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喆[1]2004年在《钢铁类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重点讨论钢铁类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行为,试图从企业层面分析决定其不同再融资行为的原因。研究发现,在我国现阶段,钢铁类上市公司进行再融资决策时,政策变迁和市场接受程度要大于公司本身财务指标发生变化的影响。企业再融资过程中,在募集资金量能够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更多的会从政策对融资方式的限制和发行的难易程度进行决策。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概述钢铁类上市公司的总体特性以及研究其再融资行为的意义。第二部分为现象描述部分,从钢铁类上市公司自 1995 年至 2004 年间再融资方式的特点入手,探讨钢铁类上市公司的再融资与所有上市公司的再融资间的趋同性。第叁部分为现象分析部分,结合钢铁类上市公司和所有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的变化,着重讨论股权再融资的政策推进历程。第四部分为案例分析部分,针对配股、增发以及可转债叁种股权再融资方式分别辅以案例,分析企业在何种情况下因何选择了不同的再融资方式。附件中,基于国内 A 股市场再融资的法律框架,对现有各再融资方式作了详细比较分析,作为案例分析部分的补充内容。
殷启康[2]2008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融资中非理性行为研究》文中认为上市公司通过各种融资方式募集资金,投入到高收益项目,不仅在微观上能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并为融、投资各方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宏观上也能加速资金向高效益部门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效率。也正因此,对上市公司融资问题的研究是“公司金融”研究的热门领域。然而我国上市公司所依存的新型加转轨的资本市场,存在诸多有别于传统的成熟资本市场的中国特色。通过对大量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在融资方式的选择方面,我国上市公司表现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拟上市公司上市之前,有着极强烈的冲动去谋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成功上市,上市后,又往往不顾一切地选择配股或增发等进行股权再融资,而上市公司对债务融资并不十分热衷,即使进行债务融资,也是出于政策上提高了股权融资的门槛或暂停发行股票等原因;在融资时机选择方面,由于政策的变化,一度形成所谓的上市公司集中性的“配股热”、“增发热”;在融资额的确定方面,出现了上市公司不是根据事实准备投资的项目来确定融资量,而是先根据政策规定的融资额的上限确定融资量,再回头去找相应的项目;在融资过程中,更是存在诸多如虚假包装上市、频繁进行融资变更、倾向于过度融资和大肆进行盈余管理等行为偏差,表现出一种永不满足的“融资饥渴症”。这些特征都与传统公司融资理论不符,甚至截然相反。而行为金融理论为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融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行为金融学基于“非理性人”和“非有效市场”两个前提假设,认为人们在决策和判断时会出现诸多行为偏差。证券市场作为一个政府、自律组织、中介机构、上市公司、各类投资者多方参与的博弈竞技场,其中的各主体为了获得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必然要观察其余各方的行为策略,据此制定自身的行动战略,各主体的行为无不带有浓厚的博弈色彩,而强制性政策监管下的市场机制失效,加剧了市场主体——投资者各方、中介机构以及监管者的非理性行为,进而加大本身就可能存在诸多非理性行为的上市公司决策管理层的认知偏差,并加大了上市公司决策管理层的非理性行为,上市公司决策管理层的非理性行为又会再反馈回来,进一步加大市场其他主体的非理性行为,就这样互相反馈,直至对上市公司融资产生最终影响。当揭开了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过程中参与各方的非理性行为和市场无效的面纱后,我们看到的是存在其背后的体制、机制的缺陷。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安排方面的缺陷,如控股股东股权高度集中、股权分置、股权低流通性等;有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方面的缺陷,包括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治理状况和经理人激励机制等方面的缺陷;有资本市场制度和机制的缺陷,具体内容有我国证券市场的行政干预体系、上市公司融资政策变迁及证券市场法制建设落后等;有资本市场政策监督的缺陷,包含了市场准入机制失效、市场运行机制失效、市场退出机制不完善、市场结构性失衡等。通过对这些背后的体制、机制缺陷的分析,也使我们看清了我国上市公司融资中各主体非理性行为问题的实质,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提出治理这些问题的政策性建议和意见。
黄格非[3]2006年在《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与决策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对国内外融资决策文献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从融资行为和决策机制的角度对上市公司再融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对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市场的市场格局和融资行为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各种融资方式和融资工具的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的黑箱进行了揭示，构建了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的系统分析框架，对决策的主体、决策目标、决策程序和关键环节、影响因素和利益相关者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行了全面分析。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政府干预过多造成的金融压抑扭曲了资本市场的价格信号，资金的财务成本不是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的决定因素，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遵循相机决策模型，即取决于资金到位的快慢和管理层的管理成本，上市公司再融资后的经营绩效普遍下降，说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本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从微观看，由于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经理层与股东的两类代理问题均非常严重，大股东控制和内部人控制造成的巨大的代理成本使得再融资决策背离了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理论目标，因此运用发达市场的公司融资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行为难以做出了有效的解释。