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183;九运动走向了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六十年前，即1935年的12月9日，在我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 由北平的爱国学生首先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短短的几天内，就如星火燎原，席卷全国，成为后来全民抗战的雄壮序幕，历史上称之为“一二·九”运动。毛主席对一二·九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毛主席还说：“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注一）。这方面的情况，即一二·九运动在国内发展成为全国各界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及其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争取独立解放事业的意义，知道的人是比较多的。
一二·九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当时就曾经在国际上引起过巨大的反响，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它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其先锋部分，它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发展。这方面的情况，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除了几个救亡团体的刊物有所披露外，在国内就鲜为人知了。
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和幸存者，当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和一二·九运动六十周年之际，在老战友的鼓励下，我感到有责任、有义务，抛开“自我宣传”的顾虑，把我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的一些情况，根据找到的材料，如实地写下来，也许对于向当代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是会有所裨益的。
国际上的广泛报导和巨大影响
不久前，我收到一位美国老朋友吉姆斯·莱尔纳（James Lerner，三十年代美国反战反法西斯同盟主管青年工作的书记）给我寄来的一份珍贵史料——1935 年12 月17 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Herald Tribune）头版头条关于北平学生12月16日第二次示威游行的长篇报导。大标题是：“5000中国人奋起反对日本统治，警察击倒60”；副标题是：“北平学生被打，‘贞德’被捕”。这是一组重要国际新闻的总标题。下面还有一段简介：“在北平，数千男女学生举行一整天的示威，抗议日本策划的华北‘自治’，它（指伪‘冀察政委会’——作者注）的成立推迟”。后面，还有一个标题：“北平学生示威”，署名维克多·基恩（Victor Keen），12月16日发自北平。 文中详细地描绘了当天北平学生在滴水成冰的天气中和军警的残酷镇压下，举行大游行示威，反对日本操纵的“华北自治”的情景，描述了学生们如何英勇地和军警的大刀、水龙搏斗，挨打，受伤……后来，城外清华、燕京等校来的学生又如何被阻于宣武门外，不能进城。下面，他还报导了我在那天的被捕：“清华大学21岁的勇敢的学生领袖陆璀，从城门底下爬进去，企图拨掉门闩，打开城门，让她的同学们进来。但她遭到警察的毒打，并被拉进附近的一个警察所……在被审问时，她毫无惧色；只有当她热切地为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事业而呼吁时，眼泪才沿着她的双颊流下……”。
下面，还报导了当晚在城门外的学生队伍被军警用刀背、皮鞭、木棍毒打，使许多学生受伤的残酷情景；最后还简介了当天北平学生发出的一份通电，反对违反人民意愿的任何形式的“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准备打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
在这篇长达数千字的新闻报导旁边，还有一张12×17厘米的大幅照片，照片上是北平的前门城楼，照片上端的标题是：“在这儿北平学生抗议日本的入侵”。另外，还有北平实行戒严的消息。
维克多·基恩这篇新闻报导是具有代表性的。当时在北平的外国记者都对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学生游行示威作了不同程度的报导。
在这里，美国名记者、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前夫人海伦（注二）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俩同情并积极支持了一二·九运动。他们事前已从他们在大学里的进步的学生朋友那里得到通知，知道了关于将要举行的游行示威的计划和路线等，就把这消息通知其他的外国记者们，动员他们到现场去采访。当时，到现场采访的记者有十余人，除了斯诺夫妇和维克多·基恩外，还有美联社的记者吉米·怀特，合众社记者麦克·费希，《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和《泰晤士报》的记者等。他们被中国学生英勇斗争的悲壮场面所感动，有的甚至参加到游行队伍中去，和中国学生一起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他们纷纷对外发出电讯，在西方各大报上发表，从而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使中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传遍了世界，引起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和同情。
