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翁同龢文献》看晚清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外交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我曾应翁万戈先生之邀为《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五《甲午战争》作序。今年4月，万戈先生又从美国寄来了《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六《外交·借款》的样稿，邀我再次为之作序。并附函称：“此编为《文献丛编》之末集。按2004年为先高祖逝世百周年，如《文献丛编》可以出齐，以资纪念，固所愿也。”初读此信，颇为万戈先生的精神所感动，然仍心存顾虑。因为，翁同龢除在从政后期派在总署行走尚不足3年外，可以说一生基本上未涉足外交活动。更何况翁也承认自己不擅长外交。甲午战争后期，清廷商讨派专使赴日议和，李鸿章提出欲要翁同往。翁辞曰：“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1](p.2781)他说的确实是心里话。所以，一般有关晚清外交史的论著中极少提到翁的名字，是不难理解的。但当我翻阅此集翁氏文献时，不禁精神为之一振，未想到其中竟保存了大量有关晚清外交的珍贵史料，而且大多数是从未公布过的，我原先的顾虑顿时打消了。此集翁氏文献不仅弥补了已刊晚清外交史料之阙，而且涉及到许多晚清外交的内幕，并破解了不少有关晚清外交的历史之谜。
一、《中法北京条约》中、法文本异同的最初发现
在晚清外交史上，曾发生过一件奇事，就是所订中外条约的两种文本内容有重大出入，而清政府竟然长期没有发现，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指的就是1860年订立的《中法北京条约》。那么，清政府是否最终发现了此事呢？对此，学术界从来无人作出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成了晚清外交史上的一个历史之谜。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1857年，法国借口年前在广西发生的西林教案——潜入当地的法国教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横行不法，被地方官处决——派遣外交官葛罗(Jean Baptiste Louis Gros)率军来华，参与英国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6月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的《天津条约》，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并规定了外国传教士得入内地传教的条文。英、法还不满足，又于]860年再次发动战争，攻占北京。是年10月25日中法订立《北京条约》时，法国专使葛罗的两名翻译德拉马(Charles Louis Delamarre)和美理登(Eugène Baron Meritens)，与法国的直隶主教孟振生(Joseph Martial Mouly)和直隶东南部主教董若翰(Jean Baptiste Anouilh)共谋，在条约中文本的第6款中动了手脚，而且使用的手法巧妙而隐蔽，竟瞒过了清政府的议和代表恭亲王奕訢。
本来，《中法北京条约》第6款有成文可依，只是对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846年2月20日）上谕中有关内容的重申。其原文曰：“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此次所请，亦应一体准行。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立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2](p.14)这里讲了两层意思：一个准免查禁天主教；一是将旧建之天主教房屋，除已改为庙宇民居者外，给还奉教之人。此款法文本的译文是：“按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慈善堂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3](p.168)因准免查禁天主教已经成为事实，毋需重提，故着重申明后一层意思，却删去了“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的话。此款中文本的文字变动更大：“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将两种文本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此款的中文本除对法文本开列的事项进一步细化外，还有两处不同：一是增加了“将滥行查拿（奉天主教）者，予以应得处分”一句；一是在后面擅添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一句。特别是擅添的这句话产生了严重后果。此后，教会骗买、夺占百姓房屋田产的事件层出不穷，教案迭起，即因此也。
