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革命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时期论文,历史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之所以被称作大革命，是因为它比之以往任何一次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在内，群众的动员更为广大，斗争的规模更为宏伟，社会的内涵更为深刻。这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才得到“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的。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但是，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他们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线；他们还努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去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答案，为中国革命提出了其他任何党派或政治集团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的新方向。
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初步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思想原则。在1922年初出版的《先驱》创刊号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个最合宜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这样一个任务。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更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宏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在这里，他已经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理论”这样一个任务清晰地提出来了。1927年，瞿秋白在其论文集自序中也曾经强调，“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他并且认为，“无产阶级之革命思想的指导，当然是集体的工作”，即中国共产党要形成自己的理论，需要依靠集体的智慧；“而集体的革命思想之形成，亦在于其各个个体之间的切磋”。（《瞿秋白文集》第311—312页）。应当说，这是一些很精彩的思想；在党成立不久就提出这样一些思想，尤属难能可贵。
不过，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历史性任务。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般地指明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方向，至于具体情形，实际情形，那只有在千百万群众起来斗争时，他们的经验才能指示出来。毛泽东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就说过：“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个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6页）正因为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所作的党史报告中即已指出：“党的革命理论是要经过长期间的各种争斗才能形成的。”
在中国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还有两个特殊情况不能被忽视。这就是：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故乡在欧洲，欧洲国家大多处在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而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革命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显然，要把这个产生于欧洲的理论，应用于许多欧洲国家所没有的条件，正如列宁所说，这“是一个困难而困难的任务”，同时“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第二，从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二大之后，它就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按照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的共产党都必须执行。这样，中国共产党在确定自己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时也就不能不面临复杂的情况。应当肯定，由于共产国际高举革命的旗帜，由于在共产国际中起核心作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具有丰富的经验，中国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定自己的路线和策略方面，在实际工作方面，都得到过共产国际的积极的帮助；不过，后来的经验表明，由一个远离各国的国际中心来指挥各国革命，这种作法本身是不可取的。由于不可能深入、全面地了解各国的具体情况，这种指挥难免要发生错误；由于国际的指示不论是否适合各国情况，各国党部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其结果往往会在事实上形成为对各国党内部事务的干涉。这方面的消极影响，也是必须估计到的。
不过，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骨干遵循着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方向，通过对这个时期斗争经验的总结，还是逐步地加深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就是这个时期党在理论上的主要收获，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经历了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个在集体奋斗的基础上积累经验的过程。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只是提出了“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最终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等各国共产党的纲领中共同具有的最一般的原则，并没有指明当前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这说明，党在当时还不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即先进行民主革命，而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学会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划分清楚。1922年7月党的二大指明了当前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进行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打例军阀”，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民主革命；为此，应“使工人和贫民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也还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而只是笼统地说：“革命运动发展无已的结果，（工人）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领袖军”；并且认为党在目前的任务是“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这个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这说明，党在当时也还没有弄清楚民主革命有新与旧的区分。1925年1月党的四大根据共产国际有关的指示精神，总结建党三年半以来特别是国共合作一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指出：第一，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应当属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无产阶级“应取得（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的地位”；第二，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这个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之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它“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第三，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个革命的基本内容，一个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这样，党就划清了新旧两种民主革命的界限，初步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瞿秋白、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于这个基本思想的提出和阐明，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四大之前，1923年9月，瞿秋白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即鲜明地提出了“民权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并且强调指出，“落后的国家其无产阶级参加民权革命之职任愈大”，“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才能胜利”。