这使得作者转向宏观领域，试图从转轨经济和金融发展理论中寻求答案。尽管中国的货币化程度(M2／GDP的比例)在2005年已高达164％，金融相互联系系数(FIR)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银行系统持有的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占绝对优势，2005年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高达14万亿，银行存贷差逾9万亿，由于缺乏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有效机制，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资本供给仍然十分短缺。我国的企业和投资者可供选择的投融资渠道有限且没有充分的自主权，金融市场严重分割，金融产品种类少、数量少，政府对利率进行控制，资本市场的资源被导向政府偏好的部门，都说明我国还存在着普遍的金融压抑。金融压抑破坏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和价格体系，使得资本市场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不能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最后，本文认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中国股市非流通股和流通股的二元特征随之消失，解决了两类股东的主要利益冲突，使得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制度背景和市场预期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提高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效率，笔者从完善公司治理和推进金融深化两个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如积极推进管理层持股，降低代理成本，逐步放松政府管制，推动金融创新，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和效率，使中国的资本市场与发达成熟市场逐渐接轨。全流通后的中国再融资市场的格局、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特征和融资决策机制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债券市场将逐渐兴旺发达，控制权因素、公司估值及发行时机将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的关键因素。
许文明[4]2016年在《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择机行为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股权再融资作为上市公司IPO后获取资金支持的重要融资方式,贯穿于上市公司经营发展的始终,对公司的经营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股权再融资是一个比较老的话题,可是又是一个新的话题,几十年来,这一话题也一直都是业界和学术界争相讨论的问题。同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比起来,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处在起步阶段,制度还不健全,投资者未形成理性的心理,各方面都不是很完善,而且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市场,很多证券活动都受到政府及监管机构的干预,因此国外很多研究结论不能准确地应用在我国证券市场,为了更好更准确的反应我国证券市场的真实情况,本文从基于行为金融学角度的市场时机选择理论出发,能更好地帮助完善我国在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择机行为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为主线,选取了我国沪深两市2006.06~2015.03之间的A股上市公司为总样本,在相关理论分析基础上从不同角度提出假设并选取了相关变量,同时又根据具体假设的差异从总样本中选取子样本,通过Logistic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择机行为和择机动机,并结合本文所得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实证结果显示: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在提出股权再融资时存在着市场定价择机、市场需求量择机以及融资政策择机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得到监管机构批准到最终实施这个过程中也存在着择机行为,但是这种择机行为更多地表现为市场定价择机。此外,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择机行为中包含有部分政府监管机构的择机行为,监管机构的择机行为主要表现在对市场定价的择机以及市场需求量的择机,他们会在市场行情较好时,放宽对股权再融资的批准。而根据实证检验,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含有为了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和经营业绩的择机动机,从根本上是为了公司的发展着想。
孔庆辉[5]2011年在《宏观经济波动对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本结构是指公司负债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的比例关系。由于债务融资具有要求到期固定的清偿权,而股权融资则是一种资源的流入,不需要偿还,并且只具有剩余索取权,因此,资本结构直接决定着公司的财务风险,资本结构研究一直是现代公司财务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自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Modigliani和Miller发表了着名的MM理论以来,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的研究；二是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虽然关于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比较完善,但在目前的研究中很少关注宏观经济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经济直觉和大量证据表明,宏观经济因素是影响违约风险和财务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影响公司管理层进行财务决策因素很多,部分重要因素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可能存在遗失的情况；同时,公司的财务政策均是互相影响的,研究变量之间不易进行因果推断,因此,研究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始终困扰着公司财务实证研究,在外围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即“自然实验法”是降低研究变量之间内生性的有效方法之一,其也是未来公司财务实证研究的方向。