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史学：后现代主义在史学领域的诉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4)05-0077-08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思潮循建筑、艺术、文学、哲学、文化领域依次前 行，80年代末，它广泛介入史学领域(注：事实上，海登·怀特建构的历史话语的比喻 理论应当归为后现代史学思想，它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见Hayden White,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1973;
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1978.只是到了80 年代中后期，西方史学界才正视他的这一思想，并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时期有关后现 代主义的重要文章还有Frank Ankersmit,‘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28(1989),pp.137—153.)；从90年代中期始，我国史学界通过西 方文本接触到后现代思潮，这些文本先有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福柯的著作(注：如谢强 、马月译《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 疯癫与文明》，三联书店1999年版，等等。此外，其他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如利奥塔 、德里达等人的著作也多有中译本，但由于其中少有涉及到现代史学范畴的内容而不易 被我国当代史家关注。)，后有史学家何伟亚的《怀柔远人》这类贯注后现代主义思想 的历史作品[1]。后现代主义作为与现代主义差异重重的一种学术思潮，学术界面对它 往往是恐惧、反对、理解和接受并存，这种“平衡”情境在西方历40余年而不衰，足见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竞争的激烈性。本文将以一种理解和接受的心态，探讨后现代主 义在史学领域的诉求，并论证后现代主义将促使历史学成为一种实验史学，即它不再是 那种宣告历史真实的史学，它将在历史性情境下提供个体史学家认可的文本，并交由读 者阅读、判断，通过该文本产生的效用来确认其是否真实。如此，任何一种史学实践都 将是历史学家当下进行的一项追求历史真实的实验，而实验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实验 环境即阅读环境所提供的条件。
一、面对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产生于对既有传统的不满，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这种既有传统或被称为 现代主义，或被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后现代主义主要表述者有利奥 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德 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34—)、罗蒂(Richard Rorty,1931—)、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等等，与史学领域直接相关的是福柯、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R.Ankersmit,1945—)等人。鉴于后现代主义不把定义看成确定其本质的手段，我们很 难从上述代表人物错综复杂的思想中获得对后现代主义本质特征准确、全面的概括；并 且，由于后现代主义涉及的领域广泛，它也不是其中那些被认为构成某某流派(如新历 史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学者们呈现的思想所能涵盖的，因此，人们很少将后现代主义 称作一个大的流派，比较合适的称谓是后现代主义思潮。