（《瞿秋白文集》第62页、55页）。1924年2月，李大钊在《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一文中也指出，“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李大钊文集》下卷第708页）同年11月，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做了全面的分析，并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邓中夏文集》第101页）这些论述，对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和《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1926年1月）等文，更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若干方面作出了比较深刻的、具有独创性的阐发。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他从对国际环境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分析出发，指出现时中国的革命既不同于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初期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同于1911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辛亥革命）。欧美日本等国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现时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在中国，企图建立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这只能是一种幻想。这样，他也就对中国此时的民主革命乃是一种新式的民主革命作出了初步的论证。第二，他不仅对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彻底性、这个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作了有力的论证，而且对农民和资产阶级作出了创造性的独到的分析。他指出，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中国农民的大多数是贫农，他们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中农也是可以革命的。这样，他就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即农民同盟军问题。他还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了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指出前者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后者对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这样，他就为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提供了理论的根据。
新民主主义基本思想的提出及其阐明，表明党在大革命时期已经初步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萌芽的一个标志。
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这是新旧民主革命的主要区别点。
在这个问题上，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曾经有个右倾的错误观点。他不了解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半殖民地中国的民主革命的新的历史特点，认为这个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那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不是领导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是替资产阶级抬轿子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要争取领导权；认为帮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无产阶级可以得到自由、八小时工作制，以后再搞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用这种观点来看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就很久得不到解决”。（《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8—159页）。其实，这种观点也并不是陈独秀独有的，我们看到，在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上，就打有这种观点的印记。不过，到了党的四大时，已经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处于领导的地位这一点写进了决议。应该说，这个问题至少在理论上是已经明确了。在这之后，对于这一点，包括陈独秀在内，在中国共产党里是没有人公开加以否定的。
当然，在理论上肯定无产阶级应当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并不等于在实际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四大召开的前夕，彭述之写了《谁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虽然肯定无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同时又认为“各个阶级，除开游民无产阶级外，差不多是和无产阶级接近的。容易受工人阶级的暗示和领导的”，所以这个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身上，用不着去争取。彭述之的错误，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就在于他不懂得“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从农民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公推你、公认你为司令官”；在于他“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事实上，“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不但大资产阶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也争，小资产阶级也争”，而大资产阶级则是“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6页）本来，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带有买办性，它从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但由于国民党曾经采取联合某些帝国主义反对另一些帝国主义、联合某些军阀反对另一些军阀的策略，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为自身的利益而资助过孙中山，因而在国民党内有着传统的影响。其政治代表就是国民党右派。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大资产阶级，它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不过，这个阶级的右翼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与大资产阶级是相一致的。其政治代表在一个时期内就是以“中派”面目出现的新右派。由于党没有争取领导权的清醒认识和高度自觉，因而在处理如何对待国民党右派尤其是新右派的问题时，也就无法采取明确而坚定的方针。1926年7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去和左派国民党结成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76页）1927年4、5月党召开五大时，又“批评了天然领导权的说法”。不过，当时所谓争领导权的“方法是到处贴标语，喊口号，说要争领导权。这只是空的，没有实际意义”。对于领导权的争取，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应当落到实处。具体地说，就是应当“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6页、159页、169页）但中共中央即使在五大以后也没有这样做。
下面我们对有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几个问题作一些分析。
