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防建设论文,经济建设论文,新中国论文,协调发展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03)03-0028-06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确立为党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是党总结国防建设长期实践形成的新认识、作出的新概括，是党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内在规律的深刻揭示和准确把握。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新中国成立5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新世纪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一、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依托，走良性发展的道路，才能保持强劲的发展动力
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对国防建设水平始终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国防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就不会有强大的国防。加强国防必须首先发展经济。
早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席就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要把“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和“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作为两件大事来抓。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被迫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与此相适应，中共中央不得不对既定国家建设进程作出必要的调整，提出了以“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来处理所面临的战争与建设问题。1950～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家财政执行“战争第一”的原则，军费开支维持在32.9%～43.1%的高水平，装备购置费的比重由1950年的7.5%上升到1952年的32%。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坚决贯彻“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没有国民经济的恢复，没有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没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是很难取得战争胜利的。毛泽东深刻指出：“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他认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们的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基于这一认识，一俟战争结束，中共中央即决定精简整编军队，降低军费开支，把发展经济作为全国人民致力的主要目标。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付诸实施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1956年，针对“一五”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财政预算30%的情况，毛泽东指出：这个比重太大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低到20%左右，把钱省下来搞经济建设。为此，他要求把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提高到战略方针的高度来认识。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统筹解决的重要矛盾之一，要求全党全军从全局的高度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解决。毛泽东幽默地指出：“你对原子弹是真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开支，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1954～1960年，尽管国家军费开支比例作了大幅度下调，军费开支仍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5.3%，保持了一定的比例，加上军队人员减少，军费仍得到了一定的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仍发展较快，将战争年代的杂色装备大部更换为国产化、制式化装备，现代化程度也明显提高。相反，国防建设如果超越国家经济力量的限度，既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会削弱国防建设。在这方面，中国也是有教训的。在20世纪60～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中共中央在主观指导上出现的一些失误，形成“一切以战备的观点来衡量”的思维定式，军队员额激增，军费开支加大。一方面长期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投入国防事业中，挤占了应该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的停滞和落后，又反过来影响了军队现代化建设，使预算中的军费因买不到计划中的装备而闲置起来。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达国家进一步拉大差距，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针对长达十几年之久的国防建设挤压经济建设的情况，邓小平明确指出：经济不发达，国力太弱，国防现代化就不可能。为此，要横下一条心，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经济建设，一切围绕这个中心，不受任何干扰。他说：“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邓小平要求，军队不但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人民解放军坚持在以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下行动，裁减员额100万，国防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以及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逐年下降；积极参加国家与地方的重点工程建设，腾出部分机场、港口、设备和空闲的营房、仓库、场地等为地方建设服务，全军医院和大部分服务设施向地方开放；军工企业积极发展民品生产，利用军队取得的高科技成果为地方建设服务；积极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等。与此同时，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国防和军队的长远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指出，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前提是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军队要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继续贯彻忍耐的方针，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体谅国家的困难。江泽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发言权，归根到底是要依靠实力；在国家的综合实力中，经济实力是最基础的力量，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我们一定要把经济实力搞上去，否则就没有发言权。1995年，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强调指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依托，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为国防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由1989年的16909亿元增长到2001年的95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92倍，年均增长9.3%，居同期世界各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之首。在1995年和1997年分别提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经济总量由居世界第十位跃升到第六位，大大提高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1999年，江泽民总结改革开放20来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刻指出：“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是解决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所有问题的基础，也是我们提高国际竞争力，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关键所在。”这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建设对国防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已经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经过4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虽然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很大进步，但总的说来，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经济不够发达仍是制约中国综合国力提高、制约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大小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整个国家建设这盘棋上，军队和国防建设固然重要，但现代化建设总得有先有后，经济建设必须优先发展起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只有确保经济建设的优先发展，才能确保国防建设的良性发展。