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家对儒家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B2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 —3828—（1999）03—0053—06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学术文化大解放、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学说蜂起，学派林立，各种学说，各个学派在春秋战国所提供的历史大舞台上竞相表演，互相诘难，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对于这一时期的学术有人用“吹万不同”来加以描述，称这一时代为“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在这样一种学术情势下，任何学派都不可能“洁身自好”，丝毫不受其它学术和学派的影响。实际上在这种沸沸扬扬的学术论争中，各种学说、各个学派都从对方的理论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从而充实、完善、发展自己，正是这种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最后才出现了“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学术一统的局面。因此，从中国哲学起源于先秦诸子来看，最初虽然呈现着一种多元横面并起的局势，但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地域中所产生的多种思想，其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却是无法避免的，也就是说，先秦时期的学术发展是多向磺面而又相互交错的，决不是单线纵向而彼此孤立的。道家与儒家的关系就体现了这种学术特点。
道家与儒家的对立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对立性不仅表现在两个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和孔子那里，如老子崇尚人的自然性与自主性，抨击礼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孔子却卫护礼，信守礼，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把礼作为社会的准则。老子主张“天”的自然性，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消除了传统天命观的神秘性和欺骗性，而孔子却不否认天的神性，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老子喜言天道，而孔子却“罕言天道”等等。而且信奉、学习两家学说的学人也彼此诎难，互相对立，“世之学老者则诎儒学，儒学亦诎老子”（《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司马迁认为这是“道不同”，所以才会“不相为谋”。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个学派之所以成其为一个学派，就必须有自己存在的依据，要有自己学说本身的特色，否则其本身也就不能存在，无法立足了。从春秋战国的学术氛围来看，道家与儒家除了相互冲突之外，也还有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得到说明。
第一，从孔、老的关系看道家对儒家的影响。关于孔、老关系，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其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老庄申韩列传》）
这段话的意思是：你所说的那个时代的已经死了，连骨头也已经腐朽，流传于世的只有言论。君子生当其时就辅佐君王，从事社会活动，生不逢时就应该像断了根的蓬草随风飘荡，不要强为己难。我听说，善于做生意的人把珍贵的货物藏起来，装做什么也没有，盛德的君子外表上却像个傻瓜。你要去掉你现在这种旺盛的精力，去掉你过份的欲望，去掉你的进取之态，这些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我所要告诫于你的，仅仅如此而已。这里形象地反映了一位饱经风霜，体验了世态炎凉的老者的心态，整个对话情形俨然一位慈善的老者在谆谆告诫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不仅如此，司马迁还以传神之笔，记载了孔子对老子的印象：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同上）能飞的鸟，可以用箭来射；能游的鱼，可以用鱼钩来钩；能奔跑的野兽，可以用网来捕捉。至于乘风云而上天的龙，就无法抓住它了。而老子就正像龙一样。
对于这段文字中所记载的事实，唐代以前没有任何歧义，但从唐代韩愈起，就开始痛斥孔子师老之说。不过，韩愈的痛斥纯粹是从维护“道统”的角度而进行的义气之争，没有多少事实的根据，所以后人说韩愈是“卫道有心，论辩无据”（罗根泽《古史辨》第六册自序）。韩愈开了这个头，宋儒就更加激进，开始怀疑老子其人的存在，如叶适就曾说：“孔子赞其为龙，则是为黄老学者，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辞也”，“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所谓老聃，妄人讹而合之尔”。（《习学记言》）人都不存在，那孔子向老子问礼之事就更是子虚乌有的了。后来汪中、毕沅、崔述都怀疑老聃其人的真实性，近现代学者中的怀疑派以梁启超、钱穆、冯友兰最为典型。
对于怀疑派的种种言论，许多学者都作了详细的辩析，这里我们不再作赘述。我们认为，孔子问礼于老聃是确有其事，而不是向壁虚构，依据许多学者的观点，我们进一步申述其说。我们认为孔子问礼于老聃这一事实是真实的，主要理由是：