应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孕育之初就已经通过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 —1980)的《历史的话语》[2]和海登·怀特的著述进入史学领域。20世纪70年代，怀特 试图通过《元史学》和《话语的比喻》两部著作证明诗性行为在建构历史话语之中的普 遍作用，证明比喻理论能够在历史与想象、真实与虚构之间建立合理联系，从而挑战传 统上那种将想象、诗性行为排除在史学实践之外的做法(注：关于怀特的历史哲学思想 ，可参阅拙文《历史·比喻·想象——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述评》，《史学理论研究》 2004年第4期。)。那个时候，怀特的思想在文学界逐渐被新锐们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思 想接受，但史学家们却采取漠视的策略，回避这种对现代史学，尤其是对他们信守的那 种历史真实的挑战。现在看来，这多少是当时史学界闭门造车，无视学术环境变化的一 个例证。正如理查德·汪(Richard T.Vann)所说，《历史与理论》(注：这份史学理论 杂志在20世纪60年代创刊。在当时，该杂志讨论的主题和表达的观点相对于从事具体研 究的史家而言已经算是比较前卫了。)的编辑们“仅仅是在后结构主义淹没了结构主义 的时候才刚刚理解结构主义”[3]。这种情形在80年代得到了很大改观，以至于理查德 ·汪认为新旧历史学之间发生了一种范式转变，语言成了许多历史学家反思的主题。事 实上，不只在史学领域，一切出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人文学科领域，对语言的反思以及 由此而产生的种种“语言学转向”正是后现代主义兴盛的根源(注：20世纪西方哲学中 解释学、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等流派对语言的认识成果卓著，相信当下任何一本哲学史 著作都会有所介绍，惟有了解20世纪语言哲学的历程才能从学理方面理解后现代主义的 兴盛。笔者在此不赘。有关语言哲学与史学的某些讨论，亦可参见拙文《解构与历史： 德里达思想对历史学的可能效应》。该文刊于《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
虽然后现代主义进入史学领域相对较晚，或者说史学对后现代主义的防御更严，但它 还是不可抵挡。在这个中西文化交往频仍的时代，来自西方的后现代思潮也很快渗入到 中国史学研究中。例如，1997年至1998年间，国外汉学家与一些国内学者关于何伟亚(
James Hevia,1947—)著《怀柔远人》的争论已经被有的学者视为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 大陆学术界的标志性事件[4]。当一种理论上早已存在的思潮反映在某种具体的实践中 时，褒之贬之或褒贬各作三七、四六开等等评价实不少见。我们将那些在实践交锋之后 暂时沉淀的论点收集到理论层面来分析，以此来为后现代主义在史学领域的诉求辩护。
在史学领域内，对后现代主义的评论多集中在以下诸方面。极端化的批评以台湾学者 汪荣祖为代表，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整个史学具有严重的颠覆性，其后果将是彻底的反 历史、反真相、反客观、否定时间，它使史学去“古”存“今”、美学化、哲学化、文 学化，最后丧失史学的自主性，而正面贡献不过是扩大史家的视野及耕耘的园地(注： 汪荣祖：《历史学的走向》，见2003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举办“20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 史学交流国际研讨会”宣读论文。这一观点也得到大陆史学理论家蒋大椿先生的认可和 呼应。)。批判地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国外学者有伊格尔斯(George Iggers,1926—)，国 内有罗志田、葛兆光为代表。伊格尔斯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就由于警告人们要反 对空想主义的与进步的观念而对当代历史学的讨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这应该引导 我们不要放弃或是拒斥启蒙运动的遗产，反而是应该对它作出批判的重新审查。”[5]( P169)在此，他善意地告诫后现代主义者不要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做法对待启蒙运动的 遗产，而应扬弃之。罗志田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特别强调的解构意识较难使他们跨越由破 到立的阶段，而唯有以立为主，这一思潮才能对史学作出更大贡献[1](P17)。葛兆光认 为后现代史学把“过去”与“历史”分开，把“历史”降格为“叙述”，并表示他并不 认可这一思路，因为“各种考古遗迹、文献档案、口述资料、回忆传记以及其他史料的 存在，人们不可能把‘过去’与‘历史’彻底分开，像文学创作一样‘无中生有’，进 行想象甚至幻想。”[4](P134—135)