如果说中国议和大臣当时尚未发现法方擅添中文本字句的话，那么，其后是否发现了呢？对于葛罗骗局何时被拆穿的问题，过去无从回答，盖史料阙如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集文献中保存的一篇《节译美国公使致外部公文：论传教事》，竟回答了这个问题。此文前有翁同龢所题：“传教事庚申内第六款华文与法文互异。”其文称：
近日有闹教堂及内地教产被毁两案，外间议论纷纷，今拟将教士在中国传教应得事权，陈说涯略，以备察核。查中国向禁传教，迨1858年与俄、美、英、法诸大国立约，始允弛禁，准民人传习。俄、法两国条约又特声明，该国教士可以请领护照入内地游历；其余各国条约视教士与商人等无所区别，仅得在通商口岸买地造屋。迨至1860年中朝与英、法两国失和，北京被困，再定续约。华文第六款末句有云：“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等语，今按法文第六款并无此语，亦且并无一字一句可强译为此意者，殊不可解。本国教士尝对本大臣引指此条，前1885年前任庸大臣致外部文，亦曾援引此条，以为教士可以住内地之例。至此中华文何以赘此一句，则至今尚无能解者。再法国原约第三款有云：“所有各款或有两国文词异同之处，总以法文为正”等语。若援此例，其华文所载，竟可无庸置议。
引文中所说“闹教堂及内地教产被毁两案”，应指发生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夏间的温州教案和重庆第二次教案。“前任庸大臣”系指美国前任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其人1882年8月到任，1885年4月离任。“庸”为Young之音译，殆无疑焉。杨约翰回国后，其职先由美国驻镇江领事石米德(Enoch J.Smithers)临时代理，半年后的10月初继任田贝(Charles Col.Bendy)才到职。据此推断，此公文为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其发送时间当在1886年下半年。
现查《张文襄公全集》，有《请申明约章限制教堂买地折》可相印证。内称：“尝见光绪十二年美国议院所刊《各国交涉政书》，有美使田贝致外交部一书，光绪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十月初六（九？）日由北京发，所论此事最为公允。”[4](p.698)于此可见，此件公文系田贝于1886年10月9日由北京发出，刊载于当年汇编的《各国交涉政书》一书中。公文节译为中文，应是1887年的事。这样看来，在《中法北京条约》签订的27年后才发观该条约第6款中文本有擅添字句，然在以往中外交涉中已经吃亏多多，业已无法挽回了。无论如何，这总算揭开了这个晚清外交史上长期困惑人们的谜团。
二、曾纪泽中俄交涉与收复伊犁的背景
]880年，曾纪泽以太常寺少卿驻英、法公使奉命兼驻俄公使，与俄国重开收复伊犁的谈判，改订崇厚所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十八条，任务相当艰巨。他把此行的困难比作“障川流而挽即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5](p.170)，应该是非常恰当的。但他经过七个月艰苦的努力，收回了一些重要的权益，从而获得了较好的成果。所以，尽管这次所订的《中俄伊犁改订条约》（1881年2月24日）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了。
