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的持续就业--论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现实地位_工人阶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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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06]5—0199—03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也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现象。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次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冲击,资本主义国家的雇佣劳动者阶级即工人阶级,与19世纪及20世纪初相比,无论在内涵和外延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工人阶级队伍的迅速壮大和素质的普遍提高。资本主义工业国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工人阶级人数已从1.37亿增加到2.41亿,他们在有就业能力的居民中所占比例已从58%增加到70%。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工人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大大延长,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有了较大增加,知识化、技术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生产的标准化、自动化日益降低着花费在劳动中的体力数量和强度,工人阶级的劳动方式由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和半脑力劳动转化,工人阶级白领化趋向日益明显。有资料显示,20世纪初,美国白领工人的数量还微不足道,但到80年代,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之比就已达到了5∶3.3。二是工人阶级的职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物质生产领域的工人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工人比重上升,其中服务业工人人数的增长最为迅速,已成为工人阶级的多数;在多数发达国家中,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在劳动力中的比重已不到30%,第三产业从业者在总量中已上升到60—70%。三是工人阶级生存环境与外部特征的变化,即工人阶级收入的增多与生活、工作、劳动条件的改善。一方面,工人的实际工资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享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电冰箱、小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进入广大工人家庭。工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随着收入和节假日的增多,生活出现了休闲化趋势,旅游、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支出比重大大增加。这些情况表明,当代西方工人阶级与其先辈相比有了很多不同。

上述的各种变化之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三个方面,因为它直接提出了一个问题:工人阶级的雇佣劳动者地位到底有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提高往往使人们得出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提高的结论。的确,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来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可以为自己的优越生活而自豪,尤其是与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他们几乎不能算是工人阶级。尽管面临着失业问题,但国家的福利措施使他们的生活得到了保障。更重要的是,在工人阶级整体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西方出现了一种新的阶层,许多人称他们为“新中间阶层”,他们除了在出卖劳动力方面获得收入以外,还通过购买股票等途径获得其它收入。因此,与历史上的传统工人阶级和现代社会中其他工人阶级相比,他们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作为雇佣劳动者,他们是被剥削者,作为股票持有者,他们又是股东;在企业活动中,随着管理职能的日益专业化,“新中间阶层”逐渐取代大资本家成为企业的直接法人代表,他们与纯粹靠体力劳动和工资吃饭的人又有了明显的区别,尤其是在劳动方式和劳动所得上的区别是相当大的。

那么,一些人就要问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是否还存在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还是雇佣劳动者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找到一个突破点,这个突破点就是“新中间阶层”。我认为,只要能够阐明“新中间阶层”仍然是雇佣劳动者,那么,其他的工人阶级由于仍处于传统工人阶级的概念——体力劳动者——范畴之内,就无须多加论述了。

首先,要证明“新中间阶层”的工人阶级身份。在这里,将西方“雇佣劳动者”等同于工人阶级,所以,只要可以证明“新中间阶层”仍然是工人阶级,那么,也就证明了他们仍然是“雇佣劳动者”。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弄清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在100多年前就给工人阶级下过明确的定义,他们根据当时工人阶级一无所有的经济地位把它称为无产阶级。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无产阶级是指雇佣工人阶级,现代雇佣工人是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定义可以看出,工人阶级应包括三个基本条件:没有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从事劳动。这些基本条件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内涵的科学界定。所以,凡符合这三个基本条件的都属于工人阶级范畴。与此同时,马克思又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分工扩大、协作加强等特点提出了“总体工人”概念,并解释道:“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职能就够了。”根据这一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分别提出了“商业无产阶级”和“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工人阶级概念所下的具体定义以及他们后来对这一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拓展可以看出,无论从事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参与生产过程,无论是创造剩余价值还是“创造占有剩余价值的条件”,无论是物质生产部门还是非物质生产部门,都是“总体工人”的成员,都是完成总体工人职能中的某些具体职能,因而都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所说的“新中间阶层”虽然不是在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但却在“创造占有剩余价值的条件”,处于剩余价值生产的整个链条之上;他们不过是“总体工人”和“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一员罢了。由于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资本家手中,“新中间阶层”作为雇佣劳动者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没有改变。