上述种种评论大致可概述如下：汪荣祖的批判认为后现代主义反历史、反真相、反客 观、反时间，以及令史学丧失自主性；伊格尔斯的告诫暗含后现代主义存在历史虚无主 义特征；罗志田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破与立，即解构与建构之间尚存断裂，有待发展；葛 兆光则以区分“过去”与“历史”而“历史”等同于“叙述”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加 以批评。然而，我认为这些评论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对后现代主义的误解。更直接一 些，我这样解释前面这句话：以上诸位先生所做判断的对与错，取决于读者个人对后现 代主义的理解并以此作为判断的准则，这意味着，当我认为他们的判断存在误解并写作 此文时，我作为读者在做此判断并进行书写之时也令我成为作者，加入了评价后现代主 义的文本实验，从而面对更多的读者，自然，自主地判断我的文本呈现的后现代主义是 对是错，是每一位读者具有的权利。
二、历史认识的结构变迁
直接针对现代史学发难的后现代思想家有福柯、怀特和安克斯密特，此外，德里达的 解构主义亦可助阵，直捣现代史学的认识论核心(注：《解构与历史：德里达思想对历 史学的可能效应》中有详细论述。)。然而，在史学领域内，我们有理由认为后现代主 义者颠覆现代历史认识论的目的并非是取消历史学的合法地位，亦非反历史，相反，它 意在重塑历史研究的尊严[6](P124)。那么，有哪些是现代史学失去了又未能意识到的 尊严呢?我们不妨从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差异来入手。
自古以来，历史写作都以求真为己任，而时间意味着延续，是历史不言而喻的脉络， 此外，史学的功用也历来为历史家所关注。我们可以将真实、时间、效用称为史学三要 素。我们假定把西方史学历程分为前现代、现代(上起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史学的职 业化为标志，下至20世纪70年代初)和后现代三个阶段。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无论在哪 一个时代，只有当三要素齐备时，历史/史学领域才具备区别于其他领域的特征。不过 ，我们也大致可以判断，在不同时代，史学三要素在历史认识结构中具有的重要性不同 ，效用、真实、时间依次是三个时代历史认识结构的中心。
在前现代，历史叙述中效用重于真实。历史叙述或意在认知社会、树立典范，或意在 证明信仰。此时，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尚缺乏现代的技术手段来确认，真实完全建立 在相信的基础上，或是相信目击者、传言，或以信仰保证(注：笔者曾有《论古代历史 叙述类型、动机与历史意识的萌生》、《论欧洲中世纪宗教意识对历史叙述的影响》两 文可为之证明。分别刊于《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和《广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历史叙述中运用的是线性时间观，它是事物空间运动的刻度。
当现代史学随着科学理性的兴盛而展开时，现代考古技术、文字学及文献解释学的发 展，促使现代史学将真实确立为历史认识结构的中心。职业化历史学的第一原则是寻求 真实，它意味着要与曾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相符合，而追求真实则是不断地靠近那绝对真 实，即曾经客观存在的过去。事实上，在史学领域中，人们将历史、过去、真实当成了 同义词。当然，“历史”一词的两重性使它既可作为过去，又可作为历史叙述。但如果 像现代史学那样将具有两重性的“历史”等同于只是代表绝对真实的过去，那么，人们 就可能简单地将作为“历史叙述”的“历史”等同于过去而造成恶果。之所以说它造成 恶果，是因为当现代社会普遍确立了以真实性代表客观、真理、权威和合法性的意识与 认同之后，若史学家们浑然不知自己是在将那种蕴含了主观性的历史叙述来冒充纯粹客 观、真实的过去，那未免是缺乏自知的表现；若史学家有所认知而执意为之，那就如同 让某种骗术猖行于世。这两种情形都将导致滥用历史。纳粹的种族优越论正是历史叙述 的产物，它方便地借助于“历史”的两重性，变历史叙述为过去而盗取了依附在过去之 上的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权威性，从而以历史为刀，制造了奥斯维辛的惨剧。
现代史学在确立真实的核心地位之后，对时间概念的思考表现出两种趋向。在多数情 况下，遵循科学理性的史学家们还是如前现代那样尚未意识到时间是需要反思的史学要 素，它仍旧被当作物理时间，作为记事的刻度，过去之真实便意味着一种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超时空存在。不过，问题在于，一旦历史叙述借助历史一词隐蔽地取代了过去 ，其真实性也就像过去那样，自然过渡为超时空的绝对真实。应该说，真实在时间之外 是科学理性主导的现代史学的一大特征，它实际造成了真实与时间的割裂。