本文以2006-2010年宏观经济因素发生巨大变动为研究期间,在“自然实验法”下实证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将整个研究期间分为宏观经济扩张期、宏观经济收缩期、宏观经济政策宽松期,从宏观经济因素、行业特征、公司特征等叁个层面,实证研究宏观经济波动对我国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的差异；并依据各行业与经济周期的敏感性,将整个行业分为防守型行业和周期型行业,根据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的实际来源,将资本结构定义为不同的债务比率,进一步实证分析了宏观经济因素对防守型行业和周期型行业不同债务比率及新增融资来源影响,并进行横向比较。本文具体内容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本文的主要创新点。第2章资本结构理论和影响因素实证文献综述。本章首先介绍了M-M理论、权衡理论、优序融资理论、代理理论、市场择时理论等资本结构理论；接着对目前国内外相关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文献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回顾；并对现有的资本结构研究进行了评述,为后续资本结构模型的构建和变量的选择以及实证结果的分析提供依据。第3章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环境和融资行为分析。主要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金融市场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以及不同产权上市公司融资差异等叁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4章宏观经济因素影响资本结构的理论分析。首先介绍了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其次构建了宏观经济因素对微观个体行为影响的理论框架,并结合宏观经济因素,分别从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生产及资本需求、金融市场资本供给、信用风险等角度,分析宏观经济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最后论述了美国次贷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第5章宏观经济波动对不同产权公司资本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根据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确定研究变量、提出研究假设、选择研究样本、构建模型,实证分析宏观经济波动对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的差异。第6章宏观经济波动对不同行业资本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依据各行业与宏观经济周期的敏感性,将上市公司所属行业分为防守型行业和周期型行业,同时,根据上市公司融资来源,将资本结构定义为不同的债务比率,实证分析宏观经济波动对防守型行业和周期型行业不同债务比率和新增资本的影响,并进行横向比较分析。第7章结论与建议。在以上各章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指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对后续研究的展望。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为：(1)宏观经济因素是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在宏观经济由扩张向收缩转折期间,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显着下降；在国家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期,相对于经济收缩期,资产负债率显着提高。(2)宏观经济因素变动对不同产权性质公司的资本结构影响存在显着的差别。在经济收缩期较经济扩张期,国有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降幅显着低于民营上市公司；在政策宽松期,两者差距不明显。(3)在整个宏观经济波动期间,防守型行业和周期型行业均延长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公司的流动性风险。其中,防守型行业上市公司在资产负债率、流动负债率、长期负债率和短期商业信用债务比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在经济收缩期,降低短期有息负债率；政策宽松期,提高长期负债率。周期型行业在经济收缩期,降低短期有息负债率；政策宽松期,在保持短期负债率没有发生显着变化的情况下,降低短期有息负债率并提高长期负债率。与防守型行业不同,周期型行业其余不同定义的债务比率均随着宏观经济波动发生顺周期性的显着变化。(4)防守型行业各种新增资本在经济收缩期保持稳定；政策宽松期,新增短期债务融资、债务融资和新增权益融资明显增加,其余新增资本没有发生明显变化。(5)在经济收缩期较经济扩张期,周期型行业新增短期有息债务保持稳定,其余新增资本均明显减少；在政策宽松期较经济收缩期,周期型行业新增短期有息债务融资明显减少,其余新增资本均显着增加。(6)在整个宏观经济波动期间,防守型行业的短期商业信用债务比率和新增短期商业信用资本没有发生显着变化；周期型行业短期商业信用债务比率和新增短期商业信用资本具有顺周期性的特点。(7)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选择更符合权衡理论。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为：(1)在宏观经济波动期间研究资本结构,依据不同行业与经济周期的敏感性大小,将整个行业分为防守型行业和周期型行业,分别实证分析宏观经济波动对防守型行业和周期型行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并进行横向比较。(2)在“自然实验法”即外围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进行资本结构的相关研究,可以有效降低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克服在截面数据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因果推断难题。(3)研究期间的特殊性。选择2006-2010年为研究期间。在这期间中国宏观经济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2006-2007年经济处于扩张期；2008年宏观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经济处于收缩期；2009-2010年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此次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以及其后宽松的政策均超过大多数上市公司管理层的预期。
