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枰上的一场盛宴——跨文化视野中的“棋王”小说（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棋王论文,盛宴论文,视野论文,跨文化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老而清新的“王者之戏”
2005年3月3日，第5届应氏杯围棋赛的决赛第三场在北京举行。已经战成一比一平的中国棋手常昊与韩国棋手崔哲瀚将为最高的荣誉而战。尽管说手中的事情很多，但对棋局的关注还是压倒了其它。在此前，中国棋手已经连续数年在各次围棋大战上与世界冠军无缘，应氏杯一连四届冠军，都被韩国棋手夺得，因此，每一次中国棋手向世界冠军的冲击，都让我难以释怀。尤其是刚刚过去没几天，中日五名顶尖高手次第败在有“石佛”之称的李昌镐手下，最终难以亲近一步之遥的“农新辛拉面杯”三国团体赛冠军，令人好不沮丧。偏偏常昊和崔哲瀚这一局棋赛下成了马拉松，华以刚和徐莹在电视上挂盘讲解，到紧要三关处，预定的转播时间已经截止，用一句元曲中常见的话语，好不急煞人也末哥！
作为一种智力游戏，棋类可谓是源远流长而又生命常在的。棋者，奇也。小小棋盘，千军万马，数十百子，纵横捭阖，生性怯懦者，兴致来时，在棋枰上不妨杀气腾腾，横冲直撞，工于心计者，循循打谱，也会在偶然的场合即兴发挥，纵情而为。况味人生，陶情养性，存亡成败，喜怒悲辛，都萃集于此，历数百上千年而不衰，虽千返万复而常新。茨威格在《象棋的故事》中，就借助叙述人之口，洋洋洒洒地做了一篇“棋赋”——
这种“王者之戏”，我从亲身的经验知道它不可思议的吸引力。在人类琢磨出来的一切游戏中，唯独这种游戏，丝毫不为一时的独断专行所左右，而只把胜利付与智慧，或者更应当说，赋予一种特殊形式的天资。那么，把下棋叫做游戏，难道不是在恶意地贬低么？下棋，难道不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游移于这两个范畴之间，是这对偶范畴之间唯一的联系？象棋，是古老的又永远是清新的，布局是机械的却又为想象力所左右，限死在固定的几何空间之内而组合方式又是无限的，永远在发展而却没有结果；它是无所推导的思维，无所运算的数学，是没有作品的艺术，没有物质的建筑。然而事实证明，它又比任何作品和建筑都存在得更长久。只有这种游戏是雅俗共赏、古今同一的。谁也不知道，是哪位天神把它弄来供世人消遣、励志和提神的。它什么时候起源，又到什么时候失传呢？每个孩子都能学会下棋的初阶，每个笨拙的人都可以去一试身手。然而，在这些狭窄固定的方格之内，却能下出国手的绝招，是其他一切人望尘莫及的。对于天赋只适于下棋的人，对于
狭的奇才来说，想象力、毅力和技巧一样是因人而异地起作用的，就像对于数学家、诗人和音乐家一样，只不过程度不同，结合不同罢了。
象棋和各种棋类，都是介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智力游戏，文学，也可以看作是另一种智力游戏。守正而好奇，纵情而求新，与棋类相近相通者众矣。而且，还有一批作家，都是棋道中人，以棋入文，以文传棋，棋人棋事，奇文奇笔，言之不足，又扩展到舞台和银幕，给人们提供了一席丰富多彩的盛宴。早在三言二拍中，就有表达对智慧和自由恋爱的向往之情的《小道人一着高天下，女棋童两局定终身》，《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中，也都有唐僧、林黛玉等人物下棋的情节。进入本文视野的，则是这样一些作品：茨威格写于巴西的《象棋的故事》，川端康成记录棋坛泰斗秀哉名人啼血绝唱的《名人》，阿城20世纪80年代的成名作《棋王》和台湾科幻作家张系国的同名作品，（注：在20世纪华人小说百强评选中，阿城的《棋王》入选第20位，张系国的同名作品排在第79位，可为一段佳话。）金庸金大侠笔下的《书剑恩仇录》、《天龙八部》等棋武合一、棋道和侠行相得益彰的故事。这些作品，都是借棋传人，奇情洋溢，在棋枰上都投入了炽热的生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时空上，其中几位作者都有跨地域写作的特征，茨威格为了逃避德国法西斯肆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沿着奥地利-英国-南美的路线流亡；作为北京知青，阿城先后在山西、内蒙和云南等地插队，在《棋王》等写作告一段落后就远行北美，卜居海外；成长于台湾的张系国是到美国留学，并且先后在几所美国高校任教，却在华人文学圈中以科幻小说成名；金庸由大陆而香港，亲历了抗日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和求学生涯，又目睹了大半个世纪的沧桑变迁；年轻的山飒，在北京大学附中毕业后，就远行巴黎，《围棋少女》就是在异乡的土地上写成的。