这里，又要特别提到一下斯诺。在12·16那天我被警察逮捕时，他正在现场。他跟踪到警察所，在警察的包围中，对我进行了一次特殊的采访，并当即发出了一条“独家新闻”，用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标题：“中国的贞德被捕了”（注三）。这篇报导在美国的大报上登出后，确实起了一点轰动效应，为中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了有力的宣传。我曾经有过这条新闻的剪报，可惜早已丢失，现在再也找不到了。当时这条新闻（当然，还有维克多·基恩的报导等）的影响很大，直到我在1936年11月被派作为全国学联的代表到美国去宣传抗日救国时，美国许多大报还援引斯诺这篇新闻，对我进行采访并作了大量的报导，实际上就是为我们抗日救国、反对法西斯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主张作了有力的宣传。这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世界青年学生和舆论对一二·九运动的同情和支援
首先，总部设在巴黎的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以下简称世界学联）几次给中国学生来信，对中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示了最热烈的同情、赞扬和支持。他们在1936年2月8日的来信中说：
“亲爱的中国同学们：我们代表世界上几十万学生写这封信给你们。……你们为中国独立、为民族文化自由而斗争，万分感谢你们这种伟大的努力。你们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前线上，能如此自觉，我们也觉得万分光荣……日本的侵略中国，最后不可避免引起太平洋的世界大战……你们为国家独立而斗争，当然也可说是为了世界和平而奋斗的一支生力军；你们每向前走一步，都加强了世界各地学生为和平和自由而奋斗的力量。所以，我们誓愿无条件地援助你们……”
世界学联在又一封来信中说：“我们正在发起一个运动援助你们，这个运动现在已经开始。……一月底（1936年）由我们组织的国际青年和平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代表一千二百万各种倾向的青年，全体一致通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压迫中国青年，尤其是为自由和平而斗争的同学，要求国际联盟对日制裁”。
“我们规定自四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九日为世界学生和平运动周（也就是‘援助中国学生周’），广大学生的罢课、游行示威将在法、美……以及全世界各个城市爆发，预料那时会有三十万同学参加，主要的口号是：拥护中国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拥护中国学生的民族解放运动。”
“我们用最诚恳的热情向你们致敬！世界各地的学生在恐怖压迫下，为争取自由而斗争，但是没有象你们那样有远大的目标和英勇的精神，我们钦佩你们……你们的伟大斗争是青年学生斗争史上一个灿烂的记录……”
由于不知道如何同中国学生取得联系，也不知道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学联”）的筹备情况，以上这些信件，都是投寄到中国几所国际知名的大学去的，如清华、燕京、天津的南开，上海的复旦等。几经周折，大都还是转到了在上海的全国学联的筹备委员会手中。我那时正在筹委会担任宣传部部长。我看到过这些信，并亲自写信答复过，向他们——全世界的学生们表示感谢。……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和清华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都曾专门发表宣言，热烈响应世界学联的号召，并宣告：“中华民族虽然遭受最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但我们绝对不会屈服……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是争取世界和平的一环，我们要坚强地和一切争取和平者团结在一起，为推进反战反法西斯运动，为世界和平而奋斗”。天津和上海的同学还曾用罢课和上街宣传来响应世界学联举行“援助中国学生运动周”的号召。
全国学联于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成立时，通过决议， 加入世界学联。
世界学联接到我们关于全国学联的成立和加入世界学联的决议后，于1936年7月15日又来信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说， 他们那一天在巴黎举行了会议，向英勇的中国学生致敬，“希望今后能更亲密地联系和继续合作。中国的学生运动与世界的学生合作，更能增大我们彼此的力量。”“你们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而斗争，即是为太平洋和平，为世界和平而斗争。”“你们的斗争即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目的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保证世界学联对于中国学生的不断的援助直到中国学生达到目的为止。……”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世界学联的总书记吉姆斯， 克鲁格曼（JamesKlugman，英国剑桥大学学生）， 安德烈·维克多（世界学联书记处法国书记），和比利时、德国、法国、西班牙、南斯拉夫、捷克、瑞士、奥地利和北非几国学生的代表。
美国学生和青年向中国学生表示敬意和支持的来信，根据我手头的资料，至少有两封。一封是1936年3月19日美国学生联合会的来信。 信中说：“英勇的中国同学：从报纸上，从留美的中国学生那里，我们知道了你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领土完整的伟大斗争……我们这个美国学生联合会是一个中学生与大学生的组织，它包含了二百个大学和一百个中学，它包含了一切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进步思想者和自由主义者，它是美国学生的联合战线。”
“用这个联合中的千万同学的名义向你们致敬，并且向你们伸出我们坚固地合作的手来。”
签名的是约瑟夫·兰西（Joseph Lash），该会总书记。
另一封美国学生的来信是由八位美国学生和青年组织的领导人联名签署，于1936年6月从纽约发出给中国学生的。 信中说：“关于你们反对日帝侵略、争取中国独立的英勇运动，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愿意表示对于你们的种种努力的同情……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你们的斗争是名正言顺的……我们向你们保证，经常给你们以支持。”