胡颖[6]2004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融资方式选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我国可供企业选择的融资方式从总体来看，是较少的，要么是企业的内源融资，要么就是依靠来自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而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建立，上市公司又表现出明显的股权融资偏好。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使上市公司选择合理的融资方式并形成合理的融资结构，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 本文共分六部分，在第一部分中着重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研究的成果以及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在第二部分、第叁部分和第四部分中对上市公司融资理论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的现状，总结出上市公司选择融资方式时应考虑的各种因素，并且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发现上市公司选择融资方式除了受外部环境影响外，更受融资成本、公司业绩、股权结构、代理成本等内在因素的影响；本文的第五部是运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上市公司选择融资方式的影响因素依次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①采用配股融资方式的资本成本平均为19.4392％，采用增发新股融资方式的资本成本平均为19.5797％，两种融资方式的资本成本无显着性差异，但都远远高于债务融资成本；②在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方式与公司业绩、股权结构之间的实证分析中，发现无论选择增发融资还是配股融资，公司业绩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但股权结构中的流通股所占比例有所上升；③本文采用能够反映代理成本变化的相对指标来衡量融资前后代理成本的变化，发现采用股权融资后代理成本相对上升，并且从制造业、电子信息业的曲线回归结果来看，当资产负债率达到一定比例后，代理成本随股权融资比例上升而下降。在最后一部分中，本文从影响上市公司选择融资方式的宏观因素出发，就一些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如完善资本市场结构，正确认识政府在我国股票市场中的职能和角色、规范上市公司自身的融资行为等问题做了一些探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肖楠[7]2009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融资是企业资金运动的起点,是企业生存、发展和获利的必要前提。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主要包括增发新股、配股和发行可转换债券叁种方式。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逐步发展,股权再融资已成为上市公司筹集资金的重要途径之一。国外学者对企业融资顺序和股权再融资绩效的研究表明,国外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基本遵循优序融资理论,且再融资的绩效普遍偏低。国内学者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研究也表明其融资绩效偏低,而且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与国外上市公司存在很大差异,即国内上市公司更偏好股权融资和再融资。目前的主流研究观点之一认为,我国特有的股权分置现象是导致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和再融资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而始于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则是解决此问题的根本途径。此外,近年来行为财务学理论的兴起逐渐动摇了经典财务学理论的地位。行为财务学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市场处于非理性状态下和新兴资本市场中的上市公司融资行为。而在我国,这类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研究的。一、研究目的本文的第一个研究目的,是分析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权结构对再融资市场绩效的影响是否较股权分置改革前有明显变化。我国上市公司在外源融资顺序选择上与西方国家截然相反,显示出极大的股权融资偏好且再融资的绩效普遍低下。笔者通过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经过理论分析和研究后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问题是导致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那么,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结束,近几年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市场绩效有无明显改善就成为笔者关心的问题。本文的第二个研究目的,是分析时机选择行为是否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偏好,以及时机选择行为与再融资绩效是否存在相关关系。近年来行为财务学理论在国外逐渐兴起,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而在我国,行为财务学的研究刚刚起步,以行为财务学理论为基础对企业融资问题进行的研究则更少。本文将企业融资理论和行为财务学理论相结合,验证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时是否存在时机选择行为及其后果。二、主要内容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对上市公司再融资、股权分置以及融资绩效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简单介绍研究方法和可能的贡献。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主要介绍国内外关于上市公司融资偏好、成因及其绩效的研究。首先介绍了包括MM定理、权衡理论、优序融资理论以及市场时机选择理论在内的主要的融资理论。接着,重点归纳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和配股再融资市场效应以及融资绩效问题的研究。国外学者对于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再融资的市场宣告效应主要形成了叁种解释,即财富再分配假设、价格压力假设和信息释放假设,实证研究则显示再融资后上市公司的市场绩效及财务绩效基本呈现下降的趋势。国内学者对上市公司增配股再融资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理论研究较多,实证研究偏少。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股权结构和融资成本对上市公司融资偏好和绩效的影响上,对时机选择行为及其影响的研究则刚刚起步,实证研究也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后的市场绩效偏低。