再有一点，除了阿城的《棋王》之外，这些作品在大陆的流传，都有各自的跨文化传播的接受史。茨威格和川端康成的作品是经由中文译本而在80年代初期引起关注的，金庸和张系国都是先在海外华人文学圈中成名，然后辗转进入大陆，逐渐为人所知的。在这样的接受史中，起中介作用的，或者是翻译家，或者是评论家和出版者，当然，还有时代氛围的决定性作用。其中也不乏误读和歧义。这样的现象，增加了我的研究难度，却也更加吸引我的探索兴味。文学评论，曾经被视为“心灵的历险”，历险，总是令人神往的，何况，我们面对的是如此丰富的心灵世界，是一座由国际象棋、围棋、中国象棋、五子棋等各种棋枰组成的巨大迷宫呢。
茨威格：欧洲文明的最后抗争
20世纪70-80年代之交，随着改革开放和文坛百花重绽，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直到世纪之交，七卷本的茨威格文集中文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历经20余年而不衰。茨威格的中文译者之一，文集主编高中甫先生描述茨威格在中国的巨大影响时这样说：
斯·茨威格的名字早在他在世时，就被介绍给中国读者了，那是1921年在茅盾先生的题为《两本研究罗曼·罗兰的书》一文中首次提到的，此后他的一些传记作品，如《罗曼·罗兰传》、《巴尔扎克传》和个别小说，如《保姆》（即《家庭女教师》）、《马来狂人》、《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被译成中文。但直至70年代末期，在半个多世纪里，作为小说家、传记作家的茨威格，他的名字并没有为更多的中国读者所熟知，他的作品并没有更多地被介绍进来。直到扼杀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茨威格才同中国读者一道进入一个“文艺的春天”。自那以后，他的小说，他的传记不断地被译成中文，至今的二十年里，茨威格作品出版可谓长盛不衰，粗略估计，他的各种作品的累计印数有百万册之多；在德语作家中，也许只有歌德超过了他。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茨威格热绝非夸张之词。这表明他是中国读者所喜爱的一个德语作家，他的作品在中国拥有大量的读者。（注：高中甫《茨威格文集·后记》，《茨威格文集》第7卷第446-44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20世纪70-80年代之交，最先使茨威格在中国名声大振的就是他的《象棋的故事》。在一次沉闷乏味的海上旅行中，故事叙事人“我”得知闻名世界的国际象棋冠军岑托维奇就在这艘船上，并且和另一位象棋爱好者，因为采矿而致富的麦克柯诺尔巧妙设局，以250美元一局的对局费，把岑托维奇引诱到棋盘边来，一展风采。没有想到，当一群业余棋手被岑托维奇杀得落花流水的时候，却出现了强中更有强中手的景观，一位自称20余年没有接触过棋盘的B博士，扭转危局，而且在后一日的对弈中，战胜了岑托维奇。这样的奇迹，当然引发了对人的心灵世界充满探索热情的“我”的强烈兴趣，进而去了解B博士那悲剧性的命运：他本来是出生于奥地利的世家子弟，参与奥地利皇室秘密财务管理。德国占领奥地利之后，将相关人员全部关押起来追究皇室财产下落，而且采用一种毫不亚于肉体酷刑的精神折磨，除了反复审讯，让他们与一切外部信息隔绝，使他们的精神活动无可转移和放松，只能陷溺于被审讯时的几个问题而无法解脱，最终导致精神崩溃。B博士就在这种精神空白的处境中失去自控能力，幸亏他要求招供的呼喊没有被看守听到。非常意外地，在等候审讯的时候，他偷到了一本记载150局国际象棋名局的棋谱，这成为他唯一的精神食粮。于是，本来与象棋没有多少缘分的B博士，就这样别无选择地进入了象棋世界，从熟记名家对局到自己与自己对弈，而且陷入了新的精神漩涡而无力自拔。茨威格的充满激情的文笔，将这种被动的痴迷，描写得酣畅淋漓。“我肉体上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奇渴，这准是不住地下棋想步子弄得上火了。我三口两口就喝干了一瓶水，烦着看守再给添，可没过一会儿我就又喉干舌苦了。我从早到晚别的什么也不干，只是下棋，下到后来，我兴奋得连静坐一会儿都不行。考虑一盘棋的时候，我不停地走过来走过去，走过去走过来，越走越快，越走越快，越到这盘棋接近见输赢的时候我越是暴躁。赢棋，取胜，自己打败自己，这种热望使我慢慢地动起肝火来了。我烦躁得直哆嗦，总是一方的我嫌另一方的我走棋太慢，一方的我催促另一方的我……”（注：高中甫等译《茨威格小说集》第624-625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B博士的亢奋的倾诉，让人体会到灵魂的震颤。