曾纪泽之所以会取得如此之成就，与他能够做到知己知彼和具有很高的外交才能是分不开的。对此，历来论者多有评说，不必赘述。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在考察中俄伊犁交涉经过时，一定要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一部晚清外交史证明，从来中外交涉的结局最后都是以国家的军事力量说话的。此次伊犁交涉自难例外。从当时中俄军事力量对比看，俄强中弱诚为不争的事实。但是，俄国在军事上虽具优势，但在政治、外交、财政等方面却存在着诸多困难。“俄国虽大，自与土耳其苦战以来，师老财殚，臣离民怨。……若更渝盟犯顺，图远劳民，必且有萧墙之祸。”[4](p.4)左宗棠坐镇西陲，对俄国的内情有更深的了解，认为：“俄之为国，地大民少，近因兼并日多，兵力不资分布；征敛无艺，而黩武不已；内乱方兴，仍勤远略。凡兹数者，实具败征。”[6](p.631)他还指出俄国已经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俄虽国大兵强，而土旷民少，究难与中国并论。频年黩武不已，仇衅四结，英、德各雄邦均不义其所为。土耳其一役，勉以和议敷衍了局，而衅端仍在，彼此相猜。近复与奥亚里加构兵，法助俄而德助亚（奥）。……奥为德之属国，故德不肯坐视。彼方务于西，又肇衅于东，似亦难逞其毒。”“所属地境去冬天气奇寒，粮石缺乏。西国新闻纸从前本有该国内乱之说，又见于英人与俄向只腹诽而不出诸口者，近……则发于声而徵于色，亦可想见矣。”[6](pp.581、625）当中俄伊犁交涉之际，俄国虽时时对中国施加压力，并以武力相威胁，但因难操必胜之券，并不敢与中国公然开战[7](p.194)。所以，左宗棠指出俄“亦不过虚声胁和之计”[6](p.641)，是完全有根据的。
从中国方面看，当时正是左宗棠收复南疆和北疆大部失地之后，为收复伊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左宗棠乘胜利之余威，积极备俄，命令所部“于时整军经武，慎以图之，取回伊犁”，并且拟定了“进规伊犁”的作战计划[6](pp.581～582)。特别是左宗棠被召回京，更引起俄国的疑虑。先是在1880年1月，司经司洗马张之洞奏请令左宗棠“来朝入阁，以备庙堂咨访筹策”[4](p.10)。到8月7日，詹事府少詹宝廷再次奏请朝廷“速定大计，召宗棠来朝，以备顾问”[8]（卷22,p.22）。11日，清廷即谕左宗棠来京，统筹和战全局。俄国误判中国有用兵之意，曾几次探听曾纪泽的口气。当时俄国政府财政困难，自俄土战争后财力已捉襟见肘，无法应付。再是对左宗棠也有畏惧之心，深恐一旦战争爆发，无力与拥有雄厚兵力的左宗棠周旋。故有论者称：“左宗棠的积极备战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9](p.154)或谓：“曾纪泽在这幕交涉中有所收获，左宗棠的配合与同情，实为重要因素。”[10](p.80)诚哉斯言！
清政府确定的积极备战与改约交涉并行方针是正确的，但问题是能否将此方针坚持到底。曾纪泽谈判的对手皆非泛泛之辈，如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Nicholas K.de Giers)、副外交大臣热梅尼(Aleksandr G.Jomini)、驻华公使布策(Eugene Butzow)等都是阴险狡猾的外交老手。其中，尤以布策居华多年，最为“阴柔狡狠”，曾纪泽说他“本有入水不濡、近火不
神通”，因此在谈判反复无常，“朝允商改，夕复游移”[5](p.186)。到8月下旬，俄方竟悍然提出中断与曾纪泽的商谈，决定派布策到北京议约，以此表示决绝的姿态，对中国进行威胁。这对于清政府来说，能否继续坚持积极备战与改约交涉并行的方针，确实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总理衙门得此信息后，恭亲王奕等人愕然失措，主张不如此速批准崇厚所订《里瓦几亚条约》十八条，冀免俄国“借口爽约，遽起衅端”。奏称：“布策挟兵船而来，必且于十八条之外更多无理要求。应之，则贻患尤甚；拒之，则兵衅立开，深恐大局不可收拾。……万一十八条不能挽回，无论如何定议，较之布策来华多方挟制，势仍处于不得不允，其利害轻重又复大相悬殊。臣等冒昧之见，倘曾纪泽与之妥议，尚在十八条之内，将来奏到时应请允予批准。”[8]（卷22,p.26）如果清廷照此办理的话，那么，曾纪泽之改约交涉势将前功尽弃了。在此关键时刻，醇亲王奕譞和工部尚书翁同龢挺身而出，反对总理衙门屈从俄国威胁的主张，据理力争譞扭转了局面。9月24日，有旨命奕譞等会同议奏。从此集翁氏文献保存的《中俄伊犁交涉各折摘要》中，发现了当天奕譞领衔、翁同龢列衔奏陈的应对方策，主要提出三条[11]：
其一，是“切实备战”。此前奕譞奏称：有必战之心，然后战无不胜；有必战之势，然后事无不成。”[8]（卷21,p.10）此与左宗棠主张：“善后诸策，但以固圉为先。倘其始终狡执，论辩竭而衅端开，非合南北两路全力，慎以图之不可。”[8]（卷20,p.9）皆主以备战为改约谈判之后盾。此次重提“切实备战”，就是强调决不能屈服于俄国的军事讹诈。
其二，是“简重臣与户部综核用款”。此前张之洞曾提出：“其筹饷事理，尤在度支得人。”并荐举“长于综核，理财有效，朝野咸知”的前侍郎阎敬铭出山，“以理度支”[8]（卷18,p.28）。显然，奕、翁赞同张的意见，但其人非立召可至，故变通为强调“综核用款”。翁同龢将此条概括为“筹饷”二字，盖以筹饷为备战所必需也。