第叁章,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偏好成因和绩效分析。本章主要分析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偏好、成因以及再融资后绩效偏低的原因。首先,通过统计图表直观地介绍了1998年到2008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情况,并从股权再融资偏好、充分利用再融资机会和努力创造再融资机会叁方面介绍了上市公司对股权再融资的偏爱。接着,从股权分置因素、市场非理性因素和其他因素几方面分析了上市公司偏好股权再融资的成因。通过对大股东和内部人控制下的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分析,说明股权分置才是导致上市公司偏好股权再融资的主要原因;通过对上市公司时机选择行为的分析,说明市场的非理性因素也是导致上市公司偏好股权再融资的原因之一；通过分析其他因素目前存在的研究困境,说明了本文不再继续研究这些因素的缘由。然后,从股权分置和时机选择行为两方面分析了上市公司再融资绩效偏低的原因。股权分置造成了上市公司存在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的现象,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增配股再融资能够以很低的成本甚至零成本迅速地积累财富,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则会被非流通股股东侵蚀,这就是造成上市公司增配股再融资市场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股权分置改革。此外,证券市场上的非理性因素会推高上市公司的股价,大股东和管理层则会利用非理性因素进行增配股再融资的时机选择,投资者在增配股宣告时因为担心所筹资金的使用效率及公司的长期业绩所以卖出股票,导致股价的下跌,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上市公司再融资市场绩效的低下。第四章,股权再融资短期市场绩效的实证分析。本章在前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数学模型,验证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股权结构和时机选择行为对上市公司增配股再融资市场绩效的影响。首先,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前的背景提出研究假设。前文的理论分析提出股权结构问题和时机选择行为会导致上市公司增配股再融资市场绩效的降低,以非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作为衡量股权分置的替代变量,以再融资前一年的股票收益率和换手率作为时机选择行为的替代变量,以发行的相对数量作为价格压力假设的替代变量,以发行相对规模作为信息释放假设的替代变量,以再融资前的资产负债率作为财富再分配假设的替代变量,以增发前公司的规模作为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替代变量,并以上市公司增配股期间的累积异常回报率作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选取2002年1月至2004年12月有增发和配股的上市公司共计107家作为研究样本,运用Microsoft Excel 2007和SPSS 15.0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和实证检验。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增配股再融资时累积异常回报率为负,说明市场绩效有一定的下降。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非流通股所占比例与累积异常回报率呈负相关关系,证明股改之前股权结构是造成上市公司再融资市场绩效偏低的重要原因；再融资前一年的股票收益率和换手率分别与累积异常回报率负相关,证明时机选择行为是导致上市公司再融资市场绩效偏低的重要原因。此外,实证结果还表明,发行的相对数量和发行相对规模对再融资时的累积异常回报率有负面影响,说明价格压力假设和信息释放假设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宣告效应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接着,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背景,选取2006年1月至2008年12月有增发和配股的上市公司共计58家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改良后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继续进行实证检验。因为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二元股权结构问题,预计非流通股股东肆意侵占流通股股东利益的现象会有较大收敛,那么作为股权分置替代变量的非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与增配股再融资时的市场绩效之间就不会有显着的相关关系。但股权分置改革不能解决市场的非理性因素,也就不能阻止上市公司的时机选择行为。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增配股再融资时的累积异常回报率仍为负数,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增配股时的累积异常回报率与再融资前一年的股票收益率和换手率负相关,证明了时机选择行为仍是导致再融资市场绩效偏低的重要原因；但实证结果也显示非流通股所占比例与累积异常回报率仍呈负相关关系,说明股改之后股权结构仍是造成上市公司再融资市场绩效偏低的重要原因。实证结果说明股权分置改革并未完全消除“大小非”对上市公司再融资市场绩效的负面影响,而“大小非”尚未完全解禁则是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最后,选取2006年1月至2008年12月有增发和配股,且增配股时尚未实现全流通的上市公司共计55家作为研究样本,对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在增配股前后的净资产收益率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增配股之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一定程度上说明非流通股股东的注意力还集中在上市公司净资产上,而不是公司的股价。第五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本章对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进行总结,得出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依然偏好股权再融资,以及“大小非”尚未完全解禁因素和市场的非理性因素对股权再融资短期市场绩效均有影响的结论。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同时指出本文在研究上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继续研究的方向。叁、主要贡献1.根据国内众多学者提出股权分置现象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市场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这一理论,本文在分析、印证这一理论的同时建立数学模型,并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了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股权结构问题对股权再融资市场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这种影响的成因。2.针对传统融资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新兴市场融资问题这一情况,本文以行为财务学理论为基础,根据企业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理论引入相关变量,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偏好和再融资绩效偏低的现象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新思路,丰富了国内对企业融资问题研究的相关成果。
