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_城市化水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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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 (2006)05—0037—04

一、中部地区经济及城市化发展现状

中部省份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相互毗邻,土地面积102.7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0.7%;总人口为3.6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8.1%;2005年,中部六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71万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3%。中部六省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有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是东西部经济合作的桥梁与枢纽,在全国板块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5年中部地区经济与城市化发展情况略见表1所示。

从经济发展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地区GDP增长率以年均10 %的速度增长。到2005年底,河南省GDP增长率达到14.1%,超过全国平均GDP增长率4.2个百分点。江西、山西两省的GDP增长率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说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总体状况良好。虽然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还较大,但中部地区GDP与全国GDP的相关系数正逐渐增大,这说明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会逐渐缩小。

从城市化进程看,近年来,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有了快速的提高。在“十五”期间,中部地区城市化率以2%~3%的速度逐年增长,其中湖北省城市化率超过40%,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成为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领头羊。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无疑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日益走向多元化,伴随城市化进程中的新问题也不断出现。通过对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绩效分析,表明城市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利有弊,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即适合经济发展的城市化会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不当的城市化则会抑制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城市化对中部地区经济绩效的实证分析

(一)城市规模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绩效分析。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 中部地区的城市化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湖北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种城市化水平只是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的,数据比较单一。城市化应该是一个综合概念,应该考虑多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素,这样才能比较合理和准确地衡量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在此笔者选用了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建成区面积、道路面积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四个指标,采用中部地区各省会城市“十五”期间的数据,分析不同城市化因素对中部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而后比较科学地提出各城市发展规模的选择。

1.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利用城市与区域规划模型系统(UMS)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多元回归模型构造为:

2.中部地区城市化绩效相关系数分析。按上述方法计算与分析的结果见表2、表3所示。

(1)非农人口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六个省会城市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5个省会城市(太原、合肥、南昌、郑州、 长沙)的人均GDP与非农人口比重呈正相关。从表2可知,长沙的正相关系数最大,达到45450.17,但与位于全国正相关之首的兰州(相关系数为326757.7)相比,显然只是弱的正相关。合肥的正相关系数最小,达到2901.82,居全国弱正相关之尾。 合肥与长沙的相关系数相比,相差甚远。在中部地区只有一个省会城市(武汉)的人均GDP与非农人口比重呈负相关,达到负97375.2,与位于全国负相关之首的厦门(相关系数为负246722)相差非常大,属于弱负相关,但明显高于位于全国负相关之尾的上海(相关系数为负1596.47)。由此可见,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不仅不能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而且给区域经济的发展环境和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2)建成区面积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一般来说, 城市面积扩大可以使城市的发展不受旧城区的限制,有利于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发挥城市集聚效益。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六个省会城市的分析结果,其中5个省会城市(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的人均GDP与建成区面积呈负相关。南昌的负相关系数最大,达到负266.2,但与位于全国负相关之首的海口(相关系数为负3582.28)相比,显然只是弱的负相关。合肥的负相关系数最小达到负16.78, 与位于全国负相关之尾的呼和浩特(相关系数为负3.22)相差不大。在中部地区只有一个省会城市(武汉)的人均GDP与建成区面积呈正相关,达到274.58, 与位于全国正相关之首的厦门(相关系数为3980.27)相差较大,属于弱正相关。也就是说,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等城市随着建成区面积的不断扩大,没有促进其经济的不断增长,造成城市面积超前扩大的不经济性。但从武汉的情况来看,其建成区面积与区域经济发展呈正相关性,说明武汉市在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展与城市用地结构的变化方面,发挥了城市竞争力和城市集聚效益,使得建成区面积在扩大的同时,GDP也随之增长。

(3)道路面积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地区的所有省会城市的道路面积与其区域经济发展呈正相关性。由表2可知, 南昌的正相关系数最大,达到24.49,但与位于全国正相关之首的贵阳(相关系数为67.26)有部分差距。道路交通设施的改善和交通体系的完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要想富先修路,良好的基础设施能为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入活力和集聚优势。

(4)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大部分城市(太原、郑州、合肥、武汉)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其区域经济发展呈正相关性。只有南昌、长沙两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其区域经济发展呈负相关性。其原因是南昌、长沙两城市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具有先瞻性,功效不能立即显现出来,但可产生较好的“滞后效应”。而太原、郑州、武汉、合肥地区的投资大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投资周期比较短,能立即对区域经济起到推动作用。

通过对中部地区6个省会城市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不同城市化因素对区域城市化绩效有着明显的差异。笔者认为由于不同城市化因素对区域城市化绩效的差异,不同城市的城市化发展应有各自的侧重点。武汉市作为一个特大城市,应严格控制大城市人口的增长,防止因城市人口规模膨胀而致使“大城市病”进一步恶化。对于其他5个城市,应在现有城市规模的基础上, 严格控制城市用地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充分挖掘现有土地资源的潜力,努力发展经济,力争在短期内使城市总的经济水平得到质的飞跃。

(二)非农产业集中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绩效分析。城市化的实质是非农产业的集中。从产业结构看,其表现为该城市的第一产业逐步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不断增加;从人口就业结构看,其表现为农民从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其工作也从务农转化为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作,并从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逐渐融入城市。

1、产业结构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绩效分析

从表4可知,中部地区的第一产业正在逐步减小,其比例由1999年的21.6 %降到2004年的17.8%,但仍高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农业GDP占三次产业的20 %左右,农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大低于第二、第三产业,也就是说中部地区的农业比重较大而增加值较低。只有山西省农业占三次产业的比重连续5 年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第二产业小幅度增加,由1999年的44.4%增加到2004年的47.7%,但低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工业GDP占三次产业的比重平均在40%以上。从工业的贡献率来看,中部地区绝大部分的贡献是由工业产生的;第三产业逐年增加,由1999年的34.0%增加到2003年36.4%,普遍略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服务业GDP占三次产业的比重在30%以上。从贡献率来看,服务业占到30%,贡献较大。