首先，是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中心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初期，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就开始注意从事农民运动。党认识到，“中国三万之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因素”；如果不努力去鼓动并组织农民斗争，“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4～45页，第108页）。在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党进一步认识到，农民“将成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努力”，“我们的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顺利的进行，就在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07页）。在党的号召下，许多共产党员深入农村，从事发动农民的艰苦工作。彭湃被称为“农民大王”，在农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毛泽东在这个方面更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科学地总结了农民斗争的经验，驳斥了对农民斗争的种种非难，提出了深入开展农民运动的正确意见，是党在大革命时期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应当承认，陈独秀也认为，农民问题是“不可漠视”的。在三大前后，他就指出，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他固然说过，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不过他也还说过，农村经济的破产等环境“都有驱使农民加入革命的之可能”。他的错误在于，他对中国农村的阶级状况作了不恰当的分析，不了解中国农民的大多数是贫民，他们没有或缺少土地，受封建地主的压迫，革命要求极其强烈；以为中国农民中“自耕农居多数而且小农”，“贫农所受地主的压迫，不象地主强大的国家（如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等国）那样厉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运动”。这样，他就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到了资产阶级的身上，以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终究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从这种思想出发，他在政治实践上就总是看资产阶级的眼色行事，尽力把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活动约束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范围以内，生怕越出这个范围，做出什么事情，会使资产阶级不高兴，由此离开统一战线。这也正是他对待农民运动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他不懂得，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是动摇的和不彻底的，而“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工农群众阶级斗争的发展，并不会削弱统一战线反帝反封建的力量，相反，还会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刘少奇选集》上卷第51页）。如果说，他开始时对农民的革命性估计不足，那么，当农民在斗争中表现出革命的主动性和冲天精神，他却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页题解）
与陈独秀过份重视资产阶级不同，张国焘片面地强调工人运动的特殊重要性，但他又与陈独秀同样对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农民的力量估计不足。他在《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1992年12月）一文中说，“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农夫，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特别是中国的农夫—同时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他们之难以加入革命，自不待言。这样，张国焘尽管在口头上后来也高喊过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由于不懂得农民是它的最主要和最可靠的同盟者，他也就在实际上否定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了。没有了被领导者，还谈得上什么实行领导呢？
周恩来说过：“右是放弃领导权，‘左’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用这个话来批评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和张国焘在农民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很贴切的。
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在中国，谁能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中国大多数人的拥护，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逐步提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的。
党的二大所制定的农民问题政纲在列举农民之痛苦诸端时，并没有明确提及农民没有或缺少土地的问题；但曾提出“限制私人地权在若干亩之内，以此等大地主中等地主限外之地改归耕种该地之佃农所有”，并主张“限制租额”。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给中共三大的指示中指出，“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土地革命”。由于这个指示在7月才送达中共中央，有关精神未及在三大文件中体现出来。1925年1月党的四大已经把“中国地主重租”视为激发农民斗争的第一个原因，并提出“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的任务了。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会在决议中明确指出，“应当使一般民主派知道没收土地是不可免的政策”。“如果农民得不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党的农民问题政纲，“其最终的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当前，则应当把减租、减税等作为“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62页）
耕地农有这个目标是提出来了，由于对解决土地问题的紧迫性认识不足，由于担心激进的土地政策会引起资产阶级的动摇，中共中央在大革命时期始终未能制定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的纲领。1926年10月，共产国际曾指示中共中央，“在上海占领以前，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对于这个错误，斯大林后来公开承认过）（《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页，第8卷第326页）。同年12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认为，“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等等，“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主张“实行耕地农有”，这是“过于向‘左’的表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64页，570页）。在中国革命的紧急时期，共产国际曾向中共中央指出，土地问题“是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不过，它也只是一般地提出这个问题而已。正因为如此，在1927年4—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严重的分歧。陈独秀虽然承认，“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同时却又认为“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毕竟太激进了”（《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期）。经过争论，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没收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这一革命原则；同时又以“不能太早分裂国民革命军的力量，不能在后方制造反革命”为理由，规定“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革命军人现有的土地可不没收”。这样，可供没收的地主土地，是仍然不足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的。当然，正如大会所说，“不但取得土地，就是减租，也非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可”。当时是不具备立即全面实行土地改革的条件的。不过，如果党有一个彻底的土地革命的纲领，并且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开始实行起来，这就等于树立起一面旗帜，有助于把广大农民吸引到革命方面来。五大的土地问题决议是不彻底的，它起不到这样的作用。更何况就是这样一个决议，也没有正式公布，更不用说实行了。党在土地问题上所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它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个突出的表现。
其次，是资产阶级问题。
大革命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基本上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所谓国共合作，主要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同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谈论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能不联系到国共两党的关系。
