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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K28
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除汉族外，中国还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界对汉族的起源、形成、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以及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等，均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内作了考察和研究，而且在中华民族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都形成了不同程度的高潮，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下面，我将分为几个时期进行概述：
一、辛亥革命前后，1900—1919年
辛亥革命以前的10年和此后的近10年间，既是汉民族研究的发轫时期，也是中国学术界引进欧洲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对中国自己的民族进行研究的初始时期。当时的研究以辛亥革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据专家考证，将西文Nation一词译做民族，是在19世纪80年代初。但较为明确地使用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并出现了汉族、皇汉民族等术语和名称，则是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
出现这种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从欧洲大引进并推动中国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大变革的直接历史背景，是1894—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清朝惨败以及《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已证明当时的洋务运动不可能挽救中国；1898年戊戌变法遭到镇压更进一步证明了以满族贵族占统治地位的清政府不可能实行“明治维新”式的改革。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迫使中华民族上上下下深切感到亡国灭种的民族危险，有志之士纷纷向西方去寻找救国救民的思想、方法和道路，这其中包括了欧洲有影响的政治学说、社会学说、经济学说和一些即使在欧洲也是成立不久的新兴学科。
1901年，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第94期、第95期上连载《国家思想变迁论》，该文介绍了欧洲近代由“民族主义时代”到“民族帝国主义”的演变，称“专就欧洲论之，则民族主义全盛于19世纪，而其萌达也在18世纪之下半；民族帝国主义全盛于20世纪，而其萌达也在19世纪之下半”。1902年，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中进一步论证了19世纪末叶欧洲列强瓜分世界并形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体系，特别是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梁氏论述说，古代的大帝国仅仅依靠武力征服，其武力瓦解帝国也随之瓦解，且往往被被征服民族所同化；而民族帝国主义是依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民族主义的对外扩张实行殖民统治。他得出结论说：“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梁氏认为中国实行民族主义，只有推行君主立宪才能实现，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满洲贵族开放政权上，真正实行“满汉一体”。例如1902年，叶恩《上振贝子书》说：“且夫今日列强立国，无不以民族帝国主义为方针，故其国民合，视国家为一体，兢兢焉与万国争强。今满汉也，皆黄种也，同一民族也。同一民族则宜为一体，不宜歧视。”
与立宪派相同的是，革命派也倡导在中国实行民族主义，以抵抗列强的民族帝国主义统治。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却与立宪派根本不同，他们坚决要求推翻清朝，其民族主义的突出特点是“排满”。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中说：“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在这里，邹容对中国民族结构作了初步的分类和研究，他认为黄种人可分为“中国人种”和“西伯利亚人种”两大类，其中前者包括汉族、藏族、交趾支那（百越）三大族系；后者包括蒙古、通古斯、土耳其（突厥）三大族系。“汉族者，东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种……自古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实惟我皇汉民族焉。”
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民族主义，将推翻清廷与推翻两千年专制帝制创立共和这二者相结合。1905年孙中山联合各革命团体建立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与单纯以“排满”为目标的“种族革命”论者相区别开来。1906年12月2 日的《在东京〈民报〉创刊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一文中，孙中山解释，“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到了今日，我们汉人民族革命的风潮，一日千丈……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