茨威格醒目地进入中国大陆作家和读者的视野，到当下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可以说，是肇始于《象棋的故事》，落足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徐静蕾导演的同名影片，就是今天的茨威格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参与的例证。个中缘由，耐人寻味。或许，从艺术创造的境界来说，《象棋的故事》未必是茨威格最好的作品，茨威格的绝妙，在于对女性人物的感情世界的精微探索，是在排除了社会环境的干扰之下，对女性的心灵激情作深入开掘。他长于在渲染激情的同时，对描述和研究对象进行冷峻的考察（高尔基在读《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时，曾经激动得放声大哭，他曾经称赞说，茨威格是最善于描写女人的情感的作家）。这一点，也表现在他对拜伦、里尔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大师的评述之中，那些文采和情思并重的文字，透辟警醒，流光溢彩。在茨威格的具有较多社会背景的作品中，以我之见，《桎梏》和《旧书商门德尔》，也比《象棋的故事》多一些从容舒展，多一些波澜起伏。比较起来，《象棋的故事》也许显得急促有余而从容不足，情绪指向过于单一，时代的紧迫和压抑，生命的痛苦和精神的危机，使得具有“夫子自道”浓烈色彩的《象棋的故事》一反常态，繁弦急管，骤风暴雨，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让人想到鲁迅的话，情感太烈的时候，不宜于做诗。但是，恰恰是这部作品，为茨威格在中国赢得了莫大的声誉。作为那个时代的中文系的学生，我还清楚地记得初读这部作品带来的情感冲击。至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灼人的秘密》、《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和《桎梏》、《旧书商门德尔》等更为细腻和纯粹的作品，则要到更为后来的时候，才会大放光辉。90年代中期，山东作家张炜在关于茨威格的评述中这样写道：“他的作品太吸引人，太漂亮也太巧妙，好得让人嫉妒。……他描写一个恋爱中的女人，一个赌徒的手，都是绝妙的。那种独到的观察和天才的表述，达到了使人怦然心动的地步。”（注：张炜《茨威格》，《人的魅力》第114页。文汇出版社2002。）与之相呼应的就是，一身兼为演员和导演的徐静蕾，出于对作品的理解和爱好，在2004年完成并上映了根据茨威格同名小说摄制的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并且夺得了在西班牙举行的第52届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重的，但是，不同时代氛围下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文学评价尺度的变迁，是不容避讳的。先说时代氛围。《象棋的故事》所描述的遭受纳粹法西斯迫害，遭受文化饥渴和精神空白的痛苦折磨的处境，让中国读者似曾相识。中国刚刚结束的十年内乱的创伤，以及对曾经的愚民政策、精神蒙昧的痛定思痛，那种所谓“八亿人民八个戏”，一看十年的思想贫乏和情感压抑，都在寻找各种方式的突破口和迸发点。如果说，在刘心武《班主任》中那一册蒙受不白之冤的《牛虻》，牵动了成千上万人的心，激发出对人类优秀文化的重新认识，那么，《象棋的故事》中B博士的惨痛经历，也让刚刚摆脱文化专制主义的中国读者，感同身受。这样的作品，无论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还是《桎梏》，都是无可比拟的。