胡成群[8]2011年在《基于行为财务理论的企业筹资动机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企业筹资,是指企业作为筹资主体根据其生产经营、对外投资和资本结构调整等需要,运用筹资方式从金融市场经济有效地筹措资金的活动。筹资活动在企业的所有经营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筹资结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长期以来,筹资理论都是以理性人和有效市场假设为研究前提的,侧重研究理性的企业主体追求自身筹资活动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过程。但是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在心理学与行为科学发展的渗透与带动下,公司财务管理中的一些假设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人并非总是理性的,市场也不全是有效的,这些理论研究结果都对主流财务理论的假设基础提出了严重质疑,行为财务学理论应运而生。它放宽了市场参与者为理性人的前提假设,在财务理论的研究中加入了对管理者心理和行为等因素的考察。行为财务理论在对财务学中出现的种种异象解释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弥补了传统公司财务学的不足,并逐渐成为当前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基于行为财务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筹资行为进行分析,着重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非理性筹资行为本身及其动机。深入研究不同筹资动机情况下,筹资行为对企业、资本市场以及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以此为标准,评价企业筹资行为优劣,深刻地挖掘我国上市公司非理性融资行为的根源。本文将对筹资行为及其动机的分析置于行为财务理论框架之下,从行为财务的角度提出解决我国上市公司这种非理性融资行为的方法和对策,进而提出促使公司融资行为科学化、合理化的建议,为国家宏观监管提供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全文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导论,重点介绍了本论文的写作背景与意义,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框架安排。第二章节是相关理论的文献综述,包括行为财务理论的文献综述和筹资行为文献综述。第叁章节是对行为财务理论的具体介绍,包括行为财务理论的最初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行为财务学的主要理论;以及行为财务理论对企业主体的影响。第四章节是标准财务理论下企业筹资行为及其动机分析,本章首先详细介绍了企业筹资的概念、种类以及融资的分类方法,对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筹资行为方式做了介绍,并对筹资动机进行分析。第五章是行为财务理论下企业的筹资动机分析。本章基于行为财务理论,对企业的筹资行为进行研究,分析企业筹资活动中不符合标准财务理论的行为,并对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进行,并深入研究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第六章节是基于行为财务理论对筹资行为结果的一个影响分析,通过理论结合实际的方式,结合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对资本市场中异象筹资行为进行深入的分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总结上市公司非理性筹资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第七章节是对全文做出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本文运用规范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具体用到的方法有比较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法。本文对传统财务理论下企业筹资动机与行为财务理论下企业筹资动机进行比较,对比分析二者主要差异,并基于行为理论对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筹资行为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筹资行为发生后企业整个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得出非理性筹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两个:1、研究角度的创新。本文是基于行为财务理论来研究企业筹资动机问题,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力求综合运用财务学、行为学、心理学等基础理论来研究财务行为问题和筹资动机问题,以求能全面揭示筹资的真正动机以及这些筹资行为对企业经营业绩、资本市场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情况。2、研究对象的创新。很多国内学者只是研究企业的非理性筹资行为本身,以及该筹资行为的成因。而本文在研究企业筹资行为本身的前提下,进一步对这种筹资行为对企业业绩、资本市场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影响进行分析研究。
