隐瞒。第二，对于某些与基督教义相抵触的科学知识，传教士的处理方式与西方教会同步。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对日心说避而不谈，到了清代，蒋友仁等已不回避，且有准确的介绍。晚清来华传教士，宣传的都是日心说。对于达尔文的人猿同祖说，传教士一般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这也与西方教会的态度一致。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述及，傅兰雅在《格致汇编》中就曾提到。第三，所谓传教士对西方科学精华部分秘而不宣、只介绍低浅粗劣部分的说法，是一种戴着有色眼镜的臆测之言。传教士中，科学素养不高者有之；所传西学中，低浅粗劣者亦不少见，但谓其故秘其宝、生怕以利器授人的说法并无根据。
对于宗教与科学，晚清来华传教士曾有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科学与宗教是可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
科学没有宗教会导致人的自私和道德败坏；而宗教没有科学也常常会导致人的心胸狭窄和迷信。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宗教是互不排斥的，他们象一对孪生子——从天堂来的两个天使，充满光明、生命和欢乐来祝福人类。我会就是宗教和科学这两者的代表，用我们的出版物来向中国人宣扬，两者互不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③对照他们在华传播西学的活动，我以为这个说法并无自诩过当之处。
当然，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差会，不同的时期，传教士对传播科学的态度、热情并不完全相同。从总体上说，在传播西方科学方面，新教传教士所做工作较天主教传教士为多；新教传教士中，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世俗派所做工作较戴德生等基要派为多；19世纪后期所做工作较20世纪初期为多，但无论哪一派，哪一时期，都不存在完全排斥科学的情况。
注释：
①据徐维则《东西学书录》，截止1899年，共收西书567种（不包括纯粹宗教书籍），减去1860年以前出版的12种，故总数为555种。
②参见罗伯特·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章。
③广学会年报，第十次，1897年。见《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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