应当承认，国共合作是把中国革命的步伐大大地加快了。由于国民党在许多地区具有合法的地位，并且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党就可以在自己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以便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去发动工农群众；同时从内部来影响国民党的政策，真正改组国民党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以便更好地联合它所联系的资产阶级，并推动在它影响下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走向革命。正因为如此，这样做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没有注定共产党必然要丧失独立性、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事实上，中共三大在决定实行国共合作时，即对于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作出过明确的规定。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与敌人妥协”的倾向；这个阶级正在分化，其结果，“更反动的资产阶级，不但反对无产阶级而且背叛民族革命”。“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89页）。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进一步指出：“我们在国民革命中的策略，应当更加明确规定：一方面我们的党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别方面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更加以无产阶级及农民的群众革命力量影响国民党”。“现实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政策，应当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75～176页）这些策略思想的阐明，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政治认识的进步。
共产党的正确方针，应当是“在国民党中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5页）而当时的党还比较幼稚，许多人并没有这种政治上的自觉，毛泽东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上总结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时说过：“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6页）显然，发生这种错误，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陈独秀个人。不过，陈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此负有重大的责任。固然，陈独秀也曾经正确地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每每分为革命的、非革命、反革命的这样三部分，并且表示“不主张国民党有极力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之右倾的观念”。不过，他并不了解，在中国，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是农民而不是资产阶级。这样，在实践中，他由于担心工农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会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慌而使他们离开革命，因而一味对他们的妥协倾向甚至反动倾向作无原则的让步，甚至企图用压制农民斗争的办法去迁就他们。这种右倾的错误，突出地从他对国民党内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的态度上表现出来。
蒋介石“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不过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大革命的初期，他“起了一些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在一个短时期内，他算是国民党的中派”。（《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5页、208页、114页）对于执行着既联共又限共的两面政策的蒋介石，陈独秀把他看作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又由于过分估计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对他只讲联合，不敢斗争。北伐的准备阶段，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这三件事情上，中共中央就对蒋作过三次机会主义的让步。本来，在中山舰事件之后，蒋的立场已经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可是，正如周恩来所说：“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也就是说，不懂得“各阶级代表人物是能变化的”。“代表性变了，本来不是敌人也可以变成敌人”。（《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7页、208页）正因为如此，当蒋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时，许多人仍然把他当做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不敢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北伐过程中，蒋全力膨胀自己的实力，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叛变革命，而党并没有设法去限制他，更没有对可能的叛变作相应的准备。1926年12月的汉口会议甚至把压制工农运动以谋求与蒋的妥协当做了党的总方针。这种无原则的妥协，并没有达到稳定统一战线的目的，而只是使右派的气焰更甚，对实行叛变更没有顾忌而已。
汪精卫集团本来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可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整个资产阶级已经反革命了，革命队伍中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三种力量。这样，陈独秀等就不是把武汉的汪精卫集团看作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把他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且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群众的一个组成部分，党的政策必须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以他们可能接受为条件。从这种分析出发，他们就对汪精卫集团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方针，甚至企图用投降式的让步把这个集团稳定在统一战线之内。其结果，不仅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反而加速了它的叛变过程。与此同时，党又决定“完全与资产阶级决裂”，并且主张实行一系列过“左”的政策。其结果，又加剧了资产阶级的动摇，促成了这个集团的叛变。
再次，是武装问题。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革命者想主要依靠和平的合法的手段积蓄和锻炼革命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在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不过，对于中国革命的这个特点，中国共产党在开始时缺乏认识。
党的第一个纲领虽然提到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即一般地承认暴力革命的原则，但并不认为这已经就是党在当前面临的实际任务。从1921年建党到1924年国共合作这二、三年间，党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首先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发动罢工斗争等项工作，以便教育工人，积聚力量。当时，党确实还“不懂得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不过，从1924年参加黄浦军官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同时，也还领导着一批工人武装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
在党的早期领导人中，瞿秋白最早对武装斗争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论证。1926年4月，他写了《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指出：“在中国条件之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动——革命之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他强调，“现在有详细讨论革命斗争的方式之必要；我们应当指出各种方式的必要和应用，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瞿秋白选集》第283—284页）应当承认，这些论证是相当深刻的，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历史意义；虽然在这里，他也还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当直接掌握革命军队这个问题。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专门作了《军事问题议决案》，指出“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事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决议强调，“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从前我们同志不注意军事运动，表示研究性质团体的色彩”，这是不应该的。上述文章和决议的发表，表明了党在大革命的过程中在军事问题认识上的重大进步。
