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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就业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隐性失业与隐形就业
过去人们研究得较多的是“隐蔽性失业”，简称“隐性失业”。它一般是指劳动者从事那种不能充分发挥其能力的工作，或从事那种劳动生产率（按人时产量）低于其能达到应有标准的工作。如熟练工人干半熟练工作，半熟练工人干无需技能的工作，“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名为就业，实际为失业或半失业的劳动就业状况。与“隐形失业”相对应的是“显形失业”或“公开失业”。其意义是指：达到劳动年龄、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劳动者，得不到就业机会，或就业以后又丧失了劳动机会。其中一部分人在办理失业登记手续后，可得到政府的失业救济金。
在经济理论分析与经济统计中，人们常把就业与失业当作孪生兄弟同时加以考察。就业是指劳动者与物质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的有报酬的社会劳动。这种意义上的就业与失业，在世界各国政府的经济统计中，都作了明确的统计记录，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把一定时期就业率或失业率的高低，作为衡量该国经济运行实绩的重要指标，定期公布于众，并载入各国经济统计的编年史。这种被政府记录、统计与管理的就业（率）与失业（率），实际上是公开或显形就业（率）与失业（率）。本文要研究的并不是这种大家习以为常的劳动就业形式，而是一种至今仍未被人们足够重视，但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影响的新型就业形式——“隐形就业”：凡是未向政府申报职业，或政府未作明确统计与有效管理的劳动就业，统称隐形就业。其典型形式则是失业并领取救济金者，又暗地受雇打工。
二、隐形就业的具体表现形式
“隐形就业”构想的提出，不仅在于概念上的逻辑推导，而且在于它深深扎根于国内外现实经济生活之中。就我国现阶段而言，隐形就业有如下几种具体形式：
1、公开失业后的隐形就业
这是指原先有工作岗位，由于各种原因失业后领取救济者，又暗地受雇佣于其他单位或雇主，或暗地自谋职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企业的关、停、并、转，甚至破产倒闭，业已成为一种常态，职工因此失业也不可避免。有关资料表明，1989年全国因经济紧缩停业者达668万人，公开失业率达6%，1990年全国停工放假人员达400多万人[①]，1993年全国无业人员达300多万人，1994年大约有400—500万人，1995年全国停产半停产职工达600万人左右[②]。据上海市1992年的调查，失业人员平均失业时间为32个月，最短也有15个月。问题是：许多因企业关停并转破产的职工，一方面领取一份失业保险金，另一方面又纷纷或明或暗地从事着各种有收入来源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打工经商、倒买倒卖、帮个体户站柜台、到乡镇企业就职……有的人收入还相当可观。
2、第二职业或兼职
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有明确记录统计与管理的第一职业，实际上是劳动者当前正在从事的劳动或工作，而在本职以外，以获取收入为目的各种业余兼职活动，业已非常普遍。从80年代的“韩琨案件”，到90年代初，包括科技人员、教师、学生、医生、律师、技术人员、农民、普通工人及国家机关干部等，各阶层的劳动者“各显神通、八仙过海”，或公开或地下从事各种各样的兼职活动。1990年，国家劳动部组织对全国18省市职工兼职情况的抽样调查表明，全国从事兼职的职工约占职工总数的10%左右，保守估计在1000万人以上[③]。近年来，兼职人数日益增加，有人认为兼职者占职工总数的30%左右。尽管我国政府在1992年前后在全国范围内开禁了第二职业，但由于从业者出于各种复杂心态，不愿申报自己的兼职活动，政府部门也没有对此进行规范的正规的统计，致使我们对第二职业者的人员结构、范围、规模等依然是一本糊涂帐，既没有常规的明确统计，又缺乏切合实际的有效管理，而使第二职业活动处于隐形状态。
3、童工劳动
童工是指年龄未满18岁而参加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及服务行业等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少年儿童。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严格限制童工劳动，但近年来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新的读书无用论”再度抬头，全国每年有为数不少的少年儿童辍学，其中相当部分过早地被推到了生产建设与商品经济的洪流之中，形成了一种格外引人注目的“童子军”现象。
4、离退休退职人员的再就业
为使城镇广大劳动者老有所养，我国政府规定，一般男职工60周岁，女职工55周岁，即可办理离退手续，对特殊情况，离退年龄条件更宽。我国现有离退职工2000多万，预计到2000年将达4000多万，在这支众多的离退大军中，其中一部分人办完离退手续，又匆匆踏上了发挥“余热”的征程。据1988年的抽样调查，我国离退休人员再就业率为17.25%，上海市最高达47.8%，北京市25.1%[④]。从全国来看，近几年离退休人员再就业均呈上升趋势，有人估计占全国离退休人员的30%以上，全国离退休人员“二次就业”的大趋势业已形成。
5、农民工进城掀起的“民工潮”
