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祁文山与地下军事情报站
—— 祁葆珠 ——
父亲用他的一生写满了对党的忠诚，从他的身上，我深刻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无名英雄和他们用鲜血与生命书写的历史。谨以此文表达我对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深切怀念和崇敬之情。
1945年任中共冀鲁豫地下军事情报站站长的祁文山
我的父亲祁文山（1917.4—1997.6），原名宋一文，曾用名宋长富，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大部分工作时间是与党的隐蔽斗争史紧密连在一起的。
1945年，党中央派父亲到冀鲁豫军区兵工厂工作。后来，中共中央社会部决定在中原军事要地新乡设立冀鲁豫地下军事情报站，直属中共北方局冀鲁豫分局和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领导，由父亲担任情报站站长兼地下党组织书记。情报站的任务是收集敌方军事运输和军事调度情报，密报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当时，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驻地在清丰县单拐村，而这个地下情报站设在我家，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乡市新乐路51号。
在情报站设立之际，经党组织批准，我母亲王建淑告别养育了她19年的父母，从天津千里迢迢来到河南新乡，与父亲组成革命家庭，承担站岗、放哨、掩护同志、传递情报等任务，协助并掩护父亲工作。听父亲说，为了更好地保护情报站，组织上要求母亲学会打麻将和抽烟，尽快适应城市市民生活。
我家这个地下军事情报站是总站，另外还有大陆照相馆、“狗不理”包子铺、振泰公货栈等几个分站，由父亲负总责。情报站的情报员有母亲王建淑、叔叔祁士义，还有赵树林、齐云鹤、崔佩玺等。白天，父亲和情报员们冒着生命危险收集军事情报，夜晚在我家秘密开会碰头，然后及时把情报送到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或小冀解放区。听母亲说，每次开会她都要抱着几个月大的我在外屋放哨，一直到深夜会议结束。在离新乡20多里的小冀解放区，与情报员接头的是解放军负责人唐纪和刘德仓，当时与父亲单线联系的还有郑州情报站的郭子青、中共冀鲁豫分局社会部的耿增泽。
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鲁西南和豫北两地区，在大踏步进退中展开鄄城战役、滑县战役等，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企图打通平汉路的计划。当解放军进攻的枪炮声在新乡市周边连成一片时，驻当地的国民党军内部一片混乱，他们决定让家眷先转移。正当我们暗自拍手称快时，组织决定，为掩人耳目，保护这个地下情报站的安全，让母亲带着只有5个多月大的我与国民党军官太太们一起从新乡到郑州“逃难”。母亲抱着我坐在又闷又热的闷罐车里，整整坐了两天两夜才到郑州，一路上受尽磨难，年幼体弱的我又生病拉肚子，险些丢了性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何去何从，是战争还是和平，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国共双方最高层在重庆进行谈判的同时，围绕战后的一些具体问题，双方各战区长官一级的谈判也在分头进行。新乡是中原军事要地，国共双方的谈判多次在这里进行，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指示父亲，要求情报站配合解放军执行秘密保护和护送我方代表的任务。
1946年3月3日，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方顾问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由张家口乘飞机抵新乡视察，在河朔图书馆召开国共双方停战协定执行会议。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于2月28日乘火车来新乡，陪同周恩来同志参加活动。河朔图书馆位于新乡市老公园内，距设在我家的冀鲁豫地下军事情报站东北方向1000米左右。父亲接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命令，要求情报站秘密协助解放军保护周恩来、刘伯承等我方代表的安全。当天下午2点多，“军事三人小组”离开新乡飞抵太原。父亲和战友们圆满完成任务，受到了首长的表扬。
1946年，蒋介石到了新乡，想去有名的“狗不理”包子铺（这里是我党的一个地下军事情报分站）吃饭。当时有人提出，让狙击手隐藏在房顶，趁其不备击毙蒋。父亲坚决反对，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搞暗杀。后来，父亲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在白区工作的日子里，父亲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纪律，坚决抵制党内“左”倾思想的干扰影响，从而保存了革命力量，确保了地下情报站和同志们的安全。
父亲执掌的冀鲁豫地下军事情报站，由于他与战友们严谨的工作和巧妙的掩护，一直到新乡解放都没有暴露，所有情报人员无一人牺牲，这在当时全国隐蔽战线的工作中是极其少见的。这都得益于父亲在延安三年的学习培训和战斗实践，使他能够严格执行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系统掌握秘密工作方法和技术，不断提高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由于军事情报及时准确，中共中央北方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授予我父亲“二等人民功臣”荣誉奖章。