在思考时间的问题上，另一种情形出现在18世纪以来促成历史理性发展的历史主义思 想中。历史主义因其强调特殊性、个体性而注意到历史真实与特定情境相关，即历史研 究对象的个体性和特殊性正是特定时空的产物，如此，不同时空的差异也成为历史主义 倡导多元性和泛神论的基础。可是，现代史学中的历史主义在反对追求宏大叙事的启蒙 思想时，最终并没有培育出多元价值观和真理观，相反，它倒是促成了各种“特殊优待 区”和“例外论”出笼(注：如赫德尔(Johann Herder，1744—1803)将欧洲划为人类文 明的特殊优待区，20世纪德国“例外论”、美国的“例外论”等等。)，以至产生了20 世纪初期的“历史主义”危机，其政治后果是列强交恶，大战爆发。细加分析，现代史 学中的历史主义对时间的思考缺陷在于，它注意到了现实生成的历史性，却没有意识到 现实朝向未来展开的历史性。以赫德尔为例，即便他以历史主义思想为基础判定欧洲作 为人类文明的优待区是真实的，这也无法保证欧洲在未来仍旧可以成为优待区，保持那 种真实。然而赫德尔却要用这种未经保证的真实来规划世界历史总的行程(注：对赫德 尔历史主义思想分析的展开可参见拙文《论近代“世界历史”观念》，刊于《学海》20 01年第4期。)，此时，在现在通向未来的向度上，时间与真实的割裂再次出现。历史主 义开启了史学领域中对时间的反思，但它并不彻底。
时间意味着变化，只要时间仍然存在，变化就一刻不止。公然声称要在时间和变化之 外谈历史，相信现代史家没有这种勇气，但现代史家口诛笔伐的相对主义史学观却是因 为它将真实置于时间与变化中而遭受谴责。此外，我们要再次回到“过去”与“历史” 的区别这个问题上来。西方语言中，“历史”的词源学意思是“探询”，它理应意指“ 探询”的活动及成果，即史学实践或历史叙述及其文本，但它却偏偏有了“过去”的含 义。这种实在论“历史”含义的形成是以相信作为其认识论基础，它在康德那里成了一 种假设，但现代史学很快遗忘了康德的成就，在科学理性之上重新建立起历史与客观、 实在的联系(注：对实在论历史概念的批判请参见拙文《我们为什么叙述历史》，刊于 《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如果我们的分析可以解构客观“历史”的实在性， 而重新将它当作一种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那么“历史”的两重含义便可清除掉一 种，以“过去”代表着那作为“物自体”的“历史”，而以“历史”代表“历史叙述”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区分“过去”与“历史”，并将“历史”等同于“叙 述”，这正是要使现代史家从乌托邦的迷梦中清醒过来，重获自主性和自尊，认识到过 去只有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才具有存在的意义，认识到史学家自身的能力与限度，不再自 以为是；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反对等同“过去”的“历史”，反对静止的 “时间”(毫无意义变化的单纯延续)、反对时间之外的“真实”。
后现代史学的兴起以历史叙述研究为突破口，但它的根本变化在于历史认识结构中心 的更替，即时间取代真实成为中心。正如安克斯密特所说：“后现代主义最好被看成是 历史主义的极端化形式，因此，它既不奇怪，也不必像某些人相信的那样是学术上的威 胁。”[7](P93)前文已经提到，历史主义思想亦是现代史学的理论支柱之一，所谓后现 代主义作为历史主义的极端化，在笔者看来，正是在史学领域内对时间的彻底反思。以 下分析我们将看到，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而在史学领域中的诉求都将围绕着对时间 的再认识展开。
后现代主义在叙述实践中的重大主题乃是反对宏大叙事，这种观点从利奥塔的论述中 早已能够得知。在史学领域，类似于黑格尔(Georg Hegel，1770—1831)《历史哲学》 和阿克顿(John Acton，1834—1902)《剑桥近代史》这样的宏大叙事曾被当作现代历史 哲学和史学的典范，不过，它们只是宏大叙事在文本和学术思想上的代表，更多的宏大 叙事还暗藏在人们对生活结构诸要素的理解中，如日常生活里习惯性地对不同性别、种 族、阶级等等要素的描述中。事实上，许多史学家在妇女史、儿童史、环境史、区域地 方史等领域内付诸的实践已然包含了某些后现代主义促成多元化历史叙事的因素。这种 被一些现代史家仅仅视作丰富史学园地、拓宽史学范畴的动向并不简单，它实则是后现 代主义从认识根基上解构现代史学的一种直接效果。
