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缺:供给分析与需求分析_供给和需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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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总量的均衡是相对的、暂时的,非均衡是绝对的、经常出现的。人们通过对总量非均衡的研究,将非均衡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即供给不足、部分需求得不到满足,称为资源约束型;二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即供给过多,需求不足,称为需求约束型。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指出,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出现的是短缺,即供给不足,需求过旺。我国的经济运行反映了科尔奈的这一观点(见表一),而且还表明我国的总量非均衡。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短缺呢?由于受科尔奈短缺理论的影响,人们通常从需求方面进行短缺分析。我认为,短缺是相对于需求来讲的供给不足,因而,供给不足与需求过旺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表现形式,供给不足会引起短缺,需求过旺同样也会引起短缺。故短缺分析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即供给方面的分析和需求方面的分析,以便更好地寻求解决短缺的对策。

表一、我国1982——1994年总供求差率

注:“+”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为总供给小于总需求。

一、供给分析——低效经济导致短缺

总供给通常是指一国在一年内由国民经济各部门所提供的可用于最终消费的物质资料和劳务的总和。也就是说供给是由生产形成的。供给不足,主要是生产不足。我们可以从生产领域来分析。下表(表二)是我国生产效率情况,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传统体制下,社会主义所应有的生产效率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长期是低效益、高物耗的低效经济。可以说,社会主义的短缺在很大程度上是低效经济的结果。

表二、我国生产效率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吴超《我国宏观经济效益分析》)

我认为低效经济缘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配置低效。即在给定技术状况下不能通过投入要素的最佳组合生产出最优的产品组合。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资源配置的行政性。在传统体制下,资源配置主要靠行政力量,通过计划机制进行配置,而且主要是用实物指标进行资源配置。资源配置的行政性,必然造成低效经济的微观基础,也就是说生产单位不存在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问题,不需讲求投入产出和经济核算,因而往往是浪费严重,效率低下。第二,资产存量的凝固性。经济有效增长的条件之一是资产存量的可调整性。在传统体制下,国家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不能随着市场供求变化而流动,这势必造成一些生产单位开工不足,资产闲置、利用率低,而一些能够提供有效供给的生产单位,则难以发展,要发展就得重新投入。其结果是低效企业得以生存并向社会继续提供无效供给,而有效供给则增长缓慢,最终形成一部分产品积压,一部分产品短缺。这种积压与短缺并存是一种浪费,同样也是配置低效。第三,要素组合的不当性。它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生产单位的要素组合不当,二是三产业之间要素组合不当。其根源在于要素组合配置的行政性,即计划机制下的要素组合不是根据价格信号和部门利润率,而是以各类物品的各自计量单位来计算社会需求量进行要素的组合,因而要素组合不能处于最佳状态,不但导致资源浪费,也会影响供给能力的提高。

(二)技术低效。即在动态过程中实际达到的技术水平低于按潜在的能力来说可以达到的技术水平。根据美国布鲁金斯研究中心的迪尼逊测定,技术水平、 人力增长和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之比是1∶0.7∶0.3。可见,技术水平的高低是影响生产效率的最重要的因素。在我国,技术效率如何呢?据一项研究,我国生产一美元GNP 的能耗是法国的4.98倍、巴西的3.82倍、英国的2.97倍、日本的4.43倍、印度的1.65倍;我国产品能耗与先进国家相比,火电高32%、钢高40%、水泥高66%、平板玻璃高45%、合成氨高83%、纸高38%。这些数字意味着我国在生产同等产值所耗费的资源大大高于一些国家。技术低效导致最不经济地使用资源,不但浪费资源,而且效率低下。

我国的技术低效,究其原因:一是生产单位不存在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微观基础,对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缺乏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长期以来,更新改造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一般仅为23~26%左右,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下降,1991年为22.9%,1992年为22.3%, 1993 年为18.6%,导致不少企业设备老化,工艺落后,效益低下。二是工人技术素质落后。在我国,由于生产单位主要实行福利型的工资和就业制度,工人不需要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也同样可以上岗就业,他们既不存在失业威胁也不存在就业竞争。这样,在劳动力原有素质不高的条件下,工人整体技术水平就处于低下状态,即使机器设备、工艺流程先进,也难以达到应有的生产水平。

(三)X——低效。 即由于动力不足等原因而无法调动生产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产出水平低于应有的潜在水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没有得到极大的发展,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由于人们的能力各有不同,收入分配就应有所差别,以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因而分配机制和竞争机制是经济高效增长的重要动力机制。而在传统体制下,过于强调分配结果的公平,不论对生产贡献大小,收入分配没有差别,其结果是损害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最终导致效率低下。

可见,由于配置低效、技术低效和X——低效,导致了生产低效, 而且这种生产低效是传统体制的必然结果。生产低效,供给能力就不足,再加上产业结构不合理、劣质产品、积压产品等无效供给占相当比例,能够真正成为市场需求的有效供给就更少,从而形成短缺。

二、需求分析——需求过旺导致短缺

总需求通常是指一国在一年内社会各方面对最终消费品和劳务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总和。这表明,总需求是以一定支付能力为基础的,超出一定支付能力的总需求则为超额总需求,此时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表现为需求过旺并引起短缺现象。我们知道,总需求一般可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部分。从我国投资规模、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情况看(表三),我国经济长期处于需求过旺状态,其所引发短缺不言而喻。对我国的需求过旺,我们可以从下面两方面来认识:

表三 我国投资规模、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情况(《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