签名的八个人是代表很多方面的，如基督教青年会，神学院学生团体协会，美国学联，美国青年大会，美国黑人青年大会，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等。我1936年访美时，都曾和他们相识，如约瑟夫·卡登、约瑟夫·兰西、爱德华·斯特朗（黑人青年）；有的现在还和我有联系，如上述给我寄材料的吉姆斯·莱尔纳等。
此外，来信或来电对中国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表示赞扬、同情和支持的，还有英国、法国等国的学生、青年和“中国人民之友社”等组织。由世界学联和留英中国学生总会等组织发起的“援助中国学生运动国际学生会议”于1936年3月14—15日在伦敦举行。 会议通过决议并发表告全世界学生的宣言，“确认援助中国学生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是保卫和平与民族独立斗争中最主要最重大的一面”，会议“号召一切学生组织参加达到此项目的行动”，并提出了各项具体建议。参加这个会议的各国和国际团体有四十二个之多。这种种声援中国学生抗日斗争的活动，实际上也就推进了各国学生和青年反对法西斯、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发展。
一二·九运动在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引起的反响尤为热烈。在巴黎发行的中文《救国时报》率先来函表示“海外同胞誓为后盾”。旅美华侨在纽约召开大会，情绪极为激昂，当即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在侨领司徒美堂的提议下，即以该会名义发电，由天津《华侨明星报》和上海《大美晚报》转北平和全国学生，称：“抗日运动，侨界同钦。政府媚日，九省沦亡。请反对一党专政，发动武装抗日，促进国防政府，愿为后盾。”同时电南京政府：“媚日卖国……侨情愤激，应即觉悟，积极抗日，否则声罪致讨。……”
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华侨也向国内学生发电，表示敬佩和支持，并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谴责和声讨。
在法国、英国、比利时、瑞士、荷兰等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积极参与了世界学联组织的各项活动，有时和世界学联共同发起召开国际会议和举行各种集会，声援国内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留美学生组织了救国大同盟，来函向全国学联表示祝贺：“我们对于你们唤起群众抗日救国再接再励的斗争，表示极大的鼓励！”
第一届世界青年大会
各国学生青年反对法西斯、反对侵略、声援中国学生抗日救国的洪流，汇集到一起，形成一个高潮，那就是1936年8月31日至9月6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这样的大会，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它是以“国际联盟之友社世界协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ofLeague of Nations Societies， 国内当时的译名为“国联同志会国际协会”）的名义召开的，受到了各国和国际学生和青年的进步组织的积极支持，因而使它成为了一个包括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政治宗教信仰的青年在一起讨论青年本身问题和保卫和平问题的世界性的大集会。
得到世界学联的通知后，全国学联决定派代表去。但是学联没有钱，只能派一个人。于是学联开会决定，派我作代表去参加。出国旅费是由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沈钧儒先生筹措和资助的。李公朴先生帮忙为我搞到护照并陪我去办了四个国家的签证。这样，我就在1936 年8月10日左右，肩负重大的使命，独自一人，踏上了异国的征途。我从上海乘苏联的海轮到海参威，换乘火车经莫斯科，过波兰、德国到日内瓦。
到日内瓦后，才知道在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等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已派出了代表。刚刚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的陶行知先生也来到日内瓦，参加这个世青大会。我们大约二十个人就共同组成中国代表团，由巴黎中国书报社的代表王海镜先生担任团长。由于我是唯一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并直接从国内派出来的代表，所以就公推我代表中国青年在大会上发言。
大会从8月31日开始，在落成不久的国际联盟大厦举行。 参加大会的有三十五个国家和十一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七百余人。这在当时算是规模相当大了（德、意、日三个侵略国家拒绝与会）。在会上，中国代表团受到热烈的欢迎。
当我步上主席台发言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记忆犹新的是：本来大会规定，每人发言不得超过五分钟。当五分钟时间已到，大会主席比利时上议员罗伦先生用一个小木槌轻轻敲打桌面以示提醒时，场上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持续不断的掌声，表示欢迎我再继续讲下去，罗伦先生也就默认了，让我继续讲完。
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由于号称“永久中立”的东道国瑞士政府对大会的限制，代表的发言不能指名攻击任何国家，所以代表们都不得不把发言中的德、意、日等国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名字删去，而以“侵略者”、“破坏和平的罪人”等词来代替，但其矛头所指是谁，大家心里都是明白的。