宏大叙事呈现出现代性的种种特征。正是因为叙述者强调它是一种“发现”而非“构 造”，从而具有了外在于主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获得一统天下的权威地位。如此，叙 事具有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乃是时间之外的存在，其结构也就只能是一种封闭的静态结构 ，而非开放的动态结构。在这种静态结构之下，未来出现的任何变化都不再可能对其体 现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构成威胁。既然真理已经揭示，历史便行将终结。然而，事实却是 ，宏大叙事只能压制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中曾经、正在和将要涌现而又与其不相协调的 经验，以便维持静态结构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保持它的真实和客观。
然而，后现代主义认为，宏大叙事只要通过语言表述，它就不可能是客观的“发现物 ”，而是主体认识在语言中的“创造物”，它的结构也非静态的。当时间被引入结构获 得认真对待时，结构具有的那种客观性和真实性也就不再呈现出超越时间的特性，相反 ，它们将通过与现在不断到场的新经验协调来改变自身。这样，真实与客观便惟有在当 下主体的理解或叙述实践中获得，即在时间之中呈现一种开放状态，随着时间而变化。 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便是反对它无视时间和变化的野蛮和专制。在引入时间解构了 宏大叙事的真实性神话之后，曾经在史学领域中被政治权威、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形形 色色的权力压制、忽略的因素才可能受到重视，在史学领域中取得合法位置。
当人们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称作结构主义的激进化时，指的就是他将时间带入了结构 主义的思考之中。在那里，时间不再是连续的、线性的，而是网状的。时间的外在化便 是空间，而书写编织了时间之网，书写过程即是文本的赋意过程、结构的产生过程，也 是时间之网的编织过程。结构不断在时间中构成的运动被称为“延异”(differance)， 它是差异(difference)在时间中的运动(注：可参见《解构与历史：德里达思想对历史 学的可能效应》。)。
强调差异是后现代主义在认识论中的主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差异是后现代主义克服 宏大叙事的一剂苦口良药。在史学领域内追求差异难免造成文本理解、叙述的多元化， 但这恰恰是后现代主义的目标。回想一下利奥塔回应现代性的宣言：“让我们向统一的 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言说之物的见证者，让我们不妥协地开发各种歧见差异，让 我们为秉持不同之名的荣誉而努力。”[8](P211)强调差异可以解构一切追求同一性的 话语，这并不是要否认同一性话语存在的合法性和可能性，而在于指明那种同一性的有 限性和暂时性，以及由此体现其客观与真实的历史性，指明它不过是多元话语之中的一 元。正如安克斯密特所说：“后现代主义并不拒斥科学历史学，它只是提醒我们关注现 代主义者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使我们相信在它之外一无是处。然而，在它之外， 却是历史目的与意义的整个领域。”[9](P153)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是 因为它无视差异，以自身充当唯一、绝对和权威，后现代主义并不摈弃它，相反，宏大 叙事只有在后现代主义对它的解构中才获得自身真正的合法性，在强调差异的情况下， 它将具有与其他任何叙事平等而非更高的叙事权力(注：我们在许多有关后现代主义的 评论中看到一种误解，认为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元叙事便是彻底地否定它，实际 上，它不过是想解除宏大叙事对真实性的垄断，而是平等赋予一切种类的叙事呈现历史 性真实的可能。)。我们依据德里达的思想能认识到，延异作为差异在时间中的运动使 差异绝对化，这意味着作为一种叙事，后现代主义在解构宏大叙事的同时，也必然存在 解构自身的可能，以避免后现代主义本身成为一种宏大叙事。这时，我们便能进一步体 会那种后现代主义倡导的精神状态，它体现了一种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精神。它将要 求我们在史学领域中安然面对任何文本，不因其所谓的“权威”而臣服，因为任何权威 性文本及其代表的真实和客观都将因时而异，相反，它呼吁我们创作出更多丰富历史理 解的文本。在安克斯密特所说的这个文本生产过剩的时代，每一种蕴涵差异的文本都代 表着一种原创力，它也为读者增添了一种理解历史的维度。