李康[9]2006年在《二元股权结构下公司行为与股东利益的法律经济分析》文中指出中国证券市场二元股权结构下,现行法律法规体系对上市公司股东利益与上市公司行为调整的效率(包括实际实现的法律调整效率、制约法律调整效率的因素、提高法律调整效率的途径等)问题,是本文研究的中心。据此,本文以“二元股权结构下公司行为与股东利益的法律经济分析”为题,即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分析”作为本文分析、论证的基本方法,以中国证券市场现实存在的“二元股权结构”作为本文研究的前提条件,以上市公司相关法律调整的对象——“公司行为”及“股东利益”作为本文研究的标的,由此形成本文论述的主要思路:通过和利用法律经济学的视角、原理和工具,分析中国特有的二元股权结构的法律经济属性,以及该特殊股权设置规则形成的原因,揭示二元股权结构下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失衡现象及上市公司行为的异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二元股权结构下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调整的现实效率,以及实现我国上市公司公司行为及股东利益的法律调整体系的相对效率乃至理想的绝对效率的改革途径。全文共分七章,除第一章与最末一章的“导论”与“结论”部分外,本文分析与研究的主要展开部分分布在第二章至第六章。其中,第六章是顺应论文写作过程中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进程,对后股权分置时代的补充研究。全文贯穿法律经济分析方法,以求法律分析与经济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法学经济学原理与数理统计工具的运用相结合。
丁琳[10]2005年在《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上市公司利用证券市场进行再融资,是其持续发展和快速扩张的重要途径,也是证券市场发挥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手段。2001 年,上市公司全年通过再融资筹集资金总额首次超过当年通过首次发行的筹资额;“配股热”、“增发热”曾是我国证券市场的突出现象。与此同时,上市公司在再融资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部分上市公司把配股、增发当作“圈钱”的手段,融资机制被严重扭曲,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再融资普遍持反对态度,一有上市公司推出再融资意向,流通股股东便纷纷用“用脚投票”。与此相联系,国内学者从注重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研究开始转向关注上市公司再融资,尤其是进入2000 年以后,随着上市公司再融资弊病的日益显现,对再融资的研究获得进一步发展,围绕上市公司再融资的行为特点、再融资的结构、再融资的策略选择以及上市公司再融资后的资金利用效果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从机制角度对上市公司再融资进行研究则显得较弱。西方金融界对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开始较早,且取得了较为成熟系统的理论成果,但他们对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研究则很少。这就为本文从机制入手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完善提供了一个现实基础和空间。全文除引言和结论外,共分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对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在本部分,首先对上市公司再融资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然后分析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合理动机,最后从多角度剖析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有不同的结构与表现形式:从构成要素看,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由资金融出方(投资者)、资金融入方(上市公司)、价格、市场、监管者、中介机构等要素构成;从融资来源来看,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由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构成;从融资方式来看,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由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组成;从融资工具来看,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则包括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半股权半债权融资。第二部分,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在本部分,首先描述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历史演进与现状,接着与上一部分的理论分析相对应,分别从构成要素、融资来源、融资方式、融资工具四个不同角度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的特点。股权再融资成本偏低;上市公司经理的非理性行为;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受到制约,资本市场其他融资工具缺乏;政府部门的引导及监管不够;中介机构功能发挥不完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具有自己的特点:上市公司再融资以增发、配股等股权再融资为主、债券融资所占比例小。即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轻债重股”的股权融资偏好,这是我国不同于
参考文献：
[1]. 钢铁类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分析[D]. 张喆. 清华大学. 2004
[2].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中非理性行为研究[D]. 殷启康. 复旦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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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择机行为分析[D]. 许文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6
[5]. 宏观经济波动对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D]. 孔庆辉.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6].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方式选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胡颖. 沈阳工业大学. 2004
[7].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绩效研究[D]. 肖楠.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8]. 基于行为财务理论的企业筹资动机分析[D]. 胡成群. 河南大学. 2011
[9]. 二元股权结构下公司行为与股东利益的法律经济分析[D]. 李康. 中国政法大学. 2006
[10]. 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研究[D]. 丁琳. 广西师范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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