自80年代以来，一支支由农民“泥腿子”组成的民工队伍，纷纷向中国的大中城市“挺进”，目的是寻觅职业，谋求致富之路。有关资料表明，近几年来，在我国广东、福建、海南、上海等东南沿海一些省市，特别是在经济特区，以及内地大中城市，“民工潮”以每年人数高达6000到7000万并且逐年增多的趋势流动。堵，堵不住，因为文明富裕的城市经济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卡，卡不了，因为身后的“黄土地”太狭窄、太贫瘠，城里虽然有许多人无事可做，但同时又有许多事情，城里人不愿意干，于是城市里的“职业空白，”则成为“乡下人”挥洒汗水的舞台。
6、出国打工者的“洋饭碗”
当乡下人往城里挤的时候，城里人却纷纷向国外涌。“出国潮”为何涨而不退？有的人苦心“经营”外语多年，为的是跨出国门，有的人敢冒倾家荡产之险，漂洋过海，是求学镀金以振兴贫弱的国土？还是借机出国发洋财？复杂的出国心态促成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出国梦，其中不少出国者是为了出国打工，发洋财。
上述诸种隐形就业形式，都有如下几个特点：（1）没有向政府申报；（2）政府有关部门未作规范的、明确的劳动就业统计；（3）政府部门对此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未管理好等等。我认为，一些职业不仅没有向政府申报登记，而且还逃脱政府有关部门对其进行劳动监督和收入调节，故称其为“黑饭碗”；有些职业，虽然政策法律许可，但对政府根本就没有透明度，黑不黑，白不白，故称其为“灰饭碗”；还有出国打工者的高收入等，称其为“金饭碗”。无论是“黑饭碗”、“灰饭碗”，还是“金饭碗”，对政府而言，都是一种隐形职业。随着“铁饭碗”危机的产生和劳动力市场的全方位开放，许多人不仅打破了“一国营，二集体，不三不四干个体”之类的传统职业偏见，而且更注重用商品经济价值观，来审视与评价职业，于是，过去许多被人们冷落、疏远、不屑一顾的“下九流”职业，便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穷了上班的，富了摆摊的……”之类的顺口溜已流行多年，它不仅讽刺了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同时也表明了“卖茶叶蛋”、“拿剃头刀”、“摆摊”之类的职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业已迎得了更多的“社会承认”，说明人们的职业等级、贵贱观念在日趋淡化。
三、隐形就业的运行特征
1.劳动就业的市场调节
游离于国家计划管理与劳动监督范围之外的隐形就业，实行的是“随行就市”的纯市场调节原则。其主要表现在：（1）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实行“双向选择”，不存在“拉郎配”、“篱巴墙”式的劳动指令横埂于两者之间，劳动者可以自由流动，基本上可以做到人尽其才；（2）与“分派就业”的“铁饭碗”相比，隐形就业是一种自费自谋就业，既节省了国家“公派就业”的大笔开支，又减轻了国家的就业压力；（3）完全以货币收入作为就业的物质动力，这与“公派就业”者的货币收入多，或住房条件好，或能发挥其特长，或工作轻松舒服……的多元价值取向相比，无疑更能体现市场经济的价值选择原则。
2.隐蔽性与公开性并存
隐蔽性是指：（1）政府不能向全民提供公费就业，同时许多职业空缺政府又没有顾及到，于是，劳动者见缝插针，填补了空白；（2）从业者可以隐瞒部分就业收入，有的可免交部分个人收入调节税；（3）政府的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有的职业，如童工劳动，法律虽然禁止，但管理不严。公开性是指隐形就业形式几乎无处不在，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总之，许多隐形就业活动，一旦政府查禁起来，就从地上转入地下，消声匿迹，而时机一旦适宜，又抛头露面，名正言顺，大量隐形就业活动具有隐蔽、半公开、半地下的特点。
3、合法性与非法性并存
合法性是指：大部分隐形职业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三结合就业方针”的提出，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人才的合理流动……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与鼓励性政策的出台，使一些隐形就业活动，诸如农民工进城、兼职、“余热”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变成了政府许可与承认的合法职业活动。非法性是指少数从业者，利用其职业的天然隐蔽性，利用政府放任自流又无可奈何的政策倾向，明目张胆地干着各种违法乱纪，甚至犯罪的地下经济活动，如兼职者偷窃本单位的材料、设备等，为兼职单位大谋私利，党政干部以权兼职谋私，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出国者非法打“黑工”、“童工劳工”……都是一种不合理的职业行为。因此，对政府来说，隐形就业实际上处于一种政府要管理而又没有管理，想管理而又难以管理，管理了而又没有管好的“多难”境地，处于这多难境地的隐形职业，必然具有合法与不合法、违纪与非法的特点。说它合法，但它逃避政府管理，具有非法的成份，说它非法，但许多职业活动又为社会所需要，又具有合法的内涵。
4、自主性与盲目性并存
自主性是指隐形就业的场所、内容、工资收入、时间安排与选择等，都是由就业主体自主确定的，没有政府部门插足其间，从业者各显身手、自找婆家。盲目性是指一些从业者在就业信息不灵、不准确条件下盲目作出就业决策，如农民工大量盲目外出，一时难于找到工作，加入城市失业者队伍，给城市交通、社会治安等构成了严重威胁等。