在后现代主义历史认识结构中，时间是其中心，它是指时间本身代表着历史性和变化 ，它充实在认识结构的每一个角落。正如在德里达那里，时间甚至被比喻为一种网状结 构，相对现代历史认识结构以真实为中心而言，以时间为中心的结构也是一种无“中心 ”结构。贯注了时间或历史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将使现代主义史学诸多习见的观念发生 变化，从而促使历史学成为一种实验史学。
三、历史叙述与实验史学
后现代主义为史学变革提供了契机，它将令史学呈现一幅不断变化的图景。历史作为 叙述，叙述作为叙述者在当下社会情境中的一种实践行为，它便是历史实践，同时也就 是史学本身。在此，“史学”之“学”将意指“历史地”理解世界的方式，它不代表“ 学科”，因为学科分野主要归功于科学理性，它画地为牢，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进行分 割。西方史学的职业化或学科化诞生于18世纪末，如果说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并 未对我们的生活造成阻碍的话，如今则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德里克(Arif Dirlik ，1940—)在批评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对何伟亚的攻击时说：“他似乎认为‘后现 代主义’与文学有关，与历史无关，这表明了对历史文化氛围的漠视，这种现象在一些 历史学家中很是普遍，在他们眼中，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要面对的思想挑战，而是一种 对学科的威胁，必须使其消失——即使要头顶思想蒙昧主义的帽子也在所不惜。”[10] (P1)在德里克看来，周锡瑞提供了历史学职业化弊病的一个典型案例。事实上，后现代 主义不仅挑战现代史学观念，还将挑战现代史学制度。安克斯密特表达这种意向时仍有 一丝忧虑，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意味着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死亡，它唯有以一 种完全私人化的方式才能生还。但这是好是坏，将由未来决定。”[7](P117)此处，安 克斯密特所说的私人化呈现出后现代史学的特征，一方面，历史叙述将是一项私人事件 ，而接受历史也是一项私人事件。对于单个历史文本而言，由叙述到接受都将是一种个 人与个人的交往，也是史学的一次实验和检验过程。后现代主义将提供培育实验史学需 要的所有基因和条件。
使实验史学成为可能的是后现代主义带来的一种心态变化。后现代主义者解构宏大叙 事的贡献在于，它告诉人们那种“客观”和“真实”的事件不过是叙述者主观构造之后 “实在化”的结果。这样，史学家(历史叙述者)作为往昔代言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取 而代之的是一个话语实验者的位置。史学家在文本写作时将自觉表现出他并非过去之神 的牧师，而不过旨在提供一种有关过去的个性化理解。这种理解应当是史学家在某个历 史时刻所提供的最好的理解，也是他此刻主观认可的真实表现，他明白文本是否具有更 广泛的真实性将视读者的接受情形而定，因而，历史文本是作为一种建议供读者选择。 另一方面，作为在个性上具有平等地位的读者也将明确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历史文本从 叙述结构到语言表述，无处不表现出它是一种历史性的主观构造，同时，读者自我存在 的历史性要求他认识到其理解和接受行为的个体性和特殊性，这种个体性和特殊性将通 过他的意志赋予其接受文本的自由。实验史学创作的历史将如同安克斯密特所言：“后 现代主义将这种历史比作画廊里的绘画作品，它将受到个人的评判和喜爱。就我们认识 的风格发展而论，这种认识只是因为它可能刺激一种更好的对单件绘画作品的理解，而 不是说绘画作品被简化为仅仅是历史风格发展的例证，它才有用处。”[7](P93)他在此 说明了后现代史学文本的处境，其中包括具有概括性认识功能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文本 的价值，尽管它们是一种概括性理论(例如本文)，但目的也在于促成对单个文本的理解 ，同样，相对于不可尽数的读者来说，它们永远都只能是些实验性文本，其真实性将由 个体读者来确定，而他自身存在的历史性将使之在被接受的过程中随时具有变化的可能 。