还有我们刚刚从禁锢和狭中挣脱出来的文学观念。在1982年问世的中文译本《茨威格小说集》的前言中，高中甫对茨威格的小说，从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强弱之分，作了如下评价：“《看不见的收藏》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济危机中的一个悲剧；在《日内瓦湖畔的插曲》、《旧书商门德尔》中控诉了战争给普通人（世事懵懂的农民、不问世事的书商）带来的灾难；在《桎梏》中他捕捉住一个现实性十分强烈的题材：民族间的和睦、博爱的思想如何粉碎了‘义务’——去屠杀别的民族的义务——的桎梏；在《象棋的故事》里则揭露了法西斯野蛮势力对人的精神摧残。茨威格一生写的小说并不算多，在他的作品里，也只有这几篇有着较为浓烈的时代气息和尖锐的现实意义；就是在艺术手法上，他也避免了细腻的繁琐的心理刻画。这几篇作品比起他那些以情欲、激情为题材的小说来，令人感到清新。这里我们看到，一当茨威格能够摆脱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一当他把视野转向社会时，就会使他的作品的现实意义增强多少呵！”（注：高中甫《茨威格小说集·前言》，《茨威格小说集》第9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限于本文的论题，我们无法作一部完整的茨威格小说接受史，不过，上引高中甫的话，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尽管说，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就已经对鲁迅、郭沫若等的思想和创作产生影响，但是，80年代初期，我们对弗洛伊德的理解还是有很大保留的，甚至仅仅将其视作资本主义异化时期的理论现象。在此意义上，对茨威格的那些描述激情、情欲，展现心理深度的作品，也就很难予以足够的评价。其实，茨威格的小说创作，恰恰是深受弗洛伊德理论影响的，而且，茨威格对弗洛伊德的敬意，也是溢于言表的。1939年9月，同为流亡英国的奥地利犹太人，弗洛伊德在伦敦去世，茨威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悼词：“我们都熟悉他的成就，有谁不熟悉他的成就呢？我们这一代中的哪一个人的内心没有经受过他的成就的塑造和转变呢？他揭示人类感情的卓越功绩将作为不朽的传奇长存于所有的语言里。这是就严格的意义上说的，因为现在有哪一种语言能够重新失去和缺少他从半自觉的昏暗状态中取得的概念、语汇呢？社会道德、教育、哲学、文学创作、心理学、精神文化、艺术创作以及互相理解感情的一切形式，在近两三代人以来，都由于他而得到了丰富和重新评价。——这在当代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甚至那些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的人都不自觉地对他承担了义务，都听命于他的精神意志了。如果没有他的思想和理解，我们每个20世纪的人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没有他给予我们那种深入内心的强大推动，我们每个人都会是更狭隘、更不自由和更不公正地进行思考、判断和感受。因此，只要我们还要不断地试图闯进人类内心的迷宫，他的智慧之光就会一直照耀在我们的道路上。”（注：茨威格《在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灵柩旁的讲话》，《茨威格文集》第6卷第8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这样的评价，我们今天也可以认同了吧。
有趣的是，与高中甫一样，作为茨威格作品的重要翻译家的张玉书，在写于1999年的一篇《茨威格作品集·序言》中，对茨威格作品与政治的关系作了另一种评价，“斯·茨威格一向被人误认为是不问政治的作家，一九一九年在苏黎世完成的《无形的压力》（即《桎梏》）和一九四一年在巴西完成的《象棋的故事》说明斯·茨威格从来就不是一个幽居在象牙宝塔里不关心民众命运的作家。”两者的评价，耐人寻味。其实，在茨威格的写作和经历中，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明确的反战态度，他在德国占领奥地利之前的流亡英国，乃至他最终对生命的主动放弃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政治倾向，都是一目了然的。也许，困难不在于评述茨威格是不是不问政治的作家，而在于以更为广阔的胸怀，去理解茨威格那些非政治性的心理探索小说吧。