虽然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我的发言（全文登载在1936年9月10 日的巴黎《救国时报》上），还是强烈地控诉了“东方侵略者”侵占我国领土，掠夺、压迫、奴役和残杀我国人民的事实，指出，“正因此，今天我们中国青年的中心问题是争取我们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著名的学生运动加速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救亡工作。我们正准备联合一致地去反抗侵略者，而这同时也正是为了保卫世界的和平；因为，如果对东西方互相配合的侵略行动不加以阻止的话，必将成为又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因此，我们坚决地为我们国家的独立与自由而奋斗，同时也就是坚决地为世界的和平而奋斗。……我们要和全世界的青年竭诚合作来为世界和平而努力。”我还向全世界的青年为他们过去对我们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当我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侵略者！”的口号结束我的讲话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充分表达了世界青年对中国青年正义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中国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就这样进一步走向了世界，不仅把自己的战斗的呼声带到了世界青年的讲坛上，而且在行动上、组织上和世界青年的反法西斯、反侵略、保卫和平的运动合流了，起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大会选举并产生了“世界青年大会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又选出一个理事会，王海镜先生和我当选为理事。大会并决定1938年秋在纽约召开第二届世界青年大会（全国学联又委派我为代表参加了）。
在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将一份“维持远东和平意见书”，征求各国代表签名。结果，签名的达三百余人。中国代表团又于9月4日下午举行座谈会，招待各国代表和新闻记者。王海镜先生主持，由我介绍中国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形。我讲话后，各国代表纷纷致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表示热烈的同情和支持。有的还写下了书面意见。例如：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总书记加沙莱夫写道：“向保护祖国独立自由而斗争的中国青年致热烈的敬礼！所有苏联青年的同情都是在你们的方面。我们的愿望就是你们在困难斗争中的进步和胜利！”美国反战反法西斯大同盟主持青年工作的书记吉姆斯·莱尔纳写道：“中国青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定要胜利！绝对不允许一个压迫国家和被压迫国家的世界继续存在！”法国代表皮塞尔说：“我们在中国青年中看到了和平与国际主义在远东的最好的卫护者，我们向他们致敬！”西班牙代表威达尔说：“拥护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是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的庄严重大的任务。”……
座谈会上，充满了热烈的国际主义的气氛。
全欧华侨的抗日救国大团结
几乎和世界青年大会同时，一个国际反侵略大会（又称国际和平大会）于1936年9月2日至5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特派钱俊瑞同志从上海前往参加，并通知陶行知先生也前往参加。参加大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四千余名代表，是一次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的大汇合。
大会结束后，陶、钱两位都来到了巴黎。我在世青大会结束后，也和王海镜及其他留法学生代表陈柱天同志等一起来到巴黎。钱俊瑞同志向我们传达了组织决定，要陶先生和我在参加两个大会后，再到法、英、美等国作些工作，宣传我们在国内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在国际上结成反法西斯反侵略统一战线的主张，进一步推动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并争取国际支援。我们三个人在巴黎的任务是：借两个国际大会和国内救亡运动的东风，进一步推动以法国为中心的全欧侨胞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和实现抗日大联合。
那时，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的中文《救国时报》在巴黎出版并向国内发行，在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和沟通国内外重要消息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记得我就是在清华大学时从《救国时报》上读到党的《八·一宣言》的。）当时它的出面负责人是吴克坚同志。在报社的周围，团结了一批爱国的进步的华侨和留学生。那时，十九路军的爱国将领陈铭枢先生和爱国民主人士胡秋原先生也在巴黎。陶先生、俊瑞同志和我，就和他们及各方的侨领一起研究，发起组织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并为此发表了一份倡议书。这个倡议和号召，迅速得到各地侨胞的热烈响应。经过郑重的筹备，一个盛大、隆重、庄严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于1936年9月20日在巴黎召开了。参加的有英、法、德、瑞士、比利时、荷兰等国侨胞的代表和来宾四百余人，包括各界和各党派、各类华人组织。旅居其它国家的侨胞亦纷纷来函来电表示祝贺和拥护。这是旅欧华侨的空前盛举，是侨胞为抗日救国而抛弃一切成见、实现大团结的楷模。
英国和法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的代表杨格夫妇、贡斯东夫人、世界学联的代表总书记克鲁格曼等都到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陶先生、俊瑞同志和我都应邀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内救亡运动的报告，都受到了大会的热烈欢迎。我们讲话的全文都发表在《救国时报》上，国内的救亡刊物也转载了。