在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同时，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进行了相应的学术研究，为自身的政治主张张目。初步考察，当时两派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如《论汉种》、《中国民族论》、《论中国种族》等1902—1910年之间共计9篇，多为革命派“恢复汉族主权”的论述。 虽然这些文章一般都认识到了中国存在着若干民族，但汉族与中国同一却是当时普遍的意向。立宪派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对光绪皇帝寄以厚望，他们认为满族已经与汉族融合为一体。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可谓中国史学乃至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发聋振聩的名篇佳作，其中的“历史上人种之关系”一节，他说，“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竞争而已”。这里所谓的“人种”包括了“种族”和“民族”在内。1903年，梁氏著文介绍《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对德国国际法和政治学家J·K·布伦奇利的学说作了评介，其中的“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一节，较详细地介绍了布伦奇利关于认识民族的8种特质， 使得民族识别这个问题有了较为具体的标准。梁先生还指出了民族与国民之间的区别，一国可以有多种民族，同一民族也可分布在不同国家；对当时倡导民族主义与排满相联系提出质疑。他认为重要的是排“恶政府”而不是笼统地“排满”。尤为重要的是梁先生根据民族区分诸要素，断言：“则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民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如果中国能够在世界列强侵夺中不亡而立国，“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果有此事，则大民族必以汉人为中心点，其组织者必成于汉人之手，又事势之不可争夺者也。”至1906年，梁氏进而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指出“世界耽耽六七强，方俎置我中国汲汲谋剖食日不给”，而我国尚有省界及民族之间的纷争，因而作此篇“其将唤起我民族之感情”。他以突出的笔墨强调：“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自初本为一民族乎，抑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乎？”经过分析，他断言：“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他详尽地分析了汉族的来源，“除炎黄一派华族以外，凡得八族”，即苗蛮、蜀、巴氐、徐淮、吴越、闽、百粤、百濮。这些族系除一部分苗裔现在还属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外，其他大多数已经融化到汉人之中，或者成为汉族的来源之一。另外，对于汉族的起源是“外来”亦或“本土”的问题，梁氏受当时流行观点的影响暂持“西来说”，但又声明“此事至今未有定论”。稍后几年，他就放弃了西来说而持本土起源论观点。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专制帝制，创立了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历史已证明立宪派政治纲领不适合中国实际，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成为革命的主潮，其影响远逾华土内外。辛亥革命以后，梁启超实际上接受了共和政体，同时孙中山也采纳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立国原则。辛亥革命以前关于汉族对满族的立场及中国民族结构的争辩至此客观上已统一了。
1911年以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关于汉民族的学术研究较辛亥革命前更趋活跃。1913年，王桐龄专论《历史上汉民族之特性》发表于《庸言》第23期、第24期，其他以中华民族为题的研究论文也有近10篇。国学大师章太炎对中华名号及中华“种姓”起源和发展所作的考证与研究，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其他论文比较集中在以古文献为依据追踪中华民族的起源上，“本土论”逐渐占据上风，并对“外来说”展开了批评。
总之，辛亥革命之前的研究，是政治辩论大于学术探讨；辛亥革命以后学术研究得以擢升，这个研究集中于中华民族——当时指汉族的起源。出于古人类学及旧、新石器考古学尚未起步，因而对“外来说”的批驳带有很深的民族感情色彩，学理上也呈初始时期的特点。
二、抗日战争以前、抗战期间、抗战以后，1920—1949年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运动，也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2000年间中华民族空前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以后，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中包括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学术领域影响至深的变化。抗日战争期间及抗战后的研究与抗战前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可以说是抗战前研究的继续。这个时期（1920—1949）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名家辈出，多学科参与。当时已属老一辈专家的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都亲自参与汉民族研究，而李大钊介绍历史唯物主义，倡导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这些大家的启迪与提倡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尚属年轻一辈的学术名流如王桐龄、李济、顾颉刚、吕思勉、林惠祥、芮逸夫、罗香林、卫聚贤、徐炳昶、范文澜、翦伯赞、费孝通等，他们以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汉民族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的调查、研究和讨论，这些论著至今仍然具有可贵的参考价值。费孝通先生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仍孜孜著述，并指导我们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对中华民族整体和汉族进行探研。