脱离经济建设的基础，片面追求国防建设的畸形发展，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面临外敌大规模入侵之时，国防投入可在短时期内超越国家的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但是国防建设的投入不能长期在国家的财政支出中占据过高的比例，不能超越国家经济力量的合理承受的限度。否则，无异于杀鸡取卵，不但会严重制约国家经济建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而且会反过来制约国防建设，使之陷入非良性发展的状态，最终给国防建设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相反，国防建设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和依托，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不但可以努力减轻国家负担，积极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增强国家的军事潜力与军事实力，使国防建设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获得强劲而持久的发展动力。这是新世纪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长期遵循的基本方针和原则。
二、国防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相适应，走同步发展的道路，才能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一个巩固的国防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任何一个国家要生存和发展，首先要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如果没有这种安全保障，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和侵犯，主权得不到维护，就会从根本上损害国家利益，其他任何利益更是无从谈起。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之所以能保持一个基本和平的环境，就是因为全党全国都始终在关心和支持国防建设。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以及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内外的敌人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抵抗，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来保障祖国的建设”。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新中国在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同时，坚持积极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为打好国防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人民解放军在建国初期通过进口与仿制相结合，添置了100多个陆军师的装备和数千架飞机及部分海军舰艇，使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大大改善，从而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奠定了强大的力量。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按照“突破尖端，加强常规”的武器装备发展方针，在加快常规武器国产化步伐的同时，高度重视尖端武器的研制和发展。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全国积极开展科研、生产协作，集中使用各种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协同攻关。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也不仅没有下马，反而在“一年抓它七八次”的精神指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取得进展。1964年，中国成功进行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1965年，中国成功进行飞机空投原子弹空爆试验。1966年，中国成功地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中国又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这些成就的取得，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已经形成常规武器与尖端武器相结合的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武器装备体系，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发生质的变化，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就说明，只有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才有利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才有利于对潜在的敌对势力形成足够的威慑，才能营造一个有利的安全环境，为整个国家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对国际战略形势和中国安全环境的深刻观察分析，作出了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的重要判断。全党工作的重心迅速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为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和平环境，为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以及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相适应，为从根本上加强军队建设，1985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由过去主要抓应急战备，转到扎扎实实抓好部队的全面建设、根本建设、长远建设上来。这一指导思想的贯彻执行，对促进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事业的发展，对推动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建设的发展，都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在由“一切为了战争胜利”转到“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的过程中，军队内外一度出现一些放松战备建设、轻视军队作用、忽视军队基本职能的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及时敲响警钟，明确指出：军队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仅是国家大局的要求，也是军队自身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实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是为了加强国防建设，提高军队战斗力，为国家建设和改革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
在这一时期，在国家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国防现代化建设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常规武器装备的整体水平有显著提高，特别是陆军武器装备，是历史上发展最快、取得成就最大的时期。仅在“六五”期间，研制成功并达到设计定型的主战坦克、榴弹炮、自行加榴炮、加农炮、火箭炮、反坦克导弹就达130余项。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部队的武器装备也有了不同程度地发展。1982年，潜地导弹试验的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能力的国家。1985年，中国首次用机动发射装置成功地发射地地固体战略导弹，宣告了中国机动发射的固体核导弹的诞生。1988年，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在南海海域成功地进行极限深潜、水下高速航行和大深度发射鱼雷的试验。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国家的军费投入严重不足，无论是绝对额，还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都是最低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也因此受到一些影响。同时，由于过去长时期的临战装备留下庞大的军事家底，国防建设摊子铺得过大，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经费较紧、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由此显得更为尖锐。仅就武器装备而言，即便是正常的维修保养的经费缺口就很大，而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断发展更新，则更是十分困难。