其次,我们要特别注意分析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中的“股权分散化”现象。股份公司是现代许多企业的主要集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可以不必像资本主义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那样在其他国家和本国人民的身上掠取钱财,而只需向各股东出售股票就可以将大量的资金集中到本企业中。这对于现代企业的规模经营是非常有利的。股份资本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最初股票集中率较高,少数人有较大份额股权;如30年代福特汽车公可的股票,100%为福特家族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情况几乎不存在了,股票持有呈分散化趋势。一些大企业通常将股票划分为几百万股,上市销售,同时,鼓励本公司职工个人购买,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工人购股现象得到发展,如英国1977—1987年的十年间,持股人数从占总人口的7%上升到20%,增加两倍多,即有1000多万人持有股票,法国有900多万。1980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共有股东128万人,其中拥有100股以下的小股东占全部股东的78%。1986年,日本持股人数2210万人左右,约占总人口的20%。这样,不仅中小资产者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公司股票,而且工人和其它社会阶层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公司股票的持有者。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当代西方国家工人阶级不再是被剥削者,而成为企业的主人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资本主义企业这样做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他们是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和缓和阶级之间、劳资之间的矛盾,而且,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资本家的牺牲,相反,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因为职工持股计划以及小额股票的发行,使居民手中分散的资金转化为了社会资本,有利于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股权的分散使资本家能够凭借较低的股票控制额来推动巨额的资本运作,为自己获取日益增多的利润。在20世纪初,垄断资本家大约要占有40%—50%的股票才能控制某一企业,现在股票控制额已降到5%,甚至更少。如西门子公司1996年的营业额达118亿马克,但西门子家族只拥有公司股票的4%左右就控制了西门子;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公司受5个大公司控制,这5个大公司合计只控制了股票总数的4.8%就主宰了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务。可见,工人购买少量股票也并没有改变其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如美国的股票、债券总值中,占90%的居民只有10.7%的股票和9.7%的债券,而1%的最富有者占有63%的股票和60%的债券。小股东虽然有权参加股东大会,但并不能对公司的重大决策施加影响。

最后,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是否真是资产阶级完全利他的行为呢?不是的,福利制度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雇佣劳动者地位。福利制度,是战后西方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把一部分国民收入集中起来,用于社会上收入不高的居民,以部分改善他们在初次分配中收入过低状况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尽管西方国家一些工人仍然面临失业和贫困的问题,但政府的福利措施保障了他们基本的生存。然而,仅凭此就得出工人地位提高的结论是不太合理的。其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保护生产者不过是保护资本主义生产的手段。因为,西方福利制度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实际上,福利制度在西方国家最为盛行的时候,也就是资本家利润大幅度增长的时候。其二,工人生活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和提高,并不能说明工人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分析人的经济地位,首先要看他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状况,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通过福利制度虽然提高了生活水平,但却不能改变他们受剥削的地位。最后,福利政策说到底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福利支出来自于政府收入以及企业利润,而这两部分又都最终取自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不过是把工人的钱又用在工人身上,反过来又要求工人的感激,这是多么地具有讽刺意味。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国家工人生活水平与我国工人相比要高出许多。即使“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种福利措施对我国仍然是具有借鉴意义的。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一种政府指导下的居民未来投资,我国的农民现在基本上还是依靠“养儿”来防老,急需政府对他们的防老做出一些指导。我认为,在这方面可以效仿这种投资方式,不论是城市,还是在农村,人民的生活都需要一种福利制度来保障。

总之,我们应当客观冷静地看待当代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已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缓和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资产阶级本质的改变,而是他们吸取历史上阶级对立不断加剧的教训而在统治策略上进行的调整。这种调整确实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显著提高,但这不过是西方社会总财富增加的背景下工人阶级在其中分享的很少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的比重比过去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这一点从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中可以看出来。资本主义的存在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前提,这种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是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要资产阶级控制着生产资料,它就支配着社会财富的分配和使用。只要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发生实质性变化,整个工人阶级——不管是蓝领,还是白领的雇佣劳动者地位就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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