5、流动性与不确定性并存
流动性是指就业者的职业选择没有固定的地方与单位，他们本着哪里有就业机会，哪里可以挣到钱，哪里挣的钱多，就流向哪里的原则，在流动中就业，在流动中生存，在流动中发财致富。这种职业流动性，不仅表现在职业更替的频繁，而且还表现在一个就业主体可以同时在几个地方兼职打工。这种“和尚可以经常换庙”或“一个和尚几个庙”的职业流动性，是否可以表明：马克思所预言的劳动力的全面流动性与个人的全面发展，业已多少在隐形就业形式当中得以体现。不确定性是指职业之间的连接与替代，具有间断性或不稳定性的特点，往往一项职业活动干完，并不一定马上就找到新的工作岗位，由此决定隐形就业者的就业收入，也具有不固定和不确定的特点，有活干时收入还比较稳定，甚至财源滚滚，而无事做时，就没有隐形收入，甚至会吃掉老本，这虽然比较好地体现出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但正是由于隐形就业及其收入的不确定性，不仅给政府对隐形就业及其收入的调节，带来了困难，同时也提出了如何在流动中管理监督隐形就业，并使其向显形转化的新课题。
总之，在游离于政府管理之外的隐形就业大军中，既有稚气十足的青少年幼童，又有满头银发的离退休长者；既包括身强力壮的在职男女，又包括身患“严重疾病”，退而不养的劳保病假人员；既包括“铁饭碗”破损后的真假失业者，又包括上班磨洋工、下班拼命干的“双薪族”；既包括进城打工的“乡下妹”，又包括送科技“下乡”的科技人才；既包括在国外打“洋工”的中国出国留学生，又包括在中国境内非法打工的外籍“淘金”者……构成了一幅五花八门、色彩斑斓的隐形就业画卷。
四、隐形就业的利与弊
1、隐形就业的积极功能
（1）隐形就业的存在，提高了实际就业率，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隐形就业者的生活水平。隐形就业者，有的是无业游民，有的是在职职工，有的是政府统计中的失业劳动者，还有非法入境的难民等等，他们在没有政府牵线搭桥条件下，暗地就业，一方面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实际就业水平，可以更充分地利用闲置的劳动力资源，另方面从业者也可从中得到一笔隐形收入（其中，不排除非法收入），可以提高从业者的生活水准。西方经济学家断言，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中，每年至少有占总人口60%的人数能从地下经济活动当中捞到各种经济实惠，美国的各种非公开职业者达2500多万人，美国的人均收入实际上要比官方统计的高出10%—15%[⑤]。近年来我们居民工资外收入的大幅增长，其中相当部分也来自隐形就业收入所得。
（2）隐形就业者的大量出现，填补了国民经济中一些不能或暂时不能替代的职业空缺，如第二职业的开辟，为科技人员、学生、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短缺人才兼职，提供了发挥其才能的机会，一些生产和服务行业的职业空白，也为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发挥能力的用武之地，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的增加作出了贡献。
2、隐形就业的消极作用
（1）影响了政府就业统计及收入生活水平统计的准确性。实际的隐形就业表明，现实生活中的失业率比官方统计或公布的失业率要低得多，一部分人的实际收入也比官方统计的要高得多。如果政府再以这种含有大量水份、不尽准确的统计信息作为经济决策的依据，势必使政府的社会经济决策与现实生活产生偏离，从而严重影响了政府决策的正确性和可操作性。在意大利，失业者的半数在就业，实际就业人数与官方统计的就业人数相差25%左右。建立在这种统计数据基础上的宏观经济理论和依此制定的经济决策，其科学性和有效性，便不言自明了。
（2）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隐形就业者利用其工作时间长短不一，收入多少不固定的特点，逃避政府的税收监督与管理，从而使政府流失大量财政收入。前西德经济学家认为，西德的地下经济活动每年至少使政府损失80亿马克的税收和社会福利。据意大利财政部的估计，意大利的地下经济从事者1985年的偷漏税总额高达GNP的13.5%。在中国，近几年来城乡的无照经营者，第二职业等隐形就业活动，其收入不仅难以把握，而且同样存在大量偷漏税现象。
另外，各种经济违法犯罪活动的职业化——非法职业，业已成为隐形就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地下工厂”等非法活动，破坏了国民经济环境与秩序。
总之，隐形就业大多是利用政府在管理上的漏洞与空白，利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种种失调与反秩现象，而自发产生的。对于如何引导与根治这种隐形就业现象，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国外也有不少先进经验，可供借鉴参考。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隐形就业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为课题负责人。
注释：
①《经济参考报》1990年5月15日。
②《经济研究参考》1995年第108期第4页。
③ ⑤曾凡华著《铁饭碗·黑饭碗·金饭碗》第44页，第220、23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
④戴园晨《第二职业初探》，《经济研究》1991年第11期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