不过，整个说来，党对军事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仍然不足，对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这一点更没有明确的观念。之所以如此，同党对于政权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邓中夏在1925年5月所写的《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曾经指出：“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邓中夏文集》第129—130页）。应当说，在政权问题上具有如此清醒认识，在共产党内还不是多数。党虽然提出过“革命民众政权”这个口号，可这个革命民众政权并不是由共产党来掌握领导权的。1926年12月中央局报告特别强调，“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在野党，处处要立在民众方面工作，不可即有对于政权的尝试，我们的同志不能加入政府组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15—516页）党的主要领导人认定，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阶段还没有、也不可能很快到来，党也就没有必要直接去掌握军队，而应当以主要的精力去从事民众运动；党员可以到军队里去做政治工作，帮助国民党搞好军队建设，自己却不能担任军官，据说这样做有变成“新军阀”的危险。北伐战争之前，毛泽东、周恩来曾主张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中都建立一支如同以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那样的由共产党直接领导、共产党员作骨干的部队，作为各军的核心力量。由于陈独秀反对，这个主张未能得到实行。北伐出师前夕，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请周恩来转问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个政治问题如何解决？陈独秀委托张国焘召开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张国焘只说了两句话，是反对蒋介石，也不是反对蒋介石，所以党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方针，“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北伐出师前，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蒋的直系只有一个军；北伐时，蒋竭力扩展自己的实力，国民革命军从八个军发展到四十多个军，其中大部是他收编的军阀部队。当时的党，没有争取军权的思想，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犯了幼稚病。两湖农民运动起来以后，许多农民要求参军，党把他们送到了唐生智等的部队里去，并没有想到可以依靠他们组织自己的军队。1927年春，在武汉工作的共产党人决定将一个姓连的党员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建为一个师，人员、粮饷、军械都筹划好了。陈独秀来到武汉后表示反对。他认为计划中配备的枪械比别人好，怕引人妒忌；又说自己建立军队，太引人注目。这样，这个师就始终没能建立起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革命进入紧急时期，“武装问题成了一个中心问题”这时在武汉政府辖区内，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武装力量，这就是党直接领导的一部分正规军队与工农群众武装，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党的领导机关“是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不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党本身还是片面地注重于民众运动方面，而不懂得没有革命军队作支柱，单靠民众运动是不能赢得胜利的，而且民众运动也难以持久地坚持下去。“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由于没有党直接领导的坚强的革命军队作依靠，当资产阶级转变革命、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发动突然袭击时，党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抵抗，中国革命由此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期，则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指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8页）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事实上，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是在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压力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比如，农村掀起大革命风暴之后，中层以上社会以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陈独秀等也就跟着攻击农民运动“过火”，想尽力把它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以内。这种做法，在客观上正好适应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
不过，肯定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认为当时的陈独秀就是自觉地在充当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了。陈独秀错误的产生，还有着深刻的认识上的原因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份，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0页）这是一个很中肯、也很深刻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如果党的干部的多数尤其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多数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有比较明确和一致的认识，那么党的个别领导人的错误意见就不可能在党内居于支配地位，即使一时居于支配地位了，也是可以通过正常的民主秩序及时加以改变的。问题恰恰在于，既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那么，党的干部的多数、党的领导集体的多数也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是成熟的。正是这种状况，使得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在大革命后期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可能。不错，就是在这个时期，党的一部分领导骨干，如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任弼时等，也曾经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进行过斗争，并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过比较正确的意见。这是难能可贵的。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即使是这些领导人也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已经有了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因而能够全面地提出自己对整个中国革命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且坚定不移地带领党内的同志同陈独秀的错误进行有力的抵制。比如，毛泽东是在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农民问题上代表了党的正确方向的。
蔡和森就讲过，“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党的机会主义史》）毛泽东本人在八七会议上对于自己同中央政策的错误所作的斗争，作了以下的叙述，他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这就是党在幼年时期的真实情况，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发生，是不足为怪的。
应当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一个政党同一个人一样，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66页）对于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尤其是这样。问题并不在于共产党是否会犯错误，而在于它怎样对待错误。犯错误固然是消极的事情，如果能够正确对待，也可能带来积极的结果。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宗旨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它是勇于从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告全体党员书中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公开的承认并纠正错误，“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52页）它正是汲取大革命时期犯错误的教训，提高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从而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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