其一，，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史学家，能够据实直书，对于史料能够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态度加以剪裁和断定，因此其记载应当是可信的。
其二，除《史记》外，在先秦的许多典籍中，如《庄子》、《礼记》、《吕氏春秋》都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史实。《庄子》属于道家学派的著作，在《庄子》一书中，称引孔子者达四十二处，称引老子者达十九处，而记述老子与孔子关系的达十一处（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第4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而在记述孔、 老关系的文字中，老子总是以孔子前辈的姿态出现，如在《天地》篇中记述老子跟孔子谈论“至道”：“夫子问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若是，则可谓圣人乎？’老聃曰：‘胥易技系，劳形状心者也。……丘！予告若，……有治在人，记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记之人，是之谓入于天”；《田子方》篇记述老子跟孔子谈论“天道”问题；“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披发而乾……孔子便而待之。老聃曰：‘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另外在《知北游》篇中还有老子跟孔子谈论天地万物自发性问题的记载，在《天运》篇中有老子跟孔子谈论“三皇五帝治天下”、六经等问题的记载等等。《庄子》一书，尽管“寓言十九，重言十七”，然在寓言部分中，“除完全架空的人物以外，对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行辈，则从无紊乱”（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附录一《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再检讨》，台湾东海大学1963年版。转引自陈鼓应《老庄新探》第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 这也就充分说明，《庄子》书中所记载的此事，也是完全可信的。正如唐兰先生所说，《庄子》书所记孔子和老聃的谈话，“固然是因各崇其师的缘故，对于他们两人谈话的记载全都难信，但其事实总是真的，何以庄子不写成孔子见杨朱墨翟而单写见老聃，可见孔子的确见过老聃的。”（唐兰：《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古史辨》第四册）
《礼记》是一部传自儒家系统的著作，在其《曾子问》中，有四段材料涉及到了孔、老的关系，其中三段材料说“吾闻诸老聃曰”，如“子夏曰：‘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欤？’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有一段材料中还说到“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这些材料所反映的内容，都是孔子在一些特殊事变下，从老聃那里得到有关礼的启示。如果说《庄子》作为道家著作，本着为尊者讳，有“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辞”的倾向，然《曾子问》却是传自儒家的著作，与道家迥然有别，如果不是真有其事，儒家著作是不会记下此事的，况且“《礼记》编定于汉朝，儒、道两家的对立，已甚为明显。若《曾子问》中的四个故事，非传自先秦儒家之旧，则汉初儒家，又何肯将其杂入，以长他人的志气呢？”（徐复观：《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再检讨》）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并断定“《曾子问》所述必然反映一些历史事实。”（张岱年：《老子哲学辨微》， 见《中国哲学发微》第332 页，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如果说《礼记·曾子问》所载属于儒家曲籍孤证的话，我们还可以从《韩诗外传》中得到佐证，《韩诗外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哀公问于子夏曰：“必学然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则五帝有师乎？”子夏曰：“臣闻黄帝学乎大坟，颛顼学乎线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务成子附，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贷子相，文王学乎成锡畴子斯，武王学乎太公，周公学乎虢叔，仲尼学乎老聃。此十二圣人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能著乎天下，名号不能传乎后世者也。这段文字，尽管没有说明“仲尼学乎老聃”的具体内容，但我们从孔子的思想和政治态度来看，礼应该是孔子向老聃学习的内容之一。不仅如此，子夏还认为，孔子之所以能功业著乎天下，名号传于后世，正是由于孔子向老聃请教的缘故，也就是说，正是由于老子对孔子的施教，孔子才能成为“圣人”。子夏是孔子弟子“七十二贤”之一，他的说法应该是十分可靠的。况且《韩诗外传》属于汉代儒家的作品，当时儒术独尊的叫喊已日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属于儒家自身的典籍仍然有“仲尼学乎老聃”的记载，可见此事不会有诬。另外这条记载，在刘向的《亲序》中也被采用，只是有关姓名与此稍异，如将“大坟”写作“大真”，“线图”写作“禄图”。这说明子夏、刘向等人都承认老聃为孔子老师。既然儒家典籍都毫不隐晦地承认此事，我们又何须为此多费笔墨，耗精费神呢？