其实，茨威格自己就总结过创作中从关注个人心灵到关心人类命运和世界文化的转变，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震撼。虽然说，我们不必完全认同作家自述，但这段话对我们理解作家的创作方向转变是很有价值的：
我于1881年11月28日生于维也纳，后来我攻读哲学。但我真正的学习却始之于长时间欧洲、美洲和印度的旅行，我的内在的教育始之于与我同时代的著名人物——维尔哈伦、罗曼·罗兰、弗洛伊德、里尔克的友谊。我的固有的成分一直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学上的好奇，这种好奇我首先试着在涉及个人命运的一些性格化的短故事上加以运用（如《热带癫狂症》、《情感的迷惘》和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文学性速描）。
直到战争的爆发——这对我既是最深刻的感情上的震动，也是最重要的道德上的教训——我对世界历史才开始较为密切地加以关注。我着手重新去研读它，带着这样的目的：或许借此能更好地去理解我们当前的时代；特别是往昔中那些批判的反叛时代使我能同当代去加以类比（富歇、玛丽·安东内特、埃拉斯姆斯）。自从战争以来，完全遵循这样一个方针进行写作是我的道德义务，即有助于我们时代进一步积极的发展：通过对往昔的解释，通过对当代的警告——因为我相信，促进人之间的联合和加深人民和民族间相互理解，为此所做的努力是有价值的。（注：茨威格1936年用英文写的简历。《茨威格文集》第7卷440-441页。）
王一生：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
茨威格在论及“王者之戏”的神奇时，曾经质询国际象棋的起源。与国际象棋作比较，中国象棋与之有很多相近之处，只是没有前者那么多的丰富变化而已。比如说，国际象棋的兵卒可以转换身份，王后在棋盘上享有最为显要的位置，这在中国象棋中都是阙如的。不知道这和中国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男权至上之间，存在什么关联？
读阿城的《棋王》，很容易联想到茨威格《象棋的故事》。在两部作品的结构上，都是设置了三位棋手并列，岑托维奇、B博士和麦克柯诺尔，王一生、倪斌和地区象棋冠军；都采用了名不见经传的民间高人击败有冠军头衔的棋手的情节；都有一个作为在场的亲历者“我”来作叙事人，使作品显得切近而可信，还使作品的主人公可以对“我”敞开心扉，倾诉衷肠，也便于“我”直接对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说。就连情节的最初展开，也都是在旅途上偶遇高人，茨威格的“我”在登上海轮之际，送行的朋友认出了同船旅行的岑托维奇，因此，“我”也就回忆起听说过的关于这位出自乡间的世界棋王的传奇经历。阿城的“我”，是在“乱得不能再乱”的运送知青的专列上，邂逅王一生，并且引发出“我”对王一生的象棋生涯的回顾。B博士和王一生，都是富有传奇性的人物，他们都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境下，借助于下棋，摆脱了精神危机，并且在棋枰上证明了自己的出类拔萃。（注：专文讨论这一话题的，有朱道卫《不约而同的精神追求——B博士与王一生》，《长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论文主旨是在讨论两者的相同和相似，对笔者很有启示。该文原有的摘要如下：斯蒂芬·茨威格《象棋的故事》和阿城的《棋王》，都以象棋为中心展开情节，并表现小说人物反对黑暗与愚昧，向往光明与文明，崇尚自由与和平的精神追求，体现出深刻的哲理思考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从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层面审视作品和人物，可以看到，作家分别以灵魂的追猎和汇道禅于一炉的特殊方式展示了各自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揭示了人物命运的深刻的悲剧性，它们超越国家、民族界限而成为社会和时代的悲剧，其精神追求是不约而同的。）