（二）这一时期的民族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及从事边政和边疆民族研究的学者对中国的少数民族研究有所开展，其他从事中国民族史、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在抗战前的研究一般是以汉族及汉族吸收其他少数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为重点。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尚偏重在研究“边患”，尤其是历代王朝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争战。对汉族本身的研究，多集中于其起源、名号、发展、壮大、文化等方面。抗战全面爆发前已有一些研究少数民族的学者呼吁必须将中国少数民族包容于中华民族当中，将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两个称谓的含义加以区别，要团结发动各少数民族积极参加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抗战全面展开后，学术界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结构更展开了一场规模不算大却非常深刻的辩论。
（三）这一时期研讨的活跃，不仅表现在180 多篇有关汉族和中华民族研究的论文上，还形成了以这些内容为主题的著作40余种。其中除杨树达《汉族婚丧礼俗考》专门讨论汉族的习俗以及部分著作涉及历史上汉人的迁徙与分布外，大多都集中在中国人的起源、汉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少数民族的融合、同化等问题上。比如中国民族史领域，依本人之见，以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三家影响为最著。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1928年初版，1934年再版），以汉族起源与发展为主线，将中国民族的历史分为8个时期。 第一期“汉族胚胎时代”讨论的主要是“汉族内部之融合”，此后汉族经历过4次“蜕化时代”、3次“修养时代”。所谓“蜕化时代”是指不同时期各个少数民族化入汉民族之内并使汉族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时期；所谓“修养时代”是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为统治民族的各王朝时期。王氏肯定“汉族常能吸收外来血统，销纳于吾族团体之中，使之融合无间……造成庞大中国者，曰唯善蜕化之故”。吕思逸的《中国民族史》（1934年出版）、《中国民族演进史》（1935年出版）主要线索也是叙述并论证汉族起源和发展壮大的过程，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同样是它吸收同化了众多的少数民族。林惠祥是一位著名的民族学家、考古学家，他的《中国民族史》于1936年出版，对中国各民族的族系划分及各个族系之间的相互吸收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证与叙述。该书称得上是50年代以前出版的有关中国民族史著作中体例最完整、结构最全面的专著。林先生也以华夏——汉民族的起源、同化吸收其他民族发展壮大为分期的依据。他说：“民族史上之分期实以可以各族之每一次接触混合而至同化为一期。中国之民族既以华夏为主干，其同化皆系消融于华夏系，故每一期之终亦即华夏系之扩大。准此之论，中国民族史之分期可分为：（1）秦以前；（2）汉至南北朝亡； （3）隋至元亡；（4）明至民国。”上文提及的40余种著作， 理应一一拜读才可下断，不知上面评论是否有所偏颇。
（四）理论与方法均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有些已发展为旗帜鲜明的学派。192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认为中国历史的主要内容是：“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保存盛大之故，且观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如何？其所产生之结果如何？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本，其与世界其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如何？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人类应负之责任。遵斯轨也，庶可语于史矣。”同一年发表的《五千年史势鸟瞰》，其中《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又单独行世，在民族、种族、国民等术语和用语上面作了专门的阐释和区分；又以汉族为主干以及汉族同化吸收其他民族为中心，对中国民族史作了概述。梁先生这些研究对以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其疑古主旨已为中国考古学、古人类学及历史学研究成果所破，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思路和方法对研究汉族起源的多元融合与进化发展仍具有很大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其他如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理论、方法的引进及实地调查研究，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中开辟了生动活泼的新局面，其研究对象也是以汉族社区为主。至于在中国各断代史或专门史研究领域所获得对汉族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成果，其涉及面颇宽，恕不能一一叙述了。
（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民族观在中国历史和民族研究方面占主导地位，其理论、方法与研究成果，对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民族研究的发展，影响尤为深远。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历史学家顾颉刚等力倡“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强调大敌当前，中国不可分为本部或属部，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是一整体，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从现实和历史结合的角度论证了中华民族不可分割性。对于顾氏的这种提法，一些学者尤其是民族学学者如费孝通等，同意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观点，但从民族学研究学理的角度观察，也应该承认中国是由众多的民族构成的，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这一事实应得到尊重。这场争论的范围不算大，但涉及到的中华民族“一”与“多”以及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因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特别在实践中如何处理，则是关系到祖国统一、抗日前途和民族团结的大问题。