江泽民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关于军费和武器装备情况的汇报，感到国防和军队建设反映出来的困难和矛盾比原来了解的要更为严重。由此，中共中央很快就明确了一个方针，就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两头兼顾，并要求在继续贯彻“军队要忍耐”方针的同时，军费也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年有所增加，使部队武器装备和生活条件逐步得到改善。1990年，中共中央在制定“八五”计划和十年发展规划时，就把国防建设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着重解决的重要课题，放在了比较突出的位置。对此，江泽民指出：“中央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国防建设既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如果国防建设上不去，我们的整个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针对那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忽视其他方面的工作，或者认为经济搞上去了其他事业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的错误认识，江泽民特别指出：“如果不随着经济的发展及时地把一部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不形成与经济实力相协调和与国防建设需要相符合的不断壮大的军事实力，我们就不能有力地保证国家的安全。这一点，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始终是十分重要和千万要加以注意的。”
1990年8月，科威特被伊拉克几小时侵吞的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国富不等于兵强。国富而兵弱照样挨打。要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必须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及时将国防潜力转化为国防实力。对于军费投入，江泽民强调指出：“对国防建设是要增加一定的投资，增加一定的投资‘力度’，但也不能一下子投入很多。国防经费的增长，必须和国民经济的增长相适应，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防经费的投入也会逐年有所增加。”这些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在财政依然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增加了对国防费的投入。虽然基数仍比较低，但增长比例却比以往有了较大的提高。仅以2002年为例，中央财政就增加国防支出252亿元，比上年增长17.6%。在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国防建设不断迈出新的步伐，国防实力进一步提高。全军积极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广泛开展科技练兵活动，大力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扎实推进军事斗争准备，战备训练质量显著提高，后勤综合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建设迈上新的台阶，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明显增强。
实践证明，国防建设必须在国家经济承受能力许可的范围内，根据国家安全的需要谋求合理和必要的发展，与经济建设的水平和速度保持同步，才能有效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强国不仅强在经济实力，也强在国防实力，优先发展经济是国家强盛的关键一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适度加大国防建设的投入也是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如果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国防建设，提高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一旦发生战争，国家就可能陷于被动，就难以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
应该看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离开了国防现代化，就不足以成为对国际事务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不足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足以振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就不足以为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证。当前，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而和平环境有赖于强大的国防来维护和创造。加强国防建设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关系到全民族的荣辱兴衰乃至生死存亡。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国防建设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国防建设只能发展，不能停滞；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三、国防建设必须充分发掘自身潜力，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才能获得最佳的国防效益
国防建设必须在经济建设大局下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这是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国防建设的基本要求。在军费供需矛盾始终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国防建设必须充分发掘自身潜力，走内涵发展的道路，在提高国防建设效益上下功夫。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来看，国防建设应该向质量建军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向创新机制要效益，使有限的经费真正用在提高军队战斗力上。
（一）必须注重质量建设，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注重加强军队质量建设，是新中国国防建设的经验总结。在进行国防建设的过程中，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一直把人民军队的质量建设作为国防建设的重大问题来抓，明确提出了质量建军的原则、要求和途径。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强调说：“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建军原则之一。”（《毛泽东选集》第4卷，1176页，人民出版社，1991）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解放军就开始了质量建军的工作。从1952年到1958年，按照裁减数量、提高质量的原则，先后进行三次大的精简整编，撤销了野战军和绝大部分兵团的领导机构，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战略区，军、师归大军区指挥，军以下部队实行统一编组，使总人数由611万缩减为约240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人数最少的时期。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相继建立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等军兵种，初步实现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
1959年以后，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人民解放军总员额急剧膨胀，到1971年时已增加到600多万人。为改变军队“臃肿”的状况，1975年，邓小平把“消肿”作为整顿军队的首要任务，确定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原则。他说：“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1977年，邓小平重新工作后，继续强调要精简整编，改革体制，“把军队搞精干”。他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防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由此，人民解放军从1978年到1988年，先后进行几次大的精简整编，将军队总员额压缩到300万人。通过精简整编、改革体制，不但大大减少了军费开支，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而且使人民解放军朝着机构精干、指挥灵便、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目标又前进了一步。
20世纪90年代以后，江泽民反复强调要加强军队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他说：“我们三百多万军队，要把这些军队真正养得很好，国家财力上有困难，因此，加强国防不能在增加军队数量上打主意，不但不能在数量上打主意，我们还应该使军队更精干，政治质量更高，军事素质更高……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战略思想，不要总想增加人。”海湾战争爆发后，争夺质量优势已成为世界各主要国家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对此，江泽民明确指出：军队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也是适应世界形势发展的正确选择；搞好军队的质量建设，既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经济建设，也有利于促进军队自身的发展；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提高人民解放军的质量水平，就不可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就无法完成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各项任务。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人民解放军从1997年到1999年完成裁军50万，同时逐步建立了较为科学合理的编制体制，使人民解放军保持了与国力相适应的规模，编组结构更加科学，指挥系统更加高效，诸军兵种合成进一步加强，快速反应能力和机动作战能力更加提高。
实践证明，加强军队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既是符合国防和军队建设本身内在发展规律的必由之路，也符合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要求。中国经济虽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综合国力虽然已经大幅度跃升，但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任务依然相当艰巨，经济、科技实力与世界强国富国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不能求大求全，只能求质求精，力争养较少的兵做更多的事，花较少的钱办更好的事。