“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把我们学生从课堂召唤到街头，从书本引导到斗争”——我用全国学联纲领的第一句话作为引子，概述了一二·九运动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方向，受到的镇压，斗争的英勇，运动的目的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全国人民不分党派、阶层，一致团结，并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友人和爱好和平的力量挽起手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的主张，博得大会的一致赞同。经过热烈的讨论，决定成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并发表了决议和宣言，确认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敌人，坚决主张联合全国一切力量抗日救亡，号召海内外同胞要求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立即停止剿共内战，实行民主，联合共产党和一切抗日党派，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这个大会的召开和救国会的成立，不仅在欧州的华侨中是件大事，也是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抗日救亡运动已从国内扩展到国外，这个运动的主张是代表了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的。
在巴黎，我还不止一次地去拜会了世界学联的总部，向他们提供了中国学生救亡运动的第一手材料，并和该会总书记克鲁格曼和其他负责人座谈今后如何加强联系与合作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世界学联曾组织了一个国际学生代表团，由克鲁格曼亲自率领，团员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代表各1人，于1938年5 月至7月访问了我国，带去了全世界学生青年对我国抗日战争的深切同情和有力支援，受到了我国各地、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延安，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会见了他们，毛主席并和他们作了长达数小时的谈话。
走向了英国
1936年10月中旬，陶行知先生和我从法国来到了英国。由于世界学联、旅英华人和中国留学生的介绍，我曾多次在伦敦、伯明翰、南安普敦和剑桥大学等地出席了在英的华人、留学生和英国学生的会议，演讲，作报告，介绍中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伦敦的一次由大哲学家罗素教授主持的大会上，还当场通过写信给中国（国民党）政府，抗议开除爱国学生。
走向了美国
陶行知先生和我从英国乘坐海轮于1936年11月9日抵达美国纽约。
现在我手中也有两份材料：一份是全国学联在原来由我和唐守愚同志主编的机关刊物《学生呼声》停刊后，于1937年1月1日创刊的《学生报道》1937年2月5日出版的第三期第二版上登载的长篇纽约通讯，题目是《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在纽约》，作者署名“玉”。文中详细、具体、生动地描述了我们在纽约所受到的热烈欢迎，许多大报（华侨的，特别是美国的）用大字标题在显著地位发表的新闻报导，以及我们在纽约的活动等等。文中还印有一张相片，上面是华侨最大的报纸《纽约商报》的社评，题目是《欢迎陶行知与陆璀》，和美国几个大报关于我的新闻报导的标题与部分内容，还有一张我的相片。这份材料是中国民主同盟原秘书长王健同志提供给我的。
另一份材料是1936年11 月 12 日纽约的《工人日报》（《 Daily Worker》）上关于我的抵达和谈话的新闻报导，附有相片。 这是美国老朋友吉姆斯·莱尔纳从纽约一个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的。
这两份材料帮助我回忆起当时的许多情景。
只有到了美国以后，我才深切体会到，由于斯诺、基恩及其他一些友好的记者和新闻媒介的报导，我们的一二·九运动在美国的学生、青年、人民及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曾经产生过多么巨大的影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所以，当我以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到达纽约时，才会受到那样普遍的关注和热烈的欢迎。纽约的许多大报都派记者前来采访并在显著地位用大字标题加以报导。他们都援用斯诺加给我的“头衔”，称我为“中国的贞德”（注三）。也应看到，离开个人的角度，美国报纸上这种宣传，对于扩大我国一二·九及其后的全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援，是有其作用的；对于我在美国开展各方面的工作，也是有利的条件。
此件原载1937年2月5日《学生报道》第2版。 是作为纽约通讯：《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在纽约》的插图刊出的。据该文报道，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即陆璀。她于头一年9 月初参加在日内瓦开幕的世界青年和平大会后，同陶行知共同促成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随后到了伦敦和纽约。陶行知当时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代表。故图中的《纽约商报》的社评题为：《欢迎陶行知与陆璀》。陆璀原系“清华女生”，因在一二·九运动中“独闯城门被捕”，当年的《大众生活》杂志第6期的封面曾刊登过她“手持传声筒向大众呼号”的照片，故在国际上“被誉为‘中国的姜狄克’（编者按：姜狄克——Jeanned'Are，今译贞德，又作圣女贞德，乃15世纪为将法国从英格兰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女英雄）”。图中外文报纸的标题，由上而下依次为：《中国的姜狄克愿为机关枪手》（《NEW YORK WORLDTELEGRAM》纽约世界电讯报）、《中国的‘姜狄克’到此寻求援助对日斗争》（《HERALD TRIBUNE》先驱论坛报）、《中国的‘姜狄克’为和平使命来此》（《DALY WORKER》工人日报）。 图中人像乃陆璀半身照。
举几个例子：《纽约先锋论坛报》的标题是：《中国的贞德到此寻求援助对日斗争》。《工人日报》的标题是《中国的贞德为和平使命来此》，等等。这些报纸在副标题中或在报导中登载着我以下这些谈话：