上述若干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对此问题所进行的争辩，延安未必全都注意得到，但在政治实际和学术研究中如何认识及处理中华民族这个以汉族为主体，同时包括有众多的少数民族的局面；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民族问题中对外求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对内求中国各民族平等的关系，是贯穿着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矛盾的一条主线，任何政党或研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派，都不可能回避这个客观的存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质尚缺乏全面的认识，只有照搬苏联“民族问题”的口号和政策。此后，红军长征经过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的实际状况有了切实的了解，积累了不少与少数民族平等、团结、联合、共同对敌的实践经验，1935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1938年6月14日， 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所作《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报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路线、政策和革命目标，这些均与1924年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阐释的“三民主义”相互吻合。“关于民族主义，宣言上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之同求解放；一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董必武引述孙中山反复强调的“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主义而已”，而国内各民族在反帝与对军阀革命成功之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中央党校出版社，第540页。）。 这个报告对国民党推行的大汉族主义政策进行了批评。1938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关于民族政策，“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为此目的，必须注意下述各点：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夷、蕃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的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此外，对杂居区民族事务以及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文化和反对大汉族主义等问题，毛泽东都作了创造性的阐释和规定（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中央党校出版社，第595页。）。 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里，毛泽东再次强调：“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间的平等。”由此可见，在政治路线和纲领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民族问题的认识及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已经成熟。当时的延安汇聚了一批学有根底的专家学者，他们运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研究中国的历史，包括民族史和近现代史。范文澜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在他的主持下，他们开始编纂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也有编纂中国民族史的计划。1939年，毛泽东与范文澜等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章中列有“中华民族”一节，阐述了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本书将汉族、少数民族、多数民族相互结合形成统一的中国，从理论和概念上划分清楚了。如此旗帜鲜明地阐释这个问题，在中国国内恐怕还是第一次。
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新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西北民族关系的实践中， 逐渐明确地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方针政策， 并且于1947年正式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积累了不少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经验。上述这些有关民族理论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在民族史研究方面，1948年出版的吕振羽所著《中国民族简史》是一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研究中国各民族历史的著作。这部著作第一次以平等的尺度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起源与发展作了论证和叙述，对此后中国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1950—196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至1964年，大陆上的民族研究称得上是十分活跃并获得可贵发展的时期。然而针对汉族的研究， 仅仅在1954 —1956年间开展过汉族形成问题的讨论，颇有昙花一现的感觉。