(一)投资需求过旺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是普遍存在高投资率的问题。我国1952年至1987年,年平均投资率为28.8%,整个七十年代都在30%以上。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都建立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之上,而且又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要取得国家生存和经济独立,就必须靠通过挤占消费增加投资来增强国防力量和经济实力;同时在技术经济水平较低的条件下,要加快发展,就主要靠不断追加投资来扩大规模,因而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高投资率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存在长期投资需求过旺呢?这不能不从投资体制来分析。因为投资率是由投资主体的行为决定的,而投资主体的行为又是由特定的投资体制决定的。我国的投资体制可分为两种类型,现分别进行考察:

1、改革前的投资体制

我国改革前投资体制的特点是,投资主体是中央政府,资金来源于中央,决策权也在中央。在这种投资体制下,各种主体的行为是:

(1)企业。它是根据上级下达的任务提出投资计划, 但它却具有“几乎不能满足的投资需求”。因为:第一,企业的领导者都认为自己的企业应当发展,应优先得到投资;第二,企业不存在投资需求的约束机制,国家的投资是没有成本的“礼物”。因此,企业的投资欲望是强烈的。

(2)地方政府。它具有行为二重性, 对下级和企业是投资的分配者,对上级和中央是投资的申请者。作为分配者,它得到中央的投资是有限的。因而作为申请者便有着强烈的投资扩张冲动。

(3)中央政府。由于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需求是无穷大的, 而有限的财力使中央政府自然地对无法满足的投资需求加以节制和选择。但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其行为只能是对更高的投资需求的限制,因而投资率仍然是过高的。

2、改革中的投资体制

我国改革中投资体制的特点是,主体分散、决策权分散、资金来源多样化。然而,由于存在着各种主体的特殊利益,使得过旺的投资需求仍然没有改变。

(1)企业。其自身利益体现在留利, 而留利主要用于企业的发展基金(企业积累)和职工收入。在目前的企业制度下,企业容易产生短期行为,同时工人消费倾向又是难以抗衡的,这样,企业的留利便多用于职工的收入和福利,企业积累失去强烈动机。尽管如此,企业的投资倾向仍然是扩张的,因为企业利用银行贷款缺乏自我约束机制:一是在卖方市场没有消失前,特别是在生产资料市场上,投资风险很小;二是资金市场不健全,贷款利率过低,而加工工业利润率却很高;再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从而使企业形成利用贷款投资的强烈冲动。

(2)地方政府。其自身利益源于财政包干。 财政包干使地方政府成为一级投资主体和利益分享单位。为了多得收入分成,更倾向于扩大地方投资,再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甚为强烈。

(3)中央政府。其基本任务是保持总量平衡,抑制投资冲动。 但在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争投资、争贷款的强烈冲动面前,由于投资体制的不完善和“父爱主义”的存在,对计划外投资难以有效地控制,因而最终的投资率仍然是过高的。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是改革前的投资体制还是改革中的投资体制,都是投资需求过旺的深层次原因。

(二)消费需求过旺

按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消费需求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个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倾向。个人可支配收入越大,消费倾向越高,消费需求就越大。但是,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个人货币收入水平不高,无以说明由此引发消费需求过旺。我认为,我国的消费需求过旺是我国特殊的消费需求构成的结果。这种特殊的消费需求由两部分构成:特殊的国民收入分配所形成的居民消费需求;集团消费需求。不妨进行以下考察:

1、特殊的国民收入分配所形成的居民消费需求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国民收入分配大体构成是:(1 )居民货币工资收入,即国有生产部门职工工资;集体经济职工工资、非物质生产部门职工工资;(2)个人消费基金, 即职工除货币工资收入外的各种奖金、津贴、补贴及政府的消费性价格补贴等;(3 )供给制所形成的居民实际消费,它以非货币形式实现,如住房、公费医疗、学费等。这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作为货币工资收入部分,其占消费基金比重不大,而且受国家的严格控制,呈现刚性,因而不成为引发消费需求过旺的因素。而个人消费基金和供给制所形成的居民实际消费部分,则是无规则可循的,弹性的,不但难以控制,而且在攀比机制驱动下,极易扩张,是引发消费需求过旺的重要因素。

2.集团消费需求

集团消费主要是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办公设备、公务往来等所形成的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集团消费在攀比机制驱动下不断膨胀。据资料统计,在社会消费需求中,集团消费呈递增趋势,近几年一直保持在20个百分点以上。从总量上看,1978年我国集团消费总额为143.7亿元,1988年已增至665亿元,到1993年(前11个月)增到124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8%。可见,我国的集团消费不能不说是引发消费需求过旺的重要因素。

以上表明,我国的消费需求过旺也是由传统体制所引发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投资需求过旺和消费需求过旺是体制性因素的结果,它直接构成了社会总需求过旺。当过旺的社会总需求超过建立在低效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总供给时,就形成了短缺。

三、几点结论

(一)短缺的原因,既有科尔奈短缺理论所归结的需求方面,也有建立在低效经济基础上的供给给方面。从短期来看,短缺取决于总需求的过度膨胀;从中长期来看,短缺则取决于总供给的低效供给。

(二)在缺乏一个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需求无需鼓励也会经常处于亢奋、扩张状态,而供给却受到低效经济及其他因素的限制。这就决定了经常扩张的需求与低效供给的矛盾在经济运行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形成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即危机性的短缺。

(三)短缺的解决,最根本的是有赖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其取向是:第一,传统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第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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