2、人口就业结构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绩效分析

从表5可知,中部地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口正在逐步减少,从1999年的58%降为2004年的52.3%,特别是山西省至2004年已降为43.8%。但中部地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口比重仍然非常大,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结合表4,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地区5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但是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20%左右,贡献率更低(10%以下),劳动力效率或效益都极其低下。

中部地区从事工业的劳动力人口略有增加,从1999年的17.1%增加到2004年的19.7%,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结合表4,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地区17.8 %的人口从事工业,但是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却达到45%,贡献率高达60%,工业劳动力效率或效益均很高。

中部地区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人口逐年增加,从1999年的24.9%增加到2004年的28%,但还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江西省、山西省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人口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30%以上。结合表4,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地区25 %以上的人口从事服务业,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却达到35%,贡献率为30%,劳动力效率或效益较高。由于服务业投入少,且直接关系到国民的生活质量,发展潜力很大。

从表6中,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在城镇从业的人口自2000年开始持续上升,由2000年的18.75%升至2004年的19.52%,但仍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2%以上)。只有山西省、湖北省超过了25%。这说明中部地区绝大部分从业人员主要聚集在乡村工作,非农产业的集中度极低,这对提高城市化水平是极为不利的。

三、中部地区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考

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城市化的前提和保证。反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能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部地区以年均10%的速度快速增长,为城市化提供了保证。但从上述分析来看,中部地区非农人口的比重还不到其总人口的40%,农业占主导地位,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农村,生产出的产品贡献率极低。如何使城市化水平提高,促进经济的增长呢?作者认为中部地区的城市化规模和速度,应该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从低水平向高水平逐渐演化。

(一)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尽量减少人口过于集中的大城市。城市的规模大小直接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发展。发展大城市可以集中一定的资金用于建设和发展,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和城市带,以此推进城市化进程。发展小城镇可以转移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而且可以完善城乡经济体系,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中等城市既可减轻“大城市病”的危害,又可解决小城镇过于分散的问题,提高空间集聚效益。大中小城市各有所长。但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贫富不均、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犯罪率上升等“城市病”的情况来看,由于中部地区农村人口众多,如果都急于转移到大城市去,后果可能很严重,所以目前应该走“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这样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

(二)产业结构调整是中部地区提高城市化水平的较佳选择。中部地区是农业主导地区,虽然符合城市化过程中第一产业产值逐步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不断增加、大量农民从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等城市化特征,但这种城市化水平很低。所以中部地区应该尽早地改变产业结构,以工业化为“引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在城市建设起步阶段,优先选择投资少、见效快、具有资源优势、市场前景看好的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为城市发展积累资金。一是依托资源优势,发挥产业优势,实行外向型的产业发展战略,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产业基础。中部地区是一个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其中有一些资源具有国际比较优势,如江西的铜、稀土,山西的煤等储量在全球范围内都位居前列。湖北省拥有钢铁、汽车、光电子等优势产业。江西、安徽两省可以通过庐山、井冈山、滕王阁、黄山、九华山等名胜古迹来吸引游人,大力发展旅游业。依靠这些优势产业开发,在中部地区可以形成一个个特色产业中心区,这样的中心区可以吸纳更多的商家前来投资,从而安排更多的就业人口,就地实现农村人口的农转非,推进城市化进程。二是依靠不平衡的工业布局政策,实行集中分散的增长,推动城市化在落后地区的发展。如政府可迁移到相对落后的地区,对周边地区起到带动作用,进一步推动中心城市辐射的工业布局。三是政府应加大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从而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使其进入到附加值更高的工业或服务业,形成产业的良性循环。

(三)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城市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城乡协调发展可以多渠道多层次地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避免其盲目地向大城市集中。城市化不是简单地让农民到城里去居住或是让农村集中连片划入城市,而是有着深刻的内涵和内在推动力。盲目推进城市化,最后将造成发展不协调的问题。由于城市化率是以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率来计算的,在一些地区,一些地方领导为了追求城市化政绩,人为地将城市周围的县市改为区,乡镇改为居委会,农业户籍改为城市户籍。从表面上看城市化速度加快了,实际上农民还是农民,他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因为户籍的改变而有实质性的提高。相反,有些地方因城区扩建而占用耕地,导致当地的农民收入下降,甚至因失去土地而沦为城市贫民。所以,应建立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或农村人口回流机制,维护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四)城市化的过程应该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城市化是一个自然历史演化过程,有其自身的演化规律。从英国的工业革命起至今,世界城市化进程经历了四个阶段,即集中城市化阶段、城市郊区化阶段、逆城市化阶段、再城市化阶段。到了20世纪50年代,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基本是在集中城市化阶段成为城市国家。集中城市化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农业人口转移,农民生活空间转移,农民从事职业转移和农民意识的转移。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正在向这一阶段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经历几百年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率现已高达80%以上,法、美、德已超过95%。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达43%,中部地区达到37%,而且只是城镇人口数量的比例,还不具备城市化的特点,属于城市化的初始阶段。由于各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所以不同城市应该分阶段、循序渐进地走城市化道路,遵循城市化规律,不能急于求快、求成。当然,对于任何国家,在城市化的起步和快速推动阶段,追求量的扩张都是不可避免的。中部地区在追求量的扩张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努力提高城市化管理水平,建立良好的区域道路、交通、住房、环境、通讯、供电等基础设施网络,为城市均衡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使国民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得到更多的实惠,这正是我国发展城市化的初衷所在。

[收稿日期]2006—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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