其三，是“辩论条约宜坚定，索偿兵费宜力杜”。意谓须持既定的改约交涉方针，不能动摇，不能批准崇厚所订的十八条。
9月29日，翁同龢以前折之意扰未尽，复上《奏俄事交涉步骤折》[8]（卷22,pp.30～31），其主要内容是：
一申曾纪泽前说为第一着。如不允，缓索伊犁，仍给恤费为第二着。再不允，略许新疆免税等条为第三着。不从，则使各国公论评定为第四着。竟不允，令各国说合，酌改数条为第五着。请饬总署一力担当，议有定局再奏。恭亲王不必与布策接晤。[11]
由于奕譞，翁同龢坚决反对放弃积极备战与改约交涉并行的方针，致使奕等人批准崇厚所订十八条的奏请未被妥纳，在关键时刻扭转了局面。这样，曾纪泽的改约交涉才得以继续进行，并最终取得成果。奕、翁二人在紧要关头对曾纪泽的改约交涉给予坚定的支持，挽狂澜于既倒，在晚清外交史上是应该大书一笔的。
三、偿付甲午战争赔款的问题
根据《马关条约》第4款的规定，中国偿付日本军费库平银2亿两，分8次付清。还订有《另约》三款，其第1款规定，赔款交清前，日本得在威海卫驻军，其费用由中国支付，为库平银每年50万两。其后，中日双方又签订《辽南条约》，其第3款规定，中国应向日本支付赎辽费库平银3000万两。按这几项条约之规定，从1895年起，迄于1902年，中国向日本偿付赔款及利息共达库平银2.5472亿两，相当于国家年度财政收入的三倍之多。清政府确实难以承受，本着能少付一分便省一分的想法，决定按条约在3年内交清赔偿，以便节省2100万两的利息和200万两的威海驻军费[12](p.71)。
清政府想在此期限内付清如此庞大的赔款，惟一的办法就是大举外债。为此，先后有3次巨额借款：第一次，是1895年的俄法借款；第二次，是1896年的英德借款；第三次，是1898年的续英德借款。通过这三次借款，贷方国借机逼迫中国，索取了许多权益，不仅如此，三次借款合同规定的数额还只是纸面上的数字，中国并不能全部拿到手。如俄法借款额折合库平银1亿两，九四又八分之一折扣，只交9412.5万两；英德借款额折合库平银1亿两，九四折扣，一厘费用，只交9300万两；续英德借款额折合库平银1亿两，八三折，扣二厘五佣费，只交8275万两。这样，中国名义上是借3亿两，实收只有269875000两。仅借款一项，中国就吃亏了3000多万两的库平银。
按常理来看，清政府既然借到了款，照条约规定的赔款数目偿付日本不就行了吗？孰料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此集翁氏文献保存的一大宗有关偿付赔款的文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人所鲜知的内情。原来，《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林董一到北京，便提出与总理衙门商谈交付赔款的办法。条约只规定了清政府偿付库平银若干两，既未涉及库平银的成色，也未说明交付地点，当然更不可能提到用何国货币交付了。谁也不会想到，日本方面竟钻了这个空子。
林董先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所偿付的库平银必须足色。他致函总理衙门称：
库平一节，昨用同文馆所备之衡，试取数个一两，权称之，均有轻重，未知孰是？（因此要求）库平无不足色。
这完全是节外生枝，也是无理取闹。本来，库平为清政府所规定的国库收支银两的计算标准，并无库平银实物存在，实际上只是一种“作为价值符号的虚银两”[13](p.81)。确定库平银的标准成色，源于康熙时，“其成色约为935.374，即是每一千两纹银含有935.374两纯银，所以习惯上每百两纹银须申水6两始等于足银，这是虚银两最早的一种”[14](p.23)。可知康熙标准库平银每两为544.6296英厘(grain)，即35.292公分（克，gramme）。林董置库平银只是“作为价值符号的虚银两”之计算标准的成规于不顾，硬要确定库平银实物才算数，分明是借此进行讹诈。
自康熙以后，在长期的金融流通中，确实库平银的成色在全国范围内未能保持标准一致。不仅中央政府的库平与各省地方的库平各不相同，有大小之别，而且各省之间亦有长短之分。即以顺天府而言，库平既有三六库平（成色988.374，每两37.300公分）和三四库平（成色909.000，每两34.300公分）之分，还有成色介于二者之间的北京库平（成色987.000，每两37.240公分）[15](p.102)。另外，只有北京二两平（成色927.644，每两35.010公分），与康熙库平的成分比较接近。银两平色既然如此分歧，连户部计算起来亦感烦难，一般采用简单的办法：
库中放款，二两平毋庸议，若专指库平，
则内外扣九厘，每百两共扣九钱。……至库中收银，如盐课、杂税等项，虽然宝银亦由炉房经手，银色杂则不收。
盖北京二两平与康熙库平之成色相接近也。总理衙门虽知对林董的无理要求必须据理力争，但又觉得成功的希望不大。张荫桓致函翁同龢称：
库平足色之说，似难持拄。
又谓：