其三，将《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载老子告诫孔子的言论，与今本《道德经》和帛书《老子》相对照，思想完全吻合，如“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今本《老子》中有“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四十一章），帛书本老子除“若”俱作“如”和其它字稍有不同外，其它都一样；十六章中还有“致虚极，守静笃。”又“去子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今本《老子》中“揣而锐之，不可常保。……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九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十二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帛书本除个别字句外，基本与此相同。从这些简单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记》所载是有根有据的，与老子思想没有任何冲突，双方若合符契。
孔、老的这种师生关系，说明了老子长于孔子，道家思想的产生要先于儒家，儒家从道家那里吸取了思想养料，这一点从《论语》中就可得到确证，更不用说宋明时期儒家学者借用道家的概念、范畴来建立理学的思想体系。正是儒、道学派的两位创始人之间，有着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才会出现儒、道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说不清，道不白的现象，也才会导致一些儒家学者贬道扬儒，如韩愈、宋儒等，也才会出现在儒学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氛围中，道家学说始终绵绵若存，永不断绝。因为儒家学说需要不断地从道家学说中吸取养料来充实、丰富、发展自己，儒学的几次重大质变都吸收了道家的思想理论，受到了道家的影响。
第二、从《论语》所载言论看道家对儒家的影响。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孔子曾以老子为师，向老子请教过许多问题，学到了许多知识，最后成了“圣人”。既然孔子师从于老子，那么其思想就多多少少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不会与老子思想毫无联系，这种思想联系我们在《论语》中可以得到佐证。
《论语》是人们所公认的研究孔子思想的最可靠的材料，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所辑录的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下面我们将《论语》所载的有关言论与老子思想加以简单比较，以便说明这一问题。
（一）《论语·卫灵公》有：“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政治思想，在《老子》一书中，有许多章都论述了“无为而治”的思想，如第十章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第六十四章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尽管“无为”二字不出自老子（《诗经·兔爰》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这大概是有关“无为”最早的文献记载），但“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是老子区别于其它诸子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是毫无疑义的。孔子所言“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只不过是想用舜来对此加以证明。很显然，孔子在这一观点上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响，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孔子的政治理想并非无为，何以忽然提出‘无为而治’来？如果认为是对老子学说的反响，不是容易理解吗？（张岱年：《老子哲学辨微》，《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以“大胆假设，精心求证”而整理国故的胡适先生也认为孔子“无为而治”的学说受到了老子的影响。（胡适：《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古史辨》第9册，第419页。另外黄方刚先生也持此说，见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同上书第354页）
（二）《论语·阳货》记载：“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己！”对老子“无为而治”的学说，孔子一方面是在为政的原则上加以推崇，另一方面又在个人原则上加以批评，这段话就正是孔子对老子无为学说的批评。孔子认为“无为而治”作为为政原则，运用在政治上是可以的，但是对个人来说却不宜无所作为而应有所作为，所以他奉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使惶惶如丧家之犬也不改初衷。
以上两段材料，一方面是说孔子对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推崇，一方面是说孔子对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批评，无论是推崇还是批评，应该说这都是老子思想对孔子思想影响的一种反映，从而也从侧面反映了道家对儒家的影响，及其儒、道之间的关系。