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是由当时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格·叶菲莫夫教授的一次讲演引发出来的。1953年下半年，叶菲莫夫作了题为《论中国民族的形成》的讲演，论证汉民族形成于封建制度消灭与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过程，他将封建时期的汉民族称为部族。言外之意，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封建制度也没有被消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汉族尚没有完全形成为民族，或者说仍处在部族阶段。1954年，范文澜撰著《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期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发表于《历史研究》当年第3期， 范文论证秦汉时期汉族已初步具备了民族的四个特征：“书同文”是共同语言；“行同伦”表现出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车同轨”可以理解为共同经济生活、经济联系的特征；而长城以内的广阔疆域，可以理解为汉族的共同地域。他断言：“汉族自秦汉以下，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此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的著文表示赞同，也有的提出异议。参加这一讨论的论文，大都已编入《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此书1957年5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其讨论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如下3种观点：
（1）汉民族在秦汉时期已经形成， 在其后的历史时期不断得到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仍未占据统治地位，因而汉族到近代不属于资本主义民族，但也不能据此称为部族。
（2 ）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 汉族形成为民族， 应在1840年以后中国产生资本主义的时期。
（3）汉民族的形成应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相互吻合。 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明末清初，更有的认为唐宋时期已出现这种萌芽，因而上述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期也就是汉民族形成的历史时期。
1957年以后，汉民族研究戛然而止，这是由于当时民族研究的重心放在对少数民族的族别研究上面，全面铺开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编纂中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于是出现了中国的民族研究几乎等同于少数民族族别研究的情形。另一方面，由于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中国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虽然并不侧重于对汉族的研究，但在汉族起源、发展、迁徙、分布、经济、文化以及与其他民族关系等各方面，也都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专门性的著作，有徐旭生（炳昶）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徐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古史专家和考古学家。他的这部著作最早于1943年出版。由于他对古代传说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并且多方征集其他史料加以考证，此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影响。50年代，他又对全书进行修订再版。在对上古传说和文献作了严密的考察之后，“才看出我国古代的部族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仔细分析也未尝不可分为六部分……虽然如此，这三个亚集团是由原来三个集团中细分，不能同它们平列”。这三个集团相遇之后，开始互相争斗，旋即又和平共处，最终完全同化，形成了汉民族。他说：“把我国较古传说总括来看，华夏、夷、蛮三族实为秦汉间所称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此书的突出之处即是具体地阐述了汉民族起源具有多元且相互融合的特点。他撰写本书之时，中国新石器时期考古工作虽已开始，但尚未丰厚，所以他主要依靠文献资料进行论证。徐先生明确地认识到考古学材料的科学价值，1960年他撰写的《略谈研究夏文化的问题》（《新建设》1960年3期）， 指出夏文化一是指夏代文化，二是指夏族文化。他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提出探索夏文化分布的地域范围。又亲自率队赴“夏墟”实地踏查，写成《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1月）。 此后人们对夏文化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即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另一本专著是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57年版）。姚氏早年师从陈寅恪先生治魏晋南北朝史，以《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在史学界崭露头角。50年代以前，他已着手对汉魏至隋唐时期的胡姓进行考辨，1957年著成本书。本书以史传、姓氏书的记载为基础，参以碑刻、方志、文集、稗官野史等，考证《魏书·官氏志》所载胡姓，以此构成内篇；又将汉以来质子、降胡及隋唐蕃将、胡商未见于《官氏志》诸胡姓为外篇，共得193姓。这些姓氏， 有些是汉族固有的，汉魏至隋唐又有胡人改汉姓采用之；但许多为胡姓汉化所带来汉族姓氏中新增的姓氏。由此可见，隋唐以来的汉人有不少姓氏是汉魏至隋唐时期内迁胡姓少数民族的苗裔。因而不仅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活动、作用和贡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为具体了解汉民族在魏晋隋唐时期吸收了哪些胡姓提供了详细的考证和研究成果。本书虽以《胡姓考》为题，却不啻为汉民族研究的重要著作。