手示中色一节，惟有力持，自系正办。马关约有平无色，原可与辩。第初五林董所云：库平无不足色，十年前恭邸已照会各国曾告英股，检档无此案，尚须细检。若署中有此旧案，为所挟持，则彼有词矣。[11]
这样，在林董的坚持下，总理衙门只好接受了“库平足色”的要求。
即便是“库平足色”，最为合理的办法是，中国所偿付之库平银应以康熙标准库平的成色来计算。然而，林董却变相勒索，毫无根据地要求成色为988.890，即每两库平银为37.31256公分。这不仅远远高于康熙标准库平，而且比三六库平和北京库平还要高。这样一来，与按康熙标准库平银相比，中国多付给了日本1325万两。
随后，林董又要求总理衙门在伦敦用英镑支付赔款，并提出按6、7、8三个月的伦敦市价折中计算。总理衙门则提出：第一，银价合英镑早晚不定，应于交款之日就市按价计算：第二，用习惯上规银申库平之法，再合成英镑[11]。这本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建议，却遭到林董的拒绝。林董函告他自己计算的结果称：
库平一两，合英五百七十五葛林（格令 grain）。该银二万万两，合英二亿九千九十二万五千恩士（盎司 ounce），核成英国例定银二亿五千几百三十七万八千三百七十八恩士（盎司）。回溯西历本年六、七、八三个月，按照伦敦市价折中核算，每一恩士（盎司）合三十边士（便士 penny）三十四万四千四百四十八分之十五万二千五百六十三。总而算之，库平银二万万两合英货三千二百九十万九百八十镑七希令（先令，shilling）七边士（便士）。[11]
总理衙门不敢抗争，只得按日方的计算结果办理。因为当时镑涨银跌已成为总的趋势，中国赔款以低价折合成英镑是一个死数，而以后到偿付时却得用高价购买英镑支给日本，这就叫做“镑亏”。仅就“镑亏”而论，中国所赔日本之军费、赎辽费及威海卫驻军费，就得多付给日本库平银1494万两[12](pp.73～75)。
由上述可知，从《马关条约》的字面上看，中国的赔款是三项：（一）军费库平银2亿两；（二）赎辽费库平银3000万两；（三）威海日军驻守费库平银150万两。其实，日本实际所得还要加上两项；（四）以库平足色为借口多得的1325万两；（五）因中国“镑亏”而多得库平银1494万两。以上五项合计，为库平银2.5969万万两。这个数目，是日本实际军费支出的2.6倍，相当于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近5倍。
四、翁李关系“和而不同”的新佐证
在晚清政坛上，有两位值得注意的重要人物：一是翁同龢，身为两朝（同治、光绪）帝师，两度入值军机，任户部尚书十余年，执掌国家财政大权；一是李鸿章，以文华殿大学士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为时长达二十余年，集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翁李关系如何，历来为人们所关注。清人及近人之笔记中多有翁李交恶以至相倾之说，后之治史者引以为据，俨然已成定论。其实，此说所据大都来自道听途说，或捕风捉影，或张冠李戴，与真实的历史是有相当距离的。今读此集翁氏文献，进一步证实了笔者的这一认识。
翁李交恶说之所以得以广泛流传，其来有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说翁以军费掣肘北洋。如称：翁“总理度支”，李鸿章“平时请款辄驳结”[16]。此说纯属讹传。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海军衙门成立，从此海防经费全部归其支配，翁调任户部是在诲军衙门成立之后，北洋海军常年经费的调拨并不归他管。对于北洋的专款请款，海军章程也规定：“凡添购大批军火，应由海军衙门核明，另行添拨，不在常年经费之内。”[17](p.1)至于朝廷特谕户部筹拨的北洋专款，翁则“以北洋地居沿海，拱卫京师，图自强即以固根本”，总是“无力竭力筹维”。特别是鉴于北洋地位的特殊性，甚至“北洋历次报部销案，多与例章未符，一经奏请，均系照案核销，……并未拘于常格”[18]（卷23,p.10），予以格外的照顾。从未发生过翁以军费掣肘北洋的事。
真正与翁同龢直接有关的只有光绪十七年(1891年）的“停购船械”案。是年5月，户部因“部库空虚”，议筹弥补之策。奉旨：“是月起，停购外洋船炮二年。”[11]户部如何到了“部库空虚”的地步？近人黄浚熟悉晚清掌故，称：“自颐和园工程起，内务府经费岁增数百万，……户部储款数月间立尽。”[19](p.511)清廷花在园工上的钱究竟有多少，由于缺少完整的资料，难以做出准确的计算。据大致估算，仅就挪用海军经费而言，颐和园工程是860万两，三海工程是440万两，加上用于为颐和园工程生息而变成死钱的“海防巨款”260万两，合计为1560万两，约相当于再购两支原有规模的北洋舰队的费用。翁虽执掌户部，但无力制止慈禧的大肆挥霍，不仅慨叹曰：“渐台液池之兴作，神皋跸路之修治，其繁费实无纪极。内府不足，取之外府；外府不足，取之各路。于是行省扫地尽矣。”[20](p.234)这充分地表现出翁同龢当时既不满又无奈的心情。显而易见，以此来证明翁以军费掣肘北洋，也是不恰当的。
