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中的现代社会保障缘起
文／弋戈
在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主题陈列中，一幅幅图片、一张张图表、一件件实物，把人们带回了近代以来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历史岁月。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洞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激荡的战火之下，西方工业文明震醒了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兴起了一股“西学东渐”的新风。魏源、冯桂芬、康有为、郑观应、洪仁玕等一批进步思想家逐步意识到西方世界的强大与其完备的社会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在他们的著作中曾多次谈到保险或“社会保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提及唯一的一名中国人，乃清朝咸丰时期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为求悉夷、师夷、制夷之法，王茂荫曾向朝廷举荐思想家、政治家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遗憾的是，王茂荫的建策如泥牛入海。而《海国图志》飘洋过海来到日本时，日本却如获至宝，首次从这部大型世界政治历史地理著作中详尽地洞悉了西洋各国。据日本保险史料记载，《海国图志》是日本最早传播保险知识的文献。
《海国图志》以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主编的《四洲志》为基础编纂而成。19世纪40年代，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将保险（Insurance）意译为“担保”，火灾保险（Fire Insurance）译为“宅担保”，海上保险（Marine Insurance）译为“船担保”，人寿保险（Life Insurance）译为“命担保”。魏源指出，保险经济补偿制度为西方各国的“恤商之政”。
19世纪50年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冯桂芬在《收贫民议》一文中写道:“荷兰国有养贫、教贫二局, 途有乞人, 官若绅辄收之, 老幼残疾入养局, 廪之而已; 少壮入教局, 有严师, 又绝有力, 量其所能为而日与之程, 不中程者痛责之, 中程而后已。国人子弟有不率者, 辄曰逐汝,汝且入教贫局, 子弟辄詟为之改行，以是国无游民, 无饥民。”史学研究者认为，从冯桂芬关于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制度之言论分析，向来被传统士大夫视为落后野蛮的“夷狄之邦”之所以能够打败堂堂的“天朝上国”，决非仅仅靠手中的“利炮坚船”，背后还有“制度”因素在起作用，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其中的一种。由此，冯氏开辟了从“社会保障视角”分析理解西方文明强盛本源的新路径。
1.2.1 最邻近指数(R) 最邻近点指数(R)表示点状事物的空间分布特征，是表示点状事物的相互邻近程度的地理指标[22]，是一种主要的基于距离的点模式分析方法.
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应当以管理会计为基础对财务制度进行完善。比如在企业进行预算管理时，可以动员各个部门进行预算编制，然后由财务部进行具体的审核，通过审核后进行具体的执行，预算执行的过程中应当做好监督工作并及时反馈。
戊戌变法运动领袖康有为认为，救国必须从“扶贫救弱”开始，只有国民走出“穷弱”，国家才能变得强大。他在《大同书》提出，只有建立“公养”“公教”“公恤”的社会保障制度，人类才能真正地走向大同。
在早期出洋者的日记中，经挖掘发现有大量关于西方社会“贫孩院”“养老院”“贫民医院”等的记载。清朝驻英国公使馆副使刘锡鸿在其出洋日记中，将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称为“养民之政”，大加褒扬，他这样记述：“（英）人无业而贫者，不令沿街乞丐，设养济院居之，日给飨餐，驱以除道造桥诸役。故人知畏劳就逸，转致自劳而自贱，莫不奋发以事工商。国之致富，亦由于此。”
《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在书中这样说：“ 保险有三等：一水险、二火险、三人险。水险保船载货，火险保房屋、货栈，人险保性命、疾病。”郑观应对西方国家恤工制度非常欣赏，在其著作中以“百工保险”介绍了德国施行的社会保险办法：“凡七日抽工银数厘，厂主各助数厘，国家贴官帑若干，积成巨款。如遇百工或老、或弱、或疾病、或受伤，即将保险之资拨赔养赡”。
智商是学生先天形成的，情商是学生后天培养的，情商与智商要相统一协调，学生才能更好发展与进步。激励教育的应用让学生的情商得以发展，智商得以呈现，“双商”共同作用，学生才能全面发展，走向成功。学生的智商多数都是一样的，只是有些学生乐于呈现、善于呈现，激励教育让学生更愿意去呈现，显示自己的能力。在激励教育中，学生被老师、同学所认可，班级的氛围会变得更好，学生在交际中情商也有显著的提升。
此外，太平天国干王、一度总理朝政的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太平天国应该效仿西方，在举办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还应兴办社会保障事业，规划设计“兴士民公会、兴医院以济疾苦、兴保人物之例、兴跛盲聋哑院、兴鳏寡孤独院”等。在中国思想史上，《资政新篇》第一次系统介绍了西方社会保障事业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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