由于汉民族形成的问题的讨论和此后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实践，学术界进而提出并开展了关于“民族”一词的译写和民族形成的讨论。这对我国民族研究包括汉民族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讨论可说是旷日持久，至今仍在继续。鄙意以为，世界上的民族千差万别，关键是要把“民族”和“资本主义民族”这一对属于一般和特殊的概念加以区别，而不是对立起来。不能将欧洲自16世纪至20世纪初叶民族形成与民族问题所概括的“现代民族”或“资本主义民族”的特征硬套到世界各民族身上，去衡量他们是否已形成为民族。人类历史自部落联盟进至国家，人们共同体以血缘联系为主被以地域联系为主所代替的时期即已经开始，主要依据文化、语言等因素代替以往依据血缘关系的族体认同，也就是说已开始形成民族。民族的认同与区分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现象，世界上的各民族表现出多层面、多样性的特征，这些特征虽然比较稳定，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而要把涵盖民族最一般特征的概念和涵盖特定地区与特定时期的民族概念加以区别。还要看到，汉民族自古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现在仍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自起源、形成以来，数千年间文化传承不断，语言文字连绵不绝。什么样的群体才能称为民族？对此所作的理论概括，如果脱离了汉民族的历史与实际，不能表述汉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民族特征，毫无疑问是以偏概全。关于这个问题，因其属于民族理论学科范畴之内，在此恕不引申赘述了。
四、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目前
从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至今20年，这是中国大陆民族研究蓬勃发展的20年。
以往对中国历史与文化各个领域的研究，称得上是硕果累累。但是汉民族未能同其他民族一样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尽管客观上以汉族为对象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意义也很重大，然而一直被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所掩盖，使这一本应受到广泛重视的研究领域，长期处于冷落不彰的境地。
两方面的因素使汉民族研究在1978年以后蓬勃发展起来。
一是民族平等的原则已为中国各个民族和学术界广泛认同，以往汉族与中国、汉族与中华民族等同的观念被屏弃。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汉族是其中的主体，而其他民族也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这些都是构成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固然并不平等，但是今天的中国学者应该以民族平等的原则去客观地考察和反映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及其对中国整个历史和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这些认识，已为当代中国学术界广泛接受。
二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所作的调查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及研究成果，客观上也为在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学者力求反映少数民族的内容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从事民族研究的同仁，在比较过去对少数民族研究的成果、发扬其优点的同时，也看到了把民族研究对象限于少数民族而缺少对汉族的研究，确实是需要克服的一种片面性。尤其是限于对少数民族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族别研究，不易看清少数民族在整个中华民族中的地位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的发展，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不易得到阐明。于是在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对汉民族的研究以及对民族关系和中华民族整体研究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些学者就已开始用严肃的治学态度对“四人帮”歪曲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历史的谬论进行批判。同时有关“民族”的定义及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带动了汉民族产生、形成问题的回复，并使之重新活跃起来，汉民族研究所涉及的其他课题也逐渐得以开展。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至1988年的10年之间，大陆史学界发表了以汉族研究为题的学术论文50余篇，其他以汉族研究为内容但不以此为题者尚不计在内。在这种背景下，得到费孝通、林耀华、牙含章、陈永龄等著名学者的支持，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大学历史系、广西民族研究所、四川民族研究所于1987年6 月在广西南宁召开了“全国首次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由此揭开了汉民族研究进入新阶段的序幕。
南宁学术讨论会以后至今又经历了10年，汉民族研究的蓬勃发展，是汉民族研究在新阶段的突出特点。支持和推动这项研究的学术机构日益增多，全国性或国际性的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继南宁会议之后，又分别在广东汕头、云南昆明、湖南长沙开过第二、第三和第四届，本届学术讨论即是第五届。前几届学术讨论会的成功举行，证明成立全国性汉民族研究会的条件已经成熟，1995年建立了汉民族研究会，联系并团结中国从事汉民族的各界同仁，其中包括港、台同仁，使这项研究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开展。同时，包括本届讨论会在内的历届研讨会，还吸收了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俄罗斯、波兰、瑞典、美国等国家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表明在中国起步较晚的汉民族研究，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支持。
以下谨就1978年至今20年间汉民族研究的成果择其大端简要介绍。
（一）这20年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不论数量还是质量，其提高均引人瞩目，专门著作也不断涌现。
论文涉及面宽，较为分散，不可能一一介绍。以汉族为题的专著，徐杰舜先生的《汉民族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出版）可谓捷足先登。何光岳先生的《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已出版了《炎黄源流史》、《夏源流史》、《商源流史》、《周源流史》、《秦源流史》、《南蛮源流史》、《百越源流史》、《东夷源流史》、《楚源流史》及《汉源流史》多种。这些著作对汉民族研究的参考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其中对炎黄、夏、商、周、秦、楚、汉源流的考察，还可视为汉民族研究拥有数百万言的专著。何先生以用功甚勤、著述丰厚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对中国文化进行研究，近20年在中国大陆曾掀起热潮，汉文化成为广受重视的热门课题。在“文化热”的众多著作中，以汉文化为专题的著作有陈玉龙、杨通方、夏应元、范魏周合著的《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对汉文化的形成发展以及中朝、中日、中越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与“汉文化圈”的历史作了提纲挈领式的叙述。
不以汉族研究为题而冠以中国、中华或某些断代的标题，实际上对汉族的历史与文化作了深入研究并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的著作，要大大多于以汉族为题的专著。其中阴法鲁、许树安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第一章对中华文化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作了整体性的叙述，第二章对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的形成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作了扼要的论述，其余8章都是对汉文化各个层面历史的发展和特点进行研讨。 此书于198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前后8次重印。其他各位名家有关中国文化史、 中华文化史或区域文化史、断代文化史等，对汉文化所作的深入研究，恕不在此赘述。历史上的民族迁徙与汉民族分布的演变，是民族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目前已出版的数种中国人口史或移民史，其中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三位先生合著的《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对中国历史上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的分布、迁徙、流移等均作了纲举目张的叙述。该书对汉民族的分布、区域文化、各支方言以及吸收涵化其他民族发展壮大的客观条件等等方面的进一步研讨，都极富有参考价值。葛教授等人撰著的6 卷本《中国移民史》在前书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上的移民所作的研究将更加全面和完整，惜本人案头尚未存此书，这里就不作介绍了。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已介绍的4 次全国或国际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每一次会议都有中心议题，以此为主，涉及到汉民族的诸多层面和角度。除昆明会外，其它三届会后编辑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不仅表明20余年来汉民族研究发展的基本轨迹，而且也大体上反映了汉民族研究的总体状况和水准。把已出版的3 本汉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断为集体撰著的汉民族研究专著，想必可以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二）关于汉民族起源研究的新进展。
从上世纪末叶起，中国研究汉民族起源问题的学者即着手批判欧洲人鼓吹的中国人“西来说”；本世纪30年代，尹达等人从分析当时已知的新石器文化入手，批判瑞典地质学和考古学家安特生为代表的“新西来说”。此后，这种批判一直都在进行。由于中国的古人类学和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在20—30年代尚处于起步阶段，直到50年代有些发掘虽很重要，但并不很丰富，因而那个时期对外来说的批判仍然主要依靠文献的考证来进行的。最近30多年，中国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及其取得的研究成果，为研究中华民族，包括其主体——汉民族的起源所具有的鲜明的本土特征，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金石并用时代的考古，在近30余年间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重要的发现层出不穷，从而为研究中华民族的起源，包括汉民族起源的多元性与多元汇聚朝向一体发展的特点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70—80年代提出了有关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类型的理论，这不仅对中国考古学的成熟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研究中华民族起源与汉民族起源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研究中华民族和汉民族的早期文明特别是其起源方面，大力吸收古人类学、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使之与文献史料相互结合，由此而形成的中华民族与汉民族起源的本土说与多元说，是继承一个世纪以来关于汉民族起源研究成果的新发展。苏秉琦先生晚年撰写的几本著作或论文集在国内外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王鍾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华夏／汉民族形成的部分，对中华民族起源及汉民族起源的本土特点与多元特点也作了较为系统的叙述与论证。
汉族的前身，是先秦时期的华夏。这是同一个民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名称，其历史、文化前后一脉相承。先秦华夏的区域性统一，使一些原非华夏或自居蛮夷的诸候在战国时已发展成为华夏的组成部分。对华夏区域性的形成和发展，历来都为研究者所重视，但将文献史料与考古学材料相互结合并形成较为完整体系论著的，在最近20余年里尤为突出。李学勤先生的《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3年出版），将东周列国划分为7个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 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文化圈、秦文化圈。其他专以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而蔚然成为新兴显学的，当以楚史与楚文化研究最为突出，张正明先生等倡导组织的《楚学文库》，目前已出版了数种。其他对秦、三晋、齐鲁、巴蜀、吴越等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也都蔚为大观。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虽大多并非以汉民族为题，但所涉及的内容均与汉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尤其是汉民族的起源与发展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不妨也可视为华夏／汉民族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和由多元向统一发展的重要研究成果。
关于汉民族的起源，还需要重视对炎、黄、伏羲、大禹等先祖的研究以及对夏、商、周三族起源、形成与融合的研究。近20年在这些方面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和出版的专著，大都具有文献史料与考古学材料相互结合的特点，有些则突出地运用考古学材料，有的还到相关地区做民俗与民间传说的调查研究。这方面的论著在拜读之后，常能令人耳目一新。限于篇幅，恕不一一介绍。
总之，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大概算是自梁启超提出汉族起源的多元混合观点以来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成果。现在由于古人类学、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迅速发展以及先秦考古学的进步，为学者们吸收运用这些新发现、新成果并结合文献史料、民俗调查等对汉民族起源与多区域不平衡发展以及由多元向统一的发展进行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其研究成果的水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章天生成，妙手巧得之”，对最近20年关于中华民族与汉民族起源的研究进行再总结，形成煌煌巨著的条件已经具备，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学者创制这样的巨著，使中华民族与汉民族的研究达到更高的水平，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三）关于汉民族何时形成以及民族史分期的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发展。
徐杰舜先生的《汉民族发展史》叙述汉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分为起源（夏以前）、形成（夏至秦汉）、发展（魏晋南北朝至近代）三编。著文讨论华夏／汉民族形成并也涉及历史分期的，则有谢维扬、王雷、李一氓、朱绍侯、邹君孟、张正明、沈长云、田继周、龚维英、贾敬颜、徐亦亭、唐嘉弘、周伟洲、傅涌聚等先生以及我本人，都曾先后发表过相关的文章。各家所论，有理有据。可能由于对民族历史分期和民族形成的标准理解有所不同，因而对华夏何时形成为民族以及华夏／汉民族的分期，诸家之说尚有较大的差别。但目前各家着重阐述自己的见解，尚未展开较为深入的讨论。我们相信，随着汉民族研究的深入发展，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将会进一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且会有为大家所认同的成果出现。
（四）民族关系的研究，在最近的20年已获得长足的发展，涉及的层面也较为宽深。
这一领域的研究成为系统的是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由翁独健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此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影响较大。随后他们又推出了以各个断代为主的民族关系史系列著作。以地区民族关系史或断代民族关系史为题的专著和论文，其数量之多，质量之好，充分地展现了中国民族史研究近20年来所呈现的繁荣景象，其中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发展史，占有突出的位置。
（五）海峡两岸中国人及海外华人在汉民族研究领域的联手合作已经有良好的开端，相信今后会有更大的发展。
（六）对汉民族一些特点较突出的民系进行专题调查研究的工作，1949年以前已有所开展。近年来，对客家人、平话人及广东、福建沿海的水上居民（昼民）等民系的调查研究又渐趋活跃和深入。对海外华人与华侨的调查研究，也逐渐受到了重视。此外，在民族地区，尤其是西南民族地区，有一些元明以来久已移居与当地各民族杂处的汉人，受到当地民族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浸染与涵化，而形成了某些新的特征，实际上仍被认定为汉人中源一些特点较为突出的民系。对这些人们群体的调查研究和民族识别的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一些受重视的成果。所有上述各项调查与研究，不仅对汉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对民族与民族发展不同层次的发展和变迁的理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同时还要注意，这些田野调查与社区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目前汉民族研究田野调查不足的缺陷。因而，今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七）汉民族研究在其他许多方面也同样获得了广泛发展，例如汉语言文字和汉文学史研究，可谓名家辈出，海内外众多学者参与。
附记：虽然平素有意收集关于汉民族研究的进展情况，并试图加以概括，但一直未能正式开始此项世纪性回顾的工作。为了完成本届年会筹备者给我的任务，权以20余天将平素积累的些许资料匆匆概括成文。李鸿宾先生替我作了较详细的论著目录索引，潘守永先生替我收集了海外与港台学者的研究资料，对他们的工作，谨表示感谢。
收稿日期1998—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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