其二，是说翁李政见不同，势同水火。如称：李鸿章对外办交涉，“既无使相之权”，“则政府齮龁之者，非他人，即翁同龢也”[21](p.377)。此说以偏概全，实夸大其词之论。翁李确实政见不同：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翁主张预筹战事，以备不测，李则认为有万国公法在，日本不敢悍然挑起衅端；战争初起时，翁倾向主战，李则寄希望于列国调停，以息战讲知；黄海之战后，李仍相信俄国能保朝鲜，翁则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恐不足恃。不过，这只是翁李关系的一个方面，还有常为人们所忽视的另一方面，那就是翁对李备战抗敌措施的大力支持。如李奏请欲购快船和添募新营，需户部拨银250万两，翁在帑藏支绌的情况下多方设法，迅速予以落实。本来，翁因“息借洋款，多论镑价，折耗实多”[22](p.3454)，最不愿借外债，而随着战事的继续，便打破常规，先后两次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合银3000万两。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李受到各方攻击时，翁往往出面为其辩解。江南道监察御史锺德祥奏参李“别具深心”，必有图谋，翁以其“多传闻失实”，加以“痛驳”[1](P.2722)。给事中余联沅奏参李“贻误大局”，建议将其撤换，另“简知兵之大臣出统其师”。军机处在讨论余折时，翁不以为然，最后拟旨称：“环顾盈廷，实亦无人可代此任者，所奏毋庸置议。”[18]（卷18,p.8）由此可见，翁李尽管政见时有异同，但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甲午战争后，李被免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职务，以文华殿大学士的虚衔闲居北京贤良寺，翁仍与之书函往来，并不时造访，促膝长谈。当语及国事日艰时，两位老人不禁“相与咨嗟，甚至涕洟也”[20](p.232)。《论语·子路》云“君子和而不同。”其斯之谓欤！
此集翁氏文献中所保存的李鸿章信函数通，进一步提供了翁李关系“和而不同”的新佐证。如光绪二十二年(1894)正月初六日函称：
钧函诵悉。……英、美二使（英使窦纳乐，Claude M.Mac Donald；美使巴尔迪，Alessandro Bardi）均来，面请鸿章归途过其国都，谒晤君主，自未便拂其意。国书、敕书，务催赶办。鸿与喀使（俄使喀西尼，Count A.P.Cassini）商定，二月望日由沪乘法公司船放洋，正月廿日出都。四国均宜传旨赠送古瓷、古铜、玉器、绣屏四件，乞留意。[11]
李奉旨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并去英、法、德、美四国亲递国书，得到了翁的全力支持。此前两天，翁往晤李，李谈及“密结外援”，翁也认为“此语尚结实”[1](P.2876)。两人的见解十分一致。再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初九日函称：
昨蒙枉顾，并奉手示，感甚。今窦使来，必议借款。本拟力疾前往，满医（满乐道，Robert Jr.Coltman）等力阻出门，衰惫可愧！窃意借半犹可说。南宁、湘潭（开为通商口岸）照难迳允；不允，将不欢而散，驳辩亦讨气矣。[11]
盖当时清政府为偿付最后一笔甲午战争赔款，仍需借外债1亿两，英、俄两国竞相承借，并蛮横相逼，以从中国获取巨大利益。清政府势处两难，谁都不敢得罪，李想出两国务“借半”的主意，即“俄、英各借一半，各五千万，不但中俄邦交永固，即英国体面友谊无伤”[23](p.816)。这个办法后来仍然行不通，但当时翁是赞同的。可见，翁李政见有异有同，堪称“和而不同”，并非各怀成见也。
以上所举不过数例，足以说明翁氏文献对于研究晚清外交所具有的极高史料价值。历经一个多世纪的世事沧桑，这批无比珍贵的档案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万戈先生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真是令人敬佩和感动！它的付梓面世，不仅是对作为近代历史名人翁同龢百年忌辰的最好纪念，也必定会嘉惠学林，有助于推动晚清外交史研究的进一步开拓和深化。
【收稿日期】200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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