（三）《论语·宪问》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这里所引的“报怨以德”，来源于《老子》六十三章，其文曰：“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有人将“大小多少，报怨以德”解释为：“‘大小者，大其小也，小而以为大也。‘多少’者，多其少也，少而以为多也。”（高亨：《老子正诂》，第132页，中国书店1988 年版）“德其怨也，怨而以为德也。”（张松如：《老子校读》第346页，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意谓谨小慎微。孔子却将此解释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即用公平正直来回答怨恨，拿恩惠来酬答恩惠。孔子在《里仁》、《公冶长》、《尧曰》等七篇中讲“无怨”、“不怨”、“远怨”、“匿怨”、“又何怨”、“又谁怨”达十二处之多，可见，孔子对“怨”何其重视。如果说老子采取的是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而孔子采取的却是一种等值回报的态度，两相比较，双方宗旨，泾渭分明，针锋相对。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老子曾为孔子师，而《论语》又直接引用老子之言进行评论，尽管孔子与老子之旨相悖，但不可否认，正是老子的言论为孔子树立了靶子，才引发了孔子的这种议论。换句话说，孔子的这种灵感来源老子触媒的刺激，没有老子这一触媒，也就没有孔子的灵感，因而孔子受老子的影响是很显然的，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一样，“孔子于《宪问》答曰：‘何以报德？’此适与老子‘大小多少’句针锋相对”，因此，“孔子有老子学说在其心中也。”（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古史辨》第四册第354页）
（四）《论语·述而》载：“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这一段话中的“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很明显是有所指的，而且这段话也很容易使我们想到《老子》中的有关言论，“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白若辱”。孔子是从反到正（如“亡”与“有”，“虚”与“盈”，“约”与“泰”），老子是从正到反，（如“成”与“缺”，“巧”与“拙”，“直”与“屈”）尽管表达方式不一，但孔子是有所本的，而且孔子对这种人生态度是不赞成的，认为这样的人难于保持一定的操守。有的学者认为孔子在这里评述的正是老子。（李泰：《老庄研究》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孔子虽然对这种人生态度颇有微词，但在实际行动中又不自觉地加以践履，《泰伯》篇载：“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较，昔者吾友有从事于斯者矣”，尽管历代注家都认为这里的“吾友”是指颜回，然而又“安知不是孔子呢？”（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第58页。）
以上两条材料，是孔子对老子学说的评论，体现了孔子对老子学说的基本态度，同时，也反映了老子思想对孔子的影响。
（五）《论语·宪问》载：“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意谓仁人一定勇敢，但勇敢的人不一定仁。“仁”是孔子人学的一条主线，在伦理道德意义的层面上，它包括“爱人”、“克己复礼”、“恭”、“敬”、“惠”、“义”、“宽”、“信”（张岂之主编《中国儒学思想史》第29—3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含义，孔子的“爱人”是一种有等差的爱，主要用来调整君臣、父子等的关系，因而包含有“慈”的含义。在《老子》六十七章中有“慈，故能勇。”将此与上段《论语》中的记载相对照，可以发现孔子所说的实际上是《老子》一语的扩大。因此，孔子这句话很可能是从《老子》那儿来的。（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
（六）《论语·泰伯》载：“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老子主张顺任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并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的理论，要求人道效法天道，像天道一样“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二章）这构成了老子思想的一大特色，因此，《泰伯》篇所说“有天下而不与”的观点可能是从《老子》那儿来的。（陈鼓应：《老学先于孔学》，《哲学研究》1988年第9期，又见《老庄新探》）
这两段材料是从思想来源上说明了孔子与老子的关系，反映了老子思想对孔子的影响。
（七）《论语·公冶长》载：“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述而》载孔子谓颜回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孔子是主张积极入世的，这种无奈避世的思想恐怕与老子影响有关。将这些话与《史记》本传中所载老子告诫孔子之言“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互相对照，便会发现两者正相一致。这种观点也反映在孟子的思想中，孟子所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论语》中还有一些材料可以说明孔子曾受老子的影响，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从上面所列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子确实对孔子思想有着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影响，而且是整个两大学派、两种思想体系的互相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两大学派本身的发展，这种影响越来越明显。
收稿日期1998—12—20
标签：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儒家学派论文; 道家论文; 庄子论文; 论语论文; 礼记论文; 古史辨论文; 韩诗外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