（二）必须加强科学管理，切实把有限的军费管好用好
军费的总量变动、内部结构和使用效益，不仅直接影响军队建设，而且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军费的合理分配和使用便成为军队建设和国防经济发展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对有限的军费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分配使用，有效缓解军费紧张状况。
减少军队员额，保证军费向装备建设倾斜。人员生活费和武器装备费两大项费用，构成了军费分配结构的基本比例关系。从现代国家军费分配结构变化的总趋势看，在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不断提高的条件下，装备费用的增长快于生活费用的增长，装备费用在军事开支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生活费用所占的比重则呈下降趋势。对中国来说，在军费总额不能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减少军队员额是保证军费向装备建设倾斜的一个重要方法。1997年以后，中共中央在作出裁军50万重大决策的基础上，江泽民又适应新的形势，提出军费保障的重要要由“一保生活、二保战备”转变的“一保战备、二保生活”。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经费、物资分配不断向主要作战方向倾斜，使新型武器装备配套设施建设、战略后方仓库建设和主要指挥工程、骨干机场、军港码头、导弹阵地等战场建设得到有力保障。
有重点的使用军费，优先发展海空军，加强技术兵种和重点部队的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都有很大发展，但相互比例不够协调，不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特别是海军、空军的主要装备技术复杂，耗资巨大，研制周期长。对此，江泽民指出，国防建设一定要进一步集中力量，突出重点，抓出成效。这是中国国防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因此，在军费的分配和使用上，国家根据需要和可能，着眼全局，统筹安排，把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等高技术军兵种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并相应调整陆军各兵种的结构比例，加强技术兵种和重点部队的建设，从而在不加重国家负担的条件下，获得更大的军事经济效益，促进国防建设的快速发展。
加强军费的使用管理，提高资金利用率，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国防设施的建设存在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忽视经济效益等种种弊端，如修国防工事缺乏论证，造成人力、资源和资金大量浪费等。从1986开始，人民解放军的军费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逐步地建立了财务综合计划管理的新体制，从而有效地对部队资金活动进行宏观控制，集中财力解决重点问题，以较少的投入换取较大的产出，充分发挥了现有军费的最大效益。与此同时，全军牢固树立长期过紧日子思想，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坚决克服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的铺张浪费、奢侈腐败现象，在艰苦奋斗中求发展，在克服困难谋进步，从而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得更为合理。
这些年来，人民解放军加强科学管理，合理分配使用军费，从而使有限的军费取得了较好的使用效益。中国仅以占世界军费总量0.6%的财力，保障了约占世界总兵力12%的一支军队，办了一些外军花数倍、数十倍的钱都没有办到的事。用这样少的军费，维持了一支世界上规模较大、素质较高的军队，并不断有所发展，在当今世界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军费分配结构优化程度也逐步提高，军队建设各个方面的经费比例结构更为恰当。
实践证明，加强科学管理，确保军费的合理分配使用，既能发挥现有军费的最佳效益，又能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没有科学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和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就没有较高的国防建设效益，就适应不了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就无法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当前和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的军费投入虽然会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增加，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军费投入上与某些国家看齐，中国的国情不允许这样做。因此，进一步改革军费的预算决策体制、优化军费的分配结构、建全军费使用的监管体制及相关法规，是提高军费使用效益、缓解军费供需矛盾的重要保证。
（三）必须坚持兼容互利，真正发挥国防资源的最大效益
“军民兼顾，平战结合”主要指国防经济与民用经济、和平时期经济与战争时期经济，在技术、生产、管理等方面的有机结合。坚持军民兼顾、平战结合，是有效提高国防资源使用效益的重要途径，也是国防建设的内在发展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防建设重要内容的国防工业建设从一开始就涉及到“军民结合”的问题。1952年，中央兵工委员会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出：“兵工企业要贯彻军需与民用相结合原则”。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国防工业建设应和民用工业结合”的思想，要求在生产上要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两套生产技术，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以转为军用生产。在此基础上，195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国防工业要贯彻“两重任务，两套本领，平战结合”的方针，国防工业部门也相应提出了“军民兼顾、平战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的十六字方针。由此，“军民兼顾、平战结合”就成为中国国防建设尤其是国防工业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之一。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方针的提出，既可满足国防建设的需要，又可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两方面都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双向需要，针对军工企业生产民品被称为“不务正业”的错误说法，重申了“军民结合”的方针，并提出了对国防工业改革的要求。1979年，中央军委、国务院制定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国防工业发展方针。1982年，邓小平提出：“国防工业有四句话：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其中，以军为主改为军品优先，其他三句不变。”（《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108页，北京，八一出版社，1993）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国防工业大规模地开展了“军转民、内转外”活动，有70%的国防工业企业转入民品生产，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同时，也为国家和国防建设积累了更多的财富，使国防建设走上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健康发展道路。
江泽民明确指出，不仅经济建设要讲效益，国防建设也要讲效益。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应该相互兼容、相互促进。为此，他提出，要充分利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军队建设创造的有利条件，逐步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路子。这些年来，军队拓宽思路，在兼容互利上做文章，取得了很好的效益。比如，军民合建国家光纤工程，地方同钱出技术，军队主要出人力，使军队通信保障能力几年时间就有了大幅度提高；通过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把军事设施建设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在铁路、公路、机场、码头等大型基本建设中贯彻军事要求，大量减少了军费投入；把国防科研纳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把一些基础项目纳入国家科技战略和发展规划，既实现了成果共享，又推动了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相互转化；依托国民教育培养生长军官和通用人才，也省了一大笔钱等。
实践证明，坚持军民兼容互利，既有利于整个国家经济建设，减轻国家经济负担，也有利于国防建设本身的发展，提高国防建设的效益。如果脱离整个国家建设体系单纯搞封闭性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的道路只会越走越窄，国防建设就不能充分吸纳社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制度，就会因此出现体制僵化、效率低下的弊病，最终影响到国防建设本身的健康发展。由此可见，大力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结合，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兼容、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机制，是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