在后现代主义情境下，史学家和读者仍然力求真实，不过，由于真实取决于蕴含着时 间因素的历史性，他们对于同一历史文本是否真实的判断都可能因时而异，为此，实验 史学家的实践目的也将由此发生改变。史学家认识到每一种文本都是历史性存在，这样 ，在承认自己创作的文本表现出个体的真实之后，他也将承认他人创作的文本相对于该 作者本人具有的真实性。为了防止单一文本冒“真实的过去”之名重现现代史学中存在 的那种以单一解释封杀多元解释、以个体历史性认识封杀他人的历史性认识而产生的弊 端，实验史学家将尽可能多地提供与现有文本存在差异的文本，目的在于使读者有更多 选择的可能(注：这里含有安克斯密特的观点，他曾针对历史表现认为：“我们拥有的 表现越多，它们就越有可能成功地彼此比较，而我们也能更好地准备评估它们相对的价 值。”)[11](P79)。既然文本之真取决于作者和读者存在的历史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判断 ，当代研究罗马帝国兴衰史(注：此外姑且不论“兴衰”的提法本身包含了太多主观构 造的痕迹。)的史学家有权认为他描述的文本因为运用了新的材料而是真实的，但在当 代读者面前，该文本可能并不比吉本的历史表现更真，除非读者阅读之后作出如此的判 断。这样，史学家的每一次历史表现都为读者把握真实增加了一种选择性资源。或许现 代主义者会认为，实验史学将造成相对主义盛行，而倡导多元化解释将使得史家放弃对 所创作的文本承担的道德责任。恰恰相反，正因为后现代主义表明了任何历史文本中都 存在着道德蕴涵(注：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批评者伊 格尔斯对此亦表示认同，他说：“怀特认为意识因素进入了每一种历史叙述，这绝对正 确。”)[12](P13)，当人们获得更多存在差异的历史文本时，同时意味着有更多道德倾 向蕴涵在这些文本中供读者判断、选择，这样，读者各不相同的选择就能令某种叙事对 道德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避免像现代史学中某些宏大叙事那样对道德造成危害。
正如前文论及，后现代主义在为宏大叙事之外的其他种种叙事争取合法性时仍然保留 了宏大叙事的合法地位，实验史学亦将容纳现代史学思想的存在，它并不会像伊格尔斯 担心的那样放弃或是拒斥启蒙运动的遗产。它同样会将现代性历史认识作为构造历史叙 述的一种思维方式，以此令读者在以不同思维方式构造的历史叙述文本中作出选择，体 现实验史学为读者呈现差异、提供多样化选择的目的。后现代主义解构现代史学的同时 也在从事史学实验。例如，当何伟亚解构那些审视马嘎尔尼使华事件的“现代眼光”时 ，他也在实践实验史学的某些要求。其中的关键并不在于他放弃追求宏大叙事的愿望， 而在于他不断向读者宣示他的预设、理论前提和主观性介入的方式，这表明他明白自己 构成的将是一种有背景、有偏见，因而也是有政治性的知识，由此以一种历史性真实与 关于马嘎尔尼使华事件的“现代文本”的普遍真实形成差异；他并不一味否定原有的“ 现代文本”，而是重视它们产生的情境，这样便能像理解自己的文本那样理解“现代文 本”构成的知识的有限性，也就认识到其中的偏见和政治性是如何被掩盖的[1](P26—3 0)。这种对历史性的自觉正是实践实验史学的必备条件。
在写作方法与技艺方面，实验史学仍然可以继承现代史学研究的方法论资源，但它不 局限于此，还开拓出更多的历史表现途径，使人们了解到现代史学所运用的不过是其中 的一部分。当怀特表明了历史写作与历史文本中的文学性、虚构性成分时，许多批评者 的判断是他将历史等同于文学。事实上，他关注的同时是历史中的文学性和文学中的实 在性。他说道：“在试图揭示历史作品的文学性和文学作品的实在性时，我力求确立它 们各自那种写作、描述、模仿、叙述和证明技艺是‘相互蕴涵的’。”[13](ix)因此， 我们也可以在声明“史皆文也”[4](P115—116)的同时表明“文皆史也”，后现代主义 同时使文学成为了历史。这样，实验史学不仅将现代史学当作文本差异的一个来源，还 将把文学创作当作差异生成的源泉。实验史学对文学文本之历史性的关注将使人们能够 触摸到文学的实在性，这样，它将为把文学作品转变成历史资料提供一种理论的表述， 延续那种“以诗证史”(注：此处的“诗”、“史”仍延用了现代意义中的“诗”、“ 史”概念，若在后现代主义的意义中，不如说“以诗述史”，“诗”乃是诗性思维的作 品，“史”为以历史性引导的著述。)的传统。
不久前，安克斯密特曾将历史著述比作一块试验田，意思是我们可以从这些著述在现 实中被接受、认可的程度来验证政治和道德的价值。其理由在于，一来每一种著述中都 存在政治和道德倾向，二来读者之中存在一种潜在的审美判断标准。在他看来，被最为 广泛地接受的文本中代表的这种政治和道德倾向往往合乎这种审美判断的标准，因而我 们便可以直接用这种政治和道德来指导我们现实的实践[11](P79—80)。在这样的论述 中，历史叙述的真实性程度如何实际上取决于读者认可的程度高低，并且，历史叙述的 效用也将由此决定。如果以实验史学的态度来接受安克斯密特的主张，那么我们还必须 认识到，由于读者与历史文本都具有的历史性，任何理解、接受和认可都只可能是暂时 性的和策略性的。正是由于这种暂时性和策略性的特征，实验史学总是积极地面对未来 可能出现的差异，在不断生成的历史性中保持一种对差异的期待，如此体现出后现代主 义在反对现代主义的权威与独断时，对自由的渴望，同时也不忘对现代主义的宽容。
收稿日期：2004-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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