“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对于世界和平是绝对必要的。只有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中国才能保障远东的和平并终止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行为。只有一个联合一致的武装的中国能够制止日本。中国人民正准备着保卫中国的自由”。（1936年11月11日美国《工人日报》）
“我们认为，日本的侵略乃是太平洋和平的最大威胁。我们要求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都起来对日实行经济制裁，来反对这种侵略，而且我们要求集合中国所有的力量来反抗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1936年11月14日《纽约世界电讯报》）
这些，都是一二·九运动所发出的，或被禁止发出，因而除了在少数救亡刊物外，未能在国内见诸报端的呼声和主张，那时却都在美国的报纸上广为传播了。
《纽约商报》，致公堂的《纽约公报》，党在纽约办的《先锋报》等华人报纸，也都发表社论或文章，欢迎陶先生和我的到来。我们出席了中华公所、中华会馆、全侨抗日会、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华商总会、致公堂、安良堂、中国学生会抗日救国委员会、洗衣业联合会等华人团体组织的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欢迎会、座谈会和宴会，介绍国内局势和救亡运动情况，无不引起热烈的反应，一时在华侨和华人中的抗日情绪大为高涨。在11月19日举行的中华公所和全侨抗日会召集的欢迎大会上，由于当时日寇入侵绥远，傅作义将军率部抗敌，与会侨胞当即议决，发电报二份，一致南京政府，要求它“全力援绥，实行武力抗战”，一致傅作义将军和全体将士，表示“誓为后盾”，署名是“纽约中华公所及全体华侨”。
当时，由于德、意、日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势力的日益猖獗，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在美国也曾兴起过相当强大的进步的青年运动，有过不少全国性的进步的青年和学生团体，如美国青年大会、美国学生联合会、美国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等。他们以及美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等，都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会议，或在大学里组织座谈会，要我去介绍情况并讨论如何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问题。
就这样，在爱国华侨、留学生和美国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下，陶先生和我（有时是分别）几乎走遍了美国从东部到西部大多数大城市，如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底特律、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等，从而把一二·九及其后的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信息进一步传遍了美国，推动了华侨的救国大联合，并在美国青年和人民中为后来的联合反抗日本法西斯撒下一点种子。
国内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袖被南京政府逮捕（即有名的“七君子事件”）后，陶先生和我还曾在美国知名人士和华侨中发动签名营救活动。在华侨中有三百余人签名，要求南京政府立即释放七君子，保障人民救国的权利，并立即对日抗战。美国人士签名致电南京政府的名流学者有杜威、爱因斯坦、孟禄教授等十六人。
以上的史实表明，“一二·九”不仅引发了全国各界人民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其影响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在侨胞中也掀起了巨浪；这巨浪和国内的合成一股洪流，这洪流又和国际上的反法西斯、反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汇合成更大的洪流，最终把万恶的法西斯和侵略者淹没。
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
毛主席说过：“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注一）
在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今年，回顾一下作为抗战前奏的一二·九运动走向世界这一段历史，对当今青年一代，也许不无启迪。
我们要弘扬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和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
1995年秋，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六十周年而撰写
编者按：
因印刷水平所限，将文中“救国时报”中“日内瓦世界青年和平大会全体摄影”照片删去。
注释：
注一：见毛主席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演讲，题为《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注二：海伦·斯诺（笔名尼姆·韦尔斯）现尚在。一九九一年曾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的第一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
注三：贞德（Jeanne d'Are）是法国15世纪著名的民族女英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国学生，斯诺等用这个称呼加在我的头上，是一种过誉。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事后也无法加以辩解。我自己对此从来不提。现在，只是为了史料的真实性，才无法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