为了党的事业和情报站的安全，情报员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有一次，情报员崔佩玺伯伯在去解放区送情报的路上被特务抓走，他受尽酷刑，宁死不屈。最后，敌人准备在半夜秘密处决他和其他被捕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兵用大刀先砍了一个被捕的共产党员的头，轮到崔伯伯时，他把脖子往棉衣领子里缩了一下，敌人照后脖颈砍了下去，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扔在荒郊野外。后来，崔伯伯竟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以惊人的毅力用一只手托着头，一只胳膊艰难地爬行，硬是爬到解放区完成了任务。崔伯伯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情报站，保护了同志们的安全。新中国成立后，崔伯伯常到我家，每当我看到他脖子上深深的伤疤时，总是打心眼里深感革命成功是多么不易！
母亲对我说，父亲为革命随时做好了被捕牺牲的准备。情报站设在我家里，大院的围墙不高，四周街坊住的都是破旧矮房，父亲对周围每条胡同、每个街道都非常熟悉，一有敌情就可迅速翻墙逃跑。父亲说，他是情报站站长，要对情报站及每位情报员负责。每当遇到意外情况，他总是让同志们先撤退，自己最后一个离开。
在此期间，父亲还利用他在新乡火车站负责铁路货运工作的特殊身份，以过人的智慧与胆略，不断将国民党的军需物资，辗转截运到冀鲁豫军区司令部的地下兵工厂和小冀解放区，并多次护送中央首长和冀鲁豫军区重要干部过境。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民党潜伏下来了很多特务。为了挫败敌特的破坏企图，1950年，党组织决定让我父亲以国民党特务身份到公安部门举办的“特务训练班”卧底，与国民党战犯、特务关押在一起，和他们称兄道弟，谈心交友，“同吃、同住、同劳动”，取得他们的信任。有一天，一个国民党特务秘密组织串联准备暴动，并商定了行动计划和时间。当晚，时任新乡市公安局局长李孝康和侦察科长石英才就“提审”我父亲，父亲与他们一起研究案情，及时部署，成功挫败了这起反革命暴动，捍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后来，父亲在给我们讲这段往事时自豪地说：“爸爸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红色特工，他们是国民党训练的特工，他们斗不过爸爸。”
官963-21井位于王官屯油田官962－17断块，为三开定向井，完钻层位为孔店组。井深为2227m，最大井斜 28.89度，垂深2071m，φ444.5mm×30m+φ339.7mm×30m+φ311.1mm ×556m+φ244.5mm×555.483m+φ215.9mm×2227m。沙一井段1796～1938m，含有灰白色生物灰岩；沙三井段1938～2106m，含有灰黑色玄武岩，雷特堵漏施工前钻井液密度：1.52g·cm-3。
码头工程旧结构的拆除具有一定难度，这是因为其位于水陆交界地区，容易受到风浪等因素影响。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需要根据码头具体情况科学选用施工设备和工艺，避免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同时尽量提高工作效率，节省施工成本，力求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进行结合，达到最佳施工效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不久，经党组织批准，我们全家准备回原籍天津市。正在此时，中共河南省委下了一道命令，因准备成立平原省，在河南工作的干部一个也不能走。父亲服从党组织的决定，我们全家又留在了新乡。
1948年3月，新乡解放前夕，父亲接到内线情报员报告，新乡国民党驻军要为前线部队运送大批军用物资。为配合解放军的战略反攻，他决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安排新乡火车站地下党组织发动机务段的工人们，把火车站存放的6000吨煤分光，致使火车无法开动，让国民党军用物资运输计划落了空。情报站及时准确的情报和果断有力的措施，为新乡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
秦明月说是，欲言又止，迟疑着正要出门，又被卢局长喊住。卢局长意味深长地说：“刚才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你妻子打来的。”
当时隐蔽潜伏的任务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专搞帝国主义情报的，代号为“新美”，领导人是我父亲；第二种是专搞国民党军统特务的，代号为“市军”；第三种是专搞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代号为“乡中”。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号，父亲的代号是“112”。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凭借超群的政治敏锐性和丰富的侦破经验，破获了多起书写反动标语、暴乱、爆炸、暗杀等案件，抓获了多个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间谍。
不久，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党组织决定，由公安机关出钱，在新乡最繁华的街道——新华街建一个名叫“前进体育用品社”的大商店，作为公安机关新的隐蔽侦察点，由父亲当老板，当时叫“掌柜的”。后来，公安机关又在新乐路51号原地下情报站，为我们家新建了5间大瓦房和一个大院子，临街高高的门楼下是两扇大黑门，门上有两个对称的大铜环，与当时街道两旁邻居家又低又黑又破的小房子形成了很大反差，看起来像是个富有之家。这处院落对外声称是资本家自己赚钱盖的，实际上是公安机关隐蔽工作的办公地点。我们全家住在这个大院里，为父母和他的战友们继续潜伏隐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掩护作用。这样，我家由战争年代党的地下军事情报站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安机关的隐蔽侦察点。
然而，当时我们家在社会上戴着“反革命特务家庭”的大帽子，随时都可能遭到革命群众的唾骂和袭扰，街道上一些思想先进的居民还经常到公安机关汇报我家的“情况”，全家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后来，父亲因“认罪态度好”而被“释放”。父亲回到家，人很瘦，头发和胡子都很长，我都认不出他了。他走到我面前轻轻地叫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认出是父亲。我搂着他委屈地哭了起来，当时我的父母都流泪了。