同时，在作品的价值取向上，我们也可以明晰地觉察出其中的差异。
首先，就是要考虑到两部作品写作的时代氛围的巨大反差。茨威格讲的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故事，就是说，尽管B博士已经成功地逃脱了纳粹法西斯的魔掌，但是，作品写作的1941年，却是全球的法西斯主义最为猖獗的年头，日军偷袭珍珠港得手，在太平洋战场攻势如潮，德军横扫欧洲大陆，只有丘吉尔的英国还在苦苦支撑，人类的命运面临巨大的威胁，茨威格自己也陷入空前的精神危机。作品中B博士灵魂的焦灼和崩溃的痛苦，正是作家自己内心世界的投射。茨威格的作品，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将对人物心灵世界的探隐索微作为自己的使命，而且经常在理性与癫狂的边际上进行高难度的走钢丝表演，不过，像《象棋的故事》这样直接袒露自我的精神危机，则是绝无先例的，而且，B博士的绝望中的自我搏斗，并没有随着作品的结束而终止，却仍然纠缠在茨威格的心头而愈演愈烈。时隔未久的1942年2月，他就和妻子一道，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自杀身亡。
与茨威格堪称绝笔的杰作相异，阿城的《棋王》，是在浩劫过后回首往事，最痛苦的年月已经结束，新的时代，新的希望，正在人们面前艰难而庄严地升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当代中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如果说，茨威格是在精神危机的临界点上，探讨是否仍然有自我拯救的可能，阿城则是在走出人们视为苦难和血泪的岁月之后，以一种独特的角度，回顾王一生们如何得以超越于时代的喧嚣和灾难之上，是对王一生们所彰显的生活态度的独特咏赞。而且，这也是阿城登上文坛的处女作和成名作，尽管后来阿城说过，他的写作顺序是《遍地风流》——《树王》——《棋王》——《孩子王》，但是，就发表情况和艺术成就而言，《棋王》的位置都是不可替代的。在文学思潮的意义上，80年代中期的大陆文坛，可以说是火暴异常，上承“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思考，将思考和探索的目光，深入到传统文化之中，掀起了寻根文学的新浪潮。阿城凭借其《棋王》等“三王”系列小说，和他那篇《文化制约着人类》的论文，使他和写作了《爸爸爸》、《文学的“根”》的韩少功一道，在创作和理论倡导的方面，都成为寻根文学的两面旗帜。（注：对这一问题，已有诸多论述，请参看季红真《〈棋王〉序》，阿城《棋王》，作家出版社1986。）
在进一步的比较中，我从茨威格《象棋的故事》和阿城《棋王》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命题。
首先，是关于人类与民族的关系。作为一位创作生涯延续40年，被视作20世纪世界三大中短篇小说大师和同时代最富有世界影响的德语作家的茨威格，他的作品是经由奥地利而走向世界，他自认为是“世界公民”，至少，在他心目中，他是欧洲文化的继承者和阐释者，他所翻译和描写过的作家，就有里尔克、拜伦、罗曼·罗兰、弗洛伊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他和托斯卡尼尼、罗丹、达利等都有很好的友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出的反对战争的呼吁，也得到了罗曼·罗兰等人的呼应。在一份自述中，对于他的世界文化背景，茨威格这样写道：
从一开始我的目光总是注视世界主义（das Kosmopolitische），我的思想远离开赤裸裸的民族主义。因此我认为——决不是自诩——我的著作的影响也超出了民族，这是一种特别幸运的机缘，甚至是生活所给予我的最伟大的祝福。正如我感到整个世界是我的家乡一样，我的书在地球上所有语言中找到友谊和接受。（注：茨威格1936年用英文写的简历。《茨威格文集》第7卷441页。）
相形之下，我们也容易记得阿城那篇引人注目的《文化制约着人类》。（注：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在阿城的文章中，他所阐释的人类和文化的关系的重心所在，是在人类和世界的大背景下，思考如何创建富有活力的、能够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当代中国文学，个中的要义，就在于要依靠民族文化的根基，将民族文化的特色灌输到文学创作之中。这样的论述，在今天看来很是平常，但是，在80年代中期，它却是令人警醒的。那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学领域都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差距，奋起直追的年代，打破了关起门来自我陶醉于“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的梦幻，中国文学向何处去，走什么样的道路，成为必须面对的关键所在。80年代的中国文学，要在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八面来风，让人兴奋鼓舞，也让人困惑迷惘，让人觉得“不知道风是往哪个方向吹”。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仍然偏执于既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针者有之，将西方现代派文学视作中国文学必由之路者有之。“寻根文学”受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强化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无疑是一种富有远见的战略眼光。茨威格从走上文学之路时起，就着眼于欧洲和世界，他的犹太民族血统，他的奥地利国籍，都没有成为任何限制性条件。这一点，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非常相似，由于所在国度的空间的狭小，和欧洲各国根深日久的紧密联系，从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化，就成为哺育他们成长的共同背景。民族，天然地融入欧洲，融入人类，其中的文化优越感不言而喻。阿城思考的，则是将人类文化作为宏大背景，通过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充分评价和汲取，重振中国文学。两者逆向而行，可资玩味。
体现出两位作家的另一重相异性的是，作品中的“我”和民间棋王的关系。按照叙事学理论，把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区分为潜在叙事者、叙事人和被叙事人，《象棋的故事》和《棋王》的叙事关系都是比较复杂的。作品都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以在场的亲历者的口吻，将虚构的故事活灵活现地讲给读者，营造出可知可感的“真实”性。“我”不但是故事的见证人，还是事件的参与者——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我”用自己的眼光和言行，观察着棋枰前的各色人物，倾听故事主人公的往事回忆，在棋王大战中也使出自己的一股劲儿，或者在B博士陷入思维困境、濒临崩溃之际及时叫停，或者给王一生端去一碗五味俱全的水，显示了丰富的功能。其二，在“我”和B博士、王一生之间，有着更为深刻的互相对应、互相转换的关系。“我”将自己的精神危机折射到B博士身上，B博士也是作者的另一个化身，在B博士的内心深处，在“我”和B博士之间，都形成了一种紧张的角力关系，这种角力，也可以看作是理性和迷狂的关系。日耳曼民族，包括生长于这种氛围中的犹太人，曾经给人类提供了那么多冷峻的思想家，康德、黑格尔、尼采、马克思、韦伯、马尔库塞和法兰克福学派等，足以构成一个庞大的名单。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用音乐表述澎湃激情的民族，一个产生了对这种迷狂进行表现和剖析的叔本华、尼采、瓦格纳、茨威格等诸多作家艺术家的民族。这种理性与迷狂的冲突，既表现在民族性格中，也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或者说，在更为广阔的文化渊源中，就像我们通常描述西方文化时所言，理性与迷狂的二元对立，是其基本的哲学和文化命题。它导向一种形而上的境界，是一种超越于物质世界之上的精神冲突。“我”和B博士，就代表了理性与迷狂的两极，由互相制约和克制，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越来越紧张。“我”和王一生，却是互为表里、血脉相通的。“我”和王一生，都是处于贫寒家境，在通常被许多人视为畏途的知青生涯中，在云南边陲的务农生活中，活得有滋有味，无论是那一餐蛇宴，还是王一生贪婪的吃相和对食物的酷爱，都得到了“我”的绝对认同。王一生的下象棋，和偶然得之、迫不得已的B博士不同，是一种非常自觉的行为，“何以解忧，惟有下象棋”的排遣后面，还肩负着母亲对儿子出人头地的企盼。“我”对这种世俗的人生，则充满赞誉之情：“我笑起来，想：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这种不避俗世进而赞誉俗世、欣赏俗世，因祸得福的快乐，在动乱时世中依靠自我的心理调节和说禅悟道，自得其乐的态度，与茨威格那种调动最大的精神能量与灾难进行抗争的姿态，形成鲜明的对照。流亡英国的茨威格，曾经设想直接参军入伍，到战争前线去与德军作战，只是因为没有通过英国有关部门的身体检查而未能如愿。如同茨威格自己一样，B博士与疯狂的纳粹处于直接对抗的境地，无可逃避，无可退让，B博士的背棋谱下盲棋，是在别无选择的绝境下唯一的救赎之路。王一生作为一个穷寒人家的中学生，除了因为撕大字报被造反团关押几天，他基本上是与世无争的“逍遥派”（这是“文革”时期对那些置身于造反潮流之外的人们的专用称呼），他所喜欢的下象棋，却是在动乱狂潮中选择了一种边缘化的生存方式，消弭外界的影响，化解内心的冲突。比起B博士的强者姿态和理性抗争，充满了刚性，以“棋瘾中毒”的代价，保全了皇室财产的重大秘密，王一生的姿态则是弱者所特有的。它的值得称道的重要一面是，让王一生以独立的姿态置身于时代狂潮之外，避免了那个时代无处不在的政治污染和话语污染——在《孩子王》中的“我”，面对中学生们在特殊年代所接受的充满时尚政治的“社论语体”，决心用日常的、口语化的表述方式，改变学生们的作文风格。在更大的视野中，阿城自己用日常化的、世俗化的口语风格写作（据说，阿城曾经把自己写作的用语限定在5000常用汉字之内），都是对汉语的能指和所指功能遭受的强污染的着力清洗，以恢复其能指与所指功能的合二而一，真正做到言之有物。
但是，道家哲学在中国传统中，历来是利弊相牵的双刃剑。如果说，孔孟之道所求的修齐治平，是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干预，那么，道家思想所主张的，则是自我心灵的调谐。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没有对后者的任何改变，只是对自我看取世界的目光进行调整。还有，西方世界的对理性与迷狂的形而上追索，处于永远难以平复的骚动之中，进而推动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不断开掘和剖析，道家学说则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世俗化的日常生活，所谓道者，就在吃喝拉撒睡之中，实现了道器合一。我总觉得，这种姿态，这种遁世和退隐，与犬儒主义有无共同之处？进一步而言，被许多论者所称道的，阿城作品中的庄禅色彩，在彰显一种全身养性、浑然一体的生命自在状态的同时，是否也显露出它的负面效应？这不仅让我想到鲁迅当年的警告：“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注：《青年必读书》，《京报副刊》1925年2月21日。）80年代中期，一批青年作家特别青睐庄禅哲学，记得当年汪曾祺先生就说过，年轻的作家不要早早进入庄禅境界，过分的无为和看破，会让人对现实失去热情。我想，阿城在写作中刚刚进入佳境，只有薄薄的十数篇作品，就突然停顿了小说创作，这和他远行美国相关，也和他过于淡泊的人生态度分不开吧。
标签：象棋的故事论文; 茨威格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棋王论文; 文学论文;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论文; 艺术论文; 弗洛伊德论文; 博士论文; 阿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