由先进焊接与连接国家重点实验室（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广州亨龙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创办的智能电阻焊接联合实验室举行了揭牌仪式，会议嘉宾还参观了广州亨龙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制造现场、智能电阻焊接联合实验室，亨龙智能以全新的面貌展示了新一代电阻焊接技术及无铆钉铆接、FSPR 等行业先进工艺，分享了亨龙智能最新的金属连接工艺技术成果，各个行业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互动交流。
后来，我们姊妹几个陆续到了上学的年龄，那些革命干部的孩子被保送到育才学校上学，国家包食宿，而我们姊妹几个没有这个资格。不仅如此，我们还承受着作为资本家子女在那个年代要受到的种种歧视。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当时学校让填写家庭成分，我年幼不懂家庭成分是什么，有个老师大声喊道：“祁葆珠的爸爸是商人，奸商，就是资本家。”那声音、那语气，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并问什么是商人、奸商，父亲把我抱在怀里，过了好一阵子才说：“爸爸是商人，但爸爸是好人。”当时，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花。
1956年，国家进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按照党的指示，父亲作为可改造好的“资本家”代表“带头”参加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主动”拉着板车把“私有财产”交给国家。同时父亲为党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团结了一批热爱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者。
对于水平潜流人工湿地进行研究，总结该种方案具备如下优点：（1）该种方案是在充分利用湿地空间的基础上，对于植物、微生物及基质之间尽可能发挥协同作用，在此种技术背景下，其处理能力显著强于表面流人工湿地系统；（2）该种方案下的污水流动区间基本上是地面以下，保证了污水的保温效果，尤其适合于寒冷区域污水处理；（3）该种方案具备较好的卫生条件，因此可以被广泛推广应用。
后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隐蔽斗争的需要，公安部决定派父亲到香港，以大资本家的公开身份隐蔽潜伏下来，执行更艰巨、更危险、更重要的任务。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奔赴远方，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1963年，父亲被调回河南省公安厅继续做隐蔽工作。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河南省政协宣教处处长兼文史资料室主任，就住在省政协机关大院北面临纬三路的西二楼上。有一天，父亲接到省公安厅通知去中州宾馆开会，当时在座的有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甫，省公安厅厅长王一鸣、副厅长陈蕴贤等领导，还有省公安厅一处处长皇甫书信和吴永村叔叔等。赵文甫伯伯在省里主抓公检法工作，他问了父亲的经历后说：“你是白皮红萝卜，无名英雄！”经过交谈，父亲才知道赵伯伯也曾在洛阳做过党的地下工作，并且与我父亲是同一人介绍入党的。因为当时地下党是单线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发生过工作关系。赵伯伯关切地问起我父亲当时确定的干部级别与待遇，然后说：“1933年入团，1936年入党，又是党中央从延安派出的干部，现在定的级别太低了。”他当即就让省公安厅打报告，由皇甫叔叔把报告送交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建民，由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盛震强亲自办理，特为父亲晋升两个级别，定为十二级。因父亲当时在省政协的职务最高级别工资也达不到该级别，所以父亲以后的工资由省政协和省公安厅两个单位共同发放，政协发放工资与十二级的级差部分由省公安厅发放。
3.过度包装，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片面、错误的消费观念。在商品买卖中，支撑整个商品贸易活动的核心在于其使用价值。过度包装行为，则是将包装这一“无效”属性放在了核心位置。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消费观念，其背后折射的是不成熟的消费模式。
其实语言文字能否被熟练应用，主要就看是否有牢固的知识基础。教师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研究：第一，在语文阅读中要注重文字的积累。其实，在语文的教程中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并且要想有效提高语感，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加阅读量。第二，除了积累课堂所学的知识以外，更要注重课外语言积累。因为课堂的时间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光靠课堂讲解的话，是根本不能满足语言要求的，所以还要加大课外文献的阅读量。第三，有效记录生活中的文字。总而言之，教师不但要注重学生好习惯的养成，更要鼓励学生加强社会实践。
父亲在隐蔽战线工作几十年，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不怕牺牲，乐于奉献，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作出了突出贡献。1992年，他被公安部授予“一级金盾”荣誉章。
（本文摘自河南省政协文化和文史委员会编撰的《百年记忆》丛书。作者祁葆珠系民进省委